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若想要叙述整个世界的历史，不偏不倚地讲述整个人类的故事，便不能仅仅依靠文字。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地区拥有文字，大多数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没有发展出文字。书写是人类在发展后期才取得的成就，直至近代，即使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在记录自己的忧虑与渴望时，使用的载体依然不仅有文字，也包括物品。

②一部理想的历史记录应该把文字和物品结合起来，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无法完成的。最能清楚地表现文字历史与非文字历史不对称的例子也许是库克船长的探险队与澳大利亚土著在植物学湾的第一次相遇。在英国方面，我们对这一特殊的日子有科学记载及船长日志为证，而在澳大利亚方面，他们仅有一面木制盾牌。如果我们想要重构那一天的真实情境，就需要像对待那些文字记录一样，深入而严谨地对这面盾牌进行研究和解读。

③除了双向误解之外，还有由胜利带来的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尤其在只有胜利者知道如何书写的时候。至于失败者，那些被征服或毁灭的社会，通常只能通过物品来讲述事件。当我们研究有文字的社会与无文字的社会之间的接触时，需要参考的则不仅是文字，也应包括物品。

④这些全部知易行难。通过文献解读历史是人们熟知的程式，数百年来我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判断文字材料的坦白、失真与诡计。而对于物品来说，当然也有考古学、科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结构来帮助我们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但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构建出这些物品的前世今生。我们需要借助尽可能丰富和诗意的想象，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⑤这是我们了解许多文化的唯一途径。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这些历经层层文化转译的物品需要再次被严格审视，重新想象。

⑥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解读和欣赏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关键，对过往文化的重建是理解人类共性的基石。启蒙时代的收藏家与学者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既仰赖对史实的科学排序，也发挥了诗意地进行重建的罕见能力。

⑦通过物品思考历史或去了解一个遥远的世界，是一种诗意的重构过程。我们承认自己所确知的事物有限，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既然，这些物品的制作者从根本上说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那么，我们理应能够解密他们制造这些物品的用意及用途。有时，这甚至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不只针对过去，也包括现在。我们是否真能了解他人？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借助诗意的想象，再结合严谨获取和归纳的知识。

⑧用物品来讲述历史，不能缺少诗人。

材料一：

现代公园的治理要求，已经远远超出地质、地理遗产保护的基本关注，其根本目标就是要保护自然资源、生态与生物物种进化过程的延续和流畅，保护文化历史的传承，并尽可能去发掘自然之美。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中外不少公园管理者为了“促进”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之下，使现代公园治理呈现出令人唏嘘的状态。

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从失去大山综合资源构造体系保护下的狼不再具有生猛威力而徒剩哀号的经历中获得深切的启示，写下随笔《像山一样思考》。他以优美的文笔、深邃的人文关怀描写了人类的种种短视行为对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关系的破坏，导致内在生存危机。文章使用“共情”“感同身受”等手法说明了人与自然间的亲近关系；我们要像山一样去聆听万物的声音和诉求，人类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伤害自然生态就会使回荡在山谷中的狼的哀号更加凄厉悲惨，从而导致我们的心灵无处妥善安置。

利奥波德基于深切的理性思维，清晰地看到世界本身是一个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的有机体，确立了生态文明保护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对应理念。在《沙乡年鉴》中，他指出：“任何个体都是相互依赖的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体本能为自己在整体中的地位而竞争，但个体的伦理观同时促使其与其他个体沟通合作。……大地伦理就是一个包括土壤、水、植物、动物或者共同土地在内的大社区系统。”在他看来，“大地”是能量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中循环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稳定和美丽的生物群落。人类是大地万物中一个元素，与大地万物紧密相连，人类不能与大地相分离的，大地的存在也离不开人类。

大地伦理的目标使人们认识到“合理利用大地”，不仅仅关涉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伦理关怀”问题。“要从伦理上、审美上正确以及经济上便利的角度审视每一个问题。”最终要建立一种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

据此，现代公园治理就应该真正关注到大地万物的自然需求，深刻思考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这正如美国环境美学家伯林特所说的：“环境包含参与者在内，参与者是与环境相融合的一部分，并且环境由于积极的人的出现而受到影响。而且，由于人在环境中的出现，把问题的讨论仅仅局限于规划、设计和建造是不够的。因为整个感知和意义的领域将会被忽略，包括审美体验这样关键性的领域。”

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关注日益增长是好事，但必须看到，很多所谓的关注是站在“人”这个以自我为主体、为主宰的功利目的之上的，忽略了环境层面的审美，即缺失了环境伦理意识与环境道德，对于其所具有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内涵没有更深入的思考和尊重。

现代公园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们对“诗意的生态环境”的美好向往与现代公园发展“生态内涵”和“人文关照”的缺位之间的矛盾。利奥波德的《像山一样思考》，拓展了现代公园的治理与发展的思路和途径，为现代公园治理与发展的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创新性的实践方案。现代公园作为人的生态环境系统之一，与自然环境之间时刻发生着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换，这种交换的途径表现在各生态元素的协同性与共生性。对于现代公园治理者、自然资源保护者和生态学家而言，“像山一样思考”应该成为现代公园治理的根本出发点，乃至终极目标。

（摘编自李玲《“像山一样思考”的生态文明关注》2021年）

材料二：

塞罕坝森林公园位于河北省最北部，上北京直线距离仅200公里。森林资源及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全国唯一的“再造秀美山川示范教育基地”，也是“国家4A级旅游区”，“中国最佳森林公园”，同时也是清代皇家“木兰秋狩”的举办地。

但是，从公园生态资源看，塞罕坝森林公园虽然森林景观十分优美，但是与沙漠仅有一河之隔，表层土壤的厚度仅有十几毫米，生态系统脆弱；而且因这里是森林–草原的交错带，物种相对单一，森林、森林-草原景观显得相对单调，变化不够丰富和多样。从公园旅游资源看，由于淡旺季突出，造成一年的经济收入集中在几个月，因而不能激发开发者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旅游服务设施的改造，造成整体服务水平低，不能满足游客的服务需求。具体表现为：从业人员的素质，特别是礼仪、仪表等方面需要培训提高；购物环境需要改善，诚信公平意识需要提高；服务的基础设施差，舒适度不够；整体环境卫生需进一步整洁美化。同时，塞罕坝的积雪期长达7个月，但是，到目前为止，塞罕坝还没有冬季旅游项目，丰富的雪资源没有开发利用。从交通设施看，目前从北京驾车到塞罕坝至少需要6小时车程，坐火车也需要一天。

为了更好建设和发展塞罕坝森林公园，公园应该考虑到塞罕坝地区森林资源与旅游资源的天然重合性，促使二者融合发展，利用森林资源开发更多的以观光为主的景观，以便促进观光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为了更好的服务游客，让游客享受更好的服务，需要将塞罕坝的现有资源进行整合改造。可以将宾馆改造成具备大型宾馆、特色民宿等不同特色的住宿形式，对服务人员加强培训上岗，让景区内的一些设施具有统一风格，改善景区景点的环境卫生。我们还可以依据塞罕坝现有的资源，不断开发塞罕坝地区的秋冬旅游。秋季以开发塞罕坝的秋景为主，可以吸引摄影爱好者；冬季以开发观雪、滑雪项目为主，以此延长塞罕坝的旅游季节。

（摘编自敖楠程涛《发展历史、现状、问题及对策》2018年）

什么才是好的文物保护状态？不是把文物锁在库房里面，死看硬守，而是应该把这些文物藏品细心地进行修复保养，让它们保持健康的状态，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这些文物的魅力，才会精心地呵护这些文物，这些文物才有尊严，有尊严的文物才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当五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都有尊严地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之后，文化遗产才能惠及更多民众，让更多民众感受到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人们才能共同保护文化遗产。

一座好的博物馆不是盖高大的馆舍，而是要不断深挖馆内藏品的内涵，凝聚力量，不断举办人们喜欢的好的展览，不断举办人们喜欢的好的活动，这样才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让人们感受到博物馆对于自身生活的意义，人们休闲的时候才愿意走进博物馆。走进博物馆，人们流连忘返，不愿回去；回去之后，人们还能再来的博物馆才是一座好的博物馆。

中国对文化遗址、文物古迹的尊重和保护，良好地和城市发展融合的做法，感动了世界。不断在世界遗产大会上申遗成功，在文化领域，这是大事件。

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真正在中国普及，始于2004年在中国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我们和国际组织有了更密切的沟通，也把过去的“文物保护”推进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层面。比如这些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像澳门历史城区、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福建土楼、嵩山“天地之中”古建筑群、山西五台山、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元上都遗址等，开拓了我们保护的眼界。过去的文物保护，往往保护的是那些有文化要素的文物，比如泰山的摩崖石刻等，而文化遗产保护还要保护文化和自然共同生成的文化景观。过去的文物保护，我们注意保护那些宫殿建筑、考古遗址、纪念性建筑，但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强调还要保护人们正生活在其中的古村落、正在使用的工业遗产。过去的文物保护，保护的是点、面，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还要保护一些文化线路，保护大运河、丝绸之路。这些提高了我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认识。

真正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核心理念有两条，第一条是世代传承性，第二条是公众参与性。世代传承性，表明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历史过程，每一代人都有他的责任，任何一代人都不能用现实的优势来随意处置遗产，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有保护、享受文化遗产的权利。过去我们经常争论保护重要还是利用重要，今天看来保护不是最重要的，利用也不是最重要的，传承最重要，把今天的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给下一代才是最重要的。公众参与性，表明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政府的专利，不是一个系统、部门的行业工作，它是全民的事业，每个人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权利，也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义务。要更多地把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等赋予一般民众，这样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尤其是宏阔的文化遗产，比如丝绸之路，它串联起那么多的遗址，仅靠政府力量还不够，必须要通过教育、展示，使人们热爱文化遗产，它才能得到真正的、更好的保护。

（摘编自单霁翔《城市文化与文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