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前进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制度演进所带来的更加紧密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则使       的躲藏变得愈发困难。这样的窘况,让求隐不能的魏晋士人不得不转而寻求精神上的逃避,他们眼见财富和地位不再        却无能为力,终日周旋于身份认知与生存状况的巨大落差中不得解脱,还要时时          ,唯恐稍有疏忽而招致祸端。正如《晋书》所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朝不保夕的强烈危机感加上囿于现实无处可逃的苦闷,三百年间的每一个人都患上了名为“末日迷狂”的集体癔症。后人提起魏晋风流,无不带着艳羡的语气,言必提“‘六朝’卖菜佣都有烟水色”,殊不知这风雅至极的“烟水色”背后,是多少徒劳无功的苦闷和刻意为之的伪装。就在这       ,连对坐争辩都得规避俗事、政事以避祸的“清谈时代”,玄学家何晏带着一剂名为“五石散”的药方华丽登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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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赵公^①救灾记

曾巩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②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躁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效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

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

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时凡死者，使在外随收瘗之。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③，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④，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选自曾巩《元丰类稿》卷十九，有删节

横塘路

贺铸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