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对于“翻译”的认识可以上溯到周代，《礼记·王制》记载：“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提，北方曰译”。借鉴上述传播学使用的直观事例解析翻译：甲与乙说话，双方使用的语言不同，请来了懂双方语言的丙，丙把甲说的话用乙的语言说给乙听（或者相反），丙的行为就是翻译，丙就是译者。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使用不同语言的甲乙要完成讯息交流，就必须通过丙进行翻译（符号转换），这就是最简单的翻译传播形式。

在异语传播中，译者丙的参与不仅增加了传播要素，而且使传播过程和传播要素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传播的特殊性。因此，传播的一般属性和“语言转换”的特殊性相结合，构成了翻译传播的本质属性。

异语场景中传递的信息要经过语言转换，这是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翻译传播的一个环节。翻译传播学的研究内容是异语场景信息传递的全过程，研究翻译传播的主体、客体、译者、媒介、受体、效果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需要在翻译学之外借助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翻译传播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除了传播学、翻译学之外，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跨文化传播学、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心理学、媒介学等。

翻译传播在今天蓬勃发展，一方面翻译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跨语言交流日渐普遍，另一方面翻译传播媒介的活动也日趋活跃。仅以我国对外翻译出版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为例，前者2013-2019年间资助了2183种图书翻译出版，后者2010-2019年间资助了1026种图书翻译出版。在翻译图书品种增长迅猛的同时，如何提升翻译传播效果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长期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面对着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传播障碍。新冠疫情的出现，不仅增加了不同国家的人们物理空间的隔离，也加深了人们跨文化交流的心理隔阂。因此，研究突破传播障碍、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形象的策略，就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使命。

（摘编自尹飞舟、余承法《翻译传播学论纲》）

材料二：

清末西方经济著作的译介主体大多是通晓多国语言的传教士。鸦片战争的爆发致使国门被迫打开，众多传教士纷纷来华，试图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等传播至中国，实现一定程度的文化侵略，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由于传教士译者的异域身份，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熟悉程度有限，在译介西方经济学文献时，大多是基于母本的编译或改写，往往会运用诸如删减、省译等翻译方式调整修改原文本内容。比如鲍留云的《致富新书》即是基于底本《政治经济学大纲》的改写，译著与底本在结构与内容上都有着很大区别。此外，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述的合作翻译方式也是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译介中较为常见的方式。在合作翻译过程中，中国笔者往往会在传教士口述的基础上添加大量的注解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因此当时的一些译本上存在着很多的解释说明内容。

清末民初时期的译者已不再以传教士为主，多是清末民初的文人学士、思想大家，他们有志于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振兴中华。这个时期的译者往往有着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博览群书、潜心钻研，为探寻国家富强之策而努力奋斗。因而，该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译著较于清末翻译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比如，英文中的economy、economics的译名在这一阶段的变化，经历了“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的演进过程，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接受并通用。在该时期，我国的经济学概念与术语逐渐脱离了以往的旧经济体系，开始拥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体系，从而推动了中国过渡到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化进程。该时期的西方经济著作在译介过程中仍然有着较为明显的编译或改写痕迹。这主要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当时的人们纷纷致力于救亡图存，这一急迫的社会需求催生了特定的翻译需求——译著要为国民服务。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内忧外患使得当时的社会矛盾尖锐。许多有识之士为求存图强、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地、接受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教育。一批经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归国留学生引进了西方很多经济学经典著作，加之民国时期出版业的繁荣，经济学译著成倍增长，学界译界人才华出，翻译理论百家争鸣。该时期丰富的翻译实践推动了翻译家们对科学翻译理论的进一步探讨，内容涉及翻译标准、翻译方法、译者素养、译名统一等。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术语，多用我国传统的典籍术语来翻译外来的经济学说，在文体上也偏实务，容易被大众理解并接受。

（摘编自曾祥宏、魏佳焕《经济学著作在中国近现代详介的脉络考辩》）

萨赫勒荒原

朱山坡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是被萨哈又一个急刹车惊醒的。当我睁开眼睛时，看到车头前站着一个身材高瘦的黑男。他双手张开，拦住了车的去路。

我大吃一惊，以为碰到劫匪了。在尼亚美的时候已经被告知，近年来由于旱灾，尼日尔遭遇了大饥荒，疾病盛行，饿死、病死的人随处可见，人们求生的欲望超过了对法律和戒条的敬畏。

萨哈倒很镇定，伸出头去，朝那个黑人质问说：“尼可，你要干吗？”

原来认识，我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萨哈耸耸肩对我说：“他是我儿子。”

尼可穿着一件灰白相间的衬衣和一条白色的中裤，赤着的脚脏得黑乎乎的，是一张温顺老实的脸。

萨哈说：“祖母还好吗？”

尼可说：“情况很不好！本来她快要不行了，一听说郭医生得病，她又活过来了。”

“你回去告诉祖母，郭医生的病已经好了。没事了。过段日子他又会回来的。”萨哈对尼可说。貌似老实的萨哈说起谎来竟然一气呵成，毫无障碍。

“真的吗？”尼可盯着父亲的脸问。

“是真的。尼亚美的中国医生很厉害，把他的病治好了。”萨哈说，“世界上没有中国医生治不好的病。”

尼可很高兴，竟然手舞足蹈起来。萨哈突然变得有些悲伤，转过身来，不让尼可看到他的神色，朝着远方看了一眼，不经意地发出一声叹息。

“太好了，祖母可以放心了。”尼可兴奋地说，像孩子一样向我们挥手告别。

萨哈重新出发，但刚走出十几米，他又停了下来，跳下车，往回跑。我也看到了，身后的尼可瘫倒在路边！

职业的直觉和惯性让我赶紧跳下车，向尼可直奔过去。

萨哈扶着尼可坐起来，问他：“怎么回事？”

“我饿。我感觉我快饿死了。”尼可说，“我在这里等你们两天两夜了。我以为天上会给我掉下一块粟饼，但连一滴露珠也没有。”

我摸了一下尼可的额头，好烫啊，而且他的身子在颤抖，还在流鼻涕。

“他没有什么问题，只是饿了。”萨哈轻轻推开我，轻描淡写地说。

我返回车上，从我的挎包里取出一块黑麦面包、一罐上海产的炼乳，跑到尼可跟前，塞给他。尼可端详着炼乳，双手震颤了几下。

“喝吧，是好东西。”我催促尼可。至少它能迅速补充能量。

但萨哈阻止了尼可打开炼乳，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半块粟饼，正是午饭吃剩的那半块，送到尼可的嘴里。

但尼可盯着我手里的炼乳，眼睛里充满了强烈的渴望，“能送给我吗？”尼可羞怯地问我。

他怕我拒绝，赶紧补充说：“我想让祖母尝尝。我发誓，她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东西。我不会动它，我只给她尝。”

不顾萨哈严肃的反对，我答应尼可说，可以。

尼可似乎一下子恢复了力量，从萨哈怀里站起来，举着炼乳，向我表示感谢。

萨哈推着我回到车上，继续前行。为了把刚才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他把车开到了最快。车子朝着太阳滑落的方向飞驰。几只乌鸦盘旋在车的上空，不断发出饥饿的喊叫，不像是保驾护航。我突然想起刚才尼可脸额发烫，身子发抖。我那时以为只是他在烈日下晒了那么久，饥渴到了极点才那样的。但职业的直觉和敏感让我醒悟过来，我猛叫了一声：“停车！”

萨哈下意识地刹住了车，疑惑地看着我。我说：“掉头!”

“为什么？”萨哈对我命令式的语气有点儿不满。

“我们回去看看尼可。”我说，“我怀疑他患上了疟疾。”萨哈没有马上掉头，脸上也没有震惊和焦急之色。

“疟疾很危险。会死人的。”我说。我第一次到非洲，经验还是不足，敏感性也不够，我为刚才自己的疏忽大意感到羞愧。如果老郭在，他肯定又会把我骂得狗血喷头。

萨哈重新启动了车。但他没有掉头，而是继续往前开。

我提高嗓门再次要求他：“尼可很危险，我是医生，我请你立即掉头救人！”

萨哈沉默了一会儿才平静地回答我说：“我知道尼可很危险。经验已经告诉我，他就是患病了。他只是患病而已。但天黑之前我们必须赶到津德尔驻地！”

我明白。萨哈说的是对的，但我不能见死不救。掉头回去，我能给尼可治疗，给他打一针，给他几片药物，耽误不了多少时间。救人比按时抵达更重要吧？

“在萨赫勒荒原，死并不可怕，好人死后能上天堂。”萨哈说，“你应该看得出来，尼可是一个好人。老郭也是。”

看萨哈的表情，他是认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他的脚没有松开油门。

“日落之前我们必须赶到驻地。”萨哈说，“他们等着药物救人。”

天色慢慢暗淡下来。我忍不住回头看，但飞扬的尘土遮住了一切。

地平线在遥远的前方……

（有删改）

【注】小说故事背景：非洲津德尔地区医疗队的中国援非医生老郭突然病倒身亡，“我”临危受命，接替老郭进驻医疗队。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春三月，上谓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又自唐、晋以来，吴、蜀、幽、并皆阻声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议之。”比部郎中王朴以为：“中国之失吴、蜀、幽、并，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为而已。”上欣然纳之。时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对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上由是重其器识。三年春帝下诏亲征淮南李谷攻寿州久不克唐刘彦贞引兵救之李谷畏之退保正阳帝至陈州亟遣李重进引兵趣淮上李谷奏：“若厉兵秣马，春去冬来，足使贼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览奏，不悦。李重进度淮，逆战于正阳东，大破之，斩彦贞，收军资器械三十馀万。帝至正阳，以李重进代李谷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唐主兵屡败，惧亡，乃遣钟谟、李德明奉表称臣。谟、德明素辩口，上知其欲游说，盛陈甲兵而见之，曰：“尔主自谓唐室苗裔，宜知礼义。与朕止隔一水，未尝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舍华事夷，礼义安在？”谟、德明战栗不敢言。四年春正月，周兵围寿春，连年未下，城中食尽。清淮节度.使刘仁赡请以边镐守城，自帅众决战，不许，愤邑成疾。三月甲辰，帝耀兵于寿春城北。刘仁赡病甚，不知人，监军遣使奉表来降。戊中，帝受降于寿春城北。辛亥，以刘仁赡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制辞略曰：“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堪比！”是日，仁赡卒，追赐爵彭城郡主，复以清淮军为忠正军，以旌仁赡之节。五年春三月，唐主举国内附。六年夏六月，唐清源节度使留从效遣使入贡，请置进奏院于京师，直隶中朝。诏报以“江南近服，方务绥怀，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图。若置邸上都，与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卿远修职贡，足表忠勤，勉事旧君，且宜如故”。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世宗征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