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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国灭齐、统一天下，华夏大地暂时中止了绵延500年的割据混战，和平却未能到来。盘踞在阴山草原的匈奴日渐壮大，时刻威胁着新王朝的安全。在咸阳忙于改制、修建各种大工程之余，秦始皇下令修缮、连接和增筑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的边地长城，为开创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奠定基础。从此，长城各段才逐渐连为一体，“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成为我们熟悉的万里长城。

考古发现表明，秦长城是在北疆沿线断断续续修建而成，一般会尽量选择在险峻的山梁岭脊之上或大河深谷之侧，与各处天险相结合。长城并不是只有一道城墙，还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城、障、亭、燧。长城沿线的“城”，是修建在重点地段的军事要塞。它们可以驻军也可以驻民，还能囤积辎重粮草。“障”类似城，但要小很多，只驻军不驻民，主要修建在险要地段：两山之间的最窄处，山水之间的狭长走廊，溪流、河水相交处等。“亭”是用于监视敌情的岗亭。“燧”是烽火台。早在先秦时期，就巳出现烽燧预警的做法。

对于历代长城的作用，后世一直众说纷纭。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长城的防御作用被高估了，理由是历史上那些游牧民族大举南侵时，长城并不能阻挡他们的铁蹄，中原王朝依旧会灭亡。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长城本身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事，事实上世界上也从没有过永不陷落的城邑或要塞。长城的作用不是在危亡关头，而是在其他时刻体现。

秦始皇是在统一天下之后修建的万里长城，此时秦朝国力正盛，秦军更是挟灭六国之余威，国力战力都在巅峰，秦朝却依旧对匈奴采取了守势，即便是蒙恬两次大胜匈奴后依然如此。这自然是出于长远考虑：对于秦军而言，即便能一时击败匈奴，也不等同于能一劳永逸地根除匈奴之患，他们早晚会卷土重来，这是由这个民族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性所决定的，抵御匈奴必将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正因为意识到这点，秦始皇君臣才主动选择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秦长城正是这一战略最好的体现。

秦长城最基础的作用，是转化了秦军、匈奴的实力对比。历经商鞅变法后100余年的战争淬炼，秦军在战法、装备、步车骑多兵种协同作战方面有着极大优势，但面对来去飘忽的匈奴骑兵，机动性和灵活性明显处于下风。长城恰恰增强了秦军的防御优势，又削弱了匈奴人的进攻优势：匈奴骑兵无法跨越长城，想要攻城，只能下马改为步兵，徒手攀越城墙，游击战变为攻坚战，原有的优势荡然无存；守城的秦军则“居高临下”，优势明显。

而匈奴即便人能突破城墙，战马也难以逾越，他们无论是放弃战马、改为步行，还是设法把战马运上城头再运下来，或是在长城沿线寻觅可骑马突破之处，都会消耗大量时间，入侵的速度因此也大为迟滞。当匈奴人跨越长城、在附近村镇进行劫掠后，翻越长城撤回草原又成了难题，甚至掠夺的战利品越多，翻越长城所花的时间就越长，撤退的速度再次被减缓。

这才是长城的真正作用。要知道，游牧民族真正大举南下、一心占据中原的情况毕竟是少数，反倒是这种以劫掠为目的的骚扰极为常见。长城就像是针对这种情况的“过滤器”，增加匈奴人入侵的成本，降低他们所能取得的收益，从而“过滤”掉那些小股入侵。

更重要的是，长城从来不是单纯的防御设施，而是秦朝主动出击的前沿阵地，它可以为秦军提供稳定的后勤保障，粮草辎重都可以先囤积于城障亭塞，甚至长城本身可以成为北进战略中的一环。秦军能借长城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重兵的集结，长城守军大举出城进攻时，也不用担心后方安全；反过来，匈奴人若企图切断出击秦军的后路，只能插入秦军和长城之间，有可能面临着被出击秦军、长城守军两头夹击的风险。秦军即便战局不利一时落败，也可以退入长城重整旗鼓。正是以长城为依托，蒙恬才有了对匈奴的辉煌胜利：“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后世历来认为，修筑长城对国力的消耗、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关于参与修筑长城的人数，《秦始皇本纪》称是30万，《淮南子·人间训》则称是50万，而据历史学家张维华估计，参与长城工程的人数，“总在伍士兵及戍卒与罪谪计之，当不下数百万人，此诚吾国历史上所罕见者”。按这个数字估算，每年光是所需粮食就至少要3000万石以上，更不用提木石等建筑材料的运输之类。许多史料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负担的沉重、生活的悲惨。

按理说殷鉴在前，后世本当吸取秦亡的教训，不再选择修筑长城。可事实上，从西汉王朝开始，历朝历代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选择修筑长城作为防御策略，于是先后有了汉长城、隋长城、宋长城、明长城。

不难看出，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必定是对“成本”和“收益”都有过反复衡量，最终才不约而同意识到，即便会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给百姓们带来沉重负担，修筑长城却依旧是冷兵器时代性价比最高的防御手段。

秦朝灭亡了，西汉从废墟中兴起，此后的2000多年里，中原王朝如走马灯一般轮换，城头变幻大王旗。没有一个王朝能永远存续下去，任何金城汤池也无法挽救腐朽的统治，关于这一点，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已意识到：“地利不如人和。”长城却依旧伫立在北方边境，历经无数风雨战火。旧的墙体崩塌，新的又建立，夯土变为砖石，却依旧在为百姓们提供庇护，直至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而这一切，都来自秦朝埋下的第一块基石。完全可以说，秦朝是以牺牲整整一代人的幸福为代价，给后人换来了万世之利。

（摘编自张不叁《秦长城：成为中华图腾的万世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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跫音

李舫

北京，东城。

横平竖直的北京旧城，有一条东西向的长街——五四大街。这条大街的中心，有一个朴素的门牌，上面刻着“五四大街29号”。在这个门牌的后面，是一个不大的院落，古朴的铁门后面，静静地伫立着一座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老式建筑。春来暑往，斗转星移，这座“工”字形的建筑已逾一个世纪。从建成至今，它一直被人们称作——北大红楼。

1917年，农历丁巳。

此时的北京大学，春冰未泮，春寒料峭。

1月9日，蔡元培冒着严寒，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他试图用教育完成救国宏愿，“吾人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致函教育部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

当其时，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的抨击。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成立编委会，北京大学由此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编辑部就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每周评论》猛烈抨击封建军阀统治，揭露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和山东攫取权益的罪恶行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块宣传阵地。

1918年仲秋，一个满口湘音的青年，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袱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

他，就是后来影响了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的毛泽东。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红楼的第二阅览室担任图书管理员，得以近距离接触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发现了一个他从前所不知道的世界。《新青年》也为毛泽东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给他的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从北大走出来的毛泽东，浸润了北大的精气神，已然成为一位胸有利器、心怀世界的有为之士。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就是在这个朝气蓬勃、挥斥方道的年纪，毛泽东写下了这句诗。正是在北京大学期间，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贫弱局面，毛泽东自信将来掌握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使命会由他们这一代有志青年去承担。他大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

雍容的红砖红瓦红墙红楼，掩映在道路两旁绿意盎然的行道树里。

1919年，29岁的李大钊意气风发。他快步走进红楼大门，腋下夹着新刊出的《新青年》，冲进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办公室，大声宣称：“试看将来的寰宇，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知晓了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外交失败的消息，当晚便在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约请北京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热血在沸腾，地火在燃烧。北京大学，莘莘学子在觉醒。

5月4日，来自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学的三千多名学生，从北大红楼出发，一路到天安门、东交民巷、赵家楼，一路怀着愤怒、带着激情不停地呐喊，乌云密布的中国，喑哑的天空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红楼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进一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春，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同时在北京和上海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在北京，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的外间会议室，正是当时筹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处。

初心在萌芽，信念在激荡。中国的四面八方，有志之士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思考中国究竟往何处去，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源于德国小镇特里尔的种子，在觉醒者的心灵中孕育成长。红色的激流涌入黄色的土地，掀起汹涌壮阔的狂澜，汇聚成光耀中华的绚丽日出。

亿万万人家国，一百余年拼搏。

今天，穿过熙熙攘攘的五四大街回望，红楼无声，红楼如故。然而透过红色的建筑外表，仿佛还能看到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流下的鲜血，看到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高高飘扬的红旗，看到井冈山上正在燎燃的星火，看到红军战士帽檐上的五角星……这栋建筑曾经激荡起的历史风云，依旧清晰而鲜活。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革命者从未改变前行的脚步。

朴素的初心，凝聚了非凡的力量。亿万人民生死与共、始终相随，让这个曾经四分五裂、一穷二白的国度，于危难中振作，在绝望中重生，已然可见复兴的曙光。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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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九年，一只酒杯从兰亭的一条小溪出发，顺着水流的方向漂游，它会在哪儿停顿则完全没有规律。 ① ，是魏晋文人喜欢的一款游戏，酒杯是重要道具，代表天意，停在谁的面前，谁就饮酒作诗。天意难测，测不准，就有了神秘性。

王羲之负责为本次活动写小结。作为撰稿人，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旁观者。旁观，就是不做这个世界的密接者，不痴，不迷，而是努力让自己腾空。飞起来，才是有效的逃逸和真实的觉醒。不必飞得太高，_ ② 是天帝的表演区，人只要有燕子的高度就很了不起了，那已是俯瞰的高度了。那一天，撰稿人王羲之以燕子的视角完成了《兰亭集序》的书写。许多细节因高度而模糊，闪烁的波光隐藏了那只酒杯，有人起立赋诗，可燕子一个字也听不真……这使王羲之可以专注于自己的观察。《兰亭集序》的关键词是“岂不痛哉”——在起点处看到破灭，在欣快时看到厌倦，在春花烂漫中看到形骸之外的寂寥，就是这样的痛。不是_ ③ ，而是隐痛、阵痛，痛在精神上，痛在文化上，痛在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