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由民间学派上升为官方指定学说，由一家之学完善为社会主流思想，是经过了历史严苛检验的。

首先，从个人层面看，儒家学术理论是一种最容易去践行的指导思想。儒家提出的理想虽高远，但实践方法十分朴素。比如《论语》开篇一句“学而时习之”，学到了知识还要去践行它，这简单易行的理论就是孔子对门生修习君子之学的教导———学以致用。再比如对于“爱”的践行，墨家的“兼爱”观，认为爱无等差，博爱天下应当等而视之。然而这种理想虽然高尚，在实际生活中却难以实现，人们怎可能做到对亲人、对陌生人都报以同样的爱呢？儒家告诉人们“泛爱众，而亲仁”，作为仁者，虽然广泛地爱护众人，但是首先亲近仁德的人，这就有了先后顺序、主次亲疏之分，使人能够照着去做。再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个“及”字，就提出了一种由先爱自己的老幼亲人、再以此为参照去推己及人地爱别人的老幼亲人这样一种推衍性，儒家的爱有等差，正是说明了一种美好理论的可操作性。

其次，从社会层面看，儒家是一种提倡入世的、有为的、积极投身社会的思想。与道家的清静无为、佛家的看破红尘相比，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鼓励莘莘学子报效祖国、服务社会、贡献自我。可以说，儒家从创立之初，就始终是在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这种人才，是“常以天下为己任”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就拿中国本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儒道两家对照来说：道家像是天空中的翱翔者，而儒家像是大地上的苦行者；道家崇尚个体意志、追求超脱世外，儒家推崇集体精神、担负家国天下。所以儒家知识分子是为构建仁爱社会、和谐社会、礼乐社会、大同社会而奔走呼号的行者。面对社会的乱象，老子一骑青牛西出函谷关独善其身逍遥世外，而孔子领芸芸弟子驾车奔劳周游传道，不顾己身累累若丧家之犬。这就是儒者，他们践行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社会理想，虽“人不堪其忧”，但是“不改其乐”！

再次，从历史阶段上看，儒家学说是一种适于治世的、成就盛世的、稳定社会的、化成天下的思想理论。我们回看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每当一个朝代进入到稳定时期、盛世时期，国家一定会重新强调起以儒治国、以文治国，这是经过多次实际检验的历史发展规律，就连那些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央政权，如元朝、清朝，经过一段时期的文化冲突和思想碰撞，最后也不得不回归到儒家治国方略。儒家文化在个人层面提倡君子风范、在社会层面提倡纲常伦理、在国家层面提倡仁政爱民和为政以德、在国际层面提倡天下一家和仁者无敌，它是一种进取型、维稳型、秩序型、中和型的文化。

当今，儒家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精华部分、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部分，也随历史规律又一次苏醒在我们的社会中，它以古为今用的智慧传承，滋养着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既承袭着儒家学说的智慧基础，又融入了社会主义的时代需求，是一种涵古纳今、承前启后的价值导向。

（摘编自曹雅欣《儒学古今谈》）

【推荐2】汉服，顾名思义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服饰之一，一些古籍资料显示，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源自黄帝制冕服，定型于周朝，并在汉朝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

在古代，服饰不仅仅是蔽体之用，而且是包括衣、冠、发式、鞋等的一整套礼仪体系。汉民族传统服饰的总体风格偏向于凝重、古朴、典雅，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束腰，用绳带系结，常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所谓“交领”，是指衣服左右前襟重叠，两边相交成领；“右衽” ，就是上衣前襟左边长、右边短，衣服前襟向右掩，这一服饰的诞生，体现的是中国古人泰然自若、宽厚仁爱、与世无争的民族性格和人生境界，从某种程度看也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汉服爱好者之间互称“同袍”， 这一称呼也与《诗经》相关。《诗经·秦风·无衣》有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里所说的“袍”透露了当时汉服的材质，也就是麻絮。麻布衣是当时汉服的主流。

据记载，在先秦时期，葛、皮毛、蚕丝等都是主要的服装材料。葛多为平民百姓制衣所用，以麻布为主要衣着材料的庶民，被称为“布衣”。而皮毛、蚕丝等多为王公贵族所用。动物毛皮是人类最早采用的服装材料之一，《诗经·秦风·终南》就有记载：“君子至止，锦衣狐裘。”其他先秦文献里也有羊，狐、虎、狼、黑貂等毛皮做裘服的记载。

春秋时期，古代服饰就已有“绿衣黄裳”，服装有了色彩，也表示染色工艺已有较高的水平。《诗经》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谈及交领和青色上衣；“缟衣綦巾”“缟衣茹意”等诗句也可看到衣服的多色系。缟是白色的绢，綦巾是指浅绿色的头巾，茹意是茜草，通过染色可以变成红色。在当时，服饰已出现红、黄、蓝、绿、白等多种颜色，贵族尤其崇尚朱红色。

先人在特殊场合对服装有特别的要求。比如，正式场合中，贵族身穿与其地位相符的服装来彰显身份，同时表达对彼此的尊重。在《诗经·小雅·采菽》中描写了天子赏赐诸侯的场景——“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玄衮”指的是绣有龙纹的黑色礼服，“黼”指黑白相间的花纹。在当时，“皮弁服” 也是古代最早的朝服。这种朝服一般用兽皮制成，多用兽骨和玉石来装饰。“缁衣” 也是古代用黑色帛做的一种朝服。

秦代之前，服饰就形成了“深衣”汉服体系。之后，各个朝代根据时代和社会的特点，形成了有各自风格的服饰。

（摘编自彭薇《古代服饰文化“知多少”》）

年轻人喜爱经典老剧，痴迷于回头看，构成了一道颇具意味的文化景观。从心理层面解读，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较快，不少人意欲摆脱压力、逃离现实，产生了浓郁的怀旧情结，对观众而言，经典老剧除了带来故事和文学上的双重享受，对提升审美有着一定帮助，还能勾起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引起大众的文化共鸣。在观看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生活在别处”的新鲜感、满足感。弹幕中经常出现的“童年记忆”之类的评论，便或多或少体现了这种心态。

除了怀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受众对优秀文艺作品的认可与执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视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黄金时代。彼时，作品教量相对有限，刷本底子往往较好，拍摄过程中通常全神贯注、不计成本，在讲究思想性、艺术性的同时，也在观赏性上做出了诸多努力。这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第一版“四大名著”影视剧的品质保障。这些作品，故事情节经得起推敲，能够体现幽微人性和生活温度，即便经过时间冲刷，也仍值得一品再品。这反映出经典老刷历久弥新的价值、强而有动的穿透力。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影视文化消费逐渐从最初的稀缺匮乏走向富余过剩。影视作品的“流水线”“快餐化”生产随之而来，这种方式追逐的是快产快销，而难以有当年敢打敢拼、精益求精的精神。创作心态、社会文化土壤等因素，都对作品质量有着一定影响。一些作品为迎合点击率、播放量，创造更多利润，往往过度重视表面化的东西，不惜人为拉长集敏、改变叙事节奏，而牺牲内在的思想性、逻辑性。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作品，自然难以传之后世、藏之名山，甚至可能成为糟粕，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在这种浮躁的氛围中，刷集质量整体下降，并因此被观众诟病。

而经典老剧之所以好看、耐看，具备成为流芳之作的可能性，恰恰在于慢工出细活。除此，还与影视文本的开放性有关。一部刷被再度阐释的可能性越大，成为经典的概率往往也就越大。不同年代的人们虽然共享了同一个版本，但进入方式、思考角度有所区别。年轻人热衷于通过弹幕的形式，对经典老刷进行重新解读，为作品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并即时在线交流，形成智慧碰撞。

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认为，作者在完成作品的一瞬与作品的关系便宣告结束，解读权回归读者手中。这个“作者之死”的观点，明确了文本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再生产机制。互联网文化为这种机制提供了新的土壤。依托互联网而形成的多元诠释，具备跨越代际、年龄、文化背景的能力，让经典影视作品得以跨越时光之海，形成“老树开新花”的景观，从而赋予经典影视作品新主旨、新意义。而从接受角度来看，当经典老剧有了新的流行化解读，受众心理也会经历“被重新调试”的过程，从而产生一种与重温经典不同的新鲜感。

（孔德淇《时代在变迁，经典老剧魅力犹存》）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张文

人工智能是模拟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统称，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当前，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成为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我们要深刻认识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深入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促进其健康发展。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两大基础技术平台和机器学习、模式识别、人机交互三大通用技术体系，涉及智能传感器、智能芯片、智能识别、智能机器人等多个产业化方向。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溢出带动性强，具有“头雁”效应。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将带来生产过程自动化和机器人大规模使用，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和繁杂的作业工作中解放出来，促进生产方式变革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比如，人工智能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深度融合，促进智慧农业和智能制造业发展，实现产业智能化；人工智能深度嫁接于现代金融、高端教育、远程医疗、信息服务等领域，促进智慧服务业发展；等等。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新途径，能够极大提升海量数据处理的有效性、针对性，从而促进决策科学化、服务高效化、监管精准化。运用人工智能可以有效破解信息孤岛难题，充分把握公众诉求，精准模拟政策运行，系统防范重大风险，促进决策科学化；可以统筹政务信息资源，优化行政运行流程，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精准满足经济社会主体多元化的诉求，促进服务高效化；可以推进监管系统智慧化建设，整合公共信息资源，即时筛选分析海量数据，自动精准识别风险点，分类分级确立风险系数，促进监管效率提升和监管精准化。

人工智能在极大提升人类生产生活品质和水平的同时，也会引发新问题，带来潜在风险。人工智能应用于社会生产，引发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和劳动力供求结构深刻变化，传统产业的就业岗位可能大幅减少，未能及时转型的劳动者会面临较高的失业风险。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供求结构变化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可能下降，智能化产业、创新型人才在收入分配中将处于更加有利地位，从而对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性提出新要求。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既要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趋势，做到超前谋划、科学布局，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引领和驱动作用；又要保持高度警醒，预见到人工智能应用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一方面，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另一方面，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超前布局，着力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给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的冲击；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加快制度建设，防止技术滥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选自2019年6月14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有别于传统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不是纸质或数字图书,而是活生生的人。通俗来说,真人图书馆以“有故事”的真人为馆藏资源,通过隈制时间和“借阅”人数,借助面对面的交流方式,来达到“真人资源”与“读者”互动的目的。

在西方国家,真人图书馆通过邀请有特殊经历的人或社会边缘人士来与“读者”交流,希望能借此分享故事,建立对话或消除社会偏见。中国的真人图书馆则带有颇县本土特色的功能——传播知识,共享社会经验和人生经验。无论真人图书馆承担的是哪种功能,它都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真人图书”使知识和个体经验的传播有了更加鲜活的方式。同时,由于“真人图书”“读”形式的互动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闺读者”思维的培养。

随着真人图书馆优势的逐渐显现,2012年,真人图书馆的建设在中国达到了高潮。然而,在“火了一把”之后,真人图书馆的发展却遭遇了困境:由于“真人资源”的稀缺,“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交流形式逐渐向“一对众”的讲座形式转变:同时,过强的功利性目的,使一些真人图书馆变成了单一的考试经验或“成功学”的交流空间。真人图书馆互动和分享个人体验的特色丧夫,“真人图书馆走入了死胡同”。更致命的是,由于资金问题,民间真人图书馆难以为继,很多已经关门停业。

然而,怎样使它们不“过把瘾就衰”,却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和社会力量应该为真人图书馆营造可以长期生存的环境。由于真人图书馆的创办者普遍坚持的是“非营利性”的定位,对他们的外部支持就显得尤为必要。毋庸置疑的是,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具备空间、“真人”资源、影响力等各方面的优势,理应成为真人图书馆的积极尝试者和发展的探索者。而氏间真人图书馆因其开放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也应受到重视,在资金方面应得到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扶持,在“真人”和场地等资源供应方面则应得到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帮助。真人图书馆的管理者也应加强对国书馆运营方式的探索。

真人图书馆的理念是,人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人人都可以通过交流去体验并理解别人的生活。怎样发现有故事且愿意把它分享出来的人,是影响真人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因素。很多真人图书馆的创办者都曾表示,由于中国人内敛、不善表达的特,点,“真人资源”非常难得,这一点也是真人图书馆走入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注意到,针对这一点,徐汇区真人图书馆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他们正在尝试构建真人图书馆数据库,未来将开放投槁,鼓励大家把自己的故事榆入数据库中,读者可以在页面上点击“想读”,等“想读”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提供故事者就可能成为馆藏资源。

真人图书馆这种新生事物从产生、发展到日趋成熟也是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我们相信从业者能够为它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让它走出自己的道路。

(摘编自《真人图书馆不能“过把瘾就衰”》,有改动)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繁荣发展文艺事业，人是基础、是关键。人的观念、情怀、底蕴、创意等，是决定其创作能力与水平的重要因素。打造文艺精品力作、支撑时代精神大厦，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践行“真、情、实、意”四字上细思力行。

真，就是要有胸怀担当使命的真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这个高远之志就是守正创新，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时代热情放歌、为民族立心铸魂、为人民抒情抒怀。树立了“鸿鹄之志”，就有了磨砺“十年一剑”的韧劲。但凡伟大的艺术家，都有一个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著名作曲家周大风，一生扑在音乐事业上，为普及中国传统民乐教学、推广高尚音乐而辛勤耕耘，受到音乐界的广泛推崇。这启迪我们，唯有大志向、大格局，下苦功、下真功，才有大作品、大成就，否则是难以撑起当代文艺天空的。

情，就是要充盈文艺追求的深情。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传世之情。如果对文艺事业没有深情厚谊，缺乏传世之心，仅仅当作谋生的手段、牟利的工具，这样的文艺工作就容易沾满铜臭味，这样的文艺工作者就容易成为市场的奴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直到80多岁才创作完成，曹禺创作《雷雨》构思便用了5年，陈忠实的《白鹿原》从酝酿、构思到创作完成历时近10年。这些都说明，坚定艺术追求，一往情深、不改初心、矢志不渝，是艺术创作的必然要求。也唯有如此，广大文艺工作者才能以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满足人民需求，赢得社会赞誉，无愧时代期许。

实，就是要增强扎根生活的笃实。正如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所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战火还不够近”。生活是艺术之母，越是攀登文艺高峰，越要深入火热生活，扎根人民群众，积蓄创作力量。20世纪50年代末，只上过3个月学堂的小伙子张焕成在舟山海岛当兵，他把驻岛官兵在艰苦条件下坚守祖国东大门的生活，花了3年时间作了一首小诗，并写在了连队黑板报上。后来，赴基层连队体验生活的作曲家沈亚威看到小诗，被生动质朴的诗句和诗句表达的坚强信念、乐观精神所感动，很快谱出《战士第二故乡》这首名曲。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文学艺术的丰富矿藏，只有走出书斋画室，走进人民群众，投身基层一线，用脚丈量大地，才能“打深井”“汲清水”“抓活鱼”，才能创作出思想性、时代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文艺佳作。

意，就是要树立锐意创新的意识。文艺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变则其久”，“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强调的就是艺术创新。可以说，没有创新动力、创作活力的持续迸发，精品力作就难以迸发涌现，文艺高峰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即。倡导创新精神，并不是要标新立异，而是倡导将创新精神、创新教育融入艺术学习创作过程中，在博采众长、海纳百川、深入实践基础上，融会贯通、激发灵感、厚积薄发，提升艺术原创能力，推动文艺不断繁荣发展。

（摘编自郑乐秋《文艺工作要讲真情实意》，《光明日报》2019年9月21日）

材料一：

今天，河北省副省长陈刚在乌镇召开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宣布了智慧雄安建设的一个重量级彩蛋——雄安将在全国率先试用5G网络。由此，雄安走在了全国18个5G运营试点城市的前列。

提及智慧城市，目前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会是杭州、上海等地。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雄安将会成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样板间。

作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一开始就站在了智慧城市建设的高起点上，用智慧路灯、智慧井盖、智慧泊车等数字基础设施改造市容市貌。现在在逐步规划建立全新的智能交通、智慧健康、智慧生活的数字城市。这让雄安摆脱了杭州、上海等地在建设智慧城市中需要改造升级基础设施的麻烦，也摆脱了旧城区规划无法全面布局的束缚，可以大刀阔斧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摘编自《明年率先试用5G雄安将成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新样板》）

材料二：

（摘编自《“百名企业家两会调查”出炉!企业家眼中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网”）

材料三：

到2022年：适应雄安新区定位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优质宽松的发展环境和活跃高效的创新氛围基本形成，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人口吸引力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作为雄安新区发展根本动力的作用得到显现。

到2035年：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各项举措得到全面贯彻落实，构建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疏解到新区的非首都功能得到进一步优化发展，“雄安质量”标准体系基本成熟并逐步推广，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凸显。

到本世纪中叶：雄安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基本完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改革开放经验和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形成较强的国际影响力。

（摘编自《雄安建设时间表》）

材料四：

日前，河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深化科技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以新机制新模式创建雄安大学、构筑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落实国家关于雄安新区高等教育布局。支持我省高等学校与国内外著名高校共建河北校区，融入全球高端教络；聚焦提升原始创新、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供给质量，争取更多的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等布局我省、布局雄安新区。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当时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高志立曾呼吁，“结合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在河北新建教育部直属的雄安大学，作为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院校，面向世界招聘校长、管理团队和师资队伍，以现代化大学办学理念、管理模式，高起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带动河北高等教育发展，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奠定长远基础。”

（摘编自《雄安大学最新消息来了以新机制新模式创建》，“河北新闻网”）

明初制定的《大明律》对商人服饰作出限制性规定，其中肯定包含压制商人炫耀财富的意思。明代后世皇帝不能更改祖制，并未删除该项法规，但实践中并不严格推行。清代沿用明朝的基本法律，在其基础上另制种种则例，当作法律来行使。其中，乾隆二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61-1776年）间编制的《钦定户部则例》涉及商事尤多。明清时代，商人不得穿着绸缎绫罗之类条款，一直存在于法律文本之中。但是，《大明律》中许多条款在明中期以后就已经不再构成社会行为法则。明中叶迄于清末，商人服饰实际上毫无限制，炫耀奢华反而是常见的现象。有学者对明清商人的法权地位进行总体考察，认为商人在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中地位归属于庶民，并非牌被歧视或被排斥的地位；清朝对商业于帝制统治关系之重要性的了解超过明朝，商人与权贵的关联也更为深切，商人的法权地位更非低于庶民。

明清两代政府皆曾推行大量旨在维系平稳市场秩序的政策。如皆规定牙行评估物价必须公允，如明初规定有“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康熙五年（1666年），令各地将应征商税额数刊于直省商贾往来的关口孔道木榜上，“遍行晓谕”，防止官员自行加征。雍正时期曾对这些政策加以重申。其后历朝也曾屡次申明对官吏敲诈商人的惩罚措施。明清政府承认商人合伙经营的权利及商人经营目的而结为社团的合法性。从明中晚期开始出现商业性会所，到清代大批商业、手工业会所发展起来，其制度环境大致保持一致。

明清政府权力在维系比较平衡的商业运行秩序的同时，也会发生干扰商业的作用。其突出表现，包括官方资本直接进入商业构成特权经营造成的市场不公平竞争，政府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的严格控制，政府对矿业很长时期的垄断，政府对外贸过于严格的管控，税收标准公平性的欠缺，以及权力腐败造成的官吏对商人的敲诈与盘剥。所有这些，都没有使得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窒息，但市场也从来没有能够获得完全依照经济规律运行的环境，没有达到普遍公平的情况。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明清已然存在的商业契约精神，始终受到权势原则的挤压，并未成为支配商业运行的普遍价值体系。

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B属的冠状病毒，研究显示其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同源性达85％以上。该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氯已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

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只是其传播力较弱。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李兴旺指出，无症状感染者的病毒载量可能比较少，传播力会较弱，多是在和病人接触较多的情况下发生的，尤其是家庭聚集性感染比较明显。

人群普遍易感，儿童也不例外。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症状。轻型患者仅表现为低热、轻微乏力等，无肺炎表现。重型、危重型患者病程中可表现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

目前没有确认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法。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尤其是联合使用广谱抗菌药物。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体温恢复正常3天以上、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显吸收，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间隔至少1天）。

（摘编自《新冠肺炎的30个真相》，《人民日报》2020年2月7日）

（数据源自《新型冠状病毒在不同情况下能存活多久？》2020年2月12日）

材料三

针对基层治理在抗击疫情的攻坚阶段可能存在很多问题，如执行疫情防控链条中“条条与块块”的职责不清，边界不明，流程梗阻；有些地方存在“以发文推动工作，以统计表格显示在场”的避责心态；社区封闭式管理中沟通不畅，出现心理恐慌与“排异”现象，影响社会凝聚；各种“问责导向”的纪律约束较好发挥了秩序维护、压力传导的作用，但持续缺乏关爱体系补位，导致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出现压力型紧张、职业倦怠等消极心理，影响基层一线防疫队伍的斗志与士气。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经验与教训，加快提升社区疫情防控能力，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摘自姜晓萍《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光明日报》2020年02月21日）

材料四

“中医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减少激素用量、减轻并发症等方面具有疗效。”张伯礼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病毒感染和机体免疫状态博弈的结果。中医治疗往往不是着眼于病，而是调动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在改善临床症状、减少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具有独到优势。“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可以全疗程、全方位发挥作用，但我还是提倡中西医结合治疗。”他说，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各有侧重，优势互补，协同取效。治疗此次肺炎目前尚无有效药物，主要是支持和对症治疗，中西协同教治病患就显得尤为重要，“要一切以病人受益最大为原则。”

2019年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大会明确，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详细阐述了中医治疗方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已成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中医药专家积极参与医疗救治特别是重症、危重症病例的医疗救治工作。

（摘自《中医药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可全程发挥作用》）

A．

B．

C．

D．

【推荐1】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人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选自《乡土本色》有改动）

分餐与会食

中国人聚会，喜欢围着桌子享用餐物，气氛隆重热烈。这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但这个传统也并不古老，只有千年左右，比这更古老的是非常地道的分餐方式。

分餐制的历史可上溯到史前时代，它经过不少于三千年的发展过程。在一些开化较晚的原始部族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公有的食物烹调好了后，按人数平分，各人拿到饭食后站着或坐着吃，这是最原始的分餐制。

随着饮食礼仪的逐渐形成，正式的进餐场合不仅有了非常考究的餐具，而且有了摆放餐具的食案，于是一人一案的分餐形式出现了。在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经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考古人员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略小于木案的木俎，俎上放有石刀等物件，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套厨房用具实物。陶寺遗址的发现不仅将食案的历史提到了4500年以前，而且也指示了分餐制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源头。

事实上中国古代饮食方式的改变，是由高桌大椅的出现而完成的，这是中国古代由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西晋灭亡后，频繁的战乱，政权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和礼仪制度，受到强烈的冲击。公元五、六世纪出现的高足坐具，比如胡床、椅子，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家具的改变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遍，宫内民间都是如此。

但古代的分餐制不是一下子转变为会食制，其中还有一段过渡时期。这段时期的饮食方式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会食成为潮流之后，分餐方式并未完全革除，在某些场合还会偶尔出现。例如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就透露出了有关的信息：韩熙载及其他几个贵族子弟，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上，欣赏着琵琶演奏。他们面前摆着都放有八个盛着相同果肴的盘盏和餐具。可见，在晚唐五代之际，这种场面热烈的会食方式，只是一种有会食气氛的分餐制。人虽然围坐在一起了，但食物还是一人一份。

宋代以后，真正的会食——即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才出现在餐厅里和饭馆里。宋代的会食，由白席人的创设可以看得非常明白。《东京梦华录》就提到了这种特殊的职业，下请书、安排坐次、劝酒劝菜，谓之“白席人”。到了现代宴席中，虽然罕见白席人，但每张桌面上总会安排类似席长一人，引导食客一起举筷子，一起将筷子伸向同一个盘子。在现代医学看来，这种伸向同一个盘子的结果，是将各人特有的菌种毫无保留地传播给了同桌共餐的人。

显然，这种会食方式确实有问题，但想迅速改变它，会遇到固有观念的挑战。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吃饭不仅是填饱肚子，更是人情交际，同饮同食是情感连带的象征。另外，客观上会食制也促进了中国烹调术的进步，比如一道菜完完整整上桌，色香味形俱佳。难怪有些美食家非常担心，担心改革了会食制，使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华烹调术会受到冲击。

但当会食制的风险已经逼近我们，甚至演变成人类的生存危机时，有不少人为了生命的健康，急迫地想革掉所有传统的东西，搬来西方的分餐制。事实上，大可不必抄别人的作业，只需回头看看，就有办法。

（标题为编者所讲加，有删改）

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①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②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梁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词汇”了。

③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结构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④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做“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⑤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比可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⑥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⑦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