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写于悲痛中

茅盾

十九日下午三时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给我的急电，报告鲁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霹雳！我不能相信！十月十日下午，我到上海大戏院去看苏联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着鲁迅先生和他夫人、孩子，我们坐在一处，谈了好多话。十日离十九日不过八天，我怎么能够相信会出了这样大的乱子！

然而电文上明明写着“周已故”，这“周”不是“大先生”还有哪个？不是他还有哪一个“周”能使我妻发急电来促我速归？

然而我却因为痔疮发作，卧在床上动不得。我恨极了这一次忙里偷闲的旅行！我发了个回电。仍旧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够勉强就道，夜里我躺在床上，回忆着十日和鲁迅先生在上海大戏院里的谈话，又回忆着十月二日（或三日）我和G君到鲁迅先生家里给他拍照那一个下午的谈话，又痛苦地猜想这“晴天霹雳”的来由。凭那两次最后的晤面，我不能相信鲁迅先生会突然于十九日逝世，虽然和G君去访他那一次回来时，G君在车中对我说：“今天看见鲁迅的面色和精神比我意想中好些，可是他若不赶紧转地疗养，总是危险。”我又记起史沫特菜女士在八月初离上海去避暑时，也对我说：“他此时虽然好得多了，可是靠不住，一定要转地疗养！他自己总说不要紧，可是患肺病的人自己常常是乐观的啊！”八月中旬，鲁迅先生拣定了转地疗养的地点是日本镰仓。可是后来又不果行。夏天却已过去了。九月中我晤见他，他说暑天已过，索性再过几时，或者到香港去换换空气。谁知道十月中旬忽然这晴天霹雳！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若能把转地疗养这问题很早布置得妥当，则鲁迅先生不至于因有事实上的一些困难而迁延了这三个月的工夫，我们太不负责，我们这罪不能宽饶！我们太不中用了！

十九日一夜，在这样悲痛回忆中过去。二十日清晨，我跳起来决定乘早班船再转火车，可是疼痛如割，刚走得一步便蹲下了！我太不中用！我没有法子瞻仰先生最后的遗容了！

“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可宝贵了！”这是G君在十月二日和我去访鲁迅先生后回来时的话。但是，但是我们太不宝贵鲁迅了，我们没有用尽方法去和鲁迅的病魔斗争，我们只让他独自和病魔挣扎，我们甚至还添了他病中精神上的不快！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愧对那几位珍爱鲁迅先生的外国朋友！

（有删改）

文本二：

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

茅盾

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那时我由武汉回上海，而鲁迅亦适由广州来。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个弄堂。那时我行动不自由，他和老三到我寓中坐了一回，我却没有到他寓里去，因为知道他那边客多。

这以后，我长住上海，不再走动，所以和他见面的时候也多了。不过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私生活，亦不多。现在追忆起来，觉得有些事虽然未经人道及，但是大都牵涉到过去十年间文坛上的“故事”，此刻暂时不提起也好。此外，好像大家都已听说过，我如果再来写，亦殊嫌蛇足。无已，从他治病这方面说一件事吧。

今年是鲁迅先生的六十冥寿，如果我们是在替他做生日，该多么好！他五十岁生日那天，上海文艺界同仁曾在一个荷兰餐馆里为他祝寿。记得那天到会的外宾只有二三人。那时谁也不会想到（或感觉到）鲁迅先生活不过六十岁！

不但那时，在一九三五年如果有人说鲁迅不久于人世，那一定会被认为是“黑老鸦”。鲁迅自己从未说他身体不好，人家看他也认为好；他精神抖擞地战斗着。但在这一年十一月，有人“发现”了鲁迅身体实在不好。

记得是十一月七日（苏联“伟大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节”）的前一天或后一天，上海苏联领事馆招待少数文化人到领事馆去看电影。中国人去的只有五六个，其中有鲁迅和他的夫人、公子。那晚上看了《夏伯阳》，鲁迅精神很好，喝了一两杯“伏特加”。史沫特莱喝得很多，几乎有点醉了；但在电影映完休息时，史沫特莱严肃地对鲁迅说：“我觉得你的身体很不好，你应该好好休养一下，到国外去休养。”

“我直觉到。我说不上你有什么病；可是我直觉，知道你的身体很不行！”

鲁迅以为她醉了，打算撇开这个话题，然而史沫特莱很坚持，似乎马上要决定：何时开始治病，到何处去，等等。她立刻要得一个确定，并且再三说：“你到了外国，一样做文章，而且对于国际的影响更大！”

那晚上没有结论。但在回去的汽车中，史沫特莱又请鲁迅考虑她的建议，鲁迅也答应了。过了一天，史沫特莱找我专谈这问题。总结她的意见：她认为鲁迅如不及时出国休养，则能否再活多少年，很成问题。

鲁迅后来也同意了——虽然他说起史沫特莱的“直觉”时，总幽默地笑着。并且也谈到，在休养时间他有机会完成《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了。但在不再反对之中，鲁迅也表示了如果当真出国，问题却还多得很，终究还是不出去为好。

到那年年底，史沫特莱说是接洽已妥，具体地来谈怎样走、何时走的时候，鲁迅早已决定还是暂时不出去。有过几次的争论，但鲁迅之意不能回。鲁迅的意见：自己不觉得一定有致命之病，倘说是衰弱，则一二年的休养也未必有效，因为是年龄关系；再者即使在国外吃胖了，回来后一定立即要瘦，而且也许比没有出去时更瘦些；而且一旦出了国便做哑巴，也太气闷。

据我猜想，那时文坛上的纠纷，恐怕也是鲁迅不愿出国的一个原因；那时期有人在传播他要出国的消息，鲁迅听了很不高兴，曾经幽默地说：他们料我要走，我岂不走，使他们多些不舒服。

出国问题争论的最后结果：过了夏天再说。因为即使要出国，也得有准备，而他经手的事倘要结束一下，也不是一二个月可以完成的。

不幸一九三六年二月尾，鲁迅先生就卧病，这病迁延到了秋季，终于不救。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陛下方兴大化，而太学久废，堂皇埃芜，《诗》《书》不闻，明诏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学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则也，俎豆揖让之所兴也，天子于此得贤臣焉。今委而不论，虽欲睦人伦兴治纲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奈何为天下而轻礼乐哉？愿引胄子使归太学，国家之大务不可废已。

（选自《新唐书·陈子昂传》，有删改）

文本二：

庚子秋，同被诏校《唐书》新本，见史策伯玉与傅弈、吕才同传，谓伯玉以王者之术说武瞾，故《赞》贬之曰：“子昂之于言，其聋瞽欤！”呜呼，甚哉！其不探伯玉之为《政理书》之深意也。明堂大学^②，在昔帝王所以恢大教化之地，自非右文好治之主，为之犹愧无以称其举，岂淫艳荒惑、险刻残设妇人之所宜与乎？缘事警奸，立文矫僭，伯玉之言有味乎其中矣。彼傅、吕者，本好历数才技之书，但能领略大体，颛务记览，以济其末学，讵可引伯玉而为之等夷耶？杜子美、韩退之，唐之伟人也。杜云：“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韩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其推尚伯玉之功也如此。后人或以己见而遽抑之，人之才识，信夫有相绝者矣。同当时尝欲具疏于朝廷，以辨伯玉之不然，会除外官，不果。

癸卯春，伯玉县人、金华道士喻拱之过门，言其邑令庞君子明于本观陈公读书台旧基，构大屋四楹，题之曰“拾遗亭”。栋宇宏豁，轩楹虚显，步倚眺听，依然风尚，将记其实，愿烦执事。同曰：“伯玉，同之郡人也。昔不幸而死于贼简之手，心常悼之矣。今不幸而不得列于佳传，是故恳恳欲为之伸地下之枉耳。记此何敢妄！”遂述前事，使揭于亭上，聊以阐独坐之幽。其山川之胜，登临之美，今古不易，有子美之诗在焉。

（选自文同《拾遗亭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