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世界文学视野中，中国的网络文学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类型文学传播创新样式。网络文学以青春的姿态奋发向上，展现出成长的蓬勃。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32亿。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文学网站驻站作者数量多达百万以上，且逐年增长。作品总数已超过2000万部。

在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网络文学创作类型不断细分，创造性发展，持续性改进，用以满足更多读者的多元化需求。网络创作从最先的幻想为主，走向更多分类，目前分类有200余种。在众多的分类当中，孕育了巨大的创造力，成为网络文学旺盛生命力的重要表征。

从网络文学内容生成的发展轨迹看，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更加注重提升创作品质。现实题材创作得到更多重视，更多作者加入现实题材创作中。在理论评论的持续发力下，幻想类、历史类作者在创作中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网络文学作者素质有高有低，作品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然而随着政府部门管理力度不断加大，相关文学团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引领作用，网络文学逐渐向主流化、经典化迈进，并以其广泛的传播，提升了大众阅读指数，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网络文学自生成起，自发、自觉地探索，形成了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模式。众多文学网站的兴起，汇聚为网络文学行业，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蔚然成风，以欧美、“一带一路”国家为代表的落地传播不断结出累累硕果。网络文学从生成之日起，天然具有海外传播的因子。早在2001年，起点中文网的前身“中国玄幻文学协会”开启了中国网络小说海外传播之旅。经过漫长的十几年的探索发展，新时代伊始，国家对“文化走出去”项目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网络文学乘新时代的春风，开启了海外传播的新征程。

（摘编自肖惊鸿《网络文学：丰富世界网络文学创造》）

材料二：

“文章”一词在魏晋以前就大量使用，但内涵复杂，直到司马迁的《史记》才首次在文章学意义上使用“文章”一词。魏晋以后，人们更是广泛地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章”一词了。如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文章”专论。据陈书良统计，作为文章学的集大成论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共享“文章”一词26处，除了几处表示“典章制度”“德行”意思外，大多表示“文辞、作品的泛称”“文采、声律”，这是在文章学意义上广泛使用“文章”一词了。

文章学的根本目的就是探讨如何写好文章，所以讲文章艺术是文章学的根本要义。魏晋南北朝文论追求文章艺术，辞采要求漂亮。刘勰《文心雕龙》着书的出发点即探究“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序志篇》），即如何写好文章，所以对文章艺术非常重视。刘勰专门设有“丽辞篇”，主张“丽句与深采并流”（《文心雕龙·丽辞篇》），当然这主要是对骈体文的要求。对于其他各式文体，刘勰也强调文采。刘勰又设“章句篇”“练字篇”“附会篇”，专门探讨文章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等方面的技巧问题。可以说，重视文章艺术是魏晋南北朝文坛的普遍风气。

一门学问如果仅仅是散发式的片言只语，那还是处于不自觉的萌芽阶段，只有上升到自成体系的理论层面，才标志着这门学问真正成立。在魏晋以前，《史记》《汉书》等也有不少地方谈及文章，但只是零散的片言只语，不成体系。曹魏以后，出现了专门的文章学论述。曹丕的《典论·论文》可以说是中国文章学史上第一篇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任防的《文章缘起》是专门的文章文体学论著。这些专论虽然篇幅不多，但从其所涉内容来看，俨然是中国文章学的专门论著。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体大思精”的文章学巨著，其内容包含文章本体论、文章文体论、文章创作论、文章批评论。哪怕以今天的学术体系标准来衡量，《文心雕龙》也是当之无愧的体系完整严密的文章学理论著作。

一门学问的成立，还要看它对当时和后世有没有影响。如果只是曾经出现过，随后销声匿迹，只是昙花一现，那这门学问并没有“立”起来。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理论，对当时和后世文章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文章（包括骈体文和散文）的兴盛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章学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分不开。理论上，比如唐宋古文运动讲文道关系，从“文以明道”到“文以载道”，再到“作文害道”，这实际是《文心雕龙》“道术之辨”的延续。清代袁枚说：“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选》理者，不独杜少陵也。韩、柳两家文字，其浓厚处，俱从此出。”（《随园诗话》卷七）刘熙载：“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艺概·文概》）许涟说：“三唐奥窔，未有不胎息六朝者。”（《六朝文挈原序》）上面三人的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唐代文章成就之所以如此之高，离不开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的滋养。

（摘编自吴中胜《〈文心雕龙>是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标志》）

材料一：

器物与辞赋之间的关系极为亲密。《文心雕龙·诠赋》谓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赋是“体物”文学的代表，敏锐地反映物质文化。再者，人们在日常使用的器物上进行辞赋创作，雅趣所至，多有题咏。皇甫谧《三都赋序》认为赋“文必极美”“辞必尽丽”，器物与辞赋的联姻，是“物之魅”与“文之美”的结缘。

辞赋中的器物与器物上的辞赋共同构成了辞赋与器物之间的关系，其最终表现形式仍是文学作品。曹丕《典论·论文》曰“诗赋欲丽”，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因为赋在修辞上的鲜明优势，与器物相关的作品有三点值得关注：

一是追根溯源，敷陈器物材料。枚乘的《七发》有一节专写音乐，重心落在“琴”上，古人以桐木为琴，选材是制琴的第一步，接着再进入到演奏的阶段。琴在汉代极受贵族、文人士大夫喜爱，桓谭《新论·琴道篇》说“八音之中，惟丝最密，而琴为之首”；而由蔡邕焦尾琴的典故，既可见选材之难，又可见蔡邕精于琴道。琴是士人言志的重要器物，嵇康《琴赋》甚至认为“众器之中，琴德最优”。他们都重视书写制作乐器的材料的生长环境，至于其他器物题材赋也多如此。

二是曲尽其妙，提升器物品格。唐代李德裕曾作《画桐华凤扇赋》，序曰：“成都夹岷江，矶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灵禽五色，来集桐华，以饮朝露。及华落，则烟飞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绩于素扇，以赉稚子，余因作小赋，书于扇上。”赋以扇为描写对象，而扇上有鸟，全文先写鸟之高洁，既而针对班婕妤《团扇诗》的哀怨，作者认为扇用以消暑，而不去做女性的道具。与班氏哀怨天凉“弃捐篮笥中，恩情中道绝”不同的是，作者说，“虽清秋之已至，常爱玩而忘餐”，扇有了更高的价值，其品格得以升华。唐时张九龄《白羽扇赋》，以“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作结；元代赵孟頫《纨扇赋》曰“苟行藏之任道，愿俟时乎安之”都已脱离宫怨，注入沉雄之气，在反复铺排中，烘托、抬升器物的气格。

三是争奇斗巧，广纳异域器物。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西方世界有着物质上和文化上的交流，西方不少器物也流入中国，并进入辞赋写作领域。汉末曹丕曾作《玛瑙勒赋》《车渠杭赋》，《玛瑙勒赋》序文曰：“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车渠杭赋》序文：“车渠，玉属也，多纤理缛文。生于西国，其俗宝之。”玛瑙勒、车渠杭在当时都是新奇之物。及至明清，新器物涌入中国者更多。新器物、新科技是近现代文明的象征，它们进入作品赋予辞赋新的生命。赋的铺排令新来器物的特征、性能全面展示出来，带来奇趣，更添新知。

赋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体，北朝魏敢说“会领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敢传》），器物是物质文明的表征，研究器物与辞赋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编自蒋晓光《器物之魅与辞赋之美》）

材料二：

画像石（或砖）在当时的建筑、雕塑、壁画上，都是五彩斑斓的。今天不断发现的汉墓壁画和泥俑证实了这一点。后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描述当时地面建筑的雕塑绘画说：“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

与这种艺术相平行的文学，便是汉赋，被后代视为类书、字典、味同嚼蜡的这些重皇大赋，其特征也恰好是上述那同一时代精神的体现。“赋体物而浏亮”，从《子虚》《上林》到《两都》《两京》，都是状貌写景，铺陈百事，“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尽管有所谓“讽喻劝诫”，其实作品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仍在极力夸扬、尽量铺陈天上人间的各类事物：山如何，水如何，树木如何，鸟兽如何，城市如何，宫殿如何，美女如何……

文学没有画面限制，可以描述更大更多的东西。尽管是那样堆砌、烦琐、拙笨、呆板，但是江山的宏伟、城市的繁盛、物产的丰饶、官殿的巍峨、服饰的奢侈、鸟兽的奇异、狩猎的惊险、歌舞的欢快……在赋中不无刻意描写，着意夸扬。这与汉代画像石、壁画等等的艺术精神不正是完全一致的么？它们所力图展示的，不仍然是这样一个繁荣富强、充满活力、自信和对现实具有浓厚兴趣、关注和爱好的世界图景么？它表明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后，对世界的直接征服和胜利，这种胜利使文学和艺术也不断要求全面地肯定、歌颂和玩味自己存在的自然环境、山岳江川、宫殿房屋、百土百物以至各种动物对象。汉代文艺如此之心胸开阔，气派雄沉，其根本道理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一：

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二：

乡土作为人类诞生的摇篮，成了人类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当人类成群结队地拥向文明发达的城市之后，人们的情感与乡土仍然有着不能阻断的精神联系，乡土成了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也是滋补作家的肥沃土壤。在中国，从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茅盾、沈从文、废名，到后来的汪曾祺、孙犁、莫言等，他们始终痴情地关注着那片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土。

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是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特别地关心乡间外观上和一般生活形式上区别于其他生活领域的特色，他们努力追求自己笔下乡间的独特性，并一律带有较为浓重的“乡恋”色彩。与此不同，莫言笔下的乡间世界基本上是在同一空间内展开。高密东北乡，一个中国古老、充满苦难的乡村，它不是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乡村，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被时间滤去了历史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特征，其生活呈现为最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暴力、死亡……他努力书写高密东北乡人的贫苦与抗争，写出他们不屈的精神、美好的道德与淳朴善良的人性，表现了作家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去整合现实、祈求故土复兴的美好愿望，成就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

（节选自黄志刚《莫言小说乡土情结探源》，有删改）

材料三：

乡土情结作为中国人集体潜意识里的一种心理状态，主要由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演化而来，其基本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归隐山林的乡土情结。归隐山林源于志士或诗人对世俗社会人情世故的厌恶，更是对乡土自然的内心向往。他们远离尘世的喧嚣，而甘享乡居的宁静。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最形象的注解。

其二，思念故乡的乡土情结。“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乡思亲本身就是一种浓厚的乡土情结，正是这种乡土情结的存在，即使“少小离家老大回”，但乡音始终未改。对于故土，国人始终是难以割舍的。

其三，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史记·项羽本纪》中写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项羽为何乌江自刎？从这句诗中可窥其因。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是人的欲望和价值扩大化的一种体现。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事业的成功只有得到乡人的认可才是最大的荣耀。

（节选自高申贵《关于中国人乡土情结的文化思考》，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