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 Richard Lehan 在其所著的《文学中的城市》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甲】在他看来，“阅读城市是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理智的以及文化的阅读，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

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乙】此时，我们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活灵活现的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相互依存的关系。

关注“文学的城市”，必须把人的主观情感以及想象力带入都市研究，这个时候，城市才有了喜怒哀乐，才可能既古老又新鲜。【丙】另一方面，当我们努力用文字、用图像、用文化记忆来表现或阐释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时，这座城市的精灵，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

今年3月20日，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又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但没有出土一个文字，因此很难找到它和古蜀国的确切关系。

其中的黄金面具、纵目面具等文物图片一经流出，各媒体和网友们纷纷猜测说：“三星堆是外星文明吗？”“‘青铜大立人’手里举着‘自拍杆’？”……考古专家们也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思考，最终，坚决地否定了“三星堆是外星文明”这一说法。

不过，关于三星堆是古蜀国的遗址的猜测是有迹可循的。三星堆遗址“纵目面具”的出土使人们联想这与蜀国主神蚕丛的联系。传说中，蚕丛及其氏族原本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用自己的纵目看见成都平原，于是带领氏族迁徙到成都平原。也许是后人为了纪念他，便制造了这副青铜纵目面具。

一般人对于传统常有牢不可破的迷信。一句话经过几千年人所公认，我们就觉得它总有几分道理，比如“意在言先”“情感思想是实质，语言是形式”之类的话，都已经有很久远的历史，现在我们说它是误解，一般人会问：“何以古今中外许多人都不谋而合地陷到这个误解中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许多人误解情感思想和语言的关系就因为有一个第三者－－文字－－在中间搅扰。语言是思想和情感进行时，许多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之一种，不过语言和其他生理和心理的变化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它们与情境同生同灭，语言则可以借文字留下痕迹来，文字可独立，一般人便以为语言也可以离开情感思想而独立。其实语言虽用文字记载，却不是文字。在进化阶段上，语言先起，文字后起。原始民族以及文盲都只有语言而无文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符号和所指的事物是两件事，彼此可以分离独立。由此，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是人为的，习惯的，而不是自然的。

有人也许要问：除了惊叹语类和谐声语类之外，语言又何尝不是人意制定、习惯造就的呢？比如“饭桶”两个字音和它所指的实物也并无必然关系。这个实物在各国语言中各有各的名称，便是明证，写下来的符号模样是文字，未写以前口里说的和心里想的也还是文字。语言和文字未必有多大差别吧？

这番话大体不错，不过分析起来，也还有毛病。口里说的声音或心里想的符号模样（字形），就其为独立的声音或符号模样而言，还是文字，还不能算是语言。语言是由情感和思想给予意义和生命的文字组织。离开情感和思想，它就失其意义和生命。所以语言所用的文字，就其为文字而言，虽是人意制定，习惯造就的，而语言本身则为自然的，创造的，随情感思想而起伏生灭的。语言虽离不开文字，而文字却可离开语言，比如散在字典中的单字。语言的生命全在情感思想，通常散在字典中的单字都已失去它们在具体情境中所伴着的情感思想，所以没有生命。文字可以借语言而得生命，语言也可以因僵化为文字而失其生命。活文字都嵌在活语言里，死文字是从活语言所割下来的破碎残缺的肢体，字典好比一个陈列动植物标本的博物馆。

语言对于情感思想是“征候”，文字对于语言只是“记载”。语言可有记载，而情感思想通常无直接的记载。但是情感思想并非不能有直接的记载。留声机蜡片上所留的痕迹，电气反应测验仪上所指的度数，都是直接记载情感思想的。文字对于语言的关系其实还没有这些器具所记载的痕迹，对于情感思想之密切，因为同样语言可用不同的文字符号代替，而同样情感思想在上述各器具上所记载的痕迹是不能任意改动的。我们把这类痕迹和情感思想混为一事尚且不可，把文字和语言混为一事于理更说不通了。

一般人误在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事，看见世间先有事物而后有文字称谓，便以为吾人也先有情感思想（事物）而后有语言；看见文字是可离情感思想而独立的，便以为语言也是如此。照这样看法，世学间就先有情感思想，而后用本无情感思想的语言来“表现”它们了，情感思想便变成实质，而科语言配合的模样就变成形式了。他们不知道，语言的实质就是情感思想的实质，语言的形式也网就是情感思想的形式，情感思想和语言本是平行一致的，并无先后内外的关系。如果他们肯细心分析，就会知道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节选自朱光潜《诗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