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需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讲清楚，让世界知道中华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回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无疑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众多杰出思想家，提出了中华文化的若干基本主张。在诸多主张之中，对个人与他人关系问题的探讨当属最重要的。老子的《道德经》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最终形成“为而不争”的主张。这样的主张把个人和他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反映了在中华文明形成早期我们的先哲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孔子同老子相呼应，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主张把自己和他人合为一体，设身处地去思考人如何在社会上生活，如何同他人和谐共生，这就是孔子的仁学。作为孔子的后学，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礼记》中有很经典的一句话：“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这句话是说凡事要尊重别人，把他人摆在第一位，一个社会若能做到“先人后己”，那么礼让和谐就会蔚然成风。同样的思想还见于《尚书》，该书《大禹谟》一篇记载上古君臣治国之道，主张多方听取意见，甚至可以“舍己从人”。

中华文化始终把人作为探究的核心，而这个“人”并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个体，更主要的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群。正是在追求人己和谐共生的历史演进中，人们不断完善自我，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先人后己”的传统美德。此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舍己为人”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追求。可见，中华文化是把个人和他人融为一体、追求人己相互依存与和谐共生的文化。

一些西方学者以“为己”一词为依据，认为中华文化是利己文化，这显然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误读。据知，“为己”一词始见于《论语》。在《宪问》中，就弟子所问古今学术差异这一问题，孔子答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何谓“为己”和“为人”？孔子未曾展开讲，这个问题是由随后的荀子解决的。在《劝学篇》中，荀子将“为己”之学定位为“君子之学”，而将“为人”之学称为“小人之学”。荀子的结论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西汉经师孔安国取荀子之说以释《论语》，将“为己”训为“履而行之”，“为人”则解作“徒能言之”。魏晋时期，玄学家何晏著《论语集解》，以孔安国之说为基本依据。从此，把“为己”释作“履而行之”的经典解读一直为历代经师所传承。可见，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为己”，乃是讲修为自己，是指学者个人的道德修持和践履。因此，“为己”与“利己”全然不是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摘编自陈祖武《中华文化追求人己和谐》)

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据文献记载，周公在西周立国之初就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建构过程。直到西周中叶，经百余年努力，殷商的祭祀礼仪改造为周代的礼乐制度才正式完成。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学说的母体和温床。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没有周公，则礼乐文明体系难以建立；没有孔子，则礼乐文明的精神就难以大白于天下，而这正是唐代以前周孔并称的原因所在。所以，若要认识周代礼乐文明的精神特质，就要学习孔子思想；但从产生的次序看，则是先有礼乐文明，后有儒家学说。周制是孔子心仪的文明形态，儒学则是孔子对于周礼的思想提炼。因此，礼乐制度才是儒学的社会存在之“体”。

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最基本的是“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相亲相爱的真诚情感。孔子以仁为礼的基础，没有仁，礼就会蜕变为虚文而走向形式主义，进而丧失其化民成俗的功用，这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困境。他同时强调以礼为仁的前提，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纳入到礼的规范之中。如此说来，孔子摄礼归仁，以仁为礼之内在基础；同时又摄仁归礼，以礼作为仁的实践途径。因此，在孔子那里，仁与礼是互摄的。同时，他又认为，仁是礼的精神前提，礼乐规范应当归本于仁；仁的达成又以礼为前提，礼是仁道的实践途径。所以，仁与礼是互为前提的，仁礼互摄和相互成就，正是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特征所在。

礼乐文明不仅是儒学产生的母体，而且是接纳和融汇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礼乐文明的信仰结构本身，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内存空间，使得它足以涵融各种外来文化，这正是中华天下体系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一旦礼乐文明体系本身被解构，涵融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被打破，它们便失去了和平共处和交流会通的思想文化平台，“诸神的和谐”也就被“诸神的战争”所代替，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变迁所特别应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儒家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主要阐释者和代表学派，近代以来发生了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儒家推行社会教化的礼乐制度，经过长期激进的反传统而被摧毁，丧失了社会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儒家本身的思想形态也经历了重要的义理转向，以重建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主要目标，努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思辨性，使得传统儒学转变为哲学，在大大提升儒学思辨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它离礼乐教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远。

新时代，儒学能否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规范，进而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重建复兴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有删改）

①什么叫“代入感”？为什么读网文特别容易代入？类型化网络小说明明角色高度相似，为什么读者还欲罢不能？其中的奥妙，在于移情与共通感等审美心理的基础、网络媒体诉诸多样感官的表达手段以及大数据精准定位文艺作品目标人群的传播技术。

②代入感是作品引发受众认同的机制，故事人物的某些方面召唤读者将自己替换为主人公，从而感同身受，与角色同呼吸共命运。代入感这种强烈的吸引力，使之成为长篇网络小说不可或缺的属性。由于网络小说整体数量众多连载更新时间漫长，读者很可能读到一半就放弃。因此，作品绑定读者，将单纯的浏览转变为强烈情感认同的能力便十分重要。只有让读者将阅读上升到与情感满足相关的地步，作品才能始终保持吸引力，并激发点赞、订阅等行为。

③代入感并非网文独有，它可以泛指文艺作品以独特形象激发受众心灵共振的能力。当我们因黛玉焚稿而落泪，因范进中举而心酸时，都不知不觉受代入感支配。同样，能营造代入感的也不只有文字，爱看动画片的小朋友自称小猪佩奇，青春少年通过电影《战狼》体验热血激情，也都源于代入感的力量。最强调代入的莫过于电脑游戏，玩家通过技能、颜值等选择，通过虚拟形象开启一段全新生命旅程。可见，不同文艺形式在不同的感知领域里，均能产生相似的代入感，但互联网却加强了这种感受。网络媒体以高仿真的声、像构造虚拟在场，使身体出席之外的另一种“真实”体验更容易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接纳。

④互联网在代入感营造方面具备其他媒体无法匹敌的优势，但代入感并非网络产物，它的作用机制类似移情。19世纪德国美学家利普斯指出，艺术欣赏时审美对象获得主体情绪灌注，充当其人格化的自我观照，因而，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共生。这一过程与代入感何其相似，我们读书都经历过酣畅淋漓、欣然忘我、久久不能自拔的“与对象共生”过程！除移情外，同情心、共通感、共情或共鸣等，也在不同层次强调置身其中、知味会心的代入过程。

⑤一般说来，要通过抽象文字塑造具体生动的形象，并在不同层次读者间唤起共鸣，并不十分容易。但为什么正是那些被视为缺乏技巧的网络写手，能够制造出强烈的代入感呢？这是因为网文作者最熟悉原生态网络生活，与浸淫于在线娱乐的网络读者之间，存在大量共通兴趣点。两个群体共同构筑着网络文化生态。同时，再火的网络小说也并非面向全体网民，而是有针对、有目标地选择推送。数字技术利用用户画像对阅读和写作进行匹配，以保证二者最大可能的契合。网络小说虽归类为文学，但追网文却并非面对单一文本的阅读，而是即时互动的集体行动。所以读网文时代入的不仅仅是角色，还是一种集体心理范式。代入者以个人独特经历和联想来丰富类型作品，最终在代入角色的过程中达到参与时代共同记忆构建的效果。

⑥代入感并不是专业术语，它最初只是年轻人对一种审美体验的自发概括。随着文化群体的代际更迭，青年群体的惯用语经由网络传播，影响面日益广泛，不仅显示出活波新鲜的文化个性，还展现出积极的社会意义。当代入感脱离文艺欣赏，进入人际交往的社会领域时，善于代入作品也就意味着一个人有较强的情感感受力，甚至较高的换位思考能力。因此，代入感在现实生活中有其积极意义。

⑦网络文学容纳着大量新手作者的日常创作，网络上的文学批评也来自诸多非专业论者的日常点评，他们自然会以最熟悉的通俗语言对规范化术语进行补充和拓展，使文艺理论更接地气、更反映文艺发展的现状。可以说，“代入感”的运用反映了当前网络文艺的蓬勃生机。

《代入感运用为网络文艺增添蓬勃生机》

“文学本位”的鉴赏视角是一种深入诗歌内部语境的解读，它以语词涵义的训诂诠释、经史典故的查勘考据为基础，延伸到对诗歌字法、句法、章法的研析和审美。但是古代很多诗评家皆深信一切“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诗之高妙者实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不求甚解只求会心的印象式的鉴赏风气直到清代才有根本性的改变。如金圣叹对杜甫诗的评点方法显然迥别于传统的诗评家，十分注意作品文本的形式技巧。他要“分解”唐诗，像庖丁解牛那样，“细读”这个具体文本，通过对诗歌具体语词形式的把握，达到对诗歌整体神韵的体会。可是，如果对文本的解读太具体了，就很容易变得机械、呆板，而且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所说的“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象外之象”等现象也的确存在。

“知人论世”作为诗歌鉴赏的一个视角，是根据诗人的生平际遇，如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婚姻爱情等推断诗歌作品中蕴涵的思想情感，进而诠释诗歌语词的深层意蕴。后来历代诗评家大都奉此为圭臬，因此便成为了诗歌鉴赏中最普遍、最传统的一种方法。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采取这种鉴赏视角时，常常会对历史背景材料的分析过于具体，甚至穿凿附会，使得诗歌的鉴赏失去文本应有的艺术美感。比如宋之问的《渡汉江》中“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极其生动逼真地把离家日久的游子在返乡途中惴惴不安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当“知人论世”的考据和分析，认定这是宋之问从流放地逃亡洛阳途经汉江所作时，读者心中那份美好的情感顿时烟消云散。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道”，一是“民本”。孟子崇尚“王道”政治，以“王道”为最高政治理想，而贬黜“霸道”。他分别以尧舜禹、“春秋五霸”为“王道”和“霸道”的代表。孟子所说的“王”，就是“以德行仁”，让人“中心悦而诚服”；他所说的“霸”是“以力服人”，结果是“非心服”。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都在“王道”上。他向往先王之治，实质上是希望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合一，即以尧舜禹等圣王实践过的理想政治的“类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圣王历史与业绩的诠释，批判他所处的纷乱的战国时代，目的是引导历史的走向。

孟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以“民本”为基础，这与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君本”为基础的政治传统是形同水火的。如朱元璋读《孟子》至“草芥”“寇仇”之语而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废黜孟子祠，并于洪武十七年命大学士刘三吾删节《孟子》，就是明显的水火不相容的例子。两千多年来，《孟子》成了为苦难民众伸张正义的书，它召唤着历代读书人的良心，如“诗圣”杜甫的“致君尧舜上”，为民呐喊，忧国忧时。

要讲“仁政”，就要以民为本，这就是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孟子阐述了自己的“仁政”学说。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包含礼贤下士和保民爱民这两方面的内容。孟子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主若能行仁政，那他的臣民就会拥护君王，会为长官去拼命。孟子一直以为，国君和社稷都是可以变换的，就是改朝换代，而民众是不变的，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稳定与否直接相关，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孟子其人其书对专制政治的冲击力之大，后世的不少帝王“望孟生畏”，《孟子》成“经”之难可见一斑。

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以民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思想界是破天荒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如果说孟子言心言性是侧重于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他谈君谈民就是偏重于政治思想了，二者密切相关。孟子的理想是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合一，也就是“王道”。

孟子“仁政”说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性善论”，简言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以为，仁爱基于善性，这个善性是人与生倶来的天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目的是要为他的“仁政”说找依据。他说“道性善”，即善性人皆有之，应当不断加以扩充，达之于天下，那么“仁政”说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这样一来，“仁政”学说就有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普遍的可行性。他“称尧舜”，是称道尧舜的德治天下，不失为仁义之道。德治天下是人们的理想政治，孟子的机智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仁政”说，托之于人们理想中的圣王，这样说服力、可信度都会增强。然而，孟子虽然为“仁政”说找到了“性善论”这个内在依据，不过在当时崇尚“霸道”的形势下，这种“性善论”“仁政”说都是很难有市场的。难怪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说孟子的“仁政”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了。

著名的黑猩猩研究者珍妮·古多尔发现，幼小的黑猩猩常常玩这样的游戏：用手掌舀一点儿水，用牙齿嚼烂树叶，来汲取手掌中的水。而成年黑猩猩在干旱的季节，就是用嚼烂的树叶汲取树洞中的水解渴的。根据这样的发现，一些科学家认为，游戏行为是未来生活的排演或演习，游戏行为使得动物从小就能熟悉未来生活中要掌握的各种“技能”，例如追逐、躲藏、搏斗等等，熟悉未来动物社会中将要结成的各种关系。这对于动物将来的生存适应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假说可以称为“演习说”，基本观点是“游戏是生活的演习”。

有一些科学家不同意“演习说”。他们指出，游戏行为并不限于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同样需要。他们举出不少成年动物游戏的例子。对于成年动物来说，不存在用游戏来演习生活的需要。他们还指出，有些动物的游戏与生存适应毫无关系，例如河马喜欢玩从水下吹起浮在水面上的树叶的游戏，渡鸦喜欢玩从雪坡上滑下的游戏等。这些科学家认为，动物游戏是为了“自我娱乐”，而“自我娱乐”是动物天性的表现，正像捕食、逃避敌害、繁殖行为等是动物的天性一样。越是进化程度高、智力发达的动物，这种“自我娱乐”的天性越强。游戏正是这种自我娱乐的集中表现。通过自得其乐的游戏，使动物紧张的自然竞争生活得到某种调剂和补偿，使它们在生理上、心理上容易保持平衡，从而得到一定的自我安抚和自我保护。因而，不仅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需要游戏。以上假说可以称为“自娱说”。

莎士比亚传

在英国中部、伦敦西北面的沃里克郡，有一个普通的小镇，名叫斯特拉特福，莎士比亚就是诞生在这个小镇上。

7岁那年，莎士比亚进了镇上的文法学校。除了在学校读书以外，少年时代留给莎士比亚深刻印象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茂密荒凉的亚登森林从北方一直伸展到斯特拉特福镇周围，莎士比亚在童年时就听说过有关这个森林的许多故事。后来，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这部喜剧里特别提到故事里的英雄罗宾汉。

莎士比亚在童年的时候还听过一些可怕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讲到有几个极其丑陋的巫婆，她们能预言人的未来。后来，莎士比亚在悲剧《麦克白》中生动地描写了三个巫婆的形象。

1575年7月，伊丽莎白女王到离斯特拉特福镇不远的肯尼沃斯城堡做客，在欢迎仪式上，许多人装扮成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牧神、海神、河神和其他各种神怪，走在游行的队伍里。11岁的莎士比亚也见到了这次欢迎仪式的盛况。

当时，英国已经有不少流浪的剧团多次到过斯特拉特福镇。少年时代的莎士比亚有很多机会观看戏剧演出。少年莎士比亚对演戏很感兴趣，也许这正是他把毕生贡献给戏剧的最初的原因。后来，他在戏剧《哈姆莱特》里满怀亲切之感地描写了流浪剧团的演出情况。

16世纪是文艺复兴时代，那个时代的精神是进取的、开放的，许多年轻人都不安于现状，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莎士比亚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离开他的故乡小镇，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的。1587年左右，莎士比亚来到伦敦，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11年）以写历史剧、喜剧为主，写了9部历史剧、10部喜剧和2部悲剧；第二时期（1601～1607年）以写悲剧为主，写了3部罗马剧、5部悲剧和3部“阴暗的喜剧”或“问题剧”；第三时期（1608～1613年）倾向于妥协和幻想的悲喜剧或传奇剧。

莎士比亚已经逝世300多年了，几百年来，不同的民族都用各自的语言赞扬过莎士比亚，历代的大作家们几乎都将莎士比亚视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他们都认为莎士比亚是不朽的。

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戏剧家本·琼生评价他：“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17世纪英国伟大的诗人、一个真正的清教徒——弥尔顿也对莎士比亚推崇备至。

17-18世纪的一些古典主义作家，如德莱顿、蒲柏等人不得不赞美莎士比亚“有一颗通天之心，能够了解一切人物和激情”（德莱顿语）。

到了19世纪，莎士比亚更是风靡全欧洲。雨果、司汤达等人在与古典主义做斗争时，都高举莎士比亚的大旗。18、19世纪的许多大作家如伏尔泰、雨果、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等都曾或多或少地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模仿，在作品中留下了莎士比亚的影子。

到了20世纪，莎士比亚在国际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更加突出，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莎学批评流派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莎剧舞台艺术。心理学、美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新兴的学科都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研究对象，使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价值。

现在全世界有众多的莎学研究机构，每年都会举行世界性的莎士比亚研究会议，全世界还有各种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刊、莎士比亚图书馆等。

在电影和电视出现以后，莎士比亚的戏剧更是不断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世界文学史上那些不朽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从总体上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有机地融合为一体。莎士比亚的戏剧常常揭示出人类生活和人性的某些本质特征。莎士比亚的创作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真实性是他遵循的根本原则。莎士比亚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源于生活的材料写进作品，必然会唤起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又是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相结合的。他常常以诗人般的激情、抒情的笔调和浪漫的风格，歌颂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社会和人际关系。这一点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尤为突出。莎士比亚把现实的世界与幻想的世界相对照，以此鼓励人们去追求美好的生活。（摘编自《莎士比亚传》）

相关链接①莎士比亚独自来到伦敦后，最初是给到剧院看戏的绅士们照料马匹，后来他当了演员，演一些小配角。1588年前后开始写作，先是改编前人的剧本，不久开始独立创作。当时的剧坛为牛津、剑桥背景的“大学才子”们所把持，一个成名的剧作家曾以轻蔑的语气写文章嘲笑莎士比亚这样一个“粗俗的平民”“暴发户式的乌鸦”竟敢同“高尚的天才”一比高下。（《莎士比亚的故事》）

②莎士比亚曾说：“勤劳一天，可得一日安眠；奋斗一生，可永远长眠”“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我没有路，所以不需要眼睛；当我能够看见的时候，我也会失足颠仆，我们往往因为有所自恃而失之于大意，反不如缺陷却能对我们有益。”

（《莎士比亚经典名言》）

材料一：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健康产业。

(摘编自中共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材料二：

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侯云德却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他带领专家组，设计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据清华大学第三方系统评估，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我国的发病率与病死率，减少2.5亿人发病和7万人住院；病死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此外，侯云德还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MERS、寨卡等病毒在我国都没有流行起来，H7N9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已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侯院士作为这一体系的总师，功不可没。”国家卫计委科教司监察专员刘登峰表示。

(摘编自《人民日报》《走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材料三：

2012～2016年全国男性排名前五阳性检出率趋势图

(摘编自搜狐网《慈铭体检2017年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

材料四：

2017年我国家庭健康呈现的一大亮点就是在线就医成为居民健康需求的一种重要形式。微医平台数据显示，在线就医人次保持较快增长，在线问诊人次持续攀升，2017年日均接诊量突破6万。同时，微医平台连接了全国2400多家重点医院，100余家互联网医联体、微医全科中心等医疗服务基地，以及1.8万家基层医疗机构和药店的医疗服务网络，超过26万名专科医生。借助平台资源的云化，家庭医生与专科医生可实现资源、数据的共享和业务的协同，为居民提供“全科+专科”的服务。

调研发现，被访者希望获得能够改善自身不良生活方式及习惯的健康干预服务的比例为81.8%，高于获取健康科普信息的76.4%。在被问及哪个因素对健康更为重要时，93%的被访者都选择了“积极的健康管理方案”，而选择“更先进的医疗技术、设备、治疗方案”的仅为6.8%。有约93%的被访者认为，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一部分，家庭成员的自我健康行为和意识会相互影响，所以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健康管理。超过75%的被访者使用计步等运动监测功能，约五成的被访者有记录健身运动数据的习惯。

(摘编自人民政协网《〈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报告(2017)〉发布》)

材料一：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背景下，以媒介为载体的信息交互网络正联结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阅读文本的生产、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平面纸质阅读到手机阅读、社交阅读等网络阅读，阅读媒介多样化趋势不可阻挡，这一发展趋势给传统的以纸质文本为中心的阅读教学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更好地应对这一机遇与挑战，《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将“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加入学习任务群，使之正式成为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

“媒介”一般指传播介质，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既包括静态的纸质文本、图片，也包括动态的声音、动画、视频等电子文本。由于文本内容呈现形式的多样性，“阅读”的内涵不再局限于对书面文字的识记、理解、鉴赏、评价，而是进一步拓展到对图片、表格、声音、视频等多元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应用。与传统的纸质阅读相比，跨媒介阅读具有参与度高、自主性强、多样、快捷、便利等特点，人人都可以成为生活事件的发现者、记录者、写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跨”既强调“跨越”，更注重“整合”，不同的媒介形式特点各异，求同存异，将之有机整合并应用到语文课堂上来，可以丰富语文学习内容，加强语文学习与时代、与生活的联系。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应围绕言语活动开展。阅读以不同媒介为载体的信息，首先应基于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引导学生理解多种媒介运用对语言的影响，将“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作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手段，而非目的。“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活动应整合丰富的语料，锻炼学生在多样的信息来源中去伪存真、辨识媒体立场的能力，在言语实践中形成价值判断和文化心理。从本质上看，“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实际上是要求学生具备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但这里所说的“媒介素养”不是新闻传播学范畴的，而是语文学科范畴的“媒介素养”，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引导学生反思并适应媒介技术对母语习得的影响，在不断接触、分析、判断、评价的过程中实现媒介素养与语文核心素养的融合。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聚焦时代发展的前沿，彰显语文学科的自我成长，意义重大，但在当下的教育情境中“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活动的开展，仍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如何抵御多元媒体对教学的干扰问题。新媒介的引入可以增加信息容量，提高信息传播速度，拓宽学生的阅读与交流空间，但集文字、音频、图片、动画、视频等于一体的超文本，也容易使学生注意力分散，游离于阅读内容之外。如果一味追求媒介的丰富，追求声、光、电的交响，而忽略了阅读的主体内容，则得不偿失。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在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目前虽然还面临很多挑战，但只要广大师生能积极面对时代发展给语文的“教”与“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努力拓宽跨媒介视野，创造性地开展“教”与“学”的实践，就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摘编自任明满、郑国民、王彤彦《“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内涵、实施策略与挑战》）

材料二：

2018年的世界读书日，国家图书馆“VR诵经典”古诗词虚拟现实体验等数字阅读的多媒介互动展示，而引人入胜的沉浸式体验让读者了解了全新的阅读方式。像这样的“VR+书”的跨媒介阅读场景正逐渐泛在化，并改变了我们的阅读“姿势”。

首先发生改变的是阅读习惯。读者开始习惯于多种媒介同时呈现在一个页面上，与阅读传统文字印刷的文本相比，阅读时读者眼球的转动速度是不一样的。另外，阅读形式也越来越协同化。所谓协同化，实质上就是个体阅读逐步发展成为社交型阅读。过去我们说阅读是很个体化的，一个人拿一本书，安安静静地在一个地方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在阅读之前，总会先上网翻看网友的评价。那么如果某一个平台不推送某本书的相关信息，你还会不会关注它？这是不是影响了你的阅读习惯？当阅读入口开始发生改变，只要你愿意开放自己的“书架”，别人就可以看到你对这本书的批注，同理，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人的批注、圈阅，这会不会影响你的阅读认知呢？

跨媒介阅读背后实质是思维的表达，一个成功的、良性的跨媒介阅读活动，植根于一种思维模式的构建。跨媒介阅读不能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形态改变。要想读懂思维之美，首先要读懂不同媒介语言之间是如何转化的。在跨媒介阅读中，比较容易形成的形态是文学阅读与影视阅读相结合，因为很多影视作品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使得影视阅读成为跨媒介阅读的首选。然而，“跨”之后如何成功地阅读才是关键，要知道，语文课中基于影视作品的跨媒介阅读和一些地区开展的影视教育活动是截然不同的。

思维之美的另一种体现是要注重阅读元素的分拆和关联，形成图谱化的个人阅读知识体系。跨媒介里面有很多元素，戏剧有戏剧表现语言，绘画有绘画表现元素，数字艺术更是元素众多，这恰恰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注意的。这种分拆和关联背后，实际上是分类思想，先分类再建立关联，然后重新将关联以后的知识结构化，形成一种思想，让阅读成为一个体系。跨媒介阅读不止于阅读浏览不同媒介信息，更要聚合思维和思想，形成新的跨媒介阅读知识图谱。

（摘编自吴钟铭《跨媒介阅读改变了什么》）

材料三：

经典名著具有多重教育价值，应列为课堂教学的重点之一。面对新媒介技术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以及我们被逐渐改变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想要继续发掘经典名著的多重教育价值，就应该借助互联网、新媒介和新技术的力量。

传统媒介下的经典名著通常以印刷文字为载体，印刷文字有一定优势，如阅读印刷文字能够赋予人们想象力，能够养成缜密的逻辑思维。但在自媒体和互联网信息时代，经典名著想要经久不衰就要不断寻求新的理解媒介。我们应该了解新媒介的出现并没有完全取代传统媒介。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认为，新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介的消亡，而是会将传统媒介纳入自己的内容体系。传统媒介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所以经典阅读在新时代下寻求新的理解媒介并不是要完全抛开传统媒介。

另一方面，要用跨媒介激活经典名著的新生命。经典名著因其独特的魅力和艺术价值被演绎成不同形式的作品，方便师生通过不同的媒介获取到不同形式的经典名著。与传统纸质阅读相比，跨媒介阅读具有参与度高、自主性强、多样、快捷、便利等特点，将经典名著的阅读与跨媒介结合起来，可以有效发挥两者优势。

以《水浒传》为例，随着广播、影视、网络等电子媒介的兴起，《水浒传》打破了原有的传播范围，拓宽了受众范围，增添了经典名著的表现形式。借助无线广播，《水浒传》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传播达到鼎盛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影视媒介对《水浒传》的影响，自从电视普及后，电视剧就超越了无线广播对《水浒传》的影响，随着拍摄技术的提高和对《水浒传》的解读越来越深刻，199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自制剧《水浒传》，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观看《水浒传》电视剧的热潮。而在网络方面，有专以讨论《水浒传》及其相关作品为主要内容的贴吧，将解读的权力真正放到了大众手中。各类媒介对《水浒传》的解读与《水浒传》原著文本之间达到了“互文互读”，跨媒介阅读给经典名著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摘编自张砚妮《经典名著的跨媒介阅读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