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在很多人的观念里，现在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在中国文化中，西周以来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而西方在公元以后奠定的是以神为本的文化，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它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16世纪以后传教士们从中国传回去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重点就在于人不是听外在的力量、命运主宰的，不是神的奴隶，而是要靠自身德行的提升。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是以“德”为本，而不是靠外在的“天命”。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大学》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一个“明”是发扬光大，第二个“明”是形容这个德是光明正大的。每个人都有明德，我们要把它发扬出来。《大学》还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中间，修身是关键，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自我德行的完善和提升，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认识上，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动上、实践上提升自己。

为了不断提升自我的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的引诱和腐蚀，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先秦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在书里记载了一句谚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思是说，君子能够控制和管理物，而小人会被物控制住。《管子·心术》亦云“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人如果放纵自己，对欲望无止境地追求，就会被物控制住，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而成为物的奴隶。随着科技的发展，受“科技万能”思想的影响，人类喊出了“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为了满足贪欲，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改造异化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掠夺，这使人沦落为物欲的奴隶，也使人本主义逐渐被异化为人类要去主宰天地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文化中的第二个重要传统是“以天为则”。人绝对不能去做万物的主宰，相反，恰恰是要向天地万物学习，道法自然。天地有很多品德。我们看到天地从来没有因为喜欢不喜欢而舍弃一些东西，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也是光明普照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地是这样地广大无私，包容万物。天地又是非常诚信的。《中庸》里讲“诚者，天之道也。”我们观察天的变化之道，看到春夏秋冬四时是没有差错的，这就是诚。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也就是说，人道是从天道学来的。天道是诚，所以我们人也要诚。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化讲的是“天人合一”，其实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在德行上的一致。

（节选自《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有改动）

一天的等待

海明威

我们还睡在床上的时候，他走进屋来关上窗户，我就看出他像是病了。他浑身哆嗦，脸色煞白，走起路来慢吞吞，似乎动一动都痛。   

“怎么啦，沙茨？”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没事儿。”   

等我下楼来，他已经穿好衣服，坐在火炉边，一看就是个病得不轻，可怜巴巴的九岁男孩。我把手搁在他脑门上，就知道他在发烧。   

“你上楼去睡觉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来了，他给孩子量了量体温。   

“几度？”我问他。

“一百零二度。”   

在楼下，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药丸，还吩咐了服用方法。一种是退热的，另一种是泻药，第三种是控制酸的。他解释说，流感的病菌只能存在于酸性状态中。他似乎对流感无所不知，还说只要体温不高过一百零四度就不用担心。这是轻度流感，假如不并发肺炎就没有危险。   

回屋后我把孩子的体温记下来，还记下吃各种药丸的时间。

“你要我念书给你听吗？”

“好吧，你要念就念吧。”孩子说。他脸色煞白，眼睛下面有黑圈。他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似乎超然物外。   

我大声念着霍华德·派尔的《海盗集》，但我看得出他不在听我念书。   

“你感觉怎么样，沙茨？”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他床脚边看书，等着到时候给他吃另一种药。抬眼一看，只见他正望着床脚，神情十分古怪。   

“你干吗不想法睡一会儿？要吃药我会叫醒你的。”

“我情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要是你心烦就不用在这儿陪我，爸爸。”

“我没心烦。”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

我以为他也许有点头晕，到了十一点我给他吃了医生开的药丸后就到外面去了一会儿。

那天天气晴朗寒冷，地面上盖着一层冰，因此看上去所有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修剪过的灌木，全部草地和空地上面都涂上层冰。我带了一条爱尔兰长毛小猎狗顺那条路，沿着一条结冰的小溪散散步，但在光滑的路面上站也好，走也好，都不容易，那条红毛狗跳一下滑倒了，我也重重摔了两跤，有一次我的枪都掉下来，在冰上滑掉了。   

到家后，家里人说孩子不让任何人上他屋里去。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上楼去看他，发现他还是我离开他时那个姿势，脸色煞白，不过由于发烧脸蛋绯红，像先前那样怔怔望着床脚。   

我给他量体温。   

“几度？”

“好像是一百度。”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说的。”   

“你的体温还好，”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不过我没法不想。”   

“别想了，”我说，“别急。”

“我不急，”他说着一直朝前看。显然他心里藏着什么事情。   

“把这药和水一起吞下去。”

“你看吃了有什么用吗？”   

“当然有啦。”

我坐下，打开那本《海盗集》，开始念了，但我看得出他没在听，所以我就不念了。

“你看我几时会死？”他问。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才死？”

“你不会死的。你怎么啦？”

“哦，是的，我要死了。我听见他说一百零二度的。”

“发烧到一百零二度可死不了。你这么说可真傻。”

“我知道会死的。在法国学校时同学告诉过我，到了四十四度你就活不成了。可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从早上九点钟起，他就一直在等死，都等了一整天了。   

“可怜的沙茨，”我说，“可怜的沙茨宝贝儿，这好比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那是两种体温表啊。那种表上三十七度算正常。这种表要九十八度才算正常。”

“这话当真？”   

“绝对错不了，”我说，“好比英里和公里。你知道我们开车时车速七十英里合多少公里吗？”

“哦！”他说。   

可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

（有删改）

诗人虽远   余光犹在

中西文化童子功

1928年，余光中出生于南京，抗战时期，全家迁居重庆，父亲在城里办公。住在附近的二舅比父亲闲得多，于是他就成了余光中的古文先生。二舅家中藏书不少，余光中尤其爱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连“草船借箭”那一段的《大雾迷江赋》都读了好几遍。那时，同学之间互勉的风气很浓厚。巴蜀文风颇盛，民间历来重视旧学，可谓弦歌不辍。余光中的四川同学家里常见线装藏书，有的可能还是珍本，不免拿来学校炫耀，乃得陶渊明式的奇书共赏析的快乐。高中毕业时，余光中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取了北大和金陵大学。由于母亲和他从来就相依为命，孝子余光中遂放弃北大，选择了金陵大学外文系。金陵大学原属教会学校，英语是该校的强项，余光中后来能随心所欲地畅游于英文原著，与外文系的训练甚是相关。

1949年，余光中转入厦门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在厦大的半年里，余光中英文水平突飞猛进，他开始大量阅读英诗。读诗之余，他也开始学写新诗。在这之前，余光中早已经读遍了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新诗，所以，写起诗来起点就比较高。余光中后来称这是他去台湾之前最大的幸运：去台湾的时候，虽然手上没有带什么书，好在新文学运动以后最好的新诗他都已了然于心了。

诗情催化

1950年余光中随全家来到台湾，进入台大外文系三年级。生活和学业基本安定后，诗兴便又勃兴起来。他的诗作在《新生副刊》《野风》等刊物上陆续刊登，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一个偶然的机会，台大的同班同学蔡绍班把余光中写的一叠诗稿拿去给梁实秋先生评阅。没想到，不久他竟转来梁先生的一封足足两页的信。第二天，余光中就央求蔡绍班带他去见一见梁先生。离开梁先生寓所的时候，余光中悄悄对蔡绍班说：“从今天起，我真的开始步入文坛了！”余光中的创作在这些日子里收获颇丰。

1953年，余光中入伍服役，任编译官。虽然编译工作十分繁忙，但余光中依然坚持创作，并在写诗之余也尝试写些散文。在他最早的一篇散文，同时也是他最早的一篇文学批判论文《猛虎与蔷薇》中写道：猛虎代表阳刚，蔷薇代表阴柔。余光中非常欣赏英国当代诗人西格里夫·萨松的一句话“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因为这体现了余光中创作和做人的一个基本理想。

1972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里花了 20多分钟，写就了积压在他心底20多年的《乡愁》。这首诗为余光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引发全球华人共鸣，先后被选入教科书，时至今日依然是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的文化意象。

桑榆之年，笔耕不辍

在这半个世纪中，余光中笔耕不辍，无论从创作的质量和数量，还是从文学活动的多样性和影响力，余光中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无疑都位居前列。虽然已是功成名就，但晚年的余光中一直在坚持写作和教学。2017年，金光中重出《守夜人》和《英美现代诗选》两本英译增订本，大量增加新作或改动年轻时的诗作。在修订《守夜人》时，余光中已是89岁高龄，但他对待诗文一如初见，每一个音节、每一个符号他都字斟句酌，这正是他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的体现。他还满怀雄心壮志地说：“我还有很多作品未出版，要搜集、校对，这都需要时间，再给我5年到95岁，我还要定一个5年的工作计划，也就是这一年，余光中获得了百年新诗贡献奖——创作成就奖。在余光中（虚岁）90寿诞生日会上，他幽默地表示，很多人好奇他岁数已大是否还在写诗、创作，他笑说：“你们怎么不问我还有没有呼吸呀？”显见在他心中，写作就像呼吸一样，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如今，诗人虽然远行，但余光永远都在。

（编摘自《文汇报·余光中传》、崔巍《余光中：<乡愁>不朽乡思不绝》，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1967年,余光中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现代诗创作要发展得更为充实强健，他说：“必须超越‘第一人称的艺术’的狭隘诗观，向散文，甚至小说和戏剧中收复诗的诗土”。他后来提出的“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不但为余光中的诗歌多姿多彩的风格增光添彩，也提高了中国现代诗的表现力。这种突破文类、左右逢源的艺术实践，遥遥开启着后现代的精神。

（节选自徐学《余光中传》）

②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他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

（《中国日报网》）

③“曾经他在讲座上说过‘文学是闲出来的’我感同身受。”袁学慧说，现在中文系的学生很忙，经常忽略身边的东西。但余先生之所以能将“中大里的雾”“沙田的地貌”等用散文形式写出来，就是因为他很留意身边的一草一木。

（中新社《港中大师生追忆余光中：诗人若近,人间似远》）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仕吴历显位。孙皓时，交趾太守孙谞贪暴，为百姓所患。南中监军霍弋遣杨稷与毛炅、董元等自蜀出交趾，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遣虞汜为监军，薛翊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距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翊怒谓璜曰：“若自表讨贼，而丧二帅，其责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诸军不相顺，故致败耳。”羽怒，欲引军还。璜夜以数百兵袭董元，获其宝物，船载而归，翊乃谢之，以璜领交州，为前部督。璜从海道出于不意，径至交趾，元距之。诸将将战，璜疑断墙内有伏兵，列长戟于其后。兵才接，元伪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长戟逆之大破元等。元有勇将解系同在城内璜诱其弟象使为书与系又使象乘璜轺车鼓吹导从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去志乃就杀之。翊、璜遂陷交趾。吴因用璜为交州刺史。初，霍弋之遣稷、炅等，与之誓曰：“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粮尽，乞降，璜不许，给其粮使守。诸将并谏，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须其日满，然后受降。使彼得无罪，我受有义，内训百姓，外怀邻国，不亦可乎！”稷等期讫粮尽，救兵不至，乃纳之。皓既降晋，手书遣璜子融敕璜归顺。璜流涕数日，遣使送印绶诣洛阳。帝诏复其本职，封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

（节选自《晋书-陶璜传》）

清平乐

李清照

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挼①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

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②，故应难看梅花。

①（ruó）揉搓。②风势：喻金人南侵，形势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