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按要求选择。

①讨论“传言”应区分“不准确的信息”和故意编造的“误导信息”。

②“传言”是不能尽快得到证实或无法得到证实的信息。

③许多传言是后来被证实或部分证实的。

④那些未能证实的传言也不等于就是无中生有。

⑤传言有时也可能是一种制造舆论的手段。

A．

B．

C．

D．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作者的学养与编辑的修为

①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语言系统发生了中西杂糅的现象。中式的文言和欧美的西文经混交后形成了第三种表达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的话语结构总体上已西式化，而文盲只能以成语等形式穿插其中时，主、谓、宾、定、状、补成分的不全甚至丢失，便成为论著写作过程中的习见现象。这应该是任一期刊或出版社的编辑在处理来稿时最为头痛的问题。

②理论生硬、概念不清和表述含混，也容易导致洋洋万言不知所云的尴尬。近现代中国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装置，几乎都是外来的，由于它们总能以正确和时尚的面貌出现，便自然有人甘做隔空对接的理论倒爷且乐此不疲。他们弄了一大堆连其本人都未必弄懂的欧美框架，写文章时也总是设置出无数道概念隔离墙，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表现作者的“体大思精”。

③由此我想起了一个或许与此无关的小困惑，即关于何谓“历史”的问题。所谓“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进程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这几乎是用概念来解释概念的“概念”。我注意到一个小孩问“什么是历史”时，他父亲回答：“历史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前人类社会发生过的能够规定和影响你当下生活和未来走向的往事。”它或许不够周延，但我至少听懂了。年轻时写论文，我喜欢拿代表“权威”的西方理论和学者语录作为某个中国史研究问题的前提或结论，结果，历史本身的前提和结论反而被我蛮横地取消了。直到读了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时，才明白就在我夙夜标榜自己是经典作家的信仰者时，其实并没有读懂他们的原著，也不想了解他们的语境。由此而养成的一味执念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舶来权威而放弃自主思考的思维情性，其实还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学术犯罪，因为“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

④历史学者应该以怎样的知识结构来面对受众，显然又是一个问题。苏联碎片化的学科分类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一体化格局已被乱刀寸断，轻则一分为三，重则一分为N。我的一个学生跟我念了几年书后，只听到一场哲学家的讲演，就告诉我说他想改学哲学了，似乎哲学可以不需烦琐考证而直奔结论。“老北大”和“民国范”之所以不必忌言，是因为他们在接受欧风美雨洗礼前，早已拥有文史哲齐备的综合知识结构和连类格义的问题解释能力。这是否意味着新生代的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基础知识上做出适度的复归呢？马克思所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说法，或许在说历史学者应该是过往知识和历史智慧的综合掌握者和传承者，而不是单一工种的工匠。孔子是史学家、文学家、伦理学家，还是武家、数学家、教育家抑或社会学家呢？从他曾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的教授者看，孔子应该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教师。即便退一步，允许我们把知识的范围进一步收窄，至少也应该具备刘知几所要求的“史家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而“才学识”又何尝不是今天所说的“文史哲”呢？可是，有许多学术论文常常给大家带来的烦恼是，编辑和读者在拜读那些动辄万言的大作时，不消两三行就昏昏欲睡。这除了表明我们自己文笔不够典雅、材料不够结实和结论无所见识外，好像并不能证明历史学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⑤一篇有参考价值的文章，还应该内藏有该问题本身的微学术史。可编辑在审稿时却每每发现，许多稿件不是把先行成果说得一无是处，借以凸显自己的“创新”能力，就是把学术史回顾与文章展开内容处理成全无关联的两张皮。一个好的学术史梳理，应该是在充分吸纳和尊重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是相反。而行文结构上的环环相扣和逻辑递进，也就自然展开于前期研究之“必要条件”和自我新论之“充分条件”之间了。

⑥在了解了编辑立场的同时，也需要体察作者对编辑工作所寄予的厚望。多年来，编辑队伍已整体学者化，这是事实，毋庸讳言。但是，曾几何时，个别编辑的自律和自省，似乎也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不懂的就是错误的”，容易堕为成见式进退稿件的潜规则。学界最喜爱的，应该是“读尽天下好文章”的编辑不拘一格的目力和魄力，以及敢于超越自我眼界的站位和勇气。否则，当有些稿件因为编辑人员的逼仄视野和主观好恶或黄钟毁弃或瓦釜雷鸣时，便不但有损于编辑本人的名声，久而久之还会毁掉一个好的杂志社或出版社。其次，编辑的学养、识辨能力和职业道德，有时比刊物的所谓级别更加重要。同时，外审制度必须要坚持，但是，外审意见不等于就是决定性意见，因为外审人员中，同气相求者有之，同类相斥者有之，应付了事者有之，不读稿件者亦有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编辑本人的判断不能介入，其对学术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⑦学术乃天下公器，中国史学的繁荣发展，需要编辑和学人相携而行，愿我们一起努力，共同推动。

（有删改）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盖房（节选）

①没有谁能想到父亲会下世得那么急快，母亲、姐姐、哥哥及左邻右舍，谁都觉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让他的子女们无法接受。但是父亲，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正常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处，在等着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你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够伸手及你，它才会伸手携你而去。

②那么，一个身为农民的父亲，他活在世上到底应该做完一些什么事情呢？尽到一些什么职责呢？这一点，父亲和所有北方的农民一样，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样，和他周围所有做了父亲却最远的行程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倘若能到百里之外的洛阳就是人生大事、就是生命的一次远足的农民一样，他们自做了父亲那一日、一时的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们最大、最庄严的职责，就是要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儿女们婚配成家，有志立业。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父亲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③现在，我已经记不得我家那最早竖起在村落的三间土房瓦屋是如何盖将起来的，只记得，那三间瓦房的四面都是土墙，然在临靠路边的一面山墙上，却砌了从山坡田野一日一日挑回来的黄色的礓石，其余三面墙壁，都泥了一层由麦糠掺和的黄泥。春天来时，那三面墙上长有许多瘦弱的麦芽；记得那半圆的小瓦，在房坡上一行一行，你在任何角度去看，都会发现一个个瓦楞组成的一排排的人字儿，像无数队凝在天空不动的雁阵。记得所有路过我家门前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立下脚步，端详一阵那三间瓦屋，像懂行的庄稼把式在几年前路过我父亲翻捡、扩大过的自留地一样，他们的脸上，都一律挂着惊羡的神色和默语的称颂。我还记得，搬进那瓦屋之后，母亲不止一次地面带笑容给我们姐弟们叙说，盖房前父亲和她如何到二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去把那一根根杂木椽子从有着野狼出没的山沟扛到路边；记得母亲至今还不断地挂在嘴上，说盖起房子那一年春节，家里没有一粒小麦，没有半把面粉，是借了人家一碗乌麦面粉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每人吃了半碗饺子，而父亲和她，则一个饺子都没吃。还说那一年她试着把白面包在红薯面的上边，希望这样擀成饺于叶儿，能让她的子女们都多吃几个白菜饺子，但试了几次，皆因为红薯面过分缺少黏性而没有成功——而没有做成饺子叶儿的，包了一层白面的红薯面块，就是父亲那年过节所吃的大年饭。

④这就是房子留给我的最初记忆，之后所记得的，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那新盖的三间瓦房，因为过度简陋而不断漏雨，每年雨季，屋里的各处都要摆满盆盆罐罐。为了翻盖这漏雨的房子，父亲又蓄了几年气力，最后不仅使那瓦房不再漏雨，而且使那四面土墙的四个房角，有了四个青砖立柱，门和窗子的边沿，也都用青砖镶砌了边儿，且临了路边的一面山墙和三间瓦房的正面前墙，全都用长条儿礓石砌表了一层，而礓石墙面每一平方米的四围边儿，也都有单立的青砖竖起隔断，这就仿佛把土瓦房穿了一件黄底绿格的洋布衬衫，不仅能使土墙防雨，而且使这瓦房一下美观起来、漂亮起来，它也因此更为引人注目，更为众多乡人惊惊羡羡。

⑤这就是父亲的事业。事实上，那所宅院和宅院中的日子，的确在那片村落和方圆多少里的村落中，都有着被夸大的影响和声誉，对许多农民的日子起着一种引导的督促。可是，只有为数不多的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们，方才知道父亲为了这些，付出了他的健康，也付出了他许多的生寿。

⑥记得最后盖我家东边那两间厢厦时，父亲领着我们，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做地基的石头，因为车子装得太满，返回时车子陷在伊河当中，我们姐弟全都高卷起裤腿，站在冰河中用力猛推，不仅没能把车子推动半步，反而每个人的手脸都冻得乌青，腿和脚在水中哆嗦得不能自已。这时候，父亲回过身子，从车辕间出来，把我们姐弟从水中扶到岸上，用棉衣包着我们各自的腿脚，他自己又返回水中，同哥哥一道，从车上卸着一二百斤重的石头，一块块用肩膀扛到岸边，直到车子上的石头还剩一半之多，才又独自从冰河中把车子拉上岸来。父亲从水中出来的时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满头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几乎所有衣服的每个部位，却都挂着水和冰凌。我们慌忙去岸边接着父亲和那车石头，待他把车子拉到岸上的一块干处，我们才都发现，父亲因为哮喘，呼吸困难，脸被憋成了青色，额门上的汗都是憋出来的。见父亲脸色青胀，咳嗽不止，姐姐赶忙不停地去父亲的后背上捶着，过了很久，捶了很久，待父亲缓过那艰难的呼吸，哥哥也抱着一块水淋淋的石头最后从冰河里出来，他把那石头放在车上，望着父亲的脸色说：“不一定非要盖这两间房子，不能为了房子不要命啊。”

⑦父亲没有马上说话，他瞟了一眼哥哥，又望望我们，最后把目光投向荒凉空无的远处，好像想了一会儿，悟透并拿定了什么主意，才扭回头来对着他的子女们说：

⑧“得趁着我这哮喘不算太重，还能干动活儿就把房子盖起来，要不，过几年我病重了，干不动了，没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没有在我活着时看着你们一个个成家立业，那我死了就对不起你们，也有愧了我这一世人生。”

⑨其实，父亲的病是在他年轻时的劳累中得下的，而扎根难愈，却是他在为子女成家立业的盖房中开始的。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一九八四年十月完婚在那最后盖起的两间瓦屋之后，也便了却了父亲的最后一桩夙愿。于是，没过多久，他便离开我们独自去了，去另外一番界地，寻找着另外一种安宁和清静了。

——本文选自阎连科《我与父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