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我们会注意作者，但读地图，我们不问作者。我们认为作者是一个无偏无私公正中性的无名好人，我们只面对同样是无偏无私公正中性的好图。其实，每张地图都呈现了作者的权力、意志、成见、偏私、好奇心、焦点、注意力、学识等等。地图在编绘时，编者之间要反复争论，最后画上去的可能是主编一人的见解，而读者却视地图为毫无疑义的公众真理。伍德称这是“人文内容的自然化”。在我们满怀信心地追求图面注记与真实世界一对一的准确关系时，莫门尼亚提醒我们警惕地图中的“白色谎言”，并提醒我们在地图中寻找“被压抑的经验”与“意识形态性扭曲”。

中国古代地图种类多样，各有侧重，求准确的方面也各自不同。一般来说，大抵有形势图与实用图两大类。《周官》中“天下之图”、“土地之图”就已经大致区分了这两大类地图，它们的用处有别。“天下之图”属于形势图，即所谓“九州之图”、“天下大图”之类。“形势图”只要表现大势，求势而不拘细节，在意识形态上，其主旨是宣扬“声教所及”、“舟车所至”、“普天之下”、“大一统”、“华夷之限”等王朝观念。南宋黄裳曾作《地理图》进献宋宁宗，目的就是使宋宁宗技图则思祖宗境土半陷于异域而未归。形势图的法统立场，常常不承认“蛮夷”一时占据“中国”的实际性，对它们视而不见，在图上不予表现。故南宋《地理图》不画女真“贼区”的建制，在金人占据并更名为南京的开封仍标“东京开封府”。这种保持正统的传统做法，被俞樾修《上海县志》时所沿用，故县志附图对于“西夷”占据的“洋场”视而不见。“土地之图”一类则趋于实用，绘时主要追求实际地上事项的准确，范围具体，《尚书》所记“洛邑图”、荆轲所献《督亢图》、萧何在秦宫所收图等均属此类，用途是“地讼争以图正之”，“具知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

地图编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由地图而地理，我们同样联想到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政教本质与思想内涵。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主流是围绕治国平天下的使命发展的，可称其为“王朝地理学”。为安排好庞大帝国的空间秩序，古人既树立了王朝社会地理的理想主义观念，也解决了王朝社会地理的实际问题。观念包括“九州”、“五服”、“山河两戒”等一系列思想原则，这是古人所理解与追求的“普天之下”。实际问题则包括州郡县体系的创立和道路关隘运河的建设，这是对“莫非王土”的实践治理。在古代地理学思想中多“地理”与“地里”为不同的二者。观念与问题构成“地理”，而“地里”仅指道里远近。若以为古人只晓得道里远近，只记录各类地面事物的“四至八到”，而没有思想观念层面的建树，则是无视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深刻作为。关于地图，朝廷向来重视，所谓内府“版图”、朝廷“大簿”等，都是王朝管理不可或缺的官方文件，对于地图的编制、呈送都有严格要求，而皇帝本人将地图悬于左右、日夜观查的例子也不乏记载。侯仁之先生早已指出，古代的许多地理“志书”都有行政管理意义。中央朝廷的主管官员常常亲自插手地理之术，多或收集图籍（汉朝萧何），或编纂地理志书（唐朝丞相李吉甫），目的都是欲以“纽”天下的纲纪，“制”世上的群生。

迄今大多数中国地图史研究，多注重绘图技术的发展、提高，注意研究比例尺使用问题、投影问题、所绘河流走向、海岸线走向的准确性问题等，对地图的文化思想背景则相对注意得很少。因而，地图史多被认为属于科学技术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文化思想史的一部分。

（节选自《地图中的权力、意志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