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及其起源

“生肖”指的是人出生之年的属相，一共有十二个，通称十二属相或十二相属，分别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十二种动物又同十二地支两两相配。我国传世的书面文献中，最早记录十二生肖的是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后世的人们认为人出生在哪一年就属那一年的动物。“生”者，所生之年也；“肖”者，类似、相似也。生肖之说成为中国民间普遍流行的计生年和计岁、排辈分的符号体系，两千年来已妇孺皆知。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各族人民的喜闻乐见和高度关注，生肖之说从简单的记时原则发展为具有弥漫性质的文化现象，历久不衰。然而，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象征编码系统，生肖还有神秘莫测的一面。比如说为什么是十二个，不多也不少？是怎样产生的？起源于何时？为什么与十二地支相配？十二种动物的排序有什么根据？为什么其中十一种动物都是现实中所有的，唯独龙却是现实中没有的呢？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人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一文认为：“此肖兽之制不限于东方，印度、巴比伦、希腊、埃及均有之，而其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也。”这一看法突破了生肖起源研究的封闭视野，但因没有确凿有力的证据，源于巴比伦之说尚不能令人信服，而汉代之后才有生肖的老观点也被新的考古发现纠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在其著作中举出洪水神话、双头鹰造型、黄道十二宫等作为文化传播转移的例子，一方面承认文化传播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反对“泛巴比伦主义”的极端做法——将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明都追溯至古巴比伦。他承认中国生肖的本土起源，但也还是不排除外来的十二进位制对中国的影响。

生肖说的产生同“十二”这个神秘数目有着不解之缘,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天文学也确实最先将“十二”作为基数和模式数字来使用。但这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他文化中的这个数字都和巴比伦有关系。我国瑶族布努人的史诗《密洛陀》中讲到女神开天辟地的方式：“她叫风变成十二根天梁，她叫气变成十二根地柱。”这些用法都把十二的神秘性建立在基数或极限数的象征意义上，然而瑶族的这种数字观很难说同巴比伦人有什么关系。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确认十二为基数呢？当我们带着上述疑问浏览文化史上的这个模式数字时，不难发现它的来源同古人“仰观天象”有关。希罗多德《历史》第六卷中提到“雅典人正向十二神奉献牺牲的时候”，这里的“十二”是天神的象征数。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十二神与西方式的十二生肖即黄道十二宫相对应，因为其中讲到十二神乘马车在天上“运行满了一周”。中国人的十二地支表面上看是同地联系的，但这也只是相对于“天干”而言。近有学者考证，由子到亥十二地支之名都来自太阳的周天运行。《春秋左传注•哀公七年》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礼记•郊特牲》谈到天子之郊祭时说：“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注云：“天之大数为十二。”

这些说法似乎在暗示：十二之数来自天象。而天象与历法相对应，所以作为基数的十二最初均用在天文历法方面，就不足为奇了。

我看见风中摇曳的故乡

柴   薪

我小时候生活在小镇里，小镇就像一个蛋壳，藏了多少少年的壮志和梦想，至今回忆起来总能让人倍感温暖和亲切。后来我离开小镇，读书、谋生、飘荡，一晃已是多年。

飘荡和飞翔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每个人都渴望飞翔，在没有翅膀的时候他们往往选择飘荡，也有很多人在飘荡中找到了飞翔的感觉，甚至慢慢生出了翅膀，但是这种生长过程中的痛楚实在难以忍受，除非你学会了麻木。当初离开的时候，我想我会回来的。当初背着行囊离开的时候，我看着车窗外倒退的树木、田野、河流，没想到，故乡从此在我的生命中越来越远。

多年以后，我只能在逢年过节时，偶尔回去。故乡的风景有的依然熟悉，有的却变得陌生，我在一个个当初毫无新鲜感的地方再次找到了新鲜感，仿佛那些被诗歌擦亮的词语。

在漫漫的时光中，那个我称之为故乡的小镇也开始离我越来越远。在幽暗的光线里，在朦胧的情景中，在渐渐远去的岁月里，我仿佛只能看到一些模糊不清的人影进进出出那个虚幻般的小镇。整个小镇仿佛荒草萋萋，迷雾蒙蒙，毫无美感。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它是我曾竭力想表达的最珍贵的东西，但现在它像一幕幕消逝的风景一样离我远去。我也离它远去，做了城市里的居民。那里没有人为我的到来而感到欢欣，我也不曾有过特别的喜悦。我在新的地方安然地生活。毋庸置疑，我的故乡的人们在我离开之后也会依旧幸福快乐地生活着。

不知为什么，我对故乡小镇的深深依恋从来没有改变过。虽然我离开它已经二十多年了，不过，我还是深深爱着我的故乡小镇，无论是它的过去，还是它的现在，或者是遥远的将来，这种爱是深入骨髓的。虽然我的少年和成年都没有在那里待多久，但这种与生俱来的爱却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时时想起那个古老的地方。尽管我可以幸福快乐地生活在其他城市里，可是我忘不了故乡小镇所有的人和那里曾经发生过的所有的事。也许，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的祖先早已把一种所谓“热恋”的东西遗传给了我，除此之外，我再也不能找到什么词汇来表达我此时的情感了。

时光可以带走许多东西，就像街道两边那一排新建的房屋最终会变旧变老，到最后又会被另一层新鲜的尘土掩埋一样，发生在故乡小镇的许多故事开始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一百年以后，再也找不到了。

命中注定，小镇就是我的故乡。这个古老小镇上的一切，对我来说，就是我少年时的记忆，它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也将成为我永远留存的东西。少年时期在小镇上的生活影响了我的半辈子。小镇的生活给了我滋养，也让我形成了固执的习惯，在以后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有一天，看了一部叫《小镇》的电影，电影里小镇的情景和我的故乡小镇几乎一模一样。不知不觉中把整部电影看完，我已经热泪盈眶。

每次回到故乡，总会听说，某某老人去世了。有时仔细想一想，我们那条街上的老人差不多都去世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我是认识的。死者长已矣！一茬一茬的人死去，一茬一茬的人出生。生命就是这样，生生死死，生生不息，不变的永远是永恒的时间。

我从容走在故乡小镇的大街上，感觉自己在逆风而行。有一种珍贵的东西，不知道是我丢失了还是人们忘记了，我忽然发现，自己原来只是一个陌生人。

我看到风中的故乡摇摇晃晃，我知道这是我的错觉，其实那是我的心在摇曳不定，不能自已。

（原文有删改）

白鹿原上寻找陈忠实

“世间已无陈忠实，天地白鹿魂永存。”白鹿原不仅是陈忠实代表作《白鹿原》的名字，也是确有其实的地名。1942年，陈忠实就出生在这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文化寻根”的热潮。关中处于陕西的中心，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近代的兴衰起落，触发了陈忠实的思索与探究。他在西安周边的几个县查阅县志、文史资料，与乡人聊天，查访民间奇闻野史。

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垫头物。 陈忠实最担心的就是他写不出一部作品来当“枕头”。那些年，陈忠实一直待在白鹿原上的老家。妻子在西安照顾一家老小，他一人在村里，吃饭只能靠从城里背馍。“陈忠实这一生，年少时是为读书，把馍馍从乡下往城里背；中年时，为写作，又把馍馍从城里往乡下背。”西安陈忠实文学馆的工作人员权伦说。

1988年4月1日，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他的整个心理状态已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历史烟云之中了”。写作的那几年，陈忠实身在老家的白鹿原，心在笔下的白鹿原，穿行于清末、革命、抗日、内战的不同时期。故事写到1949年，书中的白鹿原解放了，陈忠实自己也解放了。

《白鹿原》快写完时，妻子来给他送蒸馍和擀好的面条，送妻子出小院时，他告诉妻子这些面和馍吃完，就写完了。妻子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不了咋办？”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

手稿交给出版社的同时，陈忠实也复印了一份送给陕西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十多天都没消息，陈忠实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城。李星正买菜回来，见了陈忠实啥也不说，就说到屋里谈。陈忠实被吓着了，从一楼到五楼，一进书房，李星猛然回身，像吼秦腔般说道：“咋叫咱把事弄成了!”当时李星还有三个预言：你不用找评论家，评论家会来找你；十年之内，没有人能超过你；《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这三个预言一一应验。

在《陈忠实传》作者、白鹿书院副院长邢小利看来，《白鹿原》自问世以来能历经24年不衰，缘于故事里的“仁”“义”二字。千古文人侠客梦。“他所描写的这个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就有‘仁义村’之称。那些仁义古风是陈忠实这类耕读之家走出来的人的理想，也是这方水土千百年来积淀最深厚的美德。这才是《白鹿原》的灵魂。”邢小利说。

1996年，陈忠实在清明时写了一首关于故乡的诗：“忆昔悄然归故园，无意出世图清闲。骊山北眺熄烽火，古原南倚灼血幡。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从来浮尘难化铁，十年无言还无言。”当时的他，已经功成名就，住在省城，但很快厌倦了城市里的喧嚣和龌龊，复归田园，乐于为乡党写对联、当执事先生。他来自乡野，魂也在乡野。

白鹿书院是陈忠实晚年的一个心愿。2002年，他和几位学者讨论问题时，有人提议可以在白鹿原上创建一个书院。2005年，白鹿书院成立，创办当天陈忠实说：“白鹿最终回到了白鹿原上。”

八百里秦川上，有一种代代相传的老腔，既不是传统秦腔戏，也不同于现代摇滚，它古朴悲壮，粗犷豪放，白鹿原上的陈忠实，就是那一曲老腔。

（选自《环球人物》，有删改）

元胄少英果，多武艺，美须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齐王宇文宪见而壮之，引致左右，数从征伐。官至大将军。高祖初被召入。将受顾托。先呼胄，次命陶澄，并委以腹心，恒宿卧内。及为丞相，每典军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卫。周赵王宇文招知高祖将迁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赵王引高祖入寝室，左右不得从，唯杨弘与胄兄弟坐于户侧。赵王谓其二子员、贯曰：“汝当进瓜，我因刺杀之。”及酒酣，赵王欲生变，以佩刀子刺瓜，连啖高祖，将为不利。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赵王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愤气，扣刀入卫。赵王问其姓名，胄以实对。赵王曰：“汝非昔事齐王者乎？诚壮士也”因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赵王伪吐，将入后阁，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赵王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会滕王宇文逌后至，高祖降阶迎之，胄与高祖耳语曰：“事势大异，可速去。”高祖犹不悟，谓曰：“彼无兵马，复何能为？”胄曰：“兵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辞死，死何益耶？”高祖复入坐。胄闻屋后有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床，趣而去。赵王将追之，胄以身蔽户，王不得出。高祖及门，胄自后而至。及诛赵王，赏赐不可胜计。时突厥屡为边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灵州总管，北夷甚惮焉。后复征为右卫大将军，亲顾益密。尝正月十五日上与近臣登高时胄下直上令驰召之及胄见上谓曰公与外人登高未若就朕胜也。赐宴极欢。

（选自《隋书·列传第五》）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王维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