材料一：

近年来，对红色文化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是，在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关系上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甚至有学者将红色文化完全等同于革命文化，这既不利于把握革命文化在铺就红色文化的“红色底色”中的奠基作用，也不利于拓展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因此，需要正确认识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

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有着共同的“根”，二者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厚植于近现代中华民族的现实土壤，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给养，为革命事业的生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原生动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二者根源一致、同向同行，共同印证了宏伟瑰丽的党史和国史。

回望历史长河，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兴起于五四运动，以五四精神为最早的精神文化形态，并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创造主体，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各个时期都有着具体的创造发展。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间有多少疾风骤雨、惊涛骇浪，又经历了怎样的蜿蜒曲折，这段红色历史宛如一幅雄壮画卷，映入眼帘。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一个时代的主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主旋律；而红色不仅象征着革命、信仰，还有着浓厚鲜明的红色政治色彩，与中国共产党紧密相连。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在本质规定性上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各有侧重。

在“三大改造”完成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曲折发展时期，二者的文化历史也有所不同。革命文化可以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而红色文化则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此阶段的革命文化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走向极左，而这正是对红色文化科学导向的偏离。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即在改革开放前期，外来文化侵袭和冲击我国主流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教育不足，使得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地位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二者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并且各自依托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发挥着独特的文化功能。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分析，对于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二者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前者为后者的历史根基，后者又为前者的当代呈现。

在共同的历史大背景下，伴随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自觉进程，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呈现同向同行、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显著的社会变革时期，还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二者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各方面形成的协同效应之上。

（节选自钟帅《对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内在联系的审视》）

材料二：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包含民族性格与情结，为“红色”作为象征符号并被广泛认可奠定了文化基因。在自然崇拜基因中，古人对太阳、火和血液的崇拜最突出；在国家意识基因里，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权力、喜悦、激烈、鲜血等。从上古时代起，红色几乎一直是权力的象征，如“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又被称为“赤帝”；在民俗文化基因中，有红白喜事、贴年画、红腰带、红娘等习俗说法，还有五色说、五行说等，民俗文化是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有着突出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红色是一种政治派别的象征符号，是一种政治理念的象征符号。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大旗。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赤化”革命，许多革命根据地纷纷提出“赤化全国”的革命目标，处处红旗招展。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真是“赤化了的天下”。这些红色符号的建构反映出当时的革命特色和目标。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历程，“红色”作为政治符号被广泛运用，譬如，组建的第一支军队被命名为红军，开辟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被称之为红都，还有南湖的红船、井冈山的红旗、抗日的烽火、闪闪的红星以及与红色文化一脉相承的“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抗疫精神等。在红色精神的激励下，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人们以穿红、唱红、演红而感到无上荣光。

象征符号作为一种人为符号，不仅能够表示具体的事物，而且能够表达观念，思想等抽象的事物，并且是可以通过传统、通过学习来继承的。政治传播的起点是政治现实的符号化，将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用符号来概括，再将符号化了的事物纳入，从而使受众形成统一的认知与意识。在视觉艺术里，色彩是情感元素，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红色”就不再是单纯的物理性元素，而是一种具有革命、战火、流血、牺牲、信仰等象征意蕴在内的政治情感，被纳入到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之中。“红色”渐渐在重大场合使用，并被冠以了“中国红”的称号。

新时代，新征程，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就必须对“红色”这一象征符号有正确的认知，深刻把握“红色”象征符号的意蕴与内涵。

（节选自张改《兵团党校学报》）

吴召儿

孙犁

我们机关搬到三将台，是个秋天，枣儿正红，芦苇正吐花。我们来了一群人，不管牛棚马圈全住上，当天就劈柴做饭，上山唱歌，一下就和老乡生活在一块儿了。

我组织民校妇女识字班，课程第一是唱歌，歌唱会了，剩下的时间就碰球。山沟的青年妇女们，碰起球来，真是热烈，整个村子被欢笑声浮了起来。

一天，我翻着点名册，随便叫了个名字：“吴召儿！”

我听见嗤的一声笑了。抬头一看，在人群末尾，靠着一根白杨木柱子，站起一个女孩。她正在背后掩藏一件什么东西，好像是个假手榴弹，坐在一处的女孩子们望着她笑。她红着脸转过身来，笑着问我：“念书吗？”

“对！你念念头一段，声音大点儿。大家注意！”

她端正地立起来，两手捧着书，低下头去，就念开了，书念得非常熟快动听。就是她这认真的念书态度和声音，不知怎的一下就印进了我的记忆。下课回来，走过那条小河，我听到了只有在阜平才能听见的那激动的水流的声响，听到在这山草衰白柿叶霜红的山地，还没有飞走的一只黄鹂的叫唤。

十一月“反扫荡”。我当了一个小组长，我们的向导老不来。我跑到村长家里去找，村长散披着黑羊皮袄，见我就笑着说：“男的分配完了，给你找了一个女的！”

“女的就女的吧，在哪里呀?”我说。

一个女孩子跑出来，穿着一件红棉袄，一个新鲜的白色挂包，斜在她的腰里，装着三颗手榴弹。

“真是，”村长也在抱怨，“这是‘反扫荡’呀，又不是到区里验操，也要换换衣裳！红的目标大呀！”

“尽是夜间活动，红不红怕什么呀，我没有别的衣服，就是这一件。”女孩子笑着，“走吧，同志！”说着就跑下坡去。

在路上，她走得很快，我跑上前去问她：“我们先到哪里？”

“先到神仙山！”她回过头来一笑，这时我才认出她就是那个吴召儿。

“到了神仙山，我有亲戚。”她说，“我姑住在山上，她家的倭瓜又大又甜。今天晚上，我们到了，我叫她给你们熬着吃个饱吧！”

天黑的时候，我们才到了神仙山的脚下。她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像是在这乱石山中，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

北斗星转下山去，我们才到了她的姑家。

“这都是我们的同志。”吴召儿大声对她姑说，“快给他们点火做饭吧！”老婆子拿了一根麻秸，在灯上取着火，就往锅里添水。吴召儿和她姑有说不完的话。

“你爹给你买的新袄？”姑问。

“他哪里有钱？是我给军队上纳鞋底换的。”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

以后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

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一清早放晴，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你去集合人，我去截兔崽子们。”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不知她现在怎样了。我能断定，她的生活和历史会在我们这一代生活里放光的。

1949年11月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