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增加了古诗文的背诵篇目，由过去的14篇增加到了72篇。有声音说，这为学生增加了很大负担。其实如果概览之前的语文教育经验，背诵并不能以负担论之，反而有审美享受的作用，甚至可以算一种学习的“捷径”。

从现代语文教育本身看，背诵篇目增加的幅度很大，但若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及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相比，则要求背诵的篇目仍然是很少的。传统语文教育中，学子需要也能够背诵数十万字。唐宋以来，为参加科举考试，考生必须将《论语》《孟子》《书经》《仪礼》《左传》等40多万字的典籍全部精读熟背。有些人甚至背诵更多，如顾炎武、戴震都能够将十三经全文背诵，甚至连“注”都能背诵下来。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他们也都有出色的背诵功夫。国学大师姜亮夫曾谈到，他在清华国学院时，同乐会上梁启超、王国维即兴表演节目是背诵古代文学作品，梁启超背诵一大段《桃花扇》，而王国维则当即背诵了《西京赋》。

传统教育在背诵方面有着数千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多感官参加背诵活动过程。传统语文教学中，朗读本身即多感官参加的活动，需要同时动用眼、口、耳、脑，甚至还加上头、身体的动作，这有助于提高背诵的效率。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早就指出：“参与接受某种印象或是一组印象的感觉器官越多，那么，这些印象就会越牢固地在我们的机械的和神经的记忆中扎根，同时也就会越真实地保存在记忆之中，以后回忆起来也会更加容易。”因此，如果一个教师想使学生牢牢记住什么东西，那么他就应该注意尽可能让儿童更多的感觉器官，如眼、耳、口、肌肉运动的感觉来参加识记。

最大限度发挥儿童时期听觉记忆的作用。背诵诗文，需要“从娃娃抓起”。儿童的一个特点是对声音非常敏感，这使他们能够通过“听”而轻松地记住那些语言优美的古诗文。美学家朱光潜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语言学家赵元任回忆儿时的学习情景时也说：“晚上念诗我们都觉得比白天念书轻松一点儿，我觉着也好玩一点儿。我念的是《唐诗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妹们另外还念《千家诗》跟别的诗集。他们念的诗，我就是没念也渐渐地背得出来了。”他们都是通过“听”而记住了这些作品。

重视最初的记忆。中国传统语文教学，背诵的量是逐渐加大的。最初的记忆量很小，而且要求学生必须做到滚瓜烂熟，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这些已经滚瓜烂熟的记忆内容，在学生的记忆中深深扎根，成为后来背诵相关内容的巩固基础。心理学家对此也早有研究，如乌申斯基就说：“儿童在学习中所学到的这些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越深，那么，以后的形象也就能够越容易和越巩固地为他们所记住，自然，如果在最早的和以后的形象之间有联系的话。”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有一大特点：老师对学生最初的背诵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记得非常牢靠。每一次都是要求学生扎扎实实地背诵下来一些句子，这些句子作为“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将成为后来背诵的基础。

从这个视角看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就更能明白，增加古诗文背诵恰是为了长远的“轻松”打基础。

（选自光明网《增加古诗文背诵不是负担是捷径》）

一部中国古代神话史就是一部华夏民族早期形成史。在华夏民族的凝聚过程中，神话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图腾的统一、祖宗的认同、精神的滋养。

图腾是先民们的祖先认同与部族灵魂的标识。上古时代，部族林立，图腾各异。由于超自然力及其丰富的精神内涵，龙成为太昊伏羲部族的图腾，并得到中原各部族的公认。炎帝部族入主中原后放弃了自己的羊图腾与牛图腾，改信龙图腾。黄帝入主中原后，也用龙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炎黄后裔在龙图腾引导下，经过不懈努力融合并接纳了东南西北中的不同部族，龙部族联盟进一步扩大。至汉时，刘邦以龙子的身份降生，并斩白蛇起义建立汉朝。龙成为汉兴的重要力量与灵魂旗帜，也成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的图腾，直到现在中华民族还被称为龙的传人。

在龙图腾旗帜的引领下，作为龙子的炎帝与黄帝特别是黄帝成了华夏民族融合发展的文化核心与血缘纽带。华夏民族的融合过程就是和合向心、归宗炎黄的过程：一是华夏民族向外兼并扩张的外向认同，变夷为夏；一是外围民族认炎黄为祖宗归依华夏的内向认同，夷变为夏，如匈奴、鲜卑、苗族、瑶族等都成了黄帝炎帝的后裔，成了华夏民族的一份子。炎黄子孙遍布大江南北，华夏民族不断壮大。华夏民族的外并内聚是从“血缘”到“文化”的融合，是龙图腾的统一，是炎黄始祖地位的认同，也是中国神话的胜利。正如德国思想家谢林所说：“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们认同了共同的神话时，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核心神话只有两个——龙和黄帝。”

中国古代神话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它为华夏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有巢造屋、伏羲画卦结网、仓颉造字等神话蕴含着伟大的创造精神；女娲补天、舜耕历山、后羿射日、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蕴含着伟大的奋斗精神；盘古化物、神农尝草、鲧死化禹、夸父手杖化邓林等神话蕴含着伟大的奉献精神；龙图腾的形成与统一、大神们的复合形象、华夏民族的融合等神话蕴含着伟大的团结精神。这些伟大的民族精神引领着华夏民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谱写了战天斗地的奋斗篇章，引吭出可歌可泣的奉献之歌，弹奏出团结向心的动听旋律。这些伟大的民族精神，铸造了华夏民族团结奋斗、牺牲奉献、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成就了华夏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使华夏民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摘编自闫德亮《古代神话定型与华夏民族形成》)

诗教是指通过诗教化民众的方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诗歌的影响遍及从国家社稷、社会风尚到日常礼仪、个人修为的不同层面，一些重要思想乃至制度理念被以诗歌的独特形式进行传布与渗透，用来规训人们的言行举止、引导社会文化的路向。

依照朱光潜的“诗教就是美育”这一说法，诗教显然是现代艺术、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虽然他所讲的“中国的诗”是指古典诗歌，并且中国诗歌经过现代性的洗礼，被认为失去了古典诗歌的辉煌和魅力，但是诗歌本身仍然具有相当的感召力，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美育所倡导的以情感为核心的观念，有助于凸显诗歌的抒情性本质，并将诗歌理解的重心转移到对基于诗歌本体的审美能力的培育。不过，不宜忽略诗歌所应具有的智性、理趣和思辨等其他特质；而回归诗歌本体，或许一定程度上能去除传统诗教过分教化之弊，但并非要将诗歌拉回到“内部”，拘泥于单纯的语言、形式等构件。对于现代诗教来说，除了“情”这一维度外，更应强调诗歌面对和处理纷繁变幻的社会生活的综合能力，在诗歌与社会文化之间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以保持诗歌自身的活力。

至于现代美育主张的“审美无功利”，考虑到现代美育诞生的时代背景，不难体察这一主张隐含的具体针对性。当蔡元培提出“纯粹之美育”时，他期待的是以“无功利”之审美的“纯粹”性，消除当时“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的积患。就此而言，不应表面地看待现代美育所倡导的“审美无功利”，而是要深入洞悉其观念指引下的实践及其效应。同样，现代诗教也曾表达过强烈的“无功利”的诉求，提倡“纯诗”、极度强调形式、技艺的自足性，以抵制长期附加于诗歌之上的种种“外在”要求。“诗性”“诗意”，都不是诗歌“无功利”的浅表的代名词，也不是用于装饰生活的缀物。实际上，“诗性”显示了一种独特的创造能力，是人类与自然万物建立联系的方式；“诗意地栖居”并不表明某种独善其身、超然于尘世之外的态度，也不应被当作遁入“世外桃源”的托词。朱光潜认为：“善与美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它们的必有条件同是和谐与秩序。从伦理观点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观点看，善也是一种美。”这看似“无功利”的审美的辩证属性，也许隐含着诗学自身的伦理，通向的是一种与母语、民族记忆相关的社会文化担当。

现代美育以“立人”即塑造“完人”为最终目标，这与现代诗教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传统诗教非常重视通过诗歌养成完美人格。不过，现代诗教已不可能像古代诗教那样，仅仅视以“仁”为内核、具有德性的君子为“完人”，而是对之倾注更丰厚内涵、更富于现时代特征，以回应急剧变化的历史语境。现代诗教对人的诲示不限于心智上，而更在于一种将其置于“社会关系”之中所产生的创造力。

在社会文化日渐多元化的当下，倘若不是孤立、抽象、静态地领悟诞生于上世纪初的现代美育所关涉的美、审美、美感等命题，它的某些观念对诗教的拓展仍然具有启示价值。未来诗教关于诗歌的界说中，诗歌之美不再是单一的，而是立体的，不只提供赏鉴、实现“净化”，更具有海德格尔所说的超越性的“拯救的力量”，不仅能够弥合“人心”，而且将重塑人在技术时代的命运和位置。

(节选自《现代美育，诗教何为》）

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若有人愿意专就这点着眼，借“龙凤”二字来提高民族意识和情绪，那倒无可厚非。《庄子·天运篇》说孔子见过老聃后，发呆了三天说不出话，弟子们问他，他说:“吾乃今于是乎见龙。”这是常用的典故。孔子到了楚国，著名的疯子接舆所唱的那充满讽刺性的歌儿“一凤兮凤兮！何如(汝)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该歌儿不但见于《庄子》，还见于《论语》，却也道出了以德为先。另一个也许更有趣的以凤比孔子的出典，见于唐宋《类书》所引的一段《庄子》佚文:

老子见孔子从弟子五人，问曰:“前为谁？”对曰:“子路，勇且力。其次子贡为智，曾子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武。”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乌之文，戴圣婴仁，右智左贤……”

圣、仁、智、贤，老子自然感叹。原始殷人以凤为图腾，而孔子是殷人之后，我们尤其熟习。老子是楚人，向来无异词，楚是祝融六姓中芈姓季连之后，而祝融，据近人的说法，就是那“人面龙身而无足”的烛龙，然则原始楚人也当是一个龙图腾的团族。以老子为龙，孔子为凤，可能是庄子的寓言，但寓言的产生也该有着一种基础，两人都是民族文化上的代表。

在我们今天的记忆中，龙凤已经变样，只是“帝德”与“天威”的标记而已。科学来了，神话该退位了。万一非给这民族选定一个象征性的生物不可，那就还是狮子罢，我说还是那能够怒吼的狮子罢，如其不再太贪睡的话。

(选自闻一多《龙凤》，有删改)

①在所有的儒家经典中，《论语》是最通俗、最温馨的一部。由于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一直占统治地位，因此儒家思想及其倡导的理念弥漫在我们生活的空间，无往而不遇，即使在孔子受到批判的运动中，最常用的一句大批判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来自《论语》，可见这部书对我们思想的渗透程度。至于工作、学习、生活中，《论语》中的话语出现得简直太频繁了，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类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它们平时就流行在我们之间，当一旦接触到《论语》时，人们突然发现似曾相识的东西太多了，就好像拥抱多年不见的老友一样欢迎他。

②《论语》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是通俗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也可以读。宋代的开国元勋赵普，史书说他“寡学术”，太祖赵匡胤“常劝以读书”。他常读的书也就是《论语》，人称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虽有些大言欺人，但《论语》对赵普处理政事还是有点用处的。现在人们关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大大降低了，儒家用以教人的“五经”肯定是看不懂的，就是《大学》《中庸》这些带有点“理论”色彩的儒家读物，在大多数人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掌握，《孟子》也多是长篇大论，很难引起初学者的兴趣。唯有《论语》是由短小精悍的格言式的句子组成的，既通俗又引人入胜，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等，明白易懂，读者便于掌握，含义丰富，许多是现实生活中稀缺的。社会现实中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越来越少，《论语》的通俗性正适合当前的接受水平，特别是大量白领人员的接受水平，因而，有关《论语》的著作一面世，骤然火爆，是不奇怪的。

③儒家是讲中庸的，可是儒家思想家能够做到中庸的却不多，就是号称“亚圣”的孟子也不免偏激。而《论语》中的孔子形象就比较中庸，特别是他的人生态度，尤其能让经历了几十年反反复复的斗争、并对此感到厌倦的人们着迷。中庸的生活态度实际上是审美的，所谓“审美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脱功利的。他真诚又尊重礼数，本色又不缺少文饰，严肃认真又富于情趣，执着又豁达。孔子在政治上的追求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育人与学术上，他是”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种生活态度是具有感染力的。汉族是缺少宗教意识的民族，审美的人生态度恰恰能够填补这个空白。

④《论语》的文学性也是它能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论语》风格冲淡，但文字之中还是流动着对孔子的怀念和尊敬的情感的，这种感情平实而质朴，很有感染力。弟子们笔下的老师亲切和蔼，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在日常教学中尊重弟子，在批评他们时考虑到弟子的个性和接受能力，自己有错误，公开在学生面前认错，做自我批评。这令每一个做过学生的读者感动，谁不希望有这样一位老师呢？确立孔子万世师表的地位，不仅因为他传播了知识和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对学生的态度。有了这样的老师，人们对“师”的崇高地位才能在感情上接受。《论语》的召唤力与孔子形象的感召力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摘编自王学泰《为什么热在<论语>上》）

宋代诗文崇尚雅正，风格唯美，但在雅正唯美之境下，却涌现出了以戏谑谐趣为表征的俳谐诗，于北宋时期绽放异彩，蔚为大观，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映射出宋代文化的新面貌、新格局。俳谐诗何以于北宋时期兴盛而广为传播，这与以下四大要素紧密关联。

一为诗人作为“舆论领袖”，影响广泛。正统诗学以诗言志，以诗缘情，以诗感物，其风格与文体一向居于主流。相比之下，俳谐诗虽属小众，却也改变了正统诗文单一的审美形态，体现了人类情感具有的多元性表达的特征，为文化共生所需求。俳谐诗之所以能在宋代大放异彩，诗词名家于其间引领凤骚，当属关键性因素。得宋人喜爱的俳谐诗出自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等大家之手，于庄与谐、雅与俗之间拉伸出一种张力之美，自然会有一种常人作品中所罕见之气象、境界与格局，令俳谐诗更具魅力，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其中。二为俳谐诗流传形式多样，为民众乐见。宋代城市繁荣，宋煕宁之后，都城夜市不绝，派繁华，杂剧、诸宫调、傀儡戏、杂耍等艺术众多而为市民乐见。面对喧闹的大众文化，俳谐诗没有采取拒斥的态度，而是选择了会通。众多戏剧因素如内容、插科打诨手法与形态融入俳谐诗文创作。如苏轼《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上阕：“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上阕最后一句“破帽多情却恋头”让人觉得调皮打俏，忍俊不禁。

三为俳谐诗于诙谐中蕴含人生哲理。宋代俳谐诗文本以“戏谑”风格为特征，结构相通于杂剧，先冷后热，先说冷语，后说笑话。黄庭坚的《演雅》是一首动物讽喻诗：“桑蚕作茧自缠裹，蛛蝥结网工遮逻。燕无居舍经始忙，蝶为风光勾引破……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该诗前面描写了几十种虫鸟，写得宏伟万象，如天马行空，最后两句却峰回路转，让人恍然明白，确有醍醐灌顶之意，给人以跳跃感，颇具丰富深邃之审美趣味。可见，打诨并非纯粹为追求语言有趣，而是有所归旨。

四为俳谐诗符合心理需求，民众乐于接受。谐趣产生之第一要义为心理期待解构所致。俳谐打诨并非纯粹为追求语言有趣让人发笑，开心愉悦。诗人善用各种言辞引起读者期待心理，预设情境，对读者期待心理进行解构，随之产生心理落差，谐趣亦因之而生。谐趣产生之第二要义为语言逻辑跳跃引致。逻辑颠倒错位，化悲为喜，无情之物化有情，安排一个不甚相关或非一致性逻辑，呈现出乎意料关系，峰回路转，妙语连珠。

俳谐诗兴盛于两宋，是文人审美情趣多样化的呈现，亦受民间文化诙谐审美影响，负载了文人对生活及其谐趣之追求，体现了宋代士大夫雅好谐谑的幽默性格，折射出两宋文化在雅正严肃之余生趣活泼的另一面。出自民间，雅俗共致，俳谐诗顺应时代，为民众与雅客所接受与传播，亦是一个时代诗文呈现时代生活之典型。

（摘编自徐雅琴《俳谐诗在宋代的传播》，有删改）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探索主要以介绍西方文学理论为主。无论是早期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还是后来的一些文学流派和思潮，其审美观念均源于西方相关文学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也主要以介绍苏俄相关的文学理论为主。可以说，4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始终无法逃脱“失语症”的魔咒。当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必须立足于具体的创作实践，这是确保理论有效性的唯一途径，但我们还要潜下心来，认真地解决几个基本问题。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进行系统地审视与梳理。任何一个民族文学的发展，都会受制于其特定的外在文化环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就其外在环境而言，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有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借鉴，当然也不乏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自我创新。究其理，至少有三个维度需要深入探析：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承袭了传统文化哪些精神内核，包括生存哲学与审美趣味。二是有效梳理数十年来乃至近百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主脉。三是认真考察各种文学制度对于文学自身发展的影响。这三个维度都有不少学者在进行研究，但很少有人将之纳入文学理论建构的范畴中，进行一种开放性的理论思考。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探讨，尤其是对一些既定文学史的再反思。如果没有对本土文学史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思考，没有对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和发展主因拥有全局性的认知，特别是对一些既定文学史进行有效的反思，要成功地建构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理论研究者，几乎很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反思性的研究，很少有人将这种文学史的反思提升到文学理论的层面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进行有效的反思和建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文学理论家不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保持着疏离状态，而且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土壤也缺少深入思考。

对一些具体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系统化的研究，从中甄别和总结出中国文学发展的某些本土化属性。这是最为繁琐但也是最为本质的研究，它在表现形态上可能体现为文学批评，但是，它从根本上说，是为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中国独特的审美经验。文学理论毕竟是关于文学的理论，是基于作家评论、文本研究之后所抽象出来的理论。没有文学批评实践的长期积累，就无法找到本土创作经验的支撑，也就不可能挖掘出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更不可能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所以，从学科范畴上说，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始终是文艺学的三个分支，彼此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然而，纵观我们的文学理论建构者，很少参与到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

最重要的，是对日趋多元、极为丰富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格局，必须具有前赡性的研判。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这种多元而繁富的审美格局，还在日趋加剧，诚如有人所说：“快速而剧烈的文化增变，那些带有当今时代特点的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络综艺、动漫、游戏、直播、虚拟现实等新文艺形式不断走进人们生活世界，焕新社会文化生态。”面对这些极为复杂的文学发展态势，如果不能深入到前沿地带，不能进行跟踪式的思考和研判，要建构出一种具有范导性作用的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洪志刚《刍议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略有删改）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这是我的读书观。研究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有那么多书，每本书、每句话，都要求“甚解”，可能吗？

我认为陶渊明这句话对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后面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重要。我们常把汉人对经典的注释叫“章句之学”，每章、每句都要详加解释，《汉书·儒林传》谓“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儒师秦延君释“尧典”二字，十余万言；释“曰若稽古”四字，三万言。至魏晋风气一变，注经典多言简意赅，倡“得意忘言”，例郭象注《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谓“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并批评那种一字一句注解的章句之学为“生说”(生硬的解释)，他说：“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耳。”我想，这就是“会意”。读哲学书，重要的在“会意”，不在“曲与生说”。“会意”才能对古人的思想心领神会，才能有所创新。

据日本人林泰辅说，《论语》的注解有三千余种，元朝的杜道坚说《道德经》的注也有三千余种。不管有多少种《论语》《道德经》的注解，我们能说哪一种对《论语》或《道德经》“甚解”了呢？没有吧？！杨伯峻先生在注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一句时说：“耳顺——这两个字很难讲，企图把它讲通的也有很多人，但都觉牵强。译者姑且作如此讲解。”我认为，杨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对的，他只是“姑且”给一种解释，并没有说他的解释就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在我的一篇文章中，为了说明我对“真、善、美”的看法，我就给孔子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个新解，认为这几句话是孔子说他自己追求“真”“美”“善”的过程。我真的“甚解”了孔夫子的话吗？没有，但我从孔子的话中“会意”出一种新意来，于是我便“欣然忘食”了。

读书人喜欢读书，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考古的、历史的、民俗的，甚至科学和科学史的，是不能要求都“甚解”的，知道一点儿就行了。它们可以帮助你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读你自己专业的书，当然要求了解得深入一些，但也只能要求“深入一些”，也不可能字字句句都有所谓“正确了解”，而“会意”则是更为重要的。哲学家要求的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会意”实际上是加上你自己的“创造”，这样才真的把学问深入下去了。

(摘编自汤一介《读书本该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