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早餐、代收快递、打印文件……如今在不少城市街头，便利店成为服务保障民生、促进便利消费的重要零售业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不久前发布的《2021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分布密度，便利店均保持上升态势。除了在一线城市进行规模扩张，便利店开店潮也快速涌入二、三线城市，尤以连锁品牌便利店为主。

便利店业态之所以得到消费者青睐，一方面得益于其更近的服务距离、更长的营业时间等特点，另一方面要归因于其主动适应消费需求，努力实现创新发展。这些年，很多便利店主动拥抱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加速数字化发展。超八成便利店已推出线上业务，打造“网”“店”并进的全渠道通道，提升服务网点效率。依靠创新服务给消费者带来更多便利，赢得好评也在情理之中。

推动以便利店为代表的便民消费服务设施建设，是惠民生、暖民心的重要举措。当前，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的消费者，对于便利店业态的需求还在不断升级，对其服务范围、商品种类、配送方式都有新的期待。这既对便利店行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便利店企业未来发展的机遇所在。目前，便利店行业已步入整合发展期，相关企业应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提高便民服务能力。

紧盯细分市场，增加用户黏性，服务对象更精准，消费体验更便捷，是便利店吸引顾客的重要因素，也是便利店能够满足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关键所在。相关企业应凭差异化的“商品组合”与“供应链共享”突出自身特点，依靠优质服务与精细化运营提升收益水平。具体来说，以差异化的商品组合为抓手，提升消费者对便利店品牌的认知与黏性；以多种模式实现供应链互利共享，为长远发展提供更有力保障。

顺应消费趋势，加大创新力度。一方面，围绕便利消费、便民服务，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实现“一店多能”，在传统商店的基础。上搭载书报经营、打印复印、简易就餐等多元服务项目，通过跨界融合经营提高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利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进一步降低在门店运营、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经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推动便利店行业提高服务能力，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支持。近年来，我国接连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便利店行业向品牌化、连锁化、智能化等方向发展，不断在便民服务上做加法。商务部发布《关于开展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三年行动的通知》，提出“做大便利店规模”。各地在打造便民生活服务圈工作中，应注重发挥便利店的作用，支持便利店进社区、进街道，合理优化服务设施网点布局，让便利店成为促进居民便利消费的好帮手。

（摘编自《便利店，不断提高便民服务能力》，《人民日报》2018年7月28日）

科技是国之利器。量子科技是真正的未来科技，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将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三位科学家，表彰他们在量子信息科学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

2022年9月30日，薛其坤教授就量子科技问题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薛其坤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获得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并于2020年成为首位获得菲列兹·伦敦奖的中国科学家。

南方周末：量子科技对公众而言神秘而陌生。你曾预言，未来30年，颠覆性的信息技术之一是量子计算机和量子网路。请用通俗的语言描绘一下它将怎样颠覆公众未来的生活力式。

薛其坤：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时民用的很多关键技术，比如互联网技术和光纤通信，就是量子技术的一些应用。我们目前的很多互联网技术和芯片技术也是在量子规律研究发现基础上的应用。

如果我们迎来了第二代量子技术的广泛应用，量子计算机和量子互联网得以实现的话，我们云处理数据的速度、掌控数据的能力将大为提升，信息的安全性也会得到极大的增强。我们现有的很多探测技术和传感技术能力也会得到大幅提升，整个信息时代会迎来一个跨越式农展。

因此，量子科技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领域。全球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这个领域。国家在量子科技领域的部署，可以说抓住了未来高科技发展的关键问题。量子科技的发展会带来科学上的重大突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也必须高度重视的科技领域。

南方周末：你说过，我们国家在量子科技领域属于第一方阵，但和最强国家还有差距。我们目前在量子科技的哪些方面还需急起直追？

薛其坤：我们和这个领域最强国家的区别，是在这个领域的研究队伍规模和质量方面还有一些差距。问题是不管量子计算、量子通信，还有很多其他技术，并不完全成熟，全世界都还在这一前沿科技领域竞逐。我觉得我们处在第一方队的判断是相对准确的，我国在量子领域已取得很多瞩目成就。

只要我们发挥举国体制，发挥我们新一代年轻人的才能，加上我们因家在技术研究方面的巨大投入，我们追赶世界最高水平的时间会更短。也许，我们经过努力，在很多关键技术上还会实现超越。我希望国家、地方政府、相关企业要继续加大在量子科技领域的投入，这样我们国家在量子科技领域有可能会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南方周末：相对于高校或研究机构，企业肯定更需要新技术以对接市场新需求，但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的漫长周期对企业是一个极大考验。据你观察，国内少数大企业的研究团队和高校或科研机构之间是什么关系？怎样鼓励更多企业重视科研？

薛其坤：大学和一些国家研究机构，都承担着科学源头、技术源头方面的主要任务，过去一百多年来，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全断技术、颠覆性技术的研发都是不确定的，很难让一个企业去做这件事，但是世界上真正有生命力的高技术企业很重视科研。企业的研究机构能把现有科学或技术的进步，及时融合到它的发展中。

我认为，企业要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必须在未来技术及相关产业基础上做前瞻性部署。同时，企业要和做基础研究的大学或国家科研机构密切合作，从原始创新到应用开发，形成非常好的创新链。

南方周末：南方科技大学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具体而言，有哪些非常规的人才培养计划？

薛其坤：比如，本科生学术推进计划。这是我当年在清华大学时和一位副书记共同推出的，旨在鼓励本科生从事学术研究。因为本科生接触科研比较少，我们希望在本科阶段给予科研引导。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基金，让学生自己选择课题，学校配备导师在选题和完成进度上把关，并用足够的经费支持学生做比较重要和创新的研究。

我现在把这个计划借鉴到南科大，预计本学期就会启动。第一笔资金主要是财政拨款，后续资金希望吸引企业加入。总之，希望通过“本科生学术推进计划”的实施，激励对从事科学研究有兴趣的同学成为科学家或者工程师。

（摘编自《专访薛其坤，谈顶尖量子科学家最关心的事》）

计算生物学家奥利特·佩莱及其团队自主研发了高精度360度摄像机和三角测量方法，清晰地记录了散落在各地的不同萤火虫物种闪光的数据。

佩莱实验室发现，真实的萤火虫群体行为并不像几十年来书本上那样的理想化，并不是所有的萤火虫都有自己的节拍器。对于没有节拍器的萤火虫而言，只有在许多只萤火虫聚集的时候才会出现集体性的节拍。除此之外，佩莱还记录到了一种罕见的同步类型，数学家称之为“嵌合体状态”。

“藏本模型”是日本物理学家藏本由纪建立的解释同步现象数学机制的鼻祖。多年来，这种模型出现了几种变体。1990年，斯特罗格茨和他的同事证明，如果将一组简单的类萤火虫振子相互关联，无论数量是多少，它们几乎总会同步。第二年，埃门特劳特描述了东南亚的屈翅萤群体通过加快或减慢内部振荡频率来实现同步的过程。

但是，当佩莱团队的相机在2019年开始从Photinus carolinus（P·carolinus）萤火虫中捕捉三维数据时，他们的分析揭示了新的模式。其中之一是确认了萤火虫生物学家早就提到的事情：一簇闪光往往从一个地方开始，然后以每秒半米的速度在森林中级联扩散开。萤火虫似乎在不同的距离范围内关注其他萤火虫，这可能是因为萤火虫只能看到在持续的视线范围内发生的闪光。

似乎并不符合“藏本模型”的核心前提，田纳西州的P·carolinus萤火虫没有每次闪光的内在周期。把一只P·carolinus萤火虫放在帐篷里时，“有时它等了几秒钟就闪光，而有时会等几分钟。”但一旦放入15只以上的P·carolinus萤火虫，整个帐篷里的虫群就出现间隔几十秒的集体性闪光。和物理学家合作研究，佩莱团队提出了一种新的周期性涌现模型。（如下图所示）

一种同步新模型

随机闪光的萤火虫可以被其他闪光的萤火虫触发而进入同步

（Merrill Sherman制图，牛晓杰）

想象一下，一只孤独的萤火虫在闪光，它将等待一个随机的时间间隔，然后再次闪光。但是，萤火虫需要给它的光器官“充电”，因此存在一个最短等待时间（恢复期）。它也很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如果它看到另一只萤火虫闪光了，只要自己的身体条件允许，它也会立即闪光。谁先闪了一下，就会激发其他所有的萤火虫立即进入闪光。每次环境变暗时，整个过程重复发生。随着萤火虫数量的增加，至少有一只萤火虫会随机选择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再次闪光，而这将引发其他的萤火虫闪光行为。因此，两次闪光之间的时间会缩短为恢复期的时间。认真观察这一幕的研究者都会看到一个稳定的群体节奏：即从闪光步入黑暗，然后从黑暗中突然闪光。

佩莱小组还发现了另一种奇特的模式。虽然大部分萤火虫“合唱团”在有节奏地闪烁，但固执的离群者却拒绝配合。这些离群者处于同一空间，按照自己的周期闪烁，与周围的“交响乐”节奏不相称。有时，这些离群者们之间似乎是同步的；有时它们不顾彼此，只是随机地闪烁。佩莱的研究小组将这描述为一种嵌合体状态，这是同步的一种形式。一些神经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某些实验条件下看到了脑细胞活动中的这种奇异同步状态，但除此之外，此前还没有在自然界中观察到它。

（摘编自Joshua Sokol《萤火虫的同步闪烁：随机中怎样涌现出秩序？》牛晓杰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刘康乐博士新著《中国道官制度史》是其关于中国古代道官制度研究的又一力作。《中国道官制度史》按照历史朝代分章撰写，全书共分为7章，其中第1章追溯了道官的起源与汉末祭酒道官的历史，其余6章依次对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的道官制度进行了梳理。该书定位为“普及”读物，强调以现代学术眼光梳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

关于道官的内涵和外延，比较常见的有两种见解：其一，道官分为教内自设和官府委任，其身份大致分为教内人士和教外人士，其职权既有专管道教内部事务者，亦有兼管教外事务者。其二，道官作为对道士的一种尊称，类似于道长，并非官职序列。

《说文解字》释“官”：“吏事君也。从宀，会意。”可见，“官”为“君”所赋予，具有治下以奉上的职能。所谓“道官”，自然是相对于“道民”而言。“官”有管理的基本含义，置道官，正是为了管理道教事务，所以要考察其起源，就必须先考察道教作为一个组织，起源于何时，当时是怎样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安排。《中国道官制度史》肯定了汉魏时期张鲁实行的祭酒道官制度是一种政教合一性质的道团管理模式，这种政体下所任命的道官虽然不能等同于统一政权所任命的官职，但已经具备道官的基本属性，可以认为是后世道官制度的滥觞。这一点对于后续的论述非常关键，避免了概念泛化所带来的不可捉摸。

从语焉不详且记载较少的史料中梳理出道官制度史并非易事，刘博士在研究过程中，坚持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管理学等多学科方法并用的思路，尤其值得称赞的有两个方面：

其一，运用西方宗教学及哲学理论进行剖析。例如，运用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指出中国古代的道官与僧官、医官、阴阳官等同属“技术官僚”，以区别于行政官僚。又如，对中西政教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中西政教关系的主要差异在于：“中国是多元宗教的国家，历史上的诸多宗教自诞生或立足中土以来，莫不屈就于政治势力之下，单个宗教势力不足以对抗强大的政权力量。”其二，大量运用了典籍和金石、考古文献，并辅以田野调查，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研究的有机统一与融汇互补。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对于古代道官制度的研究，除了基于正本清源的学术目标之外，还可以丰富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史，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一特殊的视角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关系，尤其是道教与国家政权以及与儒教、释教之间的交互往来，从而探究中华民族精神内核形成的源脉。

千年道官发展史，区区十余万字当然无法面面俱到，只能勾勒其轮廓，叙述其梗概。故此，这也是该书的不足之处。另外，本书还存在以下几点缺憾。其一，运用西方学术名词不够严谨，例如将“技术官僚”写作“技术性官僚”。其二，文献征引有断章取义之嫌，例如该书《绪论》中“清代的《续文献通考》甚至称‘按马端临考，无所谓僧道官’，从根本上否认了道官的历史存在”的叙述。查阅清修《钦定续文献通考》，作者只是想通过引证相关典籍，说明当时的道观制度不详而已，并不是否认。其三，“以史为鉴”的相关论述尚待加强。

（摘编自高叶青《厚积薄发，雅俗共赏——刘康乐新著〈中国道官制度史〉评介》）

网络空间关乎人类命运，技术革命推动社会变革。刚刚闭幕的2022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发布《共建网络文明天津宣言》，提出“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网络文明新格局”，发出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的中国新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幸福安康”。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急速跃升，都深刻改变生产关系，重塑人类社会治理结构，并进而影响不同国家民族的命运沉浮，不同文明类型的兴衰枯荣。

信息技术改变了人类生产的样态，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语言、文字及其传播凭借信息技术实现了新的飞跃，思想、表达及其对话也在数字时代产生了新的范式。在信息时代，情感表达、信息传递、知识普及、思想沟通、文明交流，都有了全新的面貌。技术与人文、空间与人类、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对话，也正在产生化学反应。“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能否抓住信息革命历史机遇，创新思想、激发智慧、优化治理、建设文明，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实现重大跃进和繁荣兴盛的关键。

万物皆为媒介，平台全球传播。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信息内容实现了以专业生产为主到用户生产或混合生产为主的巨大转变。网络信息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深刻变革，在便利交流、创新业态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社会问题和治理挑战。音视频技术几乎消除了信息获取的知识门槛，不识字的人也能享受到丰富的信息内容；智能终端普及极大降低了信息获取的经济成本，偏远地区的人也能随时在线。但内容分级等传统治理制度和规则也因此失灵，所有人，特别是未成年人更容易被暴露在暴力、色情、恐怖等不良信息之中。如何将“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就成为新时代的一项紧迫课题。

信息内容关涉国家安全，关乎国际秩序。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推荐算法、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海量的信息传播为舆论操纵和社会动员提供新可能，给网络生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带来新风险；另一方面，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网络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新威胁。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能力，成为国家能力矩阵的重要维度，必须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新技术新应用新媒体，需要新规则新工具新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网络良好生态”，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等一系列重要论断成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重要指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重要部署；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为基础框架，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规章为抓手，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由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组成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范体系。特别是着力加快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网络治理由事后管理向过程治理、多头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持续开展“清朗”“净网”“护苗”系列专项整治行动，每年围绕群众关注度非常高、反映非常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治理，维护了网络良好生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尊严、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核心关切，以激发人的思想活力、道德品质、智慧涵养作为重要目标，是中国数字文明发展道路的显著特色。坚持构建网络良好生态，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彰显了网络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贡献了数字文明时代的中国价值。

——《彰显数字文明的中国向度》

（作者：支振锋，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