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对于“翻译”的认识可以上溯到周代，《礼记·王制》记载：“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提，北方曰译”。借鉴上述传播学使用的直观事例解析翻译：甲与乙说话，双方使用的语言不同，请来了懂双方语言的丙，丙把甲说的话用乙的语言说给乙听（或者相反），丙的行为就是翻译，丙就是译者。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使用不同语言的甲乙要完成讯息交流，就必须通过丙进行翻译（符号转换），这就是最简单的翻译传播形式。

在异语传播中，译者丙的参与不仅增加了传播要素，而且使传播过程和传播要素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传播的特殊性。因此，传播的一般属性和“语言转换”的特殊性相结合，构成了翻译传播的本质属性。

异语场景中传递的信息要经过语言转换，这是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翻译传播的一个环节。翻译传播学的研究内容是异语场景信息传递的全过程，研究翻译传播的主体、客体、译者、媒介、受体、效果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需要在翻译学之外借助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翻译传播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除了传播学、翻译学之外，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跨文化传播学、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心理学、媒介学等。

翻译传播在今天蓬勃发展，一方面翻译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跨语言交流日渐普遍，另一方面翻译传播媒介的活动也日趋活跃。仅以我国对外翻译出版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为例，前者2013-2019年间资助了2183种图书翻译出版，后者2010-2019年间资助了1026种图书翻译出版。在翻译图书品种增长迅猛的同时，如何提升翻译传播效果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长期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面对着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传播障碍。新冠疫情的出现，不仅增加了不同国家的人们物理空间的隔离，也加深了人们跨文化交流的心理隔阂。因此，研究突破传播障碍、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形象的策略，就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使命。

（摘编自尹飞舟、余承法《翻译传播学论纲》）

材料二：

清末西方经济著作的译介主体大多是通晓多国语言的传教士。鸦片战争的爆发致使国门被迫打开，众多传教士纷纷来华，试图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等传播至中国，实现一定程度的文化侵略，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由于传教士译者的异域身份，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熟悉程度有限，在译介西方经济学文献时，大多是基于母本的编译或改写，往往会运用诸如删减、省译等翻译方式调整修改原文本内容。比如鲍留云的《致富新书》即是基于底本《政治经济学大纲》的改写，译著与底本在结构与内容上都有着很大区别。此外，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述的合作翻译方式也是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译介中较为常见的方式。在合作翻译过程中，中国笔者往往会在传教士口述的基础上添加大量的注解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因此当时的一些译本上存在着很多的解释说明内容。

清末民初时期的译者已不再以传教士为主，多是清末民初的文人学士、思想大家，他们有志于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振兴中华。这个时期的译者往往有着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博览群书、潜心钻研，为探寻国家富强之策而努力奋斗。因而，该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译著较于清末翻译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比如，英文中的economy、economics的译名在这一阶段的变化，经历了“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的演进过程，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接受并通用。在该时期，我国的经济学概念与术语逐渐脱离了以往的旧经济体系，开始拥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体系，从而推动了中国过渡到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化进程。该时期的西方经济著作在译介过程中仍然有着较为明显的编译或改写痕迹。这主要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当时的人们纷纷致力于救亡图存，这一急迫的社会需求催生了特定的翻译需求——译著要为国民服务。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内忧外患使得当时的社会矛盾尖锐。许多有识之士为求存图强、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地、接受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教育。一批经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归国留学生引进了西方很多经济学经典著作，加之民国时期出版业的繁荣，经济学译著成倍增长，学界译界人才华出，翻译理论百家争鸣。该时期丰富的翻译实践推动了翻译家们对科学翻译理论的进一步探讨，内容涉及翻译标准、翻译方法、译者素养、译名统一等。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术语，多用我国传统的典籍术语来翻译外来的经济学说，在文体上也偏实务，容易被大众理解并接受。

（摘编自曾祥宏、魏佳焕《经济学著作在中国近现代详介的脉络考辩》）

亲人（节选）

王愿坚

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半个多钟头，桌角上的电话铃突然急骤地响起来。曾司令员放下手里的红铅笔，伸手抓起听筒。

电话是从将军的宿舍里打来的。公务员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说：“首长，你的父亲来了！”父亲？将军不由得心里一震：“噢，他果然来了！”

像一块石子投进湖水里，将军那平静而专注的心情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搅乱了，脑子里老是在翻腾着一句话：“他来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使将军困扰了差不多快半年了。今年五月间，他突然接到了一封报社转来的一位江西农民写的信。他疑惑地把信拆开来，在信的开头，紧接着他的名字后面是四个粗黑的大字：“吾儿见字……”当时，司令员曾哈哈大笑着向政委说：“看，来认我做儿子了！……“

但是，当他继续读着信的内容的时候，他那开朗的笑容却被紧蹙的双眉代替了。信上写着：“……五年以前，白杨樟的广善回家了，他说你早就不在了，在过大草地的时候牺牲了。我难过，哭了一场又一场。可我又不信你会死。……前天听人说你在报上发表讲话了。天下重名重姓的人不少，可不能那么巧……我给你写这封信，要是你是我的儿子，就给我来信，你要不是我的儿子……”

显然，这位老人是错认人了。他按照老人来信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寄到县的民政科去查问。他那个和将军同名的儿子是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的，据调查，确实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接到信的当天晚上，将军伏在桌上给老人写信了。他写了扯，扯了写。直到夜里一点多钟，当他在信的开头写下了“父亲大人”四个字，他才觉得自己的感情才能顺畅地表达出来。他写好了信，亲自跑到邮局去装上二十元钱的汇票，把信发出去了。

当将军发信回来，公务员赵振国就忍不住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汽车司机老韩：“人家认儿认女，可咱首长，高高兴兴地认了个老爷子！”

其实，将军早就失去了父亲。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四次“围剿”的时候，老人家就被害死在村南那道长满榕树的山坳里了。那么，老人的儿子呢？将军的思绪不由得转到过去那些在他身边倒下的战友上。他呆呆地望着窗前那棵老槐树沉思起来。也许老人的儿子是当年的四班长曾庆良？他是在掩护部队渡湘江时牺牲的。或者是四连指导员曾育才？他是过大雪山抢救一个挑夫时掉下山沟去了……这些同志并不和他同名，可是不知怎的，他却总想把他们和这位老人联在一起……

将军眼前慢慢地幻化成了一片茫茫的绿野。那是大草地，到处是腐烂的水草、污泥，一汪汪的水潭，水面上浮泛着一串串黄绿色的水泡。他掉队了，正忍受着难耐的饥饿在蹒跚地走着，突然，脚下一软，一条腿陷下去了，他拼命一挣扎，另一条腿又陷了下去。整个身子在向下沉，水，淹过了大腿，淹上了肚子……就在这时，一支枪托平伸在他的脸前。接着一个人用沙哑的嗓子喊，“快，快躺下，往外滚！”他连忙躺倒下来，就在这一瞬间他认出那人是六班的战士曾令标。借着这拖曳的力量，他滚出了烂泥。等他在一块硬实的泥堆上站起身，就看见曾令标因为全身用力，早已深深地陪进泥里，他惊叫一声：“老曾……”慌忙摘下肩上的枪，已经来不及了。曾令标一声“再见”还没说完就沉进了泥水里，水面上只留下一只手高擎着步枪，枪筒上挂着半截来袋子。旁边，一串水泡和一顶缀着红星的军帽在浮动着……

“我这条命是战友给的呵！”从那个难忘的日子起到现在，无论是战斗、工作还是学习，将军总是严格地警醒着自己：“多干些！再多干些！”现在他却突然发现，这些还不就是一切，只要有可能，他似乎还应该担负起另一项义务。

“要使这位失去唯一儿子的老人得到安慰，唯一的办法是还给他一个儿子！那怕是暂时的儿子！”就怀着这种复杂的感情，将军写下了那封回信。

这以后，将军就成了赡养和安慰这位老人的亲人。每月，当他发下薪金的时候，不管工作有多忙，将军总要挤出一个夜晚用在写“家信”上。慢慢地，将军惊奇地发现，随着一封封信的往来，他和老人的心在一天天靠近，这陌生的老人简直已经成了他的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了。每当天气凉了，他就会告诉爱人高玫：“给老人织件毛衣吧？还得弄双毛袜子去！”每当家里谁伤风感冒了，他也会忙着写封信向老人问候……而老人的来信中流露出的每一点愉快的表示，将军也感到极大的快乐。

尽管这样，但将军却仍然暗暗不安，生怕书信中哪一个字会露了马脚，被老人发觉。特别是二月“父亲”来信说要来北京看望“儿子”的时候，他更加不安起来。他曾经连着写了两封信，要求老人不要来……并且肯定地告诉“父亲”：只要他工作一空，他会带着小孙孙去看他的。可是，毕竟将军对这位老人思念儿子的心情体察得还不够周到，现在，老人竟不顾“儿子”的种种劝阻，还是来了。

“现在，可怎么办呢？”将军苦苦地思索着。直到下班铃响了，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还没有找出答案。

汽车迎着晚霞，在秋风里平稳地驶着。将军怔怔地望着车窗外缓缓逝去的梧桐树，忽然欠起身：“开得太快了！”他觉得这些树向后退得太快，简直像一株株倒下来似的。

司机老韩笑着扭头望了司令员一眼：“不快呀！”说着，用指甲轻轻地敲了敲速度表。表针正在“20”和“40”之间微微颤动着。

“慢点，再慢一点！”他实在希望慢一点到达宿舍，好让自己有时间再把这件事想一想。

车子渐渐驶近宿舍，将军怀着激动而又多少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跨上楼、轻轻地推开了房门……

（有删改）

成祖永乐二十二年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为礼部右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士奇入谢新命毕，闹惜薪司奏准岁例，赋北京、山东枣八十万斤，为宫禁香炭之用，将复入奏。时蹇义、夏原吉奏事未退，上见士奇，顾义等曰：“新华盖学士来奏事，必有理，试共听之。”士奇因言：“今闹惜薪司传旨，赋来八十万斤，得无过多？虽系岁例，然诏书所减除者，皆岁例也。”上喜，即命减其半。复语义等曰：“卿三人朕所倚，宜尽言，匡朕不逮。”以灵壁县丞田诚为州判官，仍佐灵壁县事。诚居官康能，抚字九年，考满，父老诣阙留之，遂有是命。以太常寺卿周讷为交趾升华府知府。讷永乐中为祠祭司郎中请封禅太宗不听后以方宾荐入太常上曰谀佞之人宜置远徼不可以玷朝行遂有是命命翰林院严考岁贡生。上谕杨士奇曰：百姓不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学校失教；自今宜严试之。五经四书义，不在文辞之工拙，但取其明理者。或人材难得，即数百人中得一人亦可。盖取之严，则不学者不敢萌侥幸之望。”罢海子、西湖巡视官。上谓蹙义曰：“朕之心，苟可推以利民，虽府库之储不吝，况山泽之利哉！”命户部，被灾田土，分遣人驰谕各郡县，停免催征粮税。仁宗洪熙元年二月，舞阳、清河、睢宁民饥，命发本县仓粟赈之。五月，谕吏部慎选御史，以清风纪，咨访可任都御史以闻。上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都御史廉，御史虽不才，亦知畏惮。今不才者无复畏惮矣。”每边将陛辞辄戒曰：“民力罢矣，毋贪功。脱扰塞下，驱之而已。”在位仅十月，而百政具举云。

（节选自《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