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节选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一直受制于西方理论，导致不接地气、不合国情的问题持续存，在呈现出一种不断摇摆和难以扎根的浮动状态。基层治理现代化也是如此，处处以西方为标准，许多方面总是充满矛盾因惑。例如村两委关系，在西方竞选的原则下，存在权力合法性质疑，导致两委不和的问题也大量存在；又如政府的运动式推进，受到绝对自治的西方标准的批评，导致政府他治与村民自治产生难以弥合的矛盾；再如法治与德治、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都被西方的一元化思维左右，形成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基于此，我们的现代化不论是观念还是实现路径都需要做出深刻调整，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提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往，我们只简单借用和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总给人不得要领与难以信服的感觉。究其原因，主要是被西方理论遮蔽甚至蒙蔽。

习近平基层调研则不同，它从中国广大基层特别是乡村实践出发，以问题为导向，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提炼和升华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从而拨开了覆盖于中国问题之上的西方迷雾，也容易找到解决问题之道。如果以西方分权理论为准则，中国基层治理极易陷入碎片化和低效失效的境地，有时甚至形成“不管就乱一抓就死”的僵局；然而，站在中国式现代化角度，用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方式进行协同治理，很多复杂问题就迎刃而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魅力所在。通过深入研究习近平基层调研，可以明事实、知道理、增智慧、得通达，将复杂问题化解于无形。例如习近平“精准扶贫”“一个都不能少”“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之类的表述不只是用语修辞实际上是经过调研后对国情、乡情、村情、民情、人情、人心的熟知是中国式智慧“人情练达皆学问”的集中体现。

（节选自赵秀玲《习近平基层调研与中国政治发展》，《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6期，有删改）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也。初仕隋，为隰城尉。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玄龄在秦府十余年，恒典管记。隐太子、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高祖，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及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召玄龄、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谋议。及事平，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封梁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既总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频抗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进拜司空，仍总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谢当更奏闻。”玄龄遂止。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佐命之匡弼，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类如此。

节选自《贞观政要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