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作为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先驱人物，其红学成果备受瞩目，出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不仅是红学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即便置于“民国学术”经典之林，亦当之无愧。

受蔡氏基本研究思路的启发，索隐红学著作以后竟不断出现，影响较大的当数景梅九所著《石头记真谛》，出版此书正是山河破碎的前夜，作者在自序中表现出沉痛的民族情绪“不意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痛突激心潮……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需要指出的是，《石头记真谛》只是将文本索隐当成手段，而终极目的则是为服务于民众救亡伟业。景梅九将蔡元培以来运用《红楼梦》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做法推向了极致，同时也将红学与政治进一步挂钩，从而推动了新索隐派向以后的红学社会历史学派理论的转型。

这就发生一个令人深思的学术命题：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新红学”考证派，为什么竟不能阻止红学索隐著作在整个民国时期的不绝如缕，其影响甚至还绵延至当代？这就需要将红学索隐派放到《红接梦》研究史上给以客观、辩证的定位。应该看到，“索隐”方法的较早运用本在史学领域，如《史记索隐》等史学专著，探求本事、史料还原，还是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文化渊源上考察，索隐派走的是“今文经学”的传统治学路数，“今文经学”对“五经”中的《尚书》《春秋》等史书的阐释有一定合理性，然而运用到文学领域如对《诗经》的解读，就有以意逆志、牵强附会之嫌。当索隐方法引申到红学领域后，其原始出发点本想约束《红楼梦》评点、题咏、杂评家们释义的发散性，操作方式上也是指向作品情节的考证，与主流红学倡导的“回归文本”方向的努力比较接近，这无可厚非，但由于受“今文经学”治学路数的影响，这一派却很容易在解释作品时陷入误读和主观臆测。

其实不管《红楼梦》中存在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它一旦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就自然形成了新的意义单位，与原来的所谓“本事”已无甚关联；而当时能与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形成对垒的最重要民国时期著述，除胡适外，自然非俞平伯《红楼梦》莫属了。这部著作属于新红学产生之初最重要的奠基代表作，于1923年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写这本书的起因是俞平伯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则是《红楼梦辨》的修订本，修订的原因是作者认为原书存在一些错误，即本来的错误和发现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尽管原著修订后更名再版时增加了些新篇目，但《红楼梦辨》还是一本不可回避的著作。《红楼梦辨》初版肯定与上世纪50年代特殊时代环境下又增订再版的《红楼梦研究》思路不同，这种不同还不仅仅是删除了胡适的序言。通过对原著初版、增订再版前后变化的细致深入考查，可以见出作者红学观念移步换形的轨迹走向。

（节选自赵建忠《影印红学要籍的学术意义》）

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李斌

①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我是真的希望工匠精神可以变成我的墓志铭。”不久前，一位生产智能电器的企业家如是感慨。企业对高精尖、炫彩酷的不懈追求，同工匠精神不谋而合。只有像手工匠人一样雕琢技艺、打造产品，企业才有金字招牌，产品才能经受住用户最挑剔眼光的检验。

②《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术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③一盏孤灯一刻刀，一柄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疆域。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④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生命的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卜   白

袁良才

民国时期的上海，凭一张纸名满天下且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申报》。

《申报》副刊《自由谈》更是牛气冲天，在上面发稿的多是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这样的超级大腕。文豪扬眉吐气，编辑、记者先生也神气活现，洋气十足。

卜白就是个例外，不，简直是个另类。他是《申报》的资深编辑，却土得掉渣，土得冒烟儿。瘦高个儿，白净无须，常年着一袭青布长衫，足穿黑色方口布鞋，架着一副琇琅圆形近视眼镜，讲一口江南土语。

在报社，他专司划版、校对，有时副刊缺边少角的，主笔大人就会说一声，卜先生，您给补一点白吧。卜白二话不说，展纸挥毫，须臾立就：或杂谈，或轶闻，或小幽默，或诗画配，虽短小得可怜，却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无不是锦绣文章。不少读者就是冲着卜白的补白文章，才订买《申报》的。其补白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无所不包，涉笔成趣。依其姓名谐音，人送雅号“补白大王”。

别小看了补白，实则大有学问，弄不好会闯下大祸。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国人悲愤。有位大学马校长给《时事新报》发去一首小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主笔安排作补白之用，不想惹怒了少帅，差点派兵砸了报馆。

怪才必有怪癖。他嗜茶。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他宁愿饿肚子也要设法买来饮。有好事者悄悄作了统计，卜白每天饮茶能饮掉五瓶热水，可见嗜茶之深。但他很少如厕，你说怪也不怪？

据说卜白是陈寅恪的高足，国学功底不可作等闲观，咋甘当划版、校对、补白的微贱活儿？没人去问，也没人说得清。但卜白似乎全不在意，甚至还有些乐此不疲。

一天，主笔大人对卜白说，卜先生，您也该给自己的人生补补白啦。卜白会意，三十好几的人，竟酡红了脸，期期艾艾道，不急，不急。事业未就，何以家为？主笔不由分说，扯着卜白的青布长衫袖口说，别把自己生生弄成套中人，以后同仁该改叫你别里科夫先生了。走！我陪您去见一位女士，我太太已候在那里了。卜白见到那位神情忧伤的女士，得知她男人是谢晋元的部下，在淞沪战役中为国捐躯了，撇下孤儿寡母，卜白竟爽快地应承了这桩婚事，主笔夫妇大感意外，又惊又喜。卜白一段话让女士为之涕泪交流：我虽一介书生，亦当为抗战效绵薄之力。让我为你这个抗日英烈之家补白吧！再说，你的娘家福建安溪有好茶“铁观音”呢！

卜白没啥业余爱好，除了饮茶，就是看看京戏，尤其迷梅兰芳的戏，一来二去，结识了梅兰芳，成为票友。一次，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贵妃醉酒》，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卜白却接到了梅兰芳专门差人送来的戏票。卜白急急地赶到剧场，戏正待开演，梅兰芳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在后台急得团团转！卜白听闻，急急如风地挤进后台，对梅兰芳说，救场如救火！你在台前演，我在台边唱，合作一曲双簧。梅兰芳将信将疑，台下的观众已作哄叫闹起来，梅兰芳只得上台去。“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剧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整场戏下来，梅兰芳的表演与卜白的唱腔念白浑然一体，俱臻妙境，竟无一名观众识破此中玄机。事后，梅兰芳特意答谢，卜白又是一句，急人所难，君子不可不为，补白亦大快事也！

民国三十八年初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大上海城郊，吴淞口外。汤恩伯率重兵扼守上海。《申报》选派战地记者，“大笔杆子”们虽西装革履，却顿失绅士风度，不是低头狠劲抽烟，就是把咖啡喝得嘴里一半、地上一半。卜白饮了一口铁观音，一抹嘴，石破天惊地说，我去！有一天，上海市民突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快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中将率部投诚，为解放军打开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门。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卜白平生最“得意之作”。多年后，卜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策反敌人弃暗投明，是我对军事斗争的一种补白！

解放后，卜白担任宣传文化部门的高级领导，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卜白留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请把我安葬在普通百姓的墓地之侧，为逝者补白。

卜白，姓卜名白，一生补白。

（有删减）

材料一：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强调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对我们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我们要牢记嘱托，牢固树立“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大力践行“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本，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要坚持农田就是农田、农田必须是良田的发展共识。我们要用“长牙齿”的硬措施进一步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打好种业“翻身仗”，解决好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对标国内外最高水平，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重视发挥种业集团的行业引领龙头作用，要重视推进品种审定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时俱进，形成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引导企业致力于种业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早日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我们还要坚决抵制“舌尖上的浪费”，通过引导餐饮行业提供小份菜、开展形式多样的爱粮节粮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等方式，让“光盘”理念存之于心、践之于行，努力建设节约型社会。

（摘编自《南方日报》2022年3月8日《聚焦“国之大者”守护粮食安全》)

材料二：

近日，国务院宣布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就是要回答农用地土壤质量家底问题。

我国分别在新中国成立初和改革开放后进行过两次土壤普查。时隔多年重启这项普查，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粮食安全。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我国粮食产量高，同时也是世界第一粮食进口国，国际粮食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中央反复强调，“越是有粮食吃，越要想到没粮食的时候。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我们还需要掌握土壤现状和变化趋势。在人们印象中，江南是鱼米之乡，但目前的真实状况是，耕地持续北移、南方自然条件更佳，雨水充足，粮食作物可以一年二熟甚至三熟，但北方光照和雨水则差了不少，粮食作物多为一年一热，这对耕地产能有很大影响。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我国现有19. 18亿亩耕地，但位于6度以上坡度的耕地占近23%。

此外，土壤质量、健康安全是各方关心的大事。我国耕地利用强度比较高，化肥用量相当核人。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显示，40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增加了2.2倍，但化肥用量增加了6.2倍。同时，耕地盐碱化、强酸化都比较严重。因此，土壤污染状况、是否重金属超标等，都就要先盘点清楚。掌握了这些基本情况，如何修复和利用耕地就有了方向。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22年3月2日《做好土壤普查护航粮食安全》）

材料三：

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训，把种粮大户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要认识到，农业现代化是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基础，是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保障，其关键就在科技进步，核心是通过科技的力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绿色发展水平，使农业产业包含更多的科技含量、更大的就业容量、更好的生态质量。

在实际行动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健全稳定的农业科技支撑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使其更多投向农业数字技术创新等领域；鼓励和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农业数字技术、农业数字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抵押物的信贷活动，提升农业数字技术创新活动的融资能力；积极探索适合农业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税收管理制度，通过设立农业科技金融资助专项经费、对农业科技型企业实施投资补助等，拓宽农业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要保障农业科技行动顺利开展，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持续夯实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要看到，智能终端等设备是农业数据采集、整合、共享、利用的窗口，是查询、了解、掌握农业生产信息、产品供求信息、农业交易信息的载体，要切实加快智能终端设备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应用普及。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22年8月9日《把握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着力点》）

【推荐2】材料一：

近年来，“国潮”悄然兴起，并刮起强烈风暴。在天猫上搜索“国潮”，会出现各种贴着“国潮”标签的服装；在微博上搜索“国潮”，会找到上千个起名“国潮”的博主。可见，“国潮”已成为一种时尚，不仅是年轻人追逐的潮流，也是商家营销的卖点。

尽管“国潮”如此火爆，但人们对“国潮”的定义却莫衷一是。有人把“国潮”理解为“中国本土设计师及主理人创立的潮流品牌”，所以网络上大量以“国潮”为关键词的文章讨论的仅仅是时尚潮牌，理解相对片面。还有人认为“国潮”是以品牌为载体，既能满足年轻消费者个性的张扬及其对时尚的追求，又是对传统文化自然回归而产生的一种流行现象。它相对全面地概括了“国潮”所包含的基本要素：中国、品牌、潮流和文化。

“国潮”的字面释义虽简单明了，但其内涵却丰富多雏。从表现形式看，“国潮”既可以是体现中国文化的复古中国风，也可以是展现国际潮流的创新中国风，中国元素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巧妙结合，形成灿烂多姿的时尚潮流。从载体看，“国潮”既有以实物产品为载体的中国制造之潮流，也有以文化现象为载体的中国文化之潮流，比如汉服文化的兴起等。从影响范围看，不仅本土的时尚品牌纷纷爆红，而且其他领域的国产品牌也逐渐被国人所接受和喜爱；不仅华为李宁等中国新制造在国际社会受到人们的追捧，而且许多中华老字号也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国潮”的迅速火爆看似是一种偶然的社会现象，其实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背后有着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动因。“国潮”热标志着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高品质国货赢得了市场，中国制造已经进军全球中高端产业链，“中国速度”正在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实现了成功起跳。

现在，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制造不缺少高质量的产品，不缺少创新能力，也不缺少具有竞争力的价格，缺少的是中国品牌的影响力和认知度。不过，被先进技术、创意文化赋能的中国创造不断释放潜力，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国潮”的兴起，是中国人从满足温饱、看重产品的实际使用效果的消费偏好，转向注重品质消费的必然结果。

“潮”，代表了一种时尚潮流、一种流行趋势。“国潮”不仅可以用年轻人的语言诠释古老文化赋予现代的美感，也可以表现为将传统文化融入时尚的创意。“国潮”热展现的是人们对国家现在和未来发展的积极心理状态，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更是文化自信的提升。

不可忽视的是，当前的“国潮”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我国制造业供雪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一些落后企业还在利用低价策略抢占市场；市场上鱼龙混杂，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有的企业利用“国潮”的热度生产劣质产品，影响了国货声誉；一些行业的品牌跟风模仿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在很多领域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和管理水平依然有待提升。

（摘编自姚林青《“国潮”热何以形成》）

材料二：

“国潮”，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就是“中国风+中国潮流”。它是具有独特文化元素的被广大民众认可的时尚。它与国家和民族所传承的物质、精神、行为、制度等文化及其相关的人、物、技、艺等息息相关，它不同于一般的潮流，即那些仅与年轻人有关联的物质消费品或流行文化，艺术。

“国潮”，不是什么舶来品，是新时代背景下自然而然衍生出来的潮流，是综合国力、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一种在血脉中流淌，由内而外涌现甚或喷射而出的心理倾向，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特质。

文化，一旦有效有形地彰显出来，足以激发众多个体共鸣，也足以让品牌符号更为鲜活，更显价值。中国“国潮”产品以美好的品质，切合了新时代年轻人的内在需求，它凸显了消贵者内在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国潮”产品作为国粹文化的可视载体，除了在外在形式上有活泼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将真情实感真正融入了其中，让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时空转换力。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无论是时间脉络上文化气质的变化，还是以某种单一形式为载体的文化演变，如戏曲、刺绣、古董等，有无限空间等待我们去了解与挖掘。我们要以虔诚与敬畏的态度，精巧而精致的艺术形式将其在“国潮”上表现出来，其中无疑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消费观念因人不同，存在多元化、个性化。自然，一千个人眼里也会有一千种“国潮”，但中国“国潮”产品的根本都是一样的，不可动摇。那就是，有中国特色、中国元素、中国文化皈依于其中，并得到普遍的认同认可。中国“国潮”是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转变，“国潮”产品站位高，舞台广。不难发现，除了大红大紫的故宫文创IP、国际时装大秀上的李宁，还有许许多多“国潮”品牌、跨界合作正在给我们带来一波又一波令人梦牵魂萦的惊喜。

浩浩荡荡的中国“国潮”，是中国心灵、中国灵感与中国文化的交汇与交响，既然来了，就如嘹亮的中国歌谣，众口同声，和合有序，抑扬顿挫；有致有情，势不可挡。

（摘编自程应峰《国潮，文化自信的光芒》）

2022年2月，11家协会、学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使用汉字的倡议》，倡导把汉字使用的规范、美观作为重要标准，使其在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这一倡议再次把汉字规范推向大众视野。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工具，这一职能要求字与词之间有比较清晰的对应关系。但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无论是早期以象形为主的阶段，还是后来进入复杂的表意文字阶段，其形体都具有很强的多变性。如甲骨文像鸟之形的“隹”字，写法众多，或繁或简，形态各异；金文虽然相对甲骨文来说较为规范，但《金文编》中收录“隹”的不同写法仍有100多个。汉字的一字多形现象，严重扰乱了字与词之间的对应关系，影响了汉字记录汉语的有效性，也大大增加了人们学习和使用汉字的负担，因而必须加以整理和规范。如果任由汉字自发地发展，不及时进行人为规范，纷乱繁杂的冗余字形就会使汉字系统不堪重负，无法有效履行记录汉语的职能。

汉字是人们传递和交流信息的重要媒介，这种社会属性决定了它必须由使用者达成共同的认知，才能有效发挥交际工具的作用。唯有其形体高度统一，使用者传递和接收的信息才能高度精准。因此，社会越发展，对汉字规范程度的要求就越高。特别是到了信息时代，计算机成为传播信息的工具，实现了信息传播的高速度、远距离和高度的社会化。使用汉字传递和接收信息的社会群体越来越大，使用者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甚至整个世界都已融入汉字信息的传播网络。这种远距离、大范围的信息传播，使得汉字规范的必要性更加凸显。只有实现汉字的高度规范化和标准化，才能确保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可信度。

强国必须强语，强语助力强国。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新时代，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与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不同，我们国家的语言能力，不仅包括汉语的应用能力和水平，也包括汉字的应用能力和水平。汉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字类型，既与汉语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又有自己独有的发展和应用规律，规范汉字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作出了独特贡献，应该成为衡量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指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既规定了普通话的国家通用语言地位，也规定了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文字地位，彰显了汉字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规范汉字已不仅仅是语言文字层面的概念，还是铸就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元素。

汉字的应用能力和水平，既体现在运用汉字传递信息的速度和效率上，也体现在人们日常书写汉字的规范程度和审美取向中。理想的汉字书写，应该是规范性与审美性的高度统一。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加强国民的汉字书写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汉字书写教育。让青少年在书写过程中体验汉字之美，树立规范意识，这既是一项基本的语文核心素养教育，更是一项重要的审美文化教育和文化自信教育。只要持之以恒，国民书写能力和水平必将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面貌也会因之发生显著变化。

（摘编自王立军《规范汉字是时代的选择》《光明日报》2022年04月17日）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牝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和刘琨“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攘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粉”。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鸟，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凰的别名是鶤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当代文学的缺陷

李雅坤

文学批评家杨光祖教授多次批评当代小说——即便是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未脱“三俗”的鄙陋。作家只会技术，不懂艺术，缺少思想，作家没有思想，可谓切中了时下文学作品的弊端与作家的弱点。

技术是人为了满足物质或精神需要，用自身的经验、知识以及相关工具从事某种活动的能力。作家的技术就是用笔或其他工具对文字的操作，其结果最终是为了生产精神产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审美是人的天性。审美不仅源于艺术作品含有的形体、线条、色彩、旋律、意境、情调、情趣、韵味等因素体现的美感，更重要的是，艺术作品必须要有生气，要有灵性，要有生命力。艺术作品是活的，是动，是生机勃勃的，是有血有肉的。一束纸花再精致也不可能美丽，因为它没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主要是内容恰到好处地在相应的形式中勃发着审美的魅力。

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却是无法分离的，犹如水乳交融。例如王维的《使至塞上》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意境高、气象新、韵味深。然而大 漠、孤烟、长河、落日，是人们常见的现象，他们本身没有情调，没有意境，没有诗意，称不上艺术。它们在作者的重新组合中变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构成了一幅既栩栩如生、又赏心悦目的画面；汇成了一首既威武雄壮、又辽阔悠远的交响乐，这使人沉入其中浮想联翩、情不能已。如果我们抽象地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看成是内容，那么他们被作者用相应的手段组合成的新关系，便是体现内容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作者创作的诗。所谓艺术创作，其实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变成了一种新的形式。

众所周知，艺术创作其实是一种想象力勃发思维活动，就是所谓的形象思维，作者借助于意象来寄寓情感，意象因此拥有了作者赋予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就是艺术的价值与魅力。

思想往往是真理的表述、或道义精神的体现。思想不重复前人或他人，这一独特性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尤为重要，作家塑造的人物、设计的情节、叙述的事件、描绘的现象，一定要体现作者自己独到的看法和价值判断，一定有新颖性，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才具有独特性。

思想没有实际效用，那思想有什么价值？思想是摆脱愚昧的首要方式，具有开启心智的作用。于此看来，思想虽然没有实用价值，但思想却让人明白了很多真理、很多事理、很多道理。杨光祖教授批评当代文学乏善可陈——主要在于当代文学作品中缺少思想，“小说最重要的是思想”(沈从文语)，文学作品没有了思想，艺术水平肯定上不去。严格来说文学的魅力，就是思想的魅力；名著的不朽，都是思想的不朽。当代文学的苍白无力不是作者兴趣的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更不是技术水平问题，主要在于作者没有思想。作者的思想从何而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是首要问题

(选自《书屋》2017年第4期，有删改)

老字号是指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传承中形成了独特的产品、技艺和服务并拥有良好信誉的品牌。因根植于传统中国社会，老字号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很难被模仿和复制，因此，文化是老字号的立身之本。正是通过一个个老字号，珍贵的产品和技艺得以流传，传统的店铺形象得以展现。但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老字号也遭遇了生存危机，很多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被保护的对象。但与传统音乐、戏剧、曲艺、舞蹈、体育、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老字号有自己的生产，有自己的产品，有自己的技艺，有的还有自己的老店铺及博物馆，具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主要指有形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它主要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一个重要的遗产项目，反映了古老的人类文明在这里产生发展，可能有一部分这样的文明，或者这样的一个文化，今天已经变了，但是一座古城或一个建筑群，是他们曾经存在的一个历史见证。老字号建筑就是中国重要工商业文化遗产的载体，透过一个个店铺、一块块匾额，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变迁尽显眼前。

对许多老字号而言，其历史文化价值还通过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体现出来，如老字号的品牌、 传说、工艺流程、商道文化等。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突出的是非物质的属性，更多的是强调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品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中国于2004年8月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老字号所具有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都可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许多老字号企业的技艺与文化，如同仁堂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等等。老字号企业是一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离开了这些老字号，此类遗产便可能失传。一些重要的技艺、产品和民俗只有在老字号企业的生产和实践中才能活化起来，从而得以传承和传播。同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这些老字号企业的核心财富，与其主要的产品和服务联系在一起，失去了这些遗产的内涵，老字号便名不副实。老字号已经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融为一体，老字号的发展与否，不仅是关乎企业命运的问题，还关乎传统社会遗产能否传承和延续的问题。

(摘编自朱以青《老字号遗产资源的转化及其价值》，《新华文摘》2020年第5期)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礼是有秩序的爱。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在漫长的进程中，以“地缘”关系为依据，以“亲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宗族——家族共同体，以及根深蒂固的宗族宗法文化心理。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范仲淹、司马光等大儒们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即通过哪种方式重建社会。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以程、朱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确定了家礼构想，目的是复兴宗子法，使朝廷有“世臣”。程子所立祭祀之法的本意是，祭祀的主体是士大夫的宗子，不是庶人。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宗族大家族乃至族内小家庭之间的“亲亲”要求，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这种“亲亲”的基础上，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达到凝聚人心，团结族人，互爱互助的效果。这样，敬宗收族，使得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一统天下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生辰祭、忌日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宗族管理权力的合法性。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治不良行为。通过祠堂祭祀活动向后人宣讲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起就受长幼之序、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在特定条件下，成为一种群体标准模式，向前人表达崇敬和哀思，为后人树立效法的楷模。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有效方式，它们各具特点，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和基石。

从思维层面看，科学思维善于把复杂的世界概念化、明确化、单纯化。科学家能够从纷繁多变的客观现象中寻找规律，发现本质，归纳概念，变混沌为清晰，变偶然为必然。艺术思维则善于把现实世界形象化、模糊化、丰富化，艺术家喜欢用感性的方式捕捉现实的生动瞬间和个性差异，描绘生活的点点滴滴、精彩多样，追求个人的精神世界和自我感受，变点滴为大海，变平淡为神奇。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认识世界的关系就好比数码相机成像过程，科学思维犹如把丰富多彩的景色编码成简单的数字符号，记录在相机储存卡里面，看上去非常的简单枯燥，但它记载着纷繁生动的客观对象；而艺术思维犹如把内存卡里的数码符号转化为图片的形象化过程，它会让无生命的数字转化成有生命活力的充满美感的图像。

从艺术主题层面看，在当今的艺术创作中，科学元素如影随形。一是科学领域的很多研究方向，已经成为艺术创作的主题。在科技时代，当代艺术家的视野有了很大的拓展，不论是航空航天、宇宙奥秘，还是基因细胞、微观世界；无论是机械动能，还是光学电子，这些都成了艺术家创作的题材和主题。二是科技领域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当今艺术关注的焦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很多科技的发明和研究成果，时时都会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找到它的身影，无论是飞机、汽车还是家用电器，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人工智能，都成为艺术家的兴趣点和关注点，成为他们艺术构思、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三是科研领域的创新突破，成为艺术实验探索的动因和引领。艺术像科学一样需要不断创新，不断探索。当代的影像、装置、观念等多种艺术的实验与探索，无不是基于当代科技的革命，如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创新与突破。由此可见，科学主题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方面。

从艺术语言层面看，科技时代的艺术在表现方式与方法上有三大特征。一是将科技成果和最新技术转化为艺术创作的媒介和载体，以全新的表现形式和作品形态带给观众全新的感受。当今的艺术早已不仅仅承载于纸上、布上或墙上，它还存在于屏幕之中、光电之中、虚拟现实之中，高科技的手段已成为艺术家语言表现的重要方法和工具。二是当代艺术创作有很多正在借鉴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科学实验的路径，来作为艺术创作和探索的方式。他们也像科学家一样，做田野调查、资料分析、材料实验、结构设计，像科学家一样尝试艺术表现的各种可能性，探索多种未知的领域。三是当代艺术的疆域正借助于科技进步不断扩大，形式更加多样，内涵更为丰富，艺术边界的拓展与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摘编自张杰《科技时代的艺术与教育》）

综观近年来我国的科普图书市场，销量位居前列的多是国外引进版图书，原创科普书籍籍无名，无论是公共书展还是私人书架，原创优质科普书“缺席”是常态。

如今，提到科普书，大多数家长会想到英国某品牌的儿童百科全书；提到原创科普书，最知名的仍是60年前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由于《十万个为什么》名气过于响亮，目前同名书就有百余种，从中亦可一窥我国科普图书原创乏力，同质化严重的问题。201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年均科普新书出版超过万种，但与每年四五十万的新书出版总量相比，原创科普书仍略显“小众”。就市面上的那些科普图书而言，其中不少还夹杂着“伪科学”，呈现着落后的科学观。

从国外引进的科普书已是优质版本，那么，原创还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小到身边的动植物，大到自然与科技，科普作家总会站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上书写身边的事物。有科研人员说，现在的孩子在科普书里认识了非洲、美洲的动物，却不了解自己身边的一草一木。此外，语言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认知科学专家认为，儿童阅读科普图书不只是学习科学知识，还是学习逻辑严谨的科学语言，而这种科学语言的背后就是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科普图书的语言要逻辑严密更要深入浅出，但科普译著却达不到母语的水平。当阅读水平不高的儿童拒绝一本不好读的科普书时，也就少了一次爱上科学的机会。

科普创作并非易事，我们也曾有过“大科学家写小科普”的岁月。出版家胡愈之曾倡导编撰一批“知识丛书”，华罗庚编撰“数学小丛书”，茅以升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那些高质量科普书为破除迷信起到过重要作用，也引领了一代青年走上科学的道路。科普创作也并非小事，好的科普图书讲科学，也讲反思科学，著名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揭示了化学物品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被称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里程碑”。既非易事，也非小事，科普创作就需要作者投入大量的精力与脑力，但在目前的科研界，科研人员从事科普创作多为业余行为，甚至被视为“不务正业”，一些有科普情怀的科研人员很难得到相应的回报，在创作—出版—传播的良性生产链条没有形成时，作者和出版方都无法承担高投入低产出的风险，也无怪出版机构会选择国外经过读者考验的成熟科普图书了。

任何一种优质的文化产品，都不是一蹴而就得来的，要精心地播种、培育，也要坚强地迎接风雨。从一种舶来品到如今佳作频出，屡获国际奖项，中国原创绘本历经数十年才踏上了创作、出版、阅读的良性循环轨道。科普是科技进步的基础，而原创科普图书则是科普水平的晴雨表，让原创科普书不“缺席”，需要政策、市场的呵护，也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爱心、匠心、耐心，一个都不能少。

（摘选自陈雪《原创优质科普书不该“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