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环境美学思想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田园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所开出的灿烂花朵。中国古代田园诗，溯源于先秦的《诗经》，成形于晋，大盛于宋，收官于清，是仅次于山水诗的一大流派。

田园与山水都属于环境。但山水多为自然环境，而田园多为人工环境。如果说山水是环境的外围，那么，田园则是环境的核心。陶渊明《归园田居》中云“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田园是开荒的成果。田园中有植物，如诗中所写“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动物，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些均是人劳作的产物，是第二自然。田园，人的家园。人在田园中生产、生活。较之山水，田园于人更具亲缘性。

于是，田园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口井、一处生命之源、身体与灵魂的归宿之地。回归田园，就是回归家园。中国环境美学最高概念是“家园”，家园来自“田园”。田园生活的指导性思想是“耕读传家”。“耕读传家”畅行于清，曾国藩、左宗棠等均大谈“耕读传家”。“耕读传家”思想可以追溯至先秦的周朝，形成可能还是在唐宋。

“耕读传家”，“耕”好理解，这是生产；为何还要“读”，且与“耕”并列？这涉及中国人的追求。“耕”，虽然收获要交国税，但主要还是为了家庭人员的生存，因此可以说，是为家而耕。“读”，显然不是为家了，是为了有朝一日去做官。做官是需要知识的。做官当然也有封妻荫子的想法，但更多的或更重要的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做一番大事业。“读”显示出中国人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家——国。于是，中国人的家园情怀上升为家国情怀。

深厚浓重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传统，延续至今。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无处不在。而在环境意义上，它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系列：

土地——社稷意识。土地是农之本，正是因为土地有这样重要的功用，土地成为祭祀的对象。于是，一个标志祭地的概念——“社”产生了。“社”与“稷”相联系，《白虎通》云：“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社”“稷”本来指两种祭礼，但此后引申出国家的意义，成为国家的另一称呼。

江山——国土意识。《世说新语》中有一段文字：“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怀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这里的江山明指自然山水，暗喻国家。与江山意义相同的还有“山河”“河山”概念。“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史记。天官书论》）这里的“河”指黄河，“山”指华山。但后来，河山用来指称祖国、国家、国土以及国家主权。“燕秦谋王之河山，闲三百里而通矣。”（《史记·赵世家》）这里的“河山”是指国土。南北朝的文学家庾信在《哀江南赋》用到“山河”概念，文中云：“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

江山、河山、山河等概念，除了具有祖国、国家、国土、国家主权等意义外，还含有审美的意义，这种审美主要是自然环境的审美，其审美的品位均为壮美、崇高。一般来说，在国家遭受外族入侵的形势下，多用山河、江山、河山来指称祖国、国家、国土及国家主权，显示出深厚的忧患意识和昂扬的爱国主义情感。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当代转化》）

老字号遗产资源的转化

朱以青

如何使老字号延续和发展、以免沦为文化标本，是政府、企业及学界都在关注的问题。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尤其是老字号企业中的核心技术都是通过口传心授、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才世世相传，与各个地域的民俗风情、文化变迁、社会发展相交融，逐渐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事项或文化模式。

核心技艺和文化是老字号的精髓，是需要传承的。但在社会变迁和发展过程中，老字号也不能一味地固守传统而不求新，如此，只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该是僵化的消极保存，而应该是在不违背和破坏其核心价值和核心技艺的情况下，将之引入生产领域，让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到当代人的生活中去，让现代人享受祖先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之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

老字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主要是老字号的概念、技艺、品牌等核心文化如何在现代生产条件下通过其产品传承再现。技术和产品创新是老字号资源转化的第一个路径。老字号企业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独门绝技，这些技艺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老字号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是老字号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存活下来的法宝。然而现代社会日新月异，市场多元，一种或几种产品很难满足90后、00后消费者的需求。老字号引以为傲的传统工艺、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成本高，效率低，很难适应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只有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通过技术创新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能使老字号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需要，实现长久发展所以技术创新对老字号而言，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仅仅攥着祖传的老秘方是远远不够的，要保护传承好老味道、老工艺，就必须有先进技术作支撑，这样才能再现老字号的辉煌。

老字号遗产资源转化的第二个路径是营销理念创新。许多老字号固守“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理念，坚持“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传统，导致了质量上乘的产品销售不出去的尴尬局面。现代社会日趋多元、时尚，消费者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再仅仅关注产品的使用价值，更注重产品背后的附加价值。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字号企业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和现代新传媒进行营销。通过设立电商旗舰店，进行网上宣传和销售，老字号拉近了与年轻消费者的距离，为持续发展增添了后劲。2017年，中华老字号在天猫的消费者同比增长170％，销售额同比增长10％。通过电商，有些老字号还热销海外，跻身全球品牌。

老字号遗产资源转化的第三个路径是旅游体验创新。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人们的休闲时间与日俱增，在“可支配收入增加”及“闲暇时间增加”两大因素的驱动下，旅游者已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旅游，开始选择富有特色的休闲度假旅游产品，进行地域特色、时代特色和个性特色鲜明的文化体验。老字号企业作为一个商业实体，有着它独特的企业产品，无论是商品、技术或服务，它都向社会提供着自有的产出，同时，老字号企业通过这些产品，传承、体现着历史，传扬着文化，坚持着某种精神，这些都能够满足游客的吃、游、购、娱等要求，在旅游六要素中有着比较确定的功能对应位置，也就是说，老字号企业的外在产品、企业行为以及老字号所蕴含的精神文化，都可以直接参与和融入旅游活动中。

（有删改）

劳动教育的本质在于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学生获得身心二元的全面解放。劳动教育在现代社会实现自觉转型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的，这在劳动教育上就体现为现代性的转换。劳动教育的现代性转换首先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站在人类生存发展的高度思考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现代工业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现代儿童的童年远离大自然，他们的生活大多偏离了自然本性的轨道。劳动教育将为现代儿童提供复归自然的平台，实现当代人自然本性的释放，解决人与自然相割裂的现实问题。因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是联结人与自然的重要媒介。因此劳动教育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关系的重要途径。现代劳动教育的根本在于体现人与自然的生态互动过程。一方面，劳动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懂得人与世界的认知关系；另一方面，劳动教育使学生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此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其次，劳动让原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走到了某个集体中，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因此，劳动是现代伦理关系彰显的一种重要方式。现代劳动教育所蕴含的实践精神正是个体与世界关系的现实反映。人在劳动中要想得到发展，必须遵循共同的伦理规范，遵循群体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从而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一方面，劳动教育使学生通过相互间的合作交流，更好地塑造自己的品性；另一方面，劳动教育能帮助学生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以社会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不断建立自我与他人良好的社会关系。因此劳动教育作为一种个体社会化的媒介，能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最后，现代劳动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个体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通过劳动教育，人的潜能才能得到越来越好的发展，学生才能在不断自我确证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审美与道德能力的不断提升。由此，学生接受这样的教育能让自我的生命得到不断成长与完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的终极目标，劳动教育对于达成这个目标具有现实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哲学重视人的自由与解放，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劳动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教育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只有劳动才能激发人潜在的主体意识和提高人的创新能力；只有劳动教育才能重建人与自我的丰富关系，才能使人在创造性劳动中享受作为存在意义上的人的价值美好。

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互动的自然关系、人与他人之间的良好社会关系、人与自我之间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我关系等都是检验教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具体标准。现代劳动教育需以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为重要根基，以公共理性与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以自我实现及主体发展为终极目标，三位一体相互作用，才能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高度统一，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摘编自袁利平《劳动教育：让身心获得全面发展》）

①中国书法是点、线墨迹与白纸之间产生鲜明对比从而表达意象、抒发作者情感的视觉艺术。书法艺术中的点、线墨迹与白纸之间构成了视觉艺术的黑白美，书法家借助这种黑白美来表现蕴藏在内心的精神色彩。

②中国书法最大的特征是以墨为主，墨即玄，古代以玄色为正色。在传统审美中，墨给人的一般印象是高雅深奥、超凡脱俗，墨色光华，其妙无穷。我们在欣赏书法时，目光往往只随着黑色的墨迹运动，在大片纸上，书法作品的条条墨迹永远是知觉的主体。几千年来，书法家们挥毫泼墨，运用黑白分明的单色和独具匠心的笔墨变化，构成一幅幅美妙绝伦的书法艺术精品，各具特色。无论是汉魏“尚象”、晋人“尚韵”，还是唐人“尚法”、宋人“尚意”，都是对各个时代书法艺术审美风尚的总结。

③中国书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艺术，关键在于墨和纸所产生的黑白美。南朝齐著名的书法理论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一幅书法作品，字字各有其位置，墨为字，白也是字，有字之字固然重要，无字之字更为重要。笔画和空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能安排好有笔画的地方，就可控制好没有笔画的空白之处。这样有与无互相衬托，“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显得奇妙无穷。人们在品评书法作品时，一般只重视有笔墨处的笔画，至多是“计白当黑”的二者并重。其实笔墨处仅存迹象，那空白的无笔墨处才是高妙的神韵所在。

④书法家留在纸上的超逸神韵，乃是形成黑白世界的精神意趣的具体体现。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作出精美作品，唤起人们判断、欣赏的愉悦之感。书法笔墨派生出来的千姿百态，富有节奏韵律的意境，全在于对黑白点、线的处理和表现，失去黑白，这种内涵丰富的空间形式美也就会失去。书法作品中的黑“肆力在实处”，白“索趣乃在虚处”。有与无、实与虚的对比形成的想象空间，在不同的时间和特定环境中，其代表的意义也会有所不同，或云，或雾，或水，气象万千，海阔天空，其具有包罗万象、纵横八极之妙，不着一字尽得天地万物。只有懂得诗的言外意、乐的弦外音，体察到象外之象、味外之味，才能更进一步理解“大象希声、大象无形”的深刻内涵。

⑤古人论书云：“书在有笔墨处，书之妙在无笔墨处，有处仅存迹象，无处乃传神韵。”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把书法称为“无声之音、无形之相”，这是对书法艺术的高度概括。书法家将自己特有的情怀和意境，寄托于具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的黑白色彩，以求得一种具有单纯、完整、简约、精微、博大之美的艺术境界，使书法在人们心中发挥巨大的精神作用。

（摘编自王贺谦《试论书法艺术黑白美》）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节选）

蔡元培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有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①美育是培养人认识美、体验美、热爱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对帮助人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②家庭美育、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是做好美育工作的三大支柱。当前，我国学校美育改革发展进入加速提质阶段，美育课程建设稳步推进，呈现良好势头。与社会日益崛起的精神文化需求直接联系，以博物馆、美术馆为代表的社会美育也展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作为美育实施的基本途径，家庭美育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倾向。

③遵循美育特点做好美育工作，必须重视家庭美育的基础性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孩子由一块璞玉塑造成一座雕塑，在成长的路上需要多方面的合力，其中排在第 一位的就是家庭。”可以说，美育的根在家庭，家庭是美育的摇篮。家庭美育的特点是润物无声，但影响深远持久。家庭日常的环境、气氛、情感和活动，是孩子认知外在环境的基础，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对自然社会的认知，对文化人文的体察，影响着孩子道德修养的建立，审美观念、价值体系的形成。

④遵循美育特点做好家庭美育，必须重视艺术思维的培养。现在家庭教育普遍重视智力开发，对审美教育的关注，往往又将重点放在美术、音乐、舞蹈等技能特长的培养上，以期在未来的升学和求职中有一技之长，功利倾向明显。其实，比技能特长训练更重要，对孩子一生影响更深远的，是艺术思维的建立。艺术思维是一种以情感、符号和形象为基本要素的思维方式，艺术思维让人不断思考自我局限性，并从中找到突破的方法和答案。艺术思维对于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艺术思维的建立，重在熏陶，这种熏陶需要适宜的环境。许多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参加各种美育活动，这样的安排对孩子艺术思维的提升有一定作用，但更为根本、持续的，还是家庭日常生活的熏陶。

⑤遵循美育特点做好家庭美育，必须拓展家庭美育的实施途径。要将自然美作为家庭美育的重要内容。春夏秋冬四季更迭，风霜雨雪阳光，沙丘泥土树木花草，鸟兽虫鱼……丰富的自然环境是最好的家庭美育素材。家长要多带孩子走进大自然，让他们在自然玩耍的过程中用手用脑用心感受，对人从哪来，如何与万物共存形成丰富独特的感知，这些感知是滋养孩子健康审美意识的丰厚土壤。要在节庆习俗中引导孩子认识社会文化之美。从食物制作，到家庭装饰，再到日常礼仪，传统节日习俗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思想，表达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族群的关系，是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塑造孩子审美情趣的基础材料，家长应该充分利用各种传统节日进行家庭美育。要鼓励孩子在动手劳作中认识美、体味美。孩子动手去操作，不论是多变的还是重复的，粗犷的还是精细的，都会形成身体上的感受，从而传达到大脑中形成认知，这种改造事物的经验会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强化他们的信心，萌发进一步的创造。

(摘编自陈佳《美育的根在家庭》)

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自然属于历朝的法典，如《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等。这些法典前后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法典中的规则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块由旨在推行道德教化的条款组成，一块由旨在保障国家的秩序、安全与正常的行政管理条款组成。前者大体关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而后者则关乎军事、狱讼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等。而有关谋反大逆、杀人、盗窃、侵害的条款兼涉两块内容。但即便主要作为“刑法典”的历代法典，其“刑”也不完全“一刑独大”，《唐律》十二篇中，真正关系到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乃《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从结构就可以看出立法者制律的中心意图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分七篇，分别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是按照《周礼》所设置的治理模式来排序，与儒家所设想的道德理想一致，万物统一于“道”中，人间的秩序得以与道的规律相对应，法典篇目秩序的排列，也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定。

广义的法律是用来推行教化的，其要达到的价值目标乃在于“正人心”“厚风俗”，诚如《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借管子之言所称的那样：“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而《唐律疏议》的序言中则把教刑的关系说得更为明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故而唐代立法者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其意在促使人们恪遵德礼，以臻“至善”之化境。虽然儒家大体上强调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故有“仁”“义”“礼”“智”的道德自觉，然而现实生活中总有悖理违礼之事，此时纯靠自觉难以匡正人心、厚风俗，故而必须借助法律的威慑之力。所以古代从来不将法律视为政教之末，而以“用”名之，“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四库全书提要》）即指此意。

为了贯彻这一意图，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惩恶自不必问，但凡刑律所加，针对的对象必为于伦常纲教有违之人。不仅如此，传统法律往往还变现在看来纯粹是道德的义务为法律义务。譬如《唐律疏议》的《贼盗》一篇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立法者考虑到了人的能力，通常情形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因此更应该有道德践履的勇气。唐律对见义不为的行为设置刑事责任，正在于提倡一种公序良俗。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法律中，很多条款似乎在现实生活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不大，甚至在其设定之初，就没有打算被执行。比如历代法典中有“同姓不婚”条，但是似乎从未被实践过。另外，诸如亲属之间的许多行为，虽被规定为犯罪，但是实践中遵循“民不告，官不举”的做法，实际上立法者和司法者都明白，设置此类规则之真正意图，乃在于提出一种治国理想，希望民众向此努力，更多地带有一种“宣教”色彩。

（摘编自宋玲《“正人心”与“厚风俗”——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

书法是“白”与“黑”的艺术，白纸黑字，黑白分明。宣纸之白，墨汁之黑， 色泽醇和，千年不易。黑白世界，书法之魂。“高低叶万顷，黑白草千行”(文天祥)；“由来黑白无定姿，浓淡间错相参差”(李纲)。千百年来，诗韵书韵经由“黑白”相伴，汩汩流出。

老子两千多年前提出“知白守黑”是哲学概念，影响了两千多年，还将继续影响下去；完白山人两百年前提出“计白当黑”艺术概念，影响了两百年，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记录了他的老师完白山人邓石如的名言：“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他的这一观点，显然受到了老子的影响，但又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一理论把书法纳入了“一阴一阳”的世界， 在阴阳互补中成就了书法之“道”。

在古代书论中频频出现的有一个与“计白”意思相似的词，叫“布白”。意谓落笔时使着墨处与空白处疏密相间，布置得宜。又有“分行布白”之说，指安排点画和布置字距、行距的方法。分行布白务使字的上下左右间架结构相互影响，相互关联，互相照应，以达到整幅作品分布均衡稳称。赵炅《缘识》云：“分间布白要审详，浓淡均匀看可戏。”

“计”，《说文》的解释是“会算也”，有计算、谋划的意思。“计白”即对“白”进行谋划、安排。一张未经落墨的宣纸，是一片空白，是“虚”，也是“无”， 然而，当书法家进行挥毫创作后，不仅仅落笔处有实际意义，连空白处也已经被赋予了实际意义。这意义，是“黑”给的，没有笔画线条的“黑”，宣纸还是那张宣纸，尚未确立艺术品的价值意义，而“黑”的意义，则是“白”给的，没有宣纸， 没有“白”，一片皆“黑”，那么，墨汁还是墨汁，同样无法实现艺术品价值的意义。书法的“白”与“黑”不是均分的、不是恒定的，它们是一个变数，始终处在不可预测之中。书法的魅力恰恰就在于此。宣纸和墨汁，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一种必备的要素，真正的书法“黑白世界”，有待于书法家创造。一幅作品具体黑多少、白多少，就连书法家在落笔之际自己也没有数，只有凭着感觉完成挥毫之后， 黑白定型，一切才有了意义。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所谓“计”，实际上无法预计， 只能“计随意出”。

“计白当黑”的积极意义在于，长期以来，书法家都偏重于笔墨线条，认为只有笔墨线条才是一件书法作品的关键所在，所以书论中谈得很多的是如何执笔、运笔等比较“实”的问题，而没有明确认识到“白”的重要性。“计白当黑”则明确“白”也可以“当黑”，发挥与“黑”同样的作用。当然，前提是“计白”，也即做好“空白设计”，化虚为实，化无为有。“空白设计”贯穿于书法创作的方方面面。“白”并非虚空，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有内容，有意义，有美感。

（斯舜威《书法矛盾之美》，有删改）

文学的隐喻

林岗

①文学尤其是叙述性的文学，作者虽然可以天马行空神游九霄，但其所叙述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时空，文学究竟是怎样跨越时空传诸无穷的？或者换句话，那些伟大的文学是怎样跨越社会时空被后世读者喜爱的？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现象落实到伟大的作品究竟藏有什么秘密？笔者以为，丰富而深刻的隐喻至关重要，它是伟大的文学不可缺少的另一项品质，隐喻性的丰富和深刻程度是衡量文本高下的又一个尺度。

②人们通常将隐喻作为文学修辞的手法之一，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远远不足够。好的文本都有似乎相反的两面性：一面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另一面是普遍的、形而上的，它们完美无缺地融合于文本。这种两面性，用康德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就越是唤起我们内心的惊奇和崇敬之情。”伟大的文本就是这样。

③为行文的方便，以《孔乙己》里面一个细节为例。孔乙己教小跑堂“我”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小跑堂一脸不屑，“‘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回字有四样写法”一句，极其贴切孔乙己的身份、教养、学识，甚至性格，非孔乙己不能说出。这个便是文本的具体、形而下一面。然而又正是这个具体和形而下的细节，传出了所有不能与时俱进、悖逆潮流，甚至冥顽不化者的神韵。而这后一面又是普遍的、形而上的文本面相。因为不能与时俱进者、冥顽不化者无代无之，尤其处于社会急速变迁的世代，于是读者可以从中照见他人，照见自己。《孔乙己》发表于 1919 年，至今将近百年。那个科举时代造就的具体的孔乙己是死了，然而那个属于一切时代不能与时俱进者的孔乙己还没死。说实话，每当笔者在讲堂口若悬河叨念着晚清文学如何如何变迁的陈年旧账，对着的却是一片呆若木鸡或刷屏玩微信的莘莘学子，我就怀疑自己讲的是不是当代版的“回字有四样写法”。台下的学生眼大无神，他们不正是当年那位咸亨酒店小跑堂的传人么？无心向学，一心等着将来做掌柜。而我念念不忘那些乏人问津的“学术”，不正是隔代的孔乙己么？不同的是——我只差腿没有打断而已。

④上述讲法或者聊博一笑，问题是好的文本里具体的、形而下的一面是怎样和普遍的、形而上的一面联通的？笔者以为，途径就是隐喻。这是一种广义的隐喻，也许作者并没有明确地运用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但我们可以把文本里的这两层之间的联通，称作隐喻，意在取隐喻由一物通达另一物的修辞关系。叙述性的文本讲的都是具体的故事，具体的人物，大部分都只有娱乐的价值或文献的价值而不能长久传世，原因即在于这些文本不能建立这两个叙述层面的隐喻关系，或者两层之间的隐喻关系是生硬的、不高明的。天才的作家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在文本的具体的、形而下层与普遍的、形而上层之间搭建了绝妙的隐喻关系。

⑤我们知道，塞万提斯死于1616 年，而他的不朽之作《堂吉诃德》完成于 1615 年，至今恰好四百年。四个世纪过去了，应该说里面很多西班牙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细节，已经不是我们文学阅读的兴趣所在，甚至故事里流露的价值观念也与现今大有出入。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是位乡村小绅士，然而他善良，有点追求，被同时代的骑士小说迷了心窍，于是向往起闯荡世界，一心想做名垂千古的游侠骑士。堂吉诃德异想天开，永远分不清幻想与现实的真实距离。故所闯下的行迹，所行的侠义，所表现的勇武，滑稽可笑，荒唐不可理喻。他伤痕累累而归，最终在对一生受惑于骑士小说的幡然觉悟中无声无息地死了。可是我读着读着一个接一个失败得头破血流的故事，忽然有了一种新认识：这写的不就是我自己么？我的人生，不多多少少都有堂吉诃德“发疯”的影子么？出身也不算高贵，受教育的时候，不知被什么东西蛊惑，也许是另一种版本的“骑士小说”，也许就是那位自己意中的“杜尔西内娅”，要立一番功业，然后接着就是滑稽、荒唐、失败。我自问没有做过和堂吉诃德一样滑稽的事儿么？做过。不要以为西班牙在中国万里之外，又过了整整四个世纪，就不会有堂吉诃德式的荒唐了。未必。

⑥最能体现塞万提斯将隐喻意味用心的，笔者以为是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杜尔西内娅”。他所以百折不挠屡败屡战，就是一心为了获取这位他见也没见过、甚至一丁点儿具体信息也没有的美人的芳心。随着情节的推进，“杜尔西内娅”含义丰富了、改变了，她甚至不是一个人物形象，而成了堂吉诃德血脉、精神、灵魂化身的代称。由于“杜尔西内娅”的照耀，堂吉诃德的滑稽荒唐在娱情悦意之外，充盈着形而上的意味，被嵌入了隐喻的含义。作为文学形象，堂吉诃德之所以不是“杂牌货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塞万提斯天才之笔所创造的这位“美人”。

⑦这部不朽的小说就这样穿越了时空，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故事的高度隐喻性，塞万提斯的天才，让一个十六、十七世纪游侠骑士的滑稽生涯，成为所有不甘就此埋没一生，为了理想为了信念而历尽荒唐和坎坷的生命的写照。

（节选自《什么是伟大的文学》，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不是美而是意境，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那么，什么是意境？

从中国美学史来看，意境与意象、象等概念相关。在《易传》中，象是与形对照起来界定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象与形相比，有虚与实、动与静的区别。象比形更虚灵，更生动。象还有另外一个用法，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想象”。《韩非子·解老》中对象做了这样的解释：“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比较起来说，眼见的形为实，意想的象为虚。正因为想象的介入，象变得更加虚灵、生动和非现实。

顺着这个思路，可以说意象比形象更虚灵、更生动。正因为如此，意象专指诗歌和绘画等艺术形式所创造的审美对象，它可以是虚构的、想象的，总之，是非现实的。形象多指现实中的事物的形状。形象可以是审美欣赏的对象，从而转化为意象。比如，在文学形象这种说法中，形象就是审美对象，可以包含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不过，形象也可以是非审美活动的对象。比如，在测量活动中，形象就表现为客观的形状。

意象是审美对象，也是艺术创造的目标。通过意象，我们可以将审美与非审美、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既然意象已经将审美和艺术从其他人类活动中区别开来，为什么还需要意境？究竟什么是意境？尽管境与象关系紧密，但它与象不同。中国传统美学中，有“境生于象外”“象外之象”等说法。由此可见，境不是个别的象，而是个别的象的放大或延伸，是不能对象化的境域或者世界。世界不是对象，不能与自我相对，因为自我始终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不能越出世界而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说，意境比意象要大。

意境不仅大于意象，而且高于意象。与具体的意象相比，非对象化的意境更加抽象和虚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意境也有境界的意思。有意境就意味着境界更高，更有形而上的意味。对意境的欣赏，能够使人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

意境不仅是虚灵的、动态的，而且是超越的、神圣的。它不仅往广大的方面蔓延，而且往高深的方面伸展，由此意境类似于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即“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意境是宇宙，但它不是物理学上的宇宙，而是心灵的宇宙，是精神生活的宇宙。中国艺术家创造出有意境的艺术作品，目的是安顿我们的心灵，安顿我们的精神生活。

意境理论让我们从个别事物中超越出来，进入更加广大的周遭世界，进而与历史和宇宙发生关联，这对于将今天的艺术实践从对物体和个体的狭隘专注中解放出来尤其重要。现在已经有不少西方美学家开始用气氛、氛围、灵韵等具有中国美学色彩的词汇来描述艺术圈，我想它们都不如中国美学中的意境那么准确。在意境范畴启发下建构起来的艺术圈，将如同时下生态圈和经济圈一样，成为当代艺术中的一种新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摘编自彭锋《意境论的重生》）

材料二：

说到意境，我以为，意境是现实生活重压下可以让人们的心灵暂时得到抚慰的一剂良药。人们旅游，或寄情于山水，或暂驻风雪，或赏花问月，为的就是远离人际关系如葛藤一般纠缠在一起的现实生活。董其昌的山水特别高远清澹，一笔一笔安详宁静。这种意境，是他心上笔下的追求，更是他对于动荡不安动辄便可罹祸的官场生涯紧张心情的互补。以董其昌那样的身份，以他那样的身份派生出的那样的心情，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追求这样宁静的意境，是有意要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既是一种休息又是一种抚慰！这就是艺术的妙谛所在。有唐一代，安史之乱那一段，草木厌兵民不聊生，倒出现了许多意境优美的田园诗，为什么会这样？那几乎是民众们的集体向往，是诗人对民众的一种大抚慰！而在盛唐时期，歌舞升平，“小邑犹藏万斛金”，却产生了以建功立业思想为基础的边塞诗，边塞诗的苦寒意境是人们不乐意经历的，但因为它与人们当时的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所以既变成了一种审美，又被人们称道！艺术的妙谛就是要与生活拉开距离，如果生活是什么样艺术便是什么样，那我们还要艺术做什么？意境是理想化了的，是人类精神的休息场所，让人们于现实生活中看到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美。

意境之美，是画面给人们提供更多联想的可能，是由此及彼，于似与不似之间给看官尽量留有广大的想象余地。艺术必须要由此及彼，如果艺术不能完成这一个飞越便不是艺术，只不过是说明文，或是——看图说字。文学中的意境之美也如此，文字要在读者的脑海里变成海市蜃楼般的画面，如《简·爱》，你似乎都能感觉到主人公生活的环境，感觉到那种阴冷和潮气。说到营造国画的意境，不是画家自己在那里营造，画家只不过提供了某种可能，只是通过笔墨对看官们的生活经验做了指点和引导，然后由看官去营造。意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意境的标准不会随时代产生多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画。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这只是某些人的事，就国画而言，你也可以笔墨不必随时代，你可以死死固守传统，固守本身便是一种美，是一种精神！中国画技法形成于农耕时代，你要它随时代发展，现在是什么时代？工业时代好像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你来画宇宙飞船或手机电脑不是不可以，但也同样需有意境。关于国画意境，没有什么评判标准；说到笔墨，却有标准，那就是笔墨一定要变化丰富而状物精微。

（摘编自王祥夫《意境之美》）

材料—：

文化地标是一座城市最具魅力、最有代表性形象标识，它可以是一座楼阁、一架桥、一尊雕塑、一件文物、一座塔等等。像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关城、黄鹤楼、延安宝塔山、南京长江大桥、橘子洲青年毛泽东雕像等，想起这些富有地域特色、人文魅力、纪念意义、厚重历史的建筑景观，我们的脑海中就会如条件反射般立刻浮想起这些建筑的坐落地及其镌刻的自然之美、文化之美、沧桑之美。

文化地标的价值不容小觑，是因为这一地标性实物的存在既是城市变迁史的符号化再现，更代表着一座城市的神和魂。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地标就是一座城市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定义自我、解释自我、传承自我的宝贵财富。所以说，一座建筑要想成为一个地方的文化标识，不是凭借其炫目奇特的视觉效果和文化元素的简单堆砌就可以让人翘首点赞的，必须强化其作为城市起源和特质的文化身份认同，让其与支撑城市记忆的历史文脉有着你我感同身受的记忆一致性，让每一个人都能从流传下来的文化元素中提取、转译出城市精神源流深处延续而来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回忆。

（摘编自杨亮《文化地标的价值不容小觑》）

材料二：

近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通报指出，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破坏了吉城风貌和历史文脉，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存在脱离实际、滥建“文化地标”、破坏自然景观风貌等问题。

文化地标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象征，它见证历史留下的足迹，承载深厚的文化底蕴，引导着城市文明的延续。而这些被通报的“文化地标”根本名不副实。巨型关公雕像高达57.3米、重1200吨，不仅违建而且基座正在下沉，外观除有些视觉震撼，品不出更深的历史韵味。水司楼投资高达2.56亿元，这一栋楼就花掉该县全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盲目举债还存在烂尾风险。一个贪大，一个求怪，徒有其表的文化项目，不仅破坏了城市整体风貌，浪费了经济社会资源，也达不到传承历史文化的效果，更赢不来游客的青睐和口碑。

（摘编自韩小乔《文化地标应名副其实》）

材料三：

①提到一座城市，人们往往会想到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地标：六百岁的紫禁城见证着北京城的过往，古典园林里生长着苏州的温婉，拓荒牛雕塑标记着深圳的开拓进取，珠海大剧院“日月贝”讲述着“殊生于贝，贝生于海”的城市记忆……城市文化地标或深植于历史文化，或投射着时代风貌，以鲜明独特的符号形象，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和文化象征，与人们产生紧密的情感连接、文化认同。

②文化地标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在传播城市形象方面有巨大的流量效应。近年来，文化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各类文化地标成为热门参观地、网红打卡地。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急功近利打造新文化地标，也造成了某些负面影响。这些现象在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人们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打造有生命力的文化地标？

③作为一种人文景观，文化地标首先应当与地理环境“不违和”。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浑然天成、融为一体，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无论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审美意境，还是如今兴起的保护生态、亲近自然的绿色发展理念，都强调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丽江古城依山傍水、以水为脉，整座古城获评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体育场“鸟巢”充分采用自然采光和通风，勾勒出现代北京的美丽风景。反之，若缺乏对自然的敬畏，滥造钢筋水泥地标，即便再大的“手笔”，也与审美旨趣和群众期待相差甚远。

④作为一种符号化呈现，文化地标也应该追求形神兼备。一个建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地标，不是凭借炫目奇特的视觉效果和文化元素的简单堆砌，而是流淌着活生生的历史文脉，能唤起人们共同的情感记忆。走进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原样保留的铸造厂车间及生产设备，拉近了人们与老工业基地的时空距离；漫步福州修旧如旧的古厝间，曾经的老房子、如今的文创园，古老与现代交融，乡愁与时尚相遇。面对数之不尽的历史文化街区、革命文化纪念地、农业遗产、工业遗产，进行合理适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打造出广受认可的文化地标。

⑤作为一种公共建筑，文化地标还应当发挥服务公众的功能。地标建筑是有“生命”的，其生命力来自生活。人们喜欢将博物馆、剧院、书店称为文化地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直接连通着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生活。到一座城市先逛博物馆，人们才能加深对这个城市的历史过往和现实文化的认知。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为例，建院以来，为观众带来一万多场演出，开展大量艺术普及教育演出及活动，观众和粉丝遍布全国。正是那些传播文化、服务公众的不懈努力，使得文化地标的形象更加亲切、更加持久。

⑥文化地标承载着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打造新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地标，必须丰富其审美内涵，完善其服务功能，让其在与公众的“紧密连接”中收获持久口碑和影响。

（摘编自智春丽《打造有生命力的文化地标》）

材料一：

铺张浪费绝非小事，不仅因为它脱离我国基本国情，背离优秀传统文化，还在于它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目前，我国各种浪费现象触目惊心，其中，公款浪费更是危害巨大、影响恶劣。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更需要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跟着一级学。

浪费也是腐败，节约也是政绩。各地区各部门要清醒地认识到，“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任由铺张浪费等不良之风蔓延，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要从严治党、取信于民，必须把“反浪费”当成一项政治任务，作为改进作风的突破口，作为坚持党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抓手，作为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的有效途径。从而以党风促政风，以政风带民风，有效净化我们的社会风气，培育健康向上的文明风尚。

把“反浪费”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既要让人们看到立竿见影的变化，更要研究长期有效的机制。一方面，作为转变作风的重要内容，“反浪费”等不得，慢不得，必须从现在抓起，从两会和春节抓起，让人民群众看到新气象新风尚；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一阵风、一刀切，制定针对性、操作性更强的约束和惩戒措施，把根治公款浪费“顽疾”作为衡量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

材料二：

近日，武汉多地餐馆推出半份菜、小份菜，多人就餐时倡导“N－1”点餐，餐后倡导打包……记者在湖北、上海、福建等多地走访发现，各地着力推动厉行节约，遏制“舌尖浪费”，部分行业协会、餐饮单位“新招”频出。新举措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如何才能更好尽快构建长效机制？

厉行节约，从自身做起。吃饭点餐时要适量点菜，减少浪费，也提倡餐后打包。只有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才能减少粮食的浪费。公职人员是这场“文明战争”不可或缺的风向标，应加强对其中违纪背德行为的监督问责，对公款浪费的严惩不贷，对自费宴请的过度浪费也要予以必要的批评训诫。让全社会都积极行动起来，共同推动餐桌减重、面子减负、人心减压。珍惜粮食，尊重农民的劳动成果，从自身做起，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建厉行节约的社会风气。

厉行节约，构建长效机制。政府要建立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加强监督和监管。各地餐饮业协会可以把相关倡议书的落实情况，纳入协会的相关评比工作之中；建立关于餐饮浪费行为的举报投诉、专项检查等制度机制；指导推动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将“光盘行动”等要求纳入文明餐厅、放心餐厅、绿色餐厅评选指标体系；探索设立餐饮企业“红黑榜”名单。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氛围。

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厉行节约要一直在“路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敬天惜粮、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充分发挥优秀的民族精神。节用裕民，节俭兴国，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相对不足，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必须驰而不息，久久为功。

材料三：

中共十八大以来，从习近平总书记在《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的材料上作出批示，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刹”，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等法规制度的贯彻实施，餐饮浪费现象有所改观，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款餐饮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但鉴于经济社会的飞快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有些人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勤俭节约了，甚至养成了讲排场、比阔气、搞攀比的陋习，还有些人主张浪费能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致使铺张浪费的现象仍屡屡发生。一些“吃播”标榜“大胃王”吸粉，实则暴饮暴食、假吃真吐；饭店里许多宴请聚餐，“盛宴”始，“剩宴”终；部分学校等单位也存在食物浪费问题。据统计，中国每年浪费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粮食总产量的6%。

餐饮浪费不是私事，也不是小事，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尽管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但我国人口多、基数大，每人浪费一点，就会给粮食生产带来较大压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粮食市场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要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古人的教诲犹在耳畔，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勤俭节约的传统决不可丢。

餐饮浪费无助于消费升级，更不会带来健康经济。消费升级，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的背景下，浪费行为的本质是对资源的无效消耗。靠铺张浪费、肆意挥霍换来的经济发展绝不会健康、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