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具有自己的文化根基，这是中国古代逻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诒让、梁启超等思想家开启了对墨家逻辑的研究，带动了人们对先秦诸子及其名辩之学的反思性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对《墨经》逻辑体系及其他名辩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丰硕成果，为当代中国语境下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但由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博大精深，再现中国古代逻辑学话语体系的完整样貌并使其得以广泛传播仍需不懈努力。

其一，就时间线索而言，需要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历史考察时间追溯至先秦早期，使存在于各种史料中的逻辑智慧及其言说方式经过深入挖掘和脉络梳理得以清晰呈现，实现由自在向自为、由碎片向系统展开逻辑学话语体系建构，形成先秦逻辑学思想发展线索的完整轨迹，使以墨家逻辑为代表的先秦名辩之学的历史源头及演进动因得以凸显，更加充分、完整地重现中国古代逻辑学话语体系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本土文化特征与世界逻辑体系相统一的发展走向。

其二，从文献范围上看，先秦时期的文化典籍内容非常丰富，既包含了以《墨经》为代表的逻辑学说体系，也包括《周易》以及其他名辩学说等经典文献，同时，还有不应忽视的相关政治、军事及文化等各种史料中所具有的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应用案例。因此，既要重视对名辩之学的经典文献研究，也要关注存在于其他史料中那些尚未形成体系的自发性逻辑学话语形态。在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脉络进行挖掘和整理的过程中，不仅要以儒墨等学派的文献为重点研究内容，而且要探求那些藏在非显学史料中的逻辑思想要素，最大范围地拓宽对囊括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渊流的文本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使中国古代逻辑学话语体系原貌框架的丰富性得以重现。

其三，就研究方法来讲，无论是对集中反映中国逻辑史上第一个完整逻辑学体系文本《墨经》的研究，还是对中国古代其他名辩学说文献的解读，都需要进一步将其置于世界整体的逻辑思想体系中展开深度比较。从纵向比较中，系统梳理、全面呈现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的言说方式。从横向比较中，深入剖析中国逻辑思想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价值指向。通过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使人类思维活动中有关推理、论证的具体构成要素以及逻辑规律、规则等共性问题能够充分体现出来，从而明确逻辑的规范作用具有普遍性。同时，经过比较研究，揭示不同逻辑传统话语体系的独特性与系统性，将以墨家逻辑体系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学思想全貌展现给世人，推进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回归世界逻辑学研究视野，实现本土逻辑与世界逻辑之间的价值同构。

（摘编自宁莉娜《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路径探索》）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和“人”可以说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问题则是历史上我国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宋朝的思想家邵雍说得很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天人关系问题的认识有种种不同的理论，例如荀子提出“明天人之分”，道教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等等。但唯有“天人合一”学说影响最大，它不仅是一个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模式。

在中国哲学史上，讲“天人合一”的哲学家很多。也许成书于公元前三百年前的《郭店楚简·语丛一》中的“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是关于“天人合一”思想最早最明确的表述。它的意思是说，《易经》是一部讲会通“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书。由《易经》开始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哲学的思考、一种思维模式，或可对我们解决当前生态问题有所启发。

我们不能把“人”和“天”看成是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人”不仅应“知天”，而且应该“畏天”。现在人们强调“知天”，只是一味用“知识”来利用自然，以至于无序地破坏自然，把“天”看作是征服的对象，而不知对“天”应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极端发展的表现。“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的责任。我们不能把“天”和“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外在关系，这是因为“天即人，人即天”，“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人”离不开“天”，离开“天”则“人”无法生存；“天”离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活泼的气象无以彰显。如果“人”与“天”是一种外在关系（即它们是相离且不相干的），那么“人”就可以向“天”无限制地索取，而把“天”看成敌对的力量，最终人将自取灭亡。“天”和“人”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存在着内在的相即不离的关系。所以说，“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可分为两截。

“天”和“人”之所以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皆因“天”和“人”皆以“仁”为性。“天”有生长养育万物的功能，这是“天”的“仁”的表现。“人”既为“天”所生，又与“天”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那么“人”之本性就不能不“仁”，故有“爱人利物之心”。如果“天”无生长养育万物的功能，“人”如何生存，又如何发展？如果“人”无“爱人利物之心”，无情地破坏着“天”的“生物之心”，同样“人”又如何生存？因此，中国哲学认为，不能把“天”和“人”看成是不相干的两截，不能“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

“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体现着“天”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不仅包含着“人”应如何认识“天”的方面，同样也包含“人”应该尊敬“天”的方面，因为“天”有其神圣性（神性）。故而，虽然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但它却有强烈的宗教性，可以起着某种宗教的功能。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强调“天”和“人”存在着一种内在相即不离的有机联系，“天人合一”不仅意味着“人”对“天”的认知，还强调“人”应在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过程中达到“人”的自我超越。无论如何，这样一种思维路径对我们走出“天人二分”（或“天人对立”）的困境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上述四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对解决“天人关系”无疑有其正面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赋予了“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人”必须在追求“同于天”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自身超越，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摘编自汤一介《论“天人合一”》，有删改）

材料二：

“天人合一”，语出张载《正蒙·乾称》。作为一种表达天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思想，它成熟甚早，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是儒家等学派所阐发的宇宙观之核心理念之一，从儒家的“四书”、《易传》，到道家的《老》《庄》等，无不以天人相和谐为其思想旨归。但何为天？何为人？又如何相合？则各呈异说、内涵丰富，构成了先秦诸子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人合一”的思想，历经秦汉、隋唐、宋明，下至晚清，经历了极为复杂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就儒学之主流而言，大致有汉儒的天人感应说、汉唐间的自然论、宋明时期的“天理”以及性即理、心即理等，一直到近代西学传入，又有了科学诸解释。在现代学术研究的方式和视野之下，“天人合一”观念成为历史叙述的内容，同时也作为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重要资源之一被重新加以理解和阐释。总的说来，在科学宇宙观和自然进化论已经成为常识，并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情形下，再来谈所谓“天人合一”，其论说的前提必然包含了对科学知识的承认，也预设了现代性批判的眼光，即对迷信观念的鄙夷和对宗教信仰的排斥，以及知识的分类意识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等等。

在此背景之下，对“天人合一”的阐释，一般是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来进行的，有意模糊了传统儒、释、道的思想界线，从中国文化之总体特性来确立其现代意义。其现代诠释，大略可概括为三种模式：一是科学的理解；二是历史的解释；三是哲学的阐发。

（摘编自景海峰《“天人合一”观念的三种诠释模式》，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烟雨浮梁

余江

作为茶和瓷器同时盛名天下的地方，恐怕非江西省浮梁县莫属了，其实茶和瓷器从出生起就是形影不离的，而浮梁一直是绝美地匹配了它们。

如果说对宋人彭汝沥送友人的咏瓷诗句“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不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白居易的名篇名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一定让我们会想起这个千年古镇。“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这是诗仙他们描写精美的瓷碗里浸泡着茶香的美文，更有婉约词人秦少游“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词”，把茶、瓷和诗文写在一起，美得遍地。这些都是浮梁留在历史里隽美的文字，所以汤显祖盛赞它：“浮梁之茗，闻于天下；浮梁之瓷，莹如水玉。”

浸泡在这样的字里行间、浸泡在天青雨疏的江南，我竟也有写几句的冲动，感觉再也仅有像在这样春夏之交的雨季，落脚于浮梁，更合我意、更令人心醉的了。

一个人，漫步在江南第一县衙的府前，行走在千年以来的雨巷，穿梭于浮梁的青山绿水之间。雨，一半落在了浮梁，一半落在我身上；烟雾弥漫起。模糊了这山这水，也模糊了我的思绪。浮梁的雨如晶莹剔透的瓷，瑶里的风似山间清新的茶，一阵风雨。山河静默。就成了一段往事，如烟，悠悠。

走进浮梁县瑶里古镇，首先看到的就是被当地人称为母亲河的瑶河。千百年以来，瑶河穿城而过，清澈透亮，人们至今依然临河洗衣洗菜。两岸的民居大多是白墙灰瓦，也有不少是红砖黑瓦。这些红砖因年代久了，历经风吹雨打，已经被岁月冲淡成斑驳的浅黄，而且很不均匀，甚至墙角上还苔痕累累，散发出老旧的气息。

如果说浮梁以及瑶里古镇是瓷窑的历史存档，那么走出古镇，那青山碧水里就是浮梁山茶的天地了。其实都无需进山，即使在省道的两侧，就可以看到整片的茶园，那种整齐有序就像是植被，茂密地覆盖着山体；那些从半山腰一层又一层落下来的水稻梯田，是山区特有的风景。浮梁的山区，到处都是勃勃生机，一年四季大多是山峦滴翠，云雾缭绕，在这春风夏雨之中，那更是令人流连忘返的。

细雨绵绵之中，满山遍野都罩着薄雾，整个山湿漉漉的，草木茶林也湿漉漉的，青翠欲滴。置身其中，你会觉得光阴都带着雨滴。古人说“高山云雾出好茶”，所以浮梁拥有江南最大的古茶树群落，原始森林里的古茶树，年年岁岁，青翠不改。难怪远在宋代，就有近百家茶行，户户门庭若市，车马不绝。

现在许多人知道瓷都是景德镇，茶也盛名在西湖龙井、太湖的碧螺春等等。其实民国景德镇建市之前叫昌南镇，是浮梁县下辖的一个镇。民国十五年景德镇立市以后才反过来把浮梁县下辖于市。因此瓷器更早的发源地就是浮梁。浮梁东邻浙闽，西靠湖南，北连安徽，南下广东，我总感觉是江南的尽头，最内陆最南线的江南了。因为古代这里再南再西就是蛮夷之地了。王勃那句“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放在浮梁实在是再确切不过了。

人们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认为，历史的才是永恒的。浮梁文化经历了历史的沉淀，千百年来日久弥新，同时也融入了现代的商业氛围，让深山茶、瓷、布艺、木雕等走出大山深处。新建的牌楼、祠堂仍保持过去统一的风格。在浮梁在瑶里，我们看到的是茶与瓷绝美的匹配。人与自然，历史与当下的和谐发展，秀美的自然风光，朝代各异的人文景观，浓郁的民俗风情，这些组成了一条文化之河，同样也浩浩荡荡，千年以来一直流淌在浮梁人的心田。如今也流进了大江大河，带着瓷和茶闪亮的文化符号流向了世界文明之海。

不记得谁说过：“美，是不能造作的。”烟雨浮梁告诉我们，美，也需要自然生长，人工斧凿的痕迹过重就不美了，也经不住历史沧桑的考验。

当下太多的地方在打造文旅产业，那些投入巨资凭空人造的景点，那些挖空心思臆造的历史故事，如何留得住千年？如何经得起历史的验证？甚至，我们一方面在造“古”，另一方面又在毁迹，凡十年上百年的老街、民居、校园被随意拆迁，难道北京元城墙拆除教训还不深刻吗？

在人类传统文化面前，我们需要学养和情怀，少一点急功近利；在厚重的历史面前，我们首先需要停下来思考，然后再来发展。这些似乎正飘散在烟雨朦胧的古镇天空。

（节选自《江河文学》2021年第5期，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故凶饥存乎国，君朝之衣不革制，彻骖騑，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①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馑，此疚重于队其子，其可无察邪？为者寡，食者众，则岁无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完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

（节选自《墨子·七患》）

材料二：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节选自晁错《论贵粟疏》）

【注】①队：通“坠”。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①

苏轼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它年、东还海道，愿谢公^②、雅志莫相违。西州路^③，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注：①参寥子：即作者友人诗僧道潜，元祐六年，苏轼因治理有功被召进京任职，临行作此词赠之。②谢公：指东晋重臣谢安，他渴望造大船以归东山，后因病重未如愿。③西州路：谢安去世后，其甥羊昙经过西州时忆及谢安，恸哭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