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9月13日至17日在山东济南开幕的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在总结历届经验的基础上，推出多项改革创新措施。

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突出展示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为传承人提供贴心的服务；注重从参与者角度策划展览，提高展览的可参与度；引入电商平台，建立网上博览会，将零售、统售、网售有机结合，满足群众购物需求；拓展宣传的广度与深度，为民众普及非遗知识。将博览会办成人民满意、传承人受益的博览会。

通过活态展示、活态传承等方式，更多地融入传承人绝活展示、非遗爱好者现场体验等内容，力求让非遗以更加生动鲜活的方式呈现在民众面前，让民众近距离感受、领略非遗的无穷魅力和风采，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发展大潮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通过多种形式的传统工艺项目展览展示，运用现代手段，让传统工艺项目走近大众，贴近现代生活，使传统工艺与创意设计、实用功能及市场需求相结合，真正实现传统工艺项目与群众生活相融合，推动传统工艺振兴。

传统媒体与现代传媒相结合，广泛采用新技术，通过现场直播、网络视频展播等形式，以生动鲜活的方式将非遗成果呈现给民众，让博览会真正成为全国人民都能看得见的博览会。

(摘编自中国旅游新闻网)

材料二：

近些年来，讲述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成为更为普遍的纪录片叙事手法，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围绕普通个体进行叙事，介绍烹饪、文物修复等传统手工艺，个性鲜明、技艺精湛的传承者令人印象深刻。这些取自于现实生活的故事鲜活生动，以小见大地反映传统工艺的文化价值和生存现状，充满浓郁的人文情怀。

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精神生活却存在部分缺失。非遗蕴含着传统社会中宁静、淡泊的精神旨趣，有助于疗治某些时代病症，使功利、浮躁的心灵沉静下来，给人带来心理慰藉和观念启发。纪录片人如果善于发掘非遗的内涵，就有可能满足现代社会中人们潜在的精神需求，进一步延续非遗在当代社会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多地唤起人们对非遗的关注和保护热情。

随着拍摄设备的轻便化和新媒体的兴盛，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进入纪录片领域，推动了叙事手法的革新。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和训练，但他们满怀诚意和热情投入创作，使纪录片散发着自然、质朴的气息。

优质纪录片借助新媒体传播，也能够推动非遗的市场化进程，拓展非遗的生存空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首播时，在社交网络上刷屏，使得饮食类“非遗”广受青睐。

总的来说，工艺类“非遗”题材的纪录片在近几年引起社会关注，有的还成为“网红”和“爆款”，有力推动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不过，“非遗”题材还是相对较少，影响力也不够大。纪录片人应当深入挖掘“非遗”这个“富矿”，追求多手段多面向，用生动的“现场”唤起人们保护和传承的热情。

(摘编自《纪录片助力非遗传播》)

材料三：

在非遗传播过程中，不仅要重视信息本身的真实性和逻辑性，更要思索如何从关系维度和情感维度上拉近非遗与公众的距离。为此，一方面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共建、共享的特点，积极扩大非遗传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加快非遗与现代生活的对接，消除公众对非遗的陌生感。

经过历代传承与发展，非遗已经成为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标识。作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非遗在提升城市形象方面理应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可以把非遗传播与提升城市形象结合起来，让非遗融入都市人的生活。一方面，可以将非遗的文化传播作为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抓手，城市可充分借助新媒体和社交平台展示当地非遗资源；另一方面，要为非遗的传承发展营造良好的城市文化生态，让其在城市文化空间中保持多样性特征，不受过度商业化的侵袭。此外，还要通过开展非遗实践活动、塑造城市公共非遗空间等方式打造“非遗符号”，让非遗成为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文化标识，并让公众对其产生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

(摘编自《非遗文化如何传之有道》)

材料一：

人类活动已造成气候系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70年以来的50年是过去2000年以来最暖的50年，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高于200万年以来的任何时候。201l年至2020年全球地表温度比工业革命时期上升了1.09摄氏度，其中约1.07摄氏度的增温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气候系统的变暖仍将持续。到本世纪末，全球地表温度将比工业革命前上升1.0摄氏度至5.7摄氏度。未来20年，全球温升将达到或超过1.5摄氏度。如果未来几十年内进行全球范围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大幅减排，温升将在本世纪内低于2摄氏度。

随着气候变暖，全球许多区域出现并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复合型事件的概率将增加。同时发生极端事件的情况会更加频繁，例如高温热浪及干旱并发，极端海平面和强降水叠加造成复合型洪涝事件加剧。

未来温升由历史累积和未来排放的温室气体共同决定，实现净零碳排放将有助于控制温升。要将人为引起的全球变暖限制在特定水平，需要限制累积二氧化碳排放，并至少达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在低排放情景中，实现将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目标，需在2050年之后实现净零排放；而实现将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目标，则需要在2050年左右实现净零排放，并在之后采取强有力的负排放措施。

（摘编自庄国泰《气候变化前所未有，灾害防御未雨绸缪》，《人民日报》2021年08月20日）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工作，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从认识、理念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务院新闻办27日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和发布意义。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我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一项庄严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为此，党中央对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作出重要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及《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近日刚刚发布，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叶民介绍，近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包括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约提高能效、增加森林碳汇、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8.4%，超过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40%至45%的目标。同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建设不断推进，公众意识不断提高，形成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持续推进的良好局面。”叶民说。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包括：将‘十四五’碳强度下降18%的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地方加以落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落实，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继续完善全国碳市场，会同有关部门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尽快出台，在发电行业碳市场运行良好的基础上，逐步将市场覆盖范围扩大到更多高排放行业；继续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持续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等。”叶民表示。

（摘编自《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行动》，《光明日报》2021年10月28日）

材料三：

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司长介绍，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灾害风险管理，中国气象局将强化基础性工作，通过科技创新支撑气候治理。

在中国气候系统关键区，协调推进气候观象台和大气本底站建设，拓展温室气体立体观测网络功能与布局。加强气候变暖对我国典型脆弱地区影响的监测，推进青藏高原气候系统综合观测能力建设，加快冰川站网建设。

建立全球百年以上时间尺度地面温度序列。建立完善全球区域一体化大气和陆面再分析系统。基于气象卫星观测数据，研发主要温室气体浓度变化产品，研制全球和中国区域植被、海温、冻土、积雪长时间序列气候数据集。

推进气候系统相互作用机制研究，持续开展气候变化检测归因研究。深化气候系统多圈层、多时间尺度相互作用及其对中国气候变化与异常的影响过程与机理的认识，研究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区域响应与城市效应，分析气候系统突变与反转点等前沿科学问题。

发展地球系统模式，实现不同圈层分量模式的高效耦合，继续参与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提高东亚区域气候变化模拟与预估水平。研发中国10至30公里高分辨率精细化区域气候模式。

开展中国区域极端事件未来预估，关注未来10年至100年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变化，以及可能的“阈值”和突变点。建立中国区域精细化网格月——季——年际预测业务，提高月、季预测和年景预测水平。建设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平台。开展面向农业、水资源、海洋、人体健康、基础设施等重点方向的早期灾害预警和风险预估技术，加强城市气候变化风险评估。

围绕应对气候变化新形势和新需求，针对气候变化关键、热点问题开展决策服务。强化气候变化专业服务，例如研发推广适应需求的精准气候保险类产品、建立全国——地方巨灾气候保险模型试点示范区等。

（摘编自刘毅《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人民日报》2021年8月24日）

唐代既是墓志创作的鼎盛期，也是墓志文体的重要变革期。唐代文学全面繁荣，多种文体均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为唐代墓志文体吸收其他文体之长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墓志文体发展至初唐，逐渐固定为单一、程式化的叙述范式，内容多歌功颂德，浮泛空洞，实用性与叙事性有余而抒情性不足。体式既定，难出新意，因而招致追求个性张扬、崇尚革新的唐代文人的强烈批判，激发出他们变革墓志文体的创新意识。而唐代文人往往多体兼擅，亦是唐代墓志文体得以顺利完成自我更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墓志虽也称颂逝者，抒发哀悼之情，但侧重叙述逝者的生平事迹; 而哀祭文虽也追记逝者的生平，但偏重于述哀，抒情色彩更为浓厚。唐代墓志文体多方借鉴了哀祭文悼亡述哀的抒情方式，使这一时期的墓志由传统的以叙述墓主生平事功为主，逐渐转变为叙述与抒情并重，极大地增强了墓志这一实用文体的情感张力。此外，唐代墓志经常借用哀祭文擅长运用议论的手法，以宣泄沉痛的悼亡情感，激起读者的共鸣，增强艺术感染力，深化作品的情感内蕴。无怪乎储欣盛赞韩愈《 李元宾墓志铭》“铭词与《 祭十二郎》相埒( 等同) ，皆言有穷而情不可终”。虽然储欣此言仅是说明二文因采用同一修辞手法，而达到了近乎一致的艺术感染力，但这可作为唐代墓志借鉴哀祭文的有力证据。

唐代墓志作家在墓志撰写过程中，有意纠正六朝以来墓志创作逐渐千人一面、缺乏人物个性的弊端，往往借鉴史传的人物形象塑造、唐传奇事实性虚构之法。墓志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传记，并非单纯的史实记录，它还需要表现传主的个性特征，彰显传主的精神风貌。也就是说，除史实的真实之外，传记还可以带有某种程度的虚构的真实，亦即叙述的真实。例如杜牧的《 唐故进士龚轺墓志》，二鬼诱使龚轺坠马而亡的叙写，奇幻而多姿，极具戏剧效果。

墓志作为一种应用于丧葬活动的实用文体，不仅有记载墓主家世及生平经历的序文，而且也有颂扬墓主功业德行的铭文。墓志的铭文部分一般采用四言韵语的形式对序文内容进行综括，以抒发伤悼之情。但墓志发展至唐代，富于创新精神的墓志作家们丰富了铭文部分的变化，四言之外，三言、五言、七言、杂言、骚体均有，如《王氏殇女墓志》等，这无疑是对诗歌艺术体式的吸纳。

( 选自李秀敏《 唐代墓志铭： 风流难掩社稷功》) ，有删改)。

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的《五经读法》、周永年的《先正读书诀》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已”，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只是把读书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如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一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黄振萍《传统中国的读书方法与意义》，有删改）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作为民族历史文化遗存，在漫长的岁月传承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例如本来是象征驱除侵害人类生活的力量与因素的仪式，在反复举行之后，就变得别有意味了。端午节就是例子。为避萌动的邪气，需沐浴兰草汤、采药、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这一人类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所有的节日都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清明节扫墓祭拜，是追念自家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通过人的行为方式流传下来的。但这些节日能够作为民族文化的物化形式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更依赖文学书写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和描写，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乃至只要提到某个节日，人们就会立即联想到某一首诗词或某一篇文章。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可以说，历代有关传统节日的文学作品，装点了传统节日，强化了民族的集体记忆，牢牢绾结起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里值得珍存的部分。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其结果是提高了人类掌握对象世界和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贪恋于高速交通工具和钢筋水泥的森林，就难以驻足花前月下，感受自然之美，以至于再好酒的人，也领略不到李白的诗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妙处。科学的去魅，使人类心灵里的形象世界日益干瘪无味。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就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变得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节日体系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毕光明《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

材料一：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表示，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认真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多环节、系统化减少粮食产后损失。

商务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会同相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制止餐饮浪费的法规，完善餐饮节约规范，研究制定褒奖节约、惩戒浪费的政策措施，将建立制止餐饮浪费的长效机制。

“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积极倡导合理、健康的饮食文化，大力破除讲排场、比阔气等不良风气，促进反对餐饮浪费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我们要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目前，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0公斤，比1996年的414公斤增长了14%，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209公斤增长了12600，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18年，谷物产量6.1亿吨，占粮食总产量的90%以上，比1996年的4.5亿吨增加1.6亿吨。目前，我国谷物自给率超过95%，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近几年，稻谷和小麦产需有余，完全能够自给，进出口主要是品种调剂。

2018年全国共有标准粮食仓房仓容6.7亿吨，简易仓容2.4亿吨，有效仓容总量比1996年增长31.9%。食用油罐总罐容2800万吨，比1996年增长7倍。规划建设了一批现代化新粮仓，维修改造了一批老粮库，仓容规模进一步增加，设施功能不断完善，安全储粮能力持续增强，总体达到了世界较先进水平。

(摘编自《<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

材料三：

要保证长期的粮食安全，关键是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需要的时候就能产得出、供得上。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表示，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粮食产能建设，围绕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突出抓好良田、良种、良机、良技四个关键点。

一是良田。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设好10.58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加快建设“一季千斤，两季吨粮”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到今年将建到8亿亩。

二是良种。近些年中国持续推进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四大作物良种联合攻关，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提高到95%以上，为满足人们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的需要，现在正加快培育推广高产稳产、多杭广适、品质优良的新品种，增加绿色优质粮食供应。

三是良机。目前小麦耕种收已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玉米机收和水稻机插环节还有一些薄弱点，正在加快科研攻关和试验示范。同时，针对中国地形地貌多样的特点，加快研发复合型农机装备、适宜丘陵山区作业的小型农机具。

四是良技。这些年，国家粮食增产主要得益于单产提高，科技发挥了关键作用。2019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200。今年将打造一批科技引领的示范县、示范村镇，建设100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继续开展绿色高质高效行动，推动农机农艺融合、良种良法配套，给农业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

(摘编自麦婉华《中国粮食安全调查》)

材料一

袁隆平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种田人”——中国一半以上的农田都种上了杂交稻种。民间一度流传，两个“平”让中国人吃上了饭：一是邓小平，二是袁隆平。他艰苦卓绝的研究为曾经被饥饿困扰的国家带来希望，国家的鼎力支持为他带来了盛名，持久不衰的盛名也给他带来了争议。

那么，真实的袁隆平是怎样的？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日日下田而已。”他的神坛下，是无数人的拭目以待；他的眼睛里，却只有秧苗摇曳的一亩田。他身上有科学家的固执，也有历史亲历者的豁达。对待外界的争议，他尽量选择消化于田间。其他的争议他不予理会，但关于超级稻，他绝不退让。

2014年10月，他在《环球时报》上发表题为“请别再向超级稻泼脏水”的文章，从历史发展、现实数据的角度对网友的质疑一一进行驳斥，承认有问题，但也绝不是一些“居心叵测”之人描述的那样，文章不卑不亢。结尾处他写道：“超级稻研究事关国家荣誉和粮食安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绝不会退缩。”

材料二

2000年，隆平高科要上市，想要使用袁隆平的名字。他没同意，后来多位国家级领导劝说，加上他考虑到隆平高科成立后，杂交水稻研究可以不再需要外国人投资，就同意了。隆平高科许诺每年提供200万元的科研经费，以及由姓名使用权换算而来的5%股本。许多人说袁隆平卖掉股份就能轻松拿到上亿元，他说：“我一分钱都不能卖，我一卖，隆平高科就垮掉了。人家会想，隆平高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他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

上世纪80年代他最负盛名时，湖南省组织部请他出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正厅级。他拒绝说：“我不适合当院长，意味着我要离开杂交水稻的研究岗位。”隆平高科成立不久，袁隆平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埋首新一轮超级稻的研究，他说：“我就是个‘过路财神’。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我们一生有很多东西需要坚守，如果浮躁了，就难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些事情，我们也要勇于放弃，必要的放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坚守。”

材料三

“失败那么多次，消耗那么多时间，究竟是什么支撑你？”记者问道。

他说：“讲大道理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我的好胜心，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

这便是科学家的本心，他们天然对获得答案有着强烈渴望。为了这种渴望，袁隆平错过了母亲的弥留之际，错过了儿子的成长，上世纪70年代里唯一一次请假还是妻子突发病毒性脑炎的时候。一连10天在医院照顾妻子，那是他在中年时代与妻子最长的一次独处：在病床前为她念诗、唱歌、讲故事……等妻子醒来，他又继续踏上了前往田野的路。

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 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 2018 年 1 月 3 日报道)

材料二：

2014一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玛，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摘编自新浪网 2017 年 12 月 28 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 5000 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 1000 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 超过 500 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 年 1 月 4 日报道)

1月8日，互联网上出现一篇题为《2010厦门马拉松，3小时以内作弊分析报告》（以下简称“网帖”）的帖子，指出今年厦门国际马拉松赛场上，有多人因高考加分、运动员等级晋级等目的，采取作弊手段获得好名次。其中最夸张的是，6个人冲刺却带来11个参赛成绩。

记者从厦门国际马拉松赛组委会竞赛部获悉，的确有人在比赛中舞弊，目前多数作弊者已被查出，并被取消了成绩和名次。在厦门马拉松官方网站上，排名前100名的选手中已有约30人被取消了成绩和名次。

据组委会竞赛部负责人、厦门市体育局副局长何玺介绍，早在比赛刚刚结束之时，组委会就发现了存在个别违反竞赛规则和规程的行为。有的选手一个人佩戴两块甚至更多计时芯片，蘀人参赛；有的参赛者则费尽心机偷乘交通工具，以获得更好的成绩等

连日来，组委会一直通过照片、录像等多方进行调查取证，并对前100名中的作弊者作出了严厉的追查。“不排除个别参赛选手、个别运动队受某种利益驱使，在比赛中舞弊。”

材料一：

调研发现，当前，一些青少年产生了好逸恶劳、嫌贫爱富、不劳而获等不良心态，折射出当前劳动价值观的缺失和异化。现将表现列举如下：

现象一：好逸恶劳、嫌贫爱富，不尊重劳动和普通劳动者。受社会不良风气以及家庭教育不当影响，一些孩子从小形成了“劳动分贵贱”的错误价值观。以前的孩子谈到理想，大多数是说当科学家、老师、医生等，现在的孩子不少是说想当老板、明星、像巴菲特一样的股神等，因为“又光鲜又亮丽又多金”。“谁都渴望有一份不脏不累还挣钱多的职业。”一名中学生告诉记者。

现象二：小皇帝、小公主层出不穷，“老儿童”“巨婴”越来越常见。南方某地一名小学三年级学生参加为期一周的军训，竟然7天没有洗澡、更衣，原因是怕洗衣服。一位小学教师曾对100名小学生做了一项关于是否在家做家务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的学生只是偶尔做，大约5%的孩子从来不做。

现象三：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在青少年中存在苗头倾向。当前，大中小学生超前消费的苗头已经显现，中小学生使用奢侈品、高档化妆品的新闻频现报端，大学校园贷、裸贷案例层出不穷。南方某大学学生小于的微信朋友圈“晒图”，各种大牌化妆品琳琅满目。她向记者出示了其中一个月的账单：滴滴打车1174.87元，外卖订餐2218.69元，网购4513.85元。支撑如此高的消费，一些大学生并没有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挣钱。

现象四：不思进取，青年“啃老”现象日益凸显。相关问卷调查显示，多数青年更看重的是经济收入水平。在工作中，一些90后青年职工工作主动性较差。一些年轻人除了手头的任务，不会再去积极承担其他工作。随着城乡经济条件的改善，一些大中专毕业生不就业或慢就业的情况比较常见。如果找不到“不苦不累，冬暖夏凉，坐办公室”的工作，有些青年宁可回家“啃老”，每天在家上网打游戏，或者拿着父母的钱周游世界，吃喝挥霍。

现象五：“年轻人宁送外卖不进工厂”，职业教育没有吸引力。高职院校招生困难，职校毕业生不愿进工厂，青年择业就业观扭曲，工匠流失严重。当前，选择职业教育的基本是考不上普通高中的孩子，被认为是差生。以广东为例，接近50%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中职学校学习，其中大约30%的中职毕业生能升入高职院校，只有10%的高职毕业生能升入应用型本科院校深造。

同时，由于社会分配结构问题，产业工人收入不高，社会地位也不高，导致职业教育没有吸引力。记者采访中发现，珠三角、长三角企业频现“用工荒”，制造业一线工人出现年龄断层，年轻人寥寥无几，中年人往往来去匆匆。大量产业工人从制造业流向快递行业，工匠流失现象严重，而这些工匠恰恰又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最缺的人才。

（摘编自王莹、郑天虹、蒋芳《“巨婴”越来越常见部分青少年劳动价值观异化五大怪象》，有删改）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把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体要求，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强调必须建构劳动教育的目标内容体系、教学实施体系和保障体系，全面落实“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组织好形式多样的劳动实践。加强青少年学生劳动教育是一个关乎人才培养和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课题，对促进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国民综合素质提升以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都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提出，劳动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自身。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中进行的，个人不是孤立的劳动，个人的全面发展仍然要在社会劳动和社会实践中获得。可见，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是包括劳动能力、才能、兴趣、志向、道德品质等在内的综合发展。把“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一科学论断，充分说明了劳动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同时，由于劳动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概念。随着科技的进步，劳动的内涵也在逐步延伸与拓展，对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不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而这一切，又会综合作用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我们的劳动教育必须跟上这一趋势，进一步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针对劳动新形态、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结合学生生活环境的变化，更新劳动教育观念，拓宽劳动实践渠道，丰富劳动教育内容，改进劳动教育形式，全面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这是新时代给劳动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同时也是劳动教育在新时代所应有的价值呈现。

(摘编自邹兹(关于加强新时代青少年学生劳动教育的若干思考——基于上海市青少年劳动教育40年的实践与研究》，有删改)

材料三：

劳动教育必须基于成长规律，考虑阶段性发展。同样是煲汤，低年级学生学习怎么搭配食材即可，高年级学生可进一步了解背后的饮食文化、地域差异、历史知识等。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课程教材研究室副主任邹立波认为，劳动教育应区别于学科教育，又渗遗于各学科中。比如，可以和已有的社会实践活动课程结合，并在常规课上提倡多动手。项目内容上，劳动教育可以结合地域特色，各地风俗习惯、传统工艺等都值得去了解。此外，城市有动植物园、农村有农耕田地，加上各类职业学校、蔬果基地等，城乡学校各有发挥空间并能相互补充。

广州市荔湾区龙津小学校长李红建议，充分调动社会资源，走出校门，“打破”围墙，“人人都是劳动教育老师”。同时，还应积极引导家长参与，除了多指导孩子做家务、营造劳动氛围外，还可以到校传授自身职业技能。

(摘编自丁乐、郑天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劳动教育为何“热”起来》，有删改)

【材料一】

据新华社电 国家汉办昨天在京宣布，将组织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共同翻译“五经”，并计划在三年半内首先推出英译本。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我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

昨天上午，由国家汉办组织成立的“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国家的30多位知名学者，将在3天会议期间具体商讨翻译的进程安排。

据国家汉办主任许琳介绍，在几位知名中外学者的倡议下，2008年夏，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

许琳指出，“五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迄今为止，一套适应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了解中国文化需要的多语种“五经”译本却不存在。“我们必须出版一套全新的现代译本，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才能被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并真正接受。”她说。

（摘自《京华时报》）

【材料二】

施舟人领衔主持译“五经”

朱静远

因为缺乏现代译本，堪称“中国儒家文化原典”的“五经”始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国家汉办近日宣布，将组织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共同翻译“五经”，并计划在3年半内首先推出英译本。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中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是此次“五经”翻译项目的主持人。记者日前采访了施舟人。

是中国重要文化遗产

记：为什么会选择翻译“五经”？它似乎并不是中国特别通俗的读物。

施：所谓“五经”，是对《诗》《书》《礼》《易》和《春秋》的约定俗成的叫法。“五经”是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典籍，它们的起源大多早于后来被称作“儒家”的学说。两千多年来，它们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是中国思想体系形成和帝国体制建立的主要理论依据，也是很多世纪以来国家科举取士的考试科目。

很多外国人读过中国文学的译本，但他们却不了解“五经”，甚至根本买不到“五经”的译本。

从年代、文化背景来看，“五经”和世界其它重要文明的经典有相似之处，但它最大的特色是与人有关。《圣经》、《古兰经》等都是关于神的作品，而“五经”是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的代表作，有很多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思想、观点，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化遗产之一。

多次呼吁翻译“五经”

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五经”的？

施：上世纪70年代，在国学界与季羡林先生一起被称为“北季南饶”的饶宗颐先生在我执教的法国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恰逢法国政府出资设立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当饶宗颐先生看到项目中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时，年过六十的他流泪了：“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

饶宗颐先生的眼泪使我深受震动，看到这种情况，每一个相关的人，每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会感到不安，我心中翻译“五经”的愿望也越发强烈。

在后来的30多年中，我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到翻译“五经”的重要性。2008年，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接受了我的建议，经过多国学者参加的评审会，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

需要各方面专家参与

记：“五经”翻译有怎样的重要性？

施：我对重新翻译“五经”的评价是：责任很重，难度不小。每一个学者的翻译都有其个人的色彩在内，因此要成立“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在国内学术界、国际汉学界相关领域聘请杰出学者担任委员会成员。关于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国内外的学者都会参与进来。

记：“五经”翻译对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帮助？

施：“五经”推广到国外一定会对想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有帮助。“五经”的翻译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就像洗手，两只手互相揉搓才会干净，但你可能不知道究竟是哪只手帮助另一只手洗干净的。

【相关链接】施舟人，生于1934年，曾师从康德谟和石泰安先生研究中国道教史，以研究中国道教而驰名于国际汉学界，是国际上第一个提出建立文化基因库的人。现为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中国福州大学特聘教授。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