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其实，这很不全面，也不准确。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黜聪明”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庄子·齐物论》）的自我陶醉的精神境界。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章），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荀子在批评庄、老二家学说时，一则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一则说“老子有见于诎（曲），无见于信（仲）”（《荀子·天论》，对于两者思想精神的不同之处，抓得相当准确，点得十分明白。

韩非在吸收老子无为思想时，强调的只是君道的无为，而臣道是应当有为的。韩非认为，君主的任务主要是把握原则、任用百官，如果事必躬亲，不仅忙不过来，也做不好，而更严重的是，它将极大地妨碍和打击臣下百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君道的无为可以更好地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汉初黄老之学所强调的无为而治，又进一步表彰臣道的无为。汉初的主要政治经济政策是与民休养生息，强调尽可能少地去扰民，充分调动和发挥百姓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汉初黄老之学同时表彰臣道无为，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今存《淮南子》一书中，保存了不少汉初黄老的学说，其中论及无为思想处，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如其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已出也。”（《主术训》总而言之，“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里所讲的无为，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含义，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与有为截然不相容的，而从其积极精神方面讲，道家的无为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有为，乃至于无不为。

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不是截然排斥无为的。儒家主要经典《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称颂天道自然无为的言论，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儒家对于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极为尊重的，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定要按自然界的法则去行动。如荀子说：“养长时则六斋有，杀生时则草木殖。”“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周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些防止人类有为活动的随意干预，积极尊重自然法测的无为思想，是儒、道两家一致认同的。

（摘编自楼宇烈《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有删改）

材料二：

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

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甚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的补充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材料一

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

有人可能觉得匠人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疆域。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

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的生命的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摘编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人民日报》）

材料二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所谓“爱岗”，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热爱本职工作，不能见异思迁，站在这山望那山高。所谓“敬业”，就是要钻一行，精一行，对待自己的工作，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凡是获得“工匠”和“劳模”荣誉称号的工人，都是爱岗敬业的典范，很多人都在本职岗位上工作了二三十年之久，干出了一番事业。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工匠”，就在于他对自己产品品质的追求，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改进产品，努力把产品的品质从99%提升到99.9%，再提升到99.99%。对于“工匠”来说，产品的品质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追求极致、精益求精，是获得各类“工匠”荣誉称号的工人的共同特点，这也是他们能身怀绝技，在省级、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各种技能大赛中夺金戴银的重要原因。

和传统工匠不同，新时代工匠尤其是产业工人的生产方式已不再是手工作坊，而是大机器生产，他所承担的工作，只是众多工序中的一小部分。比如“复兴号”列车，一列车厢就有三万七千多道工序，这三万七千多道工序，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由车间或班组亦即团队协作来完成。团队需要的是“协作共进”，而不是各自为战。

传统的“工匠精神”强调的是继承，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是传统工匠传承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强调的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因为只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推动产品的升级换代，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摘编自郑大发《什么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人民政协报》）

材料三

对于教育而言，弘扬工匠精神就是精心培育每一位学生，培养出政治素质过硬、劳动情怀深厚、理论功底扎实、实践技能突出的高素质人才。

弘扬工匠信仰坚定、矢志报国的爱国精神，激励广大学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弘扬工匠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索取与奉献、平凡与崇高等人生课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加强对广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典型引路、正向激励等多种措施，弘扬中华民族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倡导通过劳动来实现人生的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着力形成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主流意识，真正让劳动成为最光荣的价值追求，让劳动者成为社会最受尊敬的人。

工匠的成长路径和事迹表明，一勤天下无难事，成功之路就在脚下；只要立足岗位，刻苦钻研，就能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处可为。学校校园文化建设要把传播工匠故事作为重要内容，组织开展工匠进学校、工匠进讲堂等活动，组织老师学生聆听工匠事迹，弘扬工匠精神，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工匠的事迹引导青年大学生勤勉为人、勤奋学习、勤恳工作。

面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着急功近利、急于成名的浮躁情绪和心态，广大教师要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工匠精神，在长期的教书育人中形成自身的价值追求。广大教师要以工匠精神为引领，积极投身教育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坚持以师德建设为先，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提高教师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增强教师爱岗敬业、勇于创新、为人师表、不断进取的职业精神，建立完善的师德激励机制，重师德激励，将师德表现作为评奖评优的首要条件，引导广大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

（摘编自李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弘扬工匠精神》，《工人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传统史学演进的过程中，按照史书的体裁和内容，可将史书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类。通史是按历史演进线索叙述历史的史书体裁，而断代史是指其叙事限定在某一朝代的史书体裁。

作为一种著史旨趣和价值追求，通史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从司马迁开始，通史之作连续不断，与此同时，对通史理论的阐释也精见迭出。到了清代，章学诚在其理论著作《文史通义》中把中国史学上重“通”的现象归纳为“通史家风”，对“通古今之变”这一传统进行了精彩概括。揆诸中国古代史学的实际，通史之通，有“纵通”、“会通”和“横通”之义。“纵通”，即贯通古今，把历史当作一个因革变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呈现历史自始至终的联系和演化。“会通”是南宋郑樵极力提倡的作史方法，即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横通”则是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史著所载社会历史内容的考量。

在“通史家风”丰富的内涵中，蕴涵着一种通史精神，这种精神告诉我们，通史不仅是“时历古今”的时间上的连续不断，更是在贯彻了“通古今之变”的意旨后对历史所作出的反思。围绕这一主题，古代史家提出了盛衰、治乱、得失、损益等一系列概念，形成了系统的有关通史之“通”的理论认识。这些理论认识概括起来，就是强调以通识的眼光和整体联系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的变化，进而探求蕴涵在历史变化背后的事理法则，把“通”“变”“理”当作一个完整的体系看待。“通”是为了看到历史的“变”，即在历史的长时段考察人类社会古今之变的轨迹。考察历史之“变”的最终目的是求“理”，也就是找出历史兴亡成败的一般法则和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在机制。

“通古今之变”离不开别识心裁，章学诚在讨论“通史家风”时，特别强调这一点。在他看来，思想层面的“别识心裁”和“成一家之言”是通史撰述的宗旨。历史上不少在体例上与通史相仿的史书貌似通史，但实际上不能称之为通史，只能叫作“集史”。因为通史“别出心裁，成其家学”，而集史只是“合数代而称为一书”。由此，章学诚在《史考摘录》中指出：“凡所谓通史者，不问记载短长，学问疏密，要有卓然独见，迥出前人。”中国史学史上经典的通史著作均具备章学诚所提倡的别识心裁和成一家言的特征，流传至今，难以超越。

（摘编自王记录《通史精神：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材料二：

20世纪，宣扬进化史观的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以及主张唯物史观的范文澜、翦伯赞等，都对中国通史撰述作出了各自的探索和贡献。通史精神由求道转向对事物内在关系、法则和规律的揭示，撰述形式由传统的编年、纪传等史体转向以章节体为基础的多种体例交互并用，撰述的内容也在天人古今的基础上前所未有地突出了对世界、对民族、对中外关系的认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通史编纂自成一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通史精神进行了辩证扬弃，撰述的方法更是在通变、会通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丰富。白寿彝编撰《中国通史》，他创制的“新综合体”吸收了纪传体、典制体等传统史书体的优长，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新的中国通史仍然是时代的需要。新的中国通史要打破教科书式的编写模式，不能把中国通史写成王朝的兴亡史。在这部新的中国通史中，要叙述中华各民族生长繁衍的自然环境，反映中华民族大家庭发展状况，讲述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阐述历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进步。阐述这样多方面的历史内容，需要创新历史编撰的模式。例如法国学者提出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种历史时间观念，可以运用于通史的编写。可以用“结构”来表示的内容，如自然环境的结构、经济关系的结构，都是属于长时段的问题，由于变化较小不必每个时期都写；有些属于中时段的可以用“形势”变迁来考察，如秦汉时期、盛唐时期等；短时段的问题，就如传统历史阐述中的“事件”，需要重点加以叙述，如秦的统一、楚汉之争、安史之乱等。这样的中国通史，应该体现鲜明的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继承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优良传统，又能运用反映时代特点和当代学术发展新成果的话语体系，要让广大读者喜闻乐见，而且还应便于向国外读者推广。

（摘编自杨艳秋《中国史学通史精神别具民族特色》）

材料一：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锺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邳遇黄石公等，就具有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材料二：

“历史想象力”，不仅是一个诗歌“写什么”的功能概念，同时也是“怎么写”的本体概念。“历史想象力”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当下关怀，对生存、个体生命、文化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深度理解和自觉挖掘意识，能够将诗性的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历史想象力”，应是有组织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经验深刻融合后的产物，这样的诗是有巨大整合能力的诗，它不仅可以是纯粹的和自足的，同时也会把历史和时代生存的重大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它不仅指向文学的狭小社区，更进入广大的有机知识分子群，成为影响当代人精神的力量。

丰富的想象力，是一切艺术的主要特征。但是，单纯考察想象力是否“丰富”，并不能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重要的还是想象力的质量的高下。诗歌话语固有的具体生存语境压力和词语使用的全部历史留下的语义积淀，决定了我们在衡量诗歌文本中的想象力的价值时，必须同时将其对“历史生存的命名力”考虑进来。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有关先锋诗歌“想象力”问题在当下的含义，无疑应当将“历史想象力”作为重点之一。

(摘自陈超《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有删节）

材料一：

数字人文是采用数字技术来解决人文领域研究问题的新型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目前至少存在着资料离散和时空分离两大难题，不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就较难突破和解决。

文献资料的离散，有“同类异处”和“异类分隔”两种状态。“同类异处”是指同一专题、同一领域、同一学科的材料，往往分散在不同的文献里。“异类分隔”是知识分类造成的资料分离。由于人类知识的广泛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同性质、不同领域的文献资料总是分门别类收藏和存储。比如，书写梅花的文学作品，收藏在文学领域的总集、别集里，而介绍梅花生物特性、栽培技术的知识，则在植物学著作里。无论是“同类异处”还是“异类分隔”的文献资料，人力都难以改变其离散状态。

古代文学研究的时空分离，体现在两个层面。在观念意识层面，是时间意识强烈，而空间意识淡薄。文学史研究，注重时间的变化进程，而忽视空间的离合分布；时间进程的描述多，作家活动、作品创作的地理空间分布的考察相对少。作家年谱、别集编年笺注和文学编年史之类的著作，注重时间编年而不注重空间系地，时间信息具体而空间信息模糊，时间感强而空间感弱。

在实践操作层面，受思维方式和纸本载体功能的限制，文学史和文学编年史的呈现，只能是单向呈现，而不能多向呈现。按照时间序列呈现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就难以兼顾空间序列的分布和变化。如果按照空间序列来呈现各地文学图景，又难以从时间序列上观察和呈现一代文学的发展进程。简言之，以时间为轴心，空间秩序就被割裂；以空间．为轴心，时间的序列就被打断。比如我们从《杜甫年谱》知道，天宝十三年杜甫在长安，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窘迫生活，但我们无法知道，这一年李白在哪里，岑参在哪里，高适在哪里。《苏轼年谱》可以告诉我们苏轼一生到过杭州、密州、黄州、儋州等地，但不能告诉我们，在苏轼生前和身后，还有哪些作家到过这些地方，写有什么作品。

怎样运用数字人文技术解决资料离散和时空分离这两大难题呢？以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开发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为例，它旨在囊括历年来有关唐宋作家作品编年的成果信息，包括年谱、别集笺注、考订论文等。要让计算机能够识别处理这些编年文献资料，并在地图中可视化呈现，需要经过数据建模、数据转化、数据关联和呈现三个阶段。

数据建模，是为数据挖掘、信息提取建立模板。而建立什么样的模板，取决于平台的要素和功能。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作品这五大要素，需要实现浏览检索、关联生成、数据统计、时空定位和可视化呈现这五大功能。不同要素只有形成一定的结构之后才能产生功能，因而需要围绕时、地、人、事、文这五大要素来设计数据模板。

数据转化，是根据数据模板，挖掘提取文献资料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作品等有效信息，转化为计算机系统可以识别、关联和统计的数据。

数据关联及呈现，是将各类数据进行融合，开发成关系型结构化数据库。作家作品的数据通过编年和系地两个属性，可形成关联数据。借助GIS（地理信息系统）地图技术及软件编程技术；将数据融合成一体。数据关联融合后，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就能可视化呈现作家行迹。既可以呈现一时一地一个作家一生的行迹，也可以展现不同时间多个地方多位作家的活动行迹。时空一体，在这里得到初步实现。

（摘编自王兆鹏、邵大为《数字人文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初步实践及学术意义》）

材料二：

段海蓉：数字人文给科研工作者带来研究便利的同时，可能带来哪些问题？

郑永晓：比如相关论文中各种数据、图表的泛化现象，用“检索代替研究”“技术伪装学问”等就是突出的问题。此外，还涉及研究成果中文献利用或者说引用的规范性、版权问题等。古代文学研究，需要我们研究者与古代作家建立心灵的对话，需要对作品有良好的感悟能力，才能对古代文学现象作出有深度的阐发。前《文学遗产》主编陶文鹏先生就对满篇都是通过检索罗列的各种文献，而没有思想、没有艺术分析的论文很不满，斥之为“电脑体”，我对此很赞同。

我们提倡关注数字人文研究，不能只有数字而没有人文，归根到底它应该还是人文研究，需要保持人文研究的根本属性和基本特点。技术和数据驱动是为了让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更坚实的科学依据之上，是为了让我们的学术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也是为了让人文研究在新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段海蓉：我们是否应该担心数字人文会对人文精神造成戕害？

郑永晓：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关键是如何趋利避害。数字人文的目的是通过新的方法去解决一些传统方法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并非要完全取代传统人文研究，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研究。如果运用得当，数字人文应能够促进人文精神的弘扬而不是阻碍、妨害人文精神。以最具个性化的也是最具人文特点的文学作品鉴赏为例，我们借由作品与古代作家进行的心灵对话，似乎与冷冰冰的计算机毫无关系，但是有计算机的帮助效果可能不一样。比如我们读纳兰性德的“片帆何处，南浦沉香雨”，稍有文学常识的人会联想到屈原的“送美人兮南浦”，白居易的“南浦凄凄别”等。但计算机可能做得更多，它会把与“南浦”相近似的“灞桥”“长亭”等聚在一起，分析这些表达离别的意象的相似、相异之处，统计它们被历代作家使用次数的多寡，并将这些信息共同呈现给读者。有了数字人文的帮助，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会更为深入，而不是相反。

我以为，避免数字人文产生弊端的最有效办法是学者必须具备深厚的人文学术修养。只有在具备深厚人文修养、精通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同时深入了解计算机科学的特点和数字人文的长处，从问题出发，将传统人文科学方法与数字人文有效整合，才能将二者的优势结合起来，趋利避害，在学术上开辟出新的天地。

（摘编自《古籍数字化、数字人文与古代文学研究——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永晓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