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究竟是土生土长，还是自外输入的呢？在古代，这肯定不是问题。向来都是“中国”辐射周边，哪有“华夏”是舶来品的道理？19 世纪末，英国学者拉克伯里提出黄帝是从古巴比伦迁来的。此外，还有人认为华夏始祖是从埃及来的、印度来的、中亚来的，不一而足。

1921 年，瑞典人安特生主持发掘了河南渑池的仰韶遗址，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发掘的序幕。他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与中亚的彩陶纹饰相似，于是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自西传入的假说，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对中国文明西来说深信不疑。在今天，所谓的“民科”圈子中，“西来说”仍颇有市场，需要再做辨析和澄清。 人类“走出非洲”说是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已经从线粒体 DNA和 Y 染色体 DNA 分别证实全球现代人的母系和父系均根植于十多万年前的非洲大陆，我们都是智人的后代。大约两三万年前，智人的一支进入现在的中国境内，我们所说的 56 个民族， 基本都是他们的后代。

中国人的祖先的确是外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与文明也是外来的。什么是“文明”？不少人倾向于用西方学者的三要素（文字、青铜器、城市）来界定，但是，美洲文明 缺乏铜器，印加文明甚至没有文字，但没有人否定它们是文明。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形态，社会复杂化是它的重要表现。大约在 5800 年前，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已经开始了社会复杂化的先声，阶级分化愈加明显。而在 5300 年前崛起的良渚文化，则被视作 “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良渚古城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城墙有 40 到 60 米厚。良渚古城、“土筑金字塔”莫角山（上有宫殿基址）以及周边的水坝，堆筑土方量约为 1200 万立方米。据推测，完成这样的工程，至少需要 1000 人连续工作十年。没有相应的社会调动能力，这是难以想象的。良渚文化的墓葬、居址、聚落都反映出严格的等级区分，俨然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鼎、豆、壶、璧、钺、琮等礼器，都见于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重要特质“礼”，或已出现。良渚文化在距今 4300 年左右消亡，但它的一些文明要素，在夏商周三代文明中时有闪现，它融入了中国文明的肌体。

中国文明自主发生，但并不意味着它在发展进程中没有与外界进行交流。远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中国文明便与西亚、中亚有着间接的接触。小麦、黄牛、绵羊、山羊、马、战车、 青铜冶炼技术等逐步传入中国，为中国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这些外来因素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中国文明的创造者生于斯、长于斯，与今天的中国人血脉相连。中国文明的产生也不是建立在冶金术、小麦、战车等基础之上的，它们主要是“龙山时代”之后传入的，中国文明在此之前便已确立基本框架。它们传入之后，也并没有改变中国文明的性质。金属冶炼技术是当时的高端技术，它是否外来尚存争议。但无可置疑的是，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兵器，实用工具比例很小。原先用陶器制造的鼎、豆、壶等礼器，换成了青铜质地，但它们“礼”的内涵没变，中国文明并没有因此丧失了自身的特质。

（摘编自 2017 年 11 月 29 日《中华读书报》陈民镇《为何说中国文明不是西来的》）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王之涣的《凉州词》里写了“黄河”和“孤城”，这曾引起过疑问，因为凉州城（今武威县城）离黄河还远，两者为什么会同在一起出现呢？最近又有人怀疑当时凉州所属是否有临近黄河的城。

凉州古来原是一个广泛的地区，并不是单指凉州城说的（当然凉州城也无妨称凉州），而且最早的凉州城也不在武威。两汉以来凉州本指当时陇右一带，《后汉书》卷三十三，凉州刺史部下，就列有陇西郡、武都郡、金城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等，当时凉州刺史治陇城，在黄河以东，所以凉州原来就是横跨黄河的。据《后汉书》所载，陇西郡有城十一，武都郡有城七，金城郡有城十，武威郡有城十四……全部凉州所属总计约八十城，城不可谓不多。三国以后凉州移治武威，而唐代又以河西幕府为重镇，因分为河西、陇右两道，河西道设凉州都督府仍治武威。《唐书》凉州都督府、姑藏（即武威）条下，又载置有阜兰府、贺兰州等八州府。而《唐书》兰州条下则载：“贞观六年又督西盐州，十二年又督凉州。”兰州（即金城郡）是黄河边上的重镇，又是陇西与河西的通道，所以与凉州关系密切。凉州都督置皋兰府，这说明凉州东南郡是直达黄河边上的，其东北部又置贺兰州，也是直临北部黄河西岸的，然则黄河西岸均属凉州府，岂非十分明显？这也就是所谓河西一带，而这里既设有州府，又岂能没有大小城堡，这是毋庸置疑的。

凉州一带说来即河西一带，而《凉州词》也就是泛写这一带边塞生活的歌词，它并不是专写凉州城的，唐人的许多《凉州词》都可以说明这个，虽然凉州城是凉州的中心，是河西幕府的所在地。至于唐诗中写这一带边塞时，其区域则往往更偏东些，首先陇西与河西就时常是分而不清，这是由于古凉州原是横跨黄河的，而院西一带又是古凉州的中心，长久以来即在边塞诗中出现，形成一种传统的概念。如王维的《陇西行》写陇西而远到了凉州的酒泉郡，而耿的《凉州词》歌凉州实际上是描写了陇西一带，然则唐代地理分区上虽划为陇右、河西两道，而陇西与凉州在人们传统的心目中则是近似的，陇西在河东，凉州在河西，诗人笔下的凉州因此并不是远离黄河的，薛逢的《凉州词》所以说“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凉州与九曲黄河是同其命运的，又岂止是某处沾上点边而已。至于当时的某些城堡，则可能不复存在。王之涣的诗大约是写在初入凉州境时，不禁会想象着整个凉州，因而提到了玉门关，这仍是一个凉州的泛写。从诗中“一片孤城”的形容看来，城大约也不甚大，历史上不一定留下了记载，本身也不容易保存。究竟是哪一座城，这就难作具体的考证。但是《凉州词》之所以写黄河边上的风光景物以及城堡，则是无可怀疑的。

(摘编自林庚《唐诗综论•说凉州》）

干支创制刍议

干支，天干地支，中国古代纪年、月、日、时之法也。

天干地支以纪年、月、日、时的传说，所从来远矣。《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四》有云：“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润余。”对“考定星历”一说，《系本》及《律历志》作如此索引：“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更早的战国时史官所撰的《世本》记黄帝以迄春秋时的历史，有“容成作历，大桡作甲子”，大桡，黄帝之臣也，以作甲子，亦若仓颉为黄帝之臣也，以制文字一样，不过是个代号式的人物，天干地支的创制也同样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一点，我赞成郭沫若《释支干》中所云：十天干纯属十进位记数法的观念衍化，其中多半是殷人所创制，大抵其文其事皆出自然发生，而无丝毫神秘，及外来之痕迹。我想，在夏、商之时，中国十进位记数法已使用相当纯熟。据考古学之发现，中国在山顶洞人生活的年代，已开始了十进位记数之法，距今竟是三万年之遥。中国人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不仅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等。大数学家吴文俊先生在《吴文俊论数学机械化》一书中作如是说，这真是石破天惊之高论，因为人们如果不知道逢十进一，加上每个数码既有其自身的绝对值，又有其所在位数的十进制的值，那么我可以猜想，至今人类跨不进数码化的时代。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个字，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构成数的世界，是殷人最初以60日为周期纪日，而这种干支配合用以纪年，是殷人后期纪年至美至善的创制。10和12是60的两个公约数，60是它们最小的公倍数，有了这样的十进位记数系统，加上60循环的干支表（我们在《甲骨文合编》中看到了一篇编号为37986的卜骨，上面刻有完整无缺的干支表，起于甲子，止于癸亥，正好是一轮甲子），我们中国的历史理应比任何国家的历史记载得更清晰。

夏代的天干为帝王名的有孔甲和癸（桀），而商代的天干为帝王名的几乎是全部，从商汤之子太丁到商的亡帝辛（纣）无一例外用天干为帝号，足见天干十字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于中国人心目中的至尊地位。而且我们可以断言，天干的产生早于地支，准确地说（不是“大桡作甲子”式的传说）以天干地支纪年应是殷商后期、周初之后的事，而最准确的纪年应该是公元前841年庚申共和元年。李学勤先生等一批卓越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正将中国之准确纪年向前推移，这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学术上的大事。

（节选自《新华文摘》2010年第3期范曾《干支与生肖的迷雾》）

特重饮食的文明

以青铜作为主要生产工具之时代被称为青铜时代，由此衍生出来的文化被称为青铜文化。虽苏美等其他古文明也有青铜文化，某些现象甚或早于我国，但我国青铜文化自有特色，饮食即为其中之一。

古人虽然有皇帝“鼎湖龙驭”的故事，似乎皇帝已知铸鼎，但《墨子•耕耘》有云“昔者夏启……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铸铜的盛行是从夏朝开始的；夏禹铸九鼎之传说尤为世人所重。但此即应注意：墨子说铸铜时用的语词是采“金”。中国古代称金就是指铜，而非金银之金。这便与其它文明迥然不同。古埃及、古希腊、苏美文化均有大量金银器，唯中国用金极少也较晚，金的雕饰制作要到春秋战国才较发达，在殷周称为吉金的，都是铜。

采金铸器的过程，先是用被称为纯铜的红铜。再而加入锡，形成锡金合金，是为青铜。青铜器可概分为礼器（如鼎彝）、乐器（如钟铙）、兵器（如戈矛）、车器（如銮轴）、农工器（如刀铲）、杂器等之类。但有趣的是，所谓礼器，大抵是食器。而这也与其它文明不同。

禹铸九鼎的“鼎”就是主要的食器。直到现在，闽南语称锅子仍叫鼎。而鼎却又是政权的象征，争政权就叫做“问鼎”。入朝做官跟宁愿退隐江湖的人相比，则称为“钟鼎山林、人各有志”。有钱的大户可以用旁的形容词去描述，“鼎食人家”却只能指有政治势力的世家。鼎这种食器为何竟有如此重大的政治及权力意涵呢？礼器为何又多是食器呢？须知兵器车器农器工器都不可能用为礼器，只有食器可以。何以食器有此地位？

答案不难索解。《礼记．礼运》早已讲过：“礼之初，始诸饮食”，又说：“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婚、丧、祭、射、御、朝聘”。古人的观念认为：人要生存就需脱离竞争抢夺资源的状况，以“货力辞让”来安排分配之，此即礼之所由起也。觅食求生是古时最基本的问题，故礼亦起于会餐分食之顷。由饮食乃有生命；有生命乃能长大成人，而遂有冠有婚有丧；有个人而后亦有群体，群体间乃需有祭射御朝聘等礼以 “协于分艺”，才能形成一个彬彬有礼的社会。这是后世儒者对礼的发展及其内涵之解释。但亦唯有如此解释，才能说明礼器与食器混同的现象，也才能表征出中国政治学为何会以 “养”为内涵的特点。

礼器中鼎、彝、爵、尊、盘、觚均为主要饮食器。礼这个字，原本也就是酒醴之 “豊”。以豊敬神或敬人即是礼。此可称为 “礼食一如”。而一个民族也需是如此重视饮食，才会从饮食的角度看待礼的问题，此可称为“特重饮食”。

正因特重饮食，故铜器之中食器之繁，可令人叹为观止。以酒器来说，酿酒的罍、贮酒的壶、贮酒而备斟的尊、装满以备移送的卣、温酒的斝、斟酒的升、饮酒的觯、可温酒而饮的爵、可烫酒的觚，以至盂、卮、杯、觞等，简直不胜枚举。其中爵又用为爵位之爵、尊用为尊长之尊、孔子以“觚不觚，觚哉”喻说政治抱负、庄子以“卮言日出”形容自己说话的方式，则明显是饮食事物在思维活动中的延伸。

（摘编子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材料一：

事物总是在比较中更能够凸显自身。散文最为本质的属性，和小说相比更容易看清楚。虚构是小说创作的核心，是通过描绘并不存在的人和故事，达到对生活本质的揭示，是“无中生有”，是虚幻中的真实。相比之下，构成一篇散文的基本材料，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都是客观存在的，散文是在“有”之上进行自己的艺术开掘。对于散文来说，真实是最基本的遵循，最明确的尺度，居于其价值谱系的前端。譬如一个年代中不曾存在的人物，一个人不曾经历的事件，一桩事件不曾产生的结果，一种结果不曾产生的影响等，这样的“无”，就不应该成为散文作品中的“有”。

但这并不意味着堵塞了散文虚构的管道。散文的真实性，其实有着足够的开阔空间和弹性，我们没有理由担心它会带来对想象力的束缚。譬如写到历史上的某个人物在面临重大抉择时内心的矛盾冲突，虽然史料中没有记载，但基于对人性、人情和具体的时代环境的认识和理解，写作者完全可以将自己代入进去，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进行一些场景的设置，一些细节的编织。这样的“虚构”，是对中断之处的接续，是对空白之处的填补，使其残缺漫滤之处恢复完整清晰，其本质是一种艺术提炼，当然是允许的，甚至是必要的。还有一类描写，也超越了具体的经验世界，如驰骋诗意的想象，抒发强烈的感情，上天入地，夸张变形，显然也属于虚构的范畴，但对于这样的手法，读者通常也都不会质疑其真伪，只做穿凿的理解。当然，上述种种做法的前提是，这些情感之所依附、思想之所生发的事物，应该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真实性，便是散文虚构的边界，不能逾越。倘若无视这一点，向前大步迈进，放纵想象，置基本的事实于不顾，作品中关键性的人物、事件等都是缺乏依据的，那就是明显的越界，进入小说等以虚构为主的文学样式的领域了。当一篇散文中过度地使用这一类的“虚构”时，便意味着散文的自我消解。

(摘编自《真实是散文最基本的遵循》)

材料二:

散文最大的力量在于深刻的、独特的思想。一个优秀的散文家，一定是一个博览群书、涉猎广泛的爱书家；一个优秀的散文家，一定是一个睿智的思想家。好的散文应该有“识”。有“识”，就是有学识、有见识。深刻的思想来源于对生活的深入观察，不仅要善于观察，还要勤于思考，要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末言。心灵鸡汤式的、流水账式的、口水式的散文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很多人写散文很随意，所写多是我们习见的生活、共有的经验、共同的话题，超不出我们的想象。诗人卞之琳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很善于表达，可惜没什么可表达的。”没有思想内涵的散文，最多只是一件华丽的旗袍，而里面没有挺拔丰满的躯体。

有人说散文是一种尚未成熟的文体，对此我不敢苟同。正因为现代散文已经相当成熟，所以当下散文创作才面临突破自我的困境。传统的力量格外强大，既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丰厚遗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散文的变革创新形成了桎梏。所以在长期的散文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新的“八股文”，一些作者习惯于按照“套路”写，轻车熟路，四平八稳。一些作者错误地理解散文“真实性”的要求，把散文的“真实性”等同于照搬生活，人为地束缚了自己的想象力，在写作中过于老实，不敢越雷池半步。在自媒体时代，散文作家尤其需要在文体的拓展和表达的创新上大胆尝试、探索。

在诗歌写作中有“口水诗”，在散文写作中也同样有“口水散文”。如前所述，一些作者把散文看得过于随意，没有经过很好的阅读训练和写作训练，他们的语言是苍白的、贫乏的。也有一些作者刻意追求语言的华丽或怪异，故作高深，佶屈聱牙，云山雾罩，不知所云。散文被称作“美文”，它的美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所以它的语言首先应该是美的。同时，散文的语言应该是明白晓畅的，能以平易之文字传达深刻之思想，营造优美之意境。简言之，好的散文是让人乐意读、读得懂的。我们提倡追求有难度的写作，但是绝不能制造“有难度的阅读”。

(摘编自《自媒体时代散文的突破与重生》)

材料三: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叙事的转向，我们应注意到散文在写真实(书写个体经验与经历)的基础上，大踏步地越过了藩篱，与小说一道进入书写现实的频道之中。一些记者出身的作者，诸多打工生活的记录者，在系列表现乡土沦陷主题的散文写作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客观型的叙事方法，以进入现实的深处，提炼出社会学的多种意义。散文的现实书写在实践层面，业已普遍性地生根，更进一步说，散文在人的命题之下，必然触及人的现实性问题，也回避不了对社会关系总和的透视，尤其是在系列写作业已解决时间跨度和空间宽度的情况之下，散文书写现实的合法性理应得到体认。而在书写边界的问题上，散文受限于写真实的通则，与小说文体通过虚构抵达更高的真实确实无法比拟。此外，散文仅仅是代个人而立言的，无法确立一个更自由的维度，以点带面地俯视和勘察整个人间世相，在这种情况下，散文书写现实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就需要批评界群策群力，启动有效的讨论，以明晰内容并确立维度。

(摘编自《散文中的真实与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历史已经向人类充分证明，科技是时代革新、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将深刻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毋庸置疑，区块链技术将同样如此。区块链是一种由多方共同维护、分布式存储的记账技术，具有不可篡改、可溯源、安全可靠等特点。区块链技术是“最有潜力触发第五轮颠覆性革命浪潮的核心技术”，随着它的创新发展，我们必然将迎来一个全新而丰富的世界。

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人工智能，科技赋能生活．生活因科技而改变。每一次科技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科技应当服务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一共识却是一以贯之的。也正因如此，在对区块链的认知存在差异和误区的情况下，区块链技术自主创新尤需“以人为本”，着力回答好谁来创新、为谁创新，以及如何实现安全、可靠、可控创新等问题。

科技创新，人才为本。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关键在于发挥人的积极性。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能占据科技创新的优势。区块链技术发展前景广阔，但区块链人才尤为稀缺。只有尽快培养并储备大量区块链理论学术研究、底层技术研发、应用层软件开发、技术运维等各方面的人才，才能不断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在激烈的竞争局面中掌握主动权，稳居领跑之势。

“要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把握好区块链技术自主创新的发展机遇，除了技术层面的更新迭代，还在于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实现民生领域落地场景全覆盖，让区块链技术越来越普及、普惠，让人民享受更多技术红利。

科技把想象变成现实，但科技创造的世界同样需要法规和伦理的维护。“要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引导和规范”“要探索建立适应区块链技术机制的安全保障体系”“要把依法治网落实到区块链管理中”。在区块链技术研发运用中，同样需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以捍卫科技造福人类的价值导向。

科技创新是开启未来的密码，“以人为本”则是掌控密码的关键。我们经历了席卷一切的互联网“旋风”，更将见证区块链形成新的历史趋势。区块链发展春天已至，尤需“以人为本”，让科技更好服务于人，创造更加美好未来。

（摘编自丁铁《区块链发展尤需“以人为本”》）

①客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具有显著特性的汉族民系，是汉民族中的一个地缘性群体。而客家文化是这个群体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和改造生存条件而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一旦这种文化产生，它就成了该群体的识别标志及维系该群体生存与发展的最核心的力量。换句话说，没有客家群体，就不会有客家文化；但如果没有客家文化长期稳定的发展，客家群体也不可能具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经过数百上千年之久。

②客家人的先民是从中原地区来到岭南地区的，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或为军队戍边，或为躲避战乱。初以平民为主，后有文人贵族。而历史上的客家人因各种原因，又从岭南地区继续外迁。当今客家民系分布很广，其中粤闽赣边三角地区是其主要聚居地，在国外以东南亚为主。所以，客家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移民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在客家迁徙史和客家文化的诸多方面中，都突出体现了客家精神的丰富内涵，而其精神的核心又在于团结和奋进。

③首先是客家先民自身团结的精神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使他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而不被迁徙地的土著同化。江西赣南，广东梅州地区的多层梅州围龙屋、永定的土楼、长汀的九厅十八井等典型的客家建筑，既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支奇葩，也是客家人团结奋进的象征。

④在永定的一些大型土楼内，有石柱雕联、石鼓承柱、雕梁画栋；有天井、花园、假山、盆景、鱼池，美不胜收。甚至还有土楼附设学堂，楼有楼名，柱有雕联，如“振成楼”、“振纲立纪，成德达才”，教人遵纲纪，重德才，奋发进取。这些文化印记无不闪耀着中原文明崇文尚武、耕读传家的精神光芒。

⑤其次，这种团结奋进的精神特质，还表现在对异族文化的博采和涵化上。客家先民的南迁，是中原的汉人与迁徙地土著长期斗争而又走向团结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共同体。今天的客家，绝不单靠入迁的中原汉人的自身繁衍，而是经过与当地民族融合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也有其他民系迁入客家居地而被同化成了客家人。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提出“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姐妹之群”的口号，表现出客家人希望与土著居民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一视同仁那种朴素的民主思想。

⑥在客家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是十分宽容和亲善的，儒、道、释以及基督等教可以亲如一家、同居一寺。连刘邦、项羽这对冤家也可合祀一龛接受人们的膜拜。妈祖本是沿海地区人们航行的保护神，客家人也把她请到山乡，作为山乡的保护神。客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精华，长期的迁移养成了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使客家民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摘自罗勇《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究》，有删

人们通常以“社会转型”来描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生产过程(包括劳动方式和生产组织)的科学化、产业构成的非农化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是基本动力，而由此带动的社会生活形态上的城市化则是最显著的外在表征。如果我们将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看作是一种“乡土文明”的话，那么，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则正在将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城市文明”的时代。

对费孝通“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的一个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它单纯理解为一个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概念，而没有将它看作是描述中国整体社会的概念。实际上，在费先生这里，与“乡土社会”对应的不是空间形态意义上的城市社会，而是历史序列上的“现代社会”。费先生用“乡土中国”这个概念所要刻画的，是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传统社会结构、文化和运行形态，是一种独特的乡土型文明形态。就如同现代社会的结构、文化和运行形态并不仅仅限于城市，这种独具中国特点的传统“乡土文明”形态也不仅仅限于中国乡村，而是笼罩于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

但是，无论你是主动告别还是恋恋不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独具特色的传统“乡土文明”已无可避免、无可挽回地成为了或正在成为明日黄花，今日的我们已无可选择地进入了“城市文明”主导的时代。这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提升必然带来产业的集中，而产业的集中，结合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必然带动人口向产业集中地大规模集聚，进而带来城市的扩张。这一过程，无论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中国自身看，都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客观必然进程。

在传统乡土社会，一方面城乡联系本身并不紧密；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乡村是本位，而且相对独立，不依赖于城市，而并非生产基地的城市则反过来完全依赖于乡村。但现代社会的城乡关系则截然不同，一方面，由于现代市场以及更为直观可感的交通、通讯技术的纽带作用，城乡联系变得异常紧密；另一方面，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之后，城市在城乡关系中便取得了几乎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而必然地发挥出对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组织重塑作用、辐射作用；而且。只要承认经济运行的形态方式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其他各个方面，那么，城市的这种组织重塑作用、辐射作用也必将及于社会的各个方面。

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运行方式必然是围绕着城市而组建起来的，今天我们的乡村振兴只能顺应而不可逆这个基本历史趋势而展开。城市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首先是(即使不是完全是)一个使乡村参与并共享以城市文明为表征的现代文明的过程，是乡村融入城市主导的现代文明的过程。

(摘编自冯婷《城市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