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是中国现实题材女性小说重要的母题之一。21世纪以来，传统纸媒现实题材女性小说中的成长母题，在公众的视线中不太受到青睐。但是，随着网络文学的繁荣，成长母题受到众多网络女作家和读者的喜爱，成为网络女性小说中颇为常见的一个创作母题。它延续了传统纸媒现实题材女性小说的部分创作特色，并借鉴传统通俗文艺的一些创作理念和技巧，同时又结合网络文学作为互联网文艺形态的新特点，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与叙事策略。

不少的网络文学作品创作心态以群体化为主，尽量淡化个人色彩。传统纸媒现实题材女性小说在涉及成长母题时，作者所追求的大多是个人化的创作，其作品往往是在共性中凸显个性，所传递出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命体验、言说方式等，几乎都烙上鲜明的个人印记。但是，在现实题材网络女性小说创作中，则与之迥然不同。群体化的创作心态是最为普遍的，强调的是时代共性、群体记忆与感受书写，个人色彩被不同程度地淡化甚至隐匿了。在成长模式设定和女主人公形象塑造上，虽然大多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但同时又偏重于在女性日常生活的叙述中，描写普通人的不普通历程、平凡者的不平凡之处。如此处理成长母题，可以减少抗拒性阅读、吸引更多读者，且使读者能够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共鸣感，同时也可以规避作者真实生活经验欠缺的短板。这在以女性成长经历为脉络，着重反映时代风貌、折射历史变迁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南山村致富日常》讲述了大学生杜善薇放弃城市生活，返乡创业，带领村民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业，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故事。杜善薇的个性和现实的复杂性很少被提及，故事主要关注的是在新时代感召下奋发有为的女性所具有的共性，还有当下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变的、具有普泛性的一些鲜活图景。

一些网络文学作品注重建构符合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女性成长之路。成长母题在传统纸媒现实题材女性小说中，创作对象常常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有去道德化语境中欲望的坦露，以及超越法律和道德去探讨人性的复杂与扭曲，从而也引发此类文学作品使命感缺失的讨论。对于现实题材网络女性小说来说，阅读对象才是最重要的，故而都会让女性的成长之路符合法律与道德规范。

在现实题材网络女性小说中，成长母题上述模式与策略的书写特点，使其能够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故事内容和表达方式，向年龄层次、知识结构参差不齐的庞大读者群体，宣扬正面的价值导向和道德观念，是其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也容易导致故事的套路化和人物的扁平化，所反映的生活和时代流于表面化、碎片化，陷入一种模式化的创作困境，只是换个地域、换个人名、换个桥段的简单重复，缺乏更深层次的体悟和思考，难以出现真正触及灵魂的经典之作。针对这些缺陷和不足，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更多的营养，不断推进成长母题创作的横向拓展与纵向深入，是今后现实题材网络女性小说创作应该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摘编自王萌《网络小说激活女性成长类型书写》)

唐朝在与世界各国交往的过程中，主动承担起当时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和义务，在大多数情况下赢得了各交往国民众的信任与尊重。

相对于盛唐时代的综合国力来说，唐朝前期的财政经济还有一些困难，但是由于唐太宗君臣处置得当，还是比较顺利地解决了打通西域进而连接欧亚世界体系的问题。唐高宗时期，随着国力的加强，唐朝加强了在高昌以西的天山南北地区的统治力量，疆域也不断拓展。显庆三年(658)唐朝打败西突厥汗国，把安西都护府从西州移到龟兹。唐朝在7-8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掌握着中亚地区政治军事的控制权和丝路交通线东段的主导权。

从贞观到开元年间，唐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包括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进而支撑起其在欧亚大陆东部的大国和强国地位，并发挥着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作用。

唐朝与外部世界加强交往的动因并非如秦汉帝国一样源于军事抵抗或征服，而是具有强劲的内部原生动力。这种动力很大程度源自唐朝开放进取的社会心态。唐朝开展对外交往的背景是，此前南北朝多个政权的分立和隋朝的短暂统一，各个分立政权在世界舞台上相对弱小；业已完善的连接拜占庭和东亚世界的中西贸易网络，由中亚各粟特政权所主导。对于唐朝来说，一个繁荣发达的中西贸易网络近在咫尺，只要控制了通往西域的交通主导权，就能够进入到这个贸易网络托起的世界体系之中。从种族与文化上都与突厥等北方民族进行了高度融合的隋唐时代的政权与社会，与中亚地区以粟特人为主的“胡人”社会之间并无大的隔阂，隋唐政权对于了解外部世界进而重组贸易体系具有强烈的愿望。

唐前期几代君主对外部交往的强烈愿望，实际上是当时开放进取社会心态的集中反映。诗文和笔记小说反映的情况，以及大量出土的外来器物包括拜占庭和波斯的钱币、玻璃器以及粟特金银器等，都表明唐朝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对外来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正是这种开放进取的心态，使得唐朝迸发出强劲的对外交往原动力。

唐朝对外交往的繁荣，体现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不仅在交往的地域上跨越亚欧大陆和东西洋，在交往的原则上也能做到无论种族与文化，一视同仁，互相尊重。尤其在文化交流中做到有出有进，双向互动，在输出自身律令礼仪与文化典籍的同时，大量吸收世界各国的宗教与艺术。唐朝君臣在对外交往和现实生活中能够抛弃中华与夷狄的隔阂，尊重并吸收各国的文化习俗，尊重各国的法令，《唐律》对涉外案件的处理作出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都表明，唐朝对外来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心，在唐朝生活的外国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介入深广，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帝国”。中国之所以在唐朝时期出现如此博大恢宏的世界主义胸怀，与其经过长期民族融合和剧烈阶层升降而形成的多元社会结构和包容社会心态密切相关。

(摘编自《唐朝对外交往的世界格局》)

中国古文明也主要孕育于黄河流域，新近考古学的发现，确实扩大了人们认识中国古文明和文化（如长江流域）的眼光和视野，但黄河文明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这一说法依然能够成立。

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的起源非常久远和古老。传说和早期中国古文本有许多记载，许多考古新发现又提供了大量新证据。早于夏代、比传说的五帝时期更早的文化很多就发生在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大致处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具有高度的创造性。经过史前文明、传说的五帝时期和三代的长期演变、积累，在春秋战国的大转变中，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这是一个最具创造性的时代。一批开明的政治家管仲、吴起、商鞅等，既是政治革新的担当者，又是新思想的创造者和提供者。诸侯国家竞争和需求催生了一个新的士阶层。“士”的自由流动和自主选择，使他们周游于政治和思想创造的广大空间中，他们都成为百家子学的创建者和重要的发展者。其创立的思想文化的丰富多样和复杂深刻，令人惊讶。人们一定会问，黄河文明和文化从三代到春秋战国为什么既主要是起源于黄河流域，又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实现了伟大的创造。简单说，这不仅是受惠于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空间，更因这一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中心，人们称为国都“政治圈”。这正好解释了作为政治的参与者和思想的创造者的东周士阶层为什么主要出身并分布于这一广大的地域中。

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黄河文明和文化具有很强的传承性、连续性，同时在质和量上又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整体上的连贯性和差异性，反映了它的包容性和竞争性。从秦汉开始的帝国文明和文化为什么也在黄河流域展开，同样，除了它的地理条件外，同它主要是帝国的政治中心有很大关系。从秦到北宋，帝国的都城主要是在黄河中游的咸阳、西安和黄河下游的洛阳、开封。帝国虽然经历了魏晋的分裂和南渡的东晋及南北朝，但黄河流域仍然有政治和文化上的中心性。这使得黄河文明和文化前后既表现出差异，又具有统一性和绵延不断的连续性。

黄河文明的思想文化、哲学、学说、观念和信念蕴含着一系列为中国人提供动力和创造的重要精神和重要价值。如它以孝敬亲人始，扩大到爱人、爱物，主张普遍的人类共情和爱心，具有仁爱的普遍精神与价值；它反对财富的独占和土地集中，追求以“均贫富”和“耕者有其田”为核心的经济安排与共同生活愿望，具有强烈的正义、公正精神与价值；它相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主张顺应“民意”，以德为本，行王道而治，主张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主张贤人政治和君子社会，具有强烈的人民本位精神和公共理性；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天下使命感和责任感精神等。

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就像历经沧桑而又坚韧自新的中华民族那样，既古老又常新。它的一系列精神与价值，对当今中国的复兴和再创造，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是无限的源头活水和精神资源。

（摘编自王中江《大河文明的思想创造》）

①历史上的文人雅集有很多，流传至今令人神往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东晋绍兴的“兰亭集”，另一个便是北宋汴京的“西园雅集”。读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可知，那时“都城士大夫有园圃者，每岁花时必纵人游观”。每年元宵节过后，东京汴梁市民都有游园探春的习惯：“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并纵游人赏玩。”《东京梦华录》还列举了汴京人赏玩的园圃名单，其中既有宋太祖大宴群臣的玉津园等皇家园林，也有王太尉园、李驸马园这样的私家园林。

②其实洛阳的私家园林更为著名。唐时洛阳园林已多达千余家，后多数毁于五代战火。北宋文人在这些废园之上悉心重建了新的园子。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所写的《洛阳名园记》，记述了19处名园，成为我们今天追溯当时景况的珍贵文献。这些园林各具特色，其中的文人园林已相当显眼，比如大字寺园是白居易的旧园，独乐园是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地方。

③北宋之前的园林是权贵阶层财富与势力的象征，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北宋的文人园林走出了另一派风格，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小园小山，便可达到老庄思想中逍遥游于物外的境界，成就了中国独特的园林美学。比如司马光的独乐园，“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弄水、种竹轩者，尤小。曰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然而这样的小园，却颇为世人欣慕，以此为题的诗文也风行于世。所谓构园必题名，司马光的园子名为“独乐”，体现了他的价值取向：“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框，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

④苏州的沧浪亭亦然。今天我们去参观沧浪亭，依然觉得这里一步一景移步换景，亭台水榭相得益彰，假山古木妙趣横生。不过我们最在意的也许还是它背后的故事。北宋庆历四年新政失败后，苏舜钦在汴京遭贬谪，翌年流寓吴中，见孙氏废园，以四万钱买入，在北面筑亭，名“沧浪亭”，取屈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之意。他自号沧浪翁，作《沧浪亭记》，并常与欧阳修、梅尧臣等作诗唱酬往还，沧浪之名遂传播甚远。苏舜钦去世后，此园多次更换主人，元代时已废为僧居，但大家始终不忍其真正荒芜。1927年，吴郡画家吴子深慷慨出银，新中国成立后，苏州园林修整委员会又对其进行修葺，1955年正式对外开放。如今，沧浪亭作为苏州最古老的园林，与狮子林、拙政园、留园一起列为苏州宋、元、明、清四大园林。

⑤除了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北宋文人的造园热情随着他们的外放足迹在苏州、南京、济南、杭州等城市延续。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苏轼笔下的超然台、王安石笔下的半山园、范仲淹笔下的岳阳楼……这些古建筑都有与之相关的诗文典故流传，因而被后人分外珍惜，屡废屡建，成为今天仍能惠泽我们的文化遗产。

⑥宋代文人对于中国园林的影响是深远的。“亭中待月迎风，轩外花影移墙”，造园如作诗文。“远山无脚，远树无根，远舟无身”，这是画理，亦是造园之理。诗情画意的园林在宋代真正得到了发展。建筑学家曹汛在《中国造园艺术》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先后有三批人将诗情画意写入亭园：一批是山水田园派诗人、散文家，他们以诗文描绘自然之美，也以此主导园林建造；第二批是画士，他们崇尚具象之美，对园林进行精细的布局和摆设；最后一批人是职业造园匠师，在园林艺术形成后，将之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深耕细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本是造园的八字真言，但这个最高准则在后世逐渐被固化，越来越没有了文人园林的灵动。

⑦今天我们感觉一些园林匠气较重、缺乏神韵，与古代名园不可比。也许造园的人需要多一些超然台上的超然、沧浪亭下的清旷、独乐园里的逍遥，才能造出具有诗情画意的园林。

（摘编自闻白《宋代文人园林的神韵：会心山水不在远》，有删减）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里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至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出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生活经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文学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等。而这当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与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明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是也还需要作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创作中去。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篇幅几近短篇，却也创造了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他幽默地说：“我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

阳明弟子黄绾将王阳明的学术概括为“三大要”，即“致良知”“亲民”和“知行合一”。其中，“亲民”为王阳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既是其对心学的重要贡献，也是王阳明心学区别于程朱理学的重要特征，体现着王阳明一生的执政理念。

虽然王阳明称“政良知”是其“一生之精神”，后人多将“知行合一”视为其思想的核心，但在王阳明自己看来，无论是“知行合一”还是“致良知”，都是为“亲民”，并特别提出“政在亲民”。可以产，“亲民”“政在亲民”，实为王阳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但往往为后人所忽略。

王阳明通过徐爱等弟子及《传习录》。将自己的观点传播出去：一方面，所谓“亲民”，就是孟子“亲亲仁民”之意，“亲之”和“仁之”，“亲民”也就是“仁者爱人”。孔子说：“修已以安百姓。”“修已”就是《大学》中的“明明德”，“安百姓”就是《大学》中的“亲民”。另一方面，所谓“亲民”，就是“爱民”、安百姓，就是关心百姓的生计疾苦。王阳明特别告诫徐爱：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拟“老佛”。如果只是“明明德”，那就停留在“老佛”的层面；既有“明明德”，又“亲民”，这才是孔子的主张，这是“圣人之道”和“佛老之教”的根本区别。

“亲民”还是“新民”，既是王学和朱学的学术分歧，也是他们执政理念的分歧。应该说，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都是既主张关心民众的物质生活即“养民”，也关心民众的思想教化即“教民”，但是，哪个处于第一位、哪个处于第二位，却关系执政理念的不同。这也是先秦儒家和法家以及此后儒家学说中不同流派的重大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问题。王阳明及王学首先关心的是“物质”，是“养民”，故有“亲民”之说；程朱及朱学首先关心的是“精神”，是“教民”，故有“新民”之说。

在王学“三大要”中，最早提出的是“知行合一”。那么，“知行合一”灵魂或真谛是什么？关键在于对“知”的理解。王阳明在给学生陆澄的信中，对此做了明确的阐释：“《易》谓，‘如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说，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说清楚）也。此知行之所以二也。”“知行合一”的“知”，指的是“良知”，是“此心之本体”。这才是其核心或灵魂；“知行合一”的“行”。是“致”，是达到“良知”的功夫。

自从揭示出“致良知”这个“一生之精神”后，王阳明就比较少说“知行合一”了，因为“致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涵盖了“知行合一”。使“知行合一”从根本上区别于“格物致知”。而王阳明的学说，也只有在“致良知”提出之后，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真正有了自己的“精神”。有了“致良知”，不但为“知行合一”注入了灵魂，也使“亲民”在“王学”中的地位清晰起来。

有学生向王阳明“问政与学之要”，王阳明明确指出，明德即是“良知”，“明明德”即是“致良知”，“良知”与“亲民”本为一体；作为“体”和“本”的“明明德”“致良知”，与作为“用”“末”的“亲民”“政在亲民”本为一事，是一个整体，如树之干和树之梢，并无轻重之分。“明明德”的目的是“亲民”，只有“亲民”才能体现“明明德”，“致良知”的目的是“亲民”，只有“亲民”才能体现出“致良知”（王阳明《大学问》。

所以，在王学“三大要”中，“致良知”为体，“亲民”为用，体、用本为一事。“知行合一”的“知”既正对事物的认知，更是自我的“良知”；而且，“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与“致良知”一样，“知行合一”为的也是“亲民”。否则，无论是“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皆非“真知”。

（摘编自方志远《“亲民”：王学要义所在》）

“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来的。他在《文史通义》篇中评价创作了《通志》的宋代史学家郑樵：“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司马迁著《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看来，历史是在变化中进行的，《史记》正是呈现出了这种变化。《汉书》作者班固对司马迁多有微辞，但他也肯定“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在班固之后《汉纪》的作者荀悦和《后汉纪》的作者袁宏，都把“通古今”作为历史撰述的宗旨或原则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的《汉书》是纪传体皇朝史，荀悦的《汉纪》、袁宏的《后汉纪》是编年体皇朝史，它们都不是《史记》那样贯通的历史著作。他们强调“通古今”的必要性，一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宗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二是“通古今”也是当时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王充指出：“‘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荀悦等史家所倡言的“通古今”并非一定是要体现著作内容上的“通古今”，而是重在对现实的关注。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最全面的通史撰述，梁武帝的《通史》则是最早以“通史”名书的通史撰述，它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史学上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南宋史学家郑樵是阐发史学之追求——“通”的名家，他的《通志》是这方面的名作。首先，郑樵强调“会通之义大矣哉”，他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撰述宗旨并在书志领域有重大发展。其次，郑樵竭力批评班固，认为其“全无学术”“断代为史”，“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应当指出，郑樵把“会通”与“断代”对立起来的看法，在史学发展上是不能成立的。

要理解“通史家风”的核心内涵为何，必须回到古代史学家对“通史”的理论认识中去。“纵通”，即贯通古今，追源溯流。杜佑撰《通典》，上起黄帝，下迄唐天宝之末，是典制体通史的代表作。其“纵通”的特点非常鲜明，即“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会通”是郑樵极力提倡的作史方法，其“会通”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献资料的“会”，即广搜材料；二是古今历史的“通”。“横通”则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内容的考量与论述。

其实，当我们以“断代为史”为参照审视“纵通”“会通”和“横通”，就会发现，文献资料上的“会通”和历史内容上的“横通”都不足以反映“通史家风”的主旨，因为断代史家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两点。在中国史学史上，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只要是优秀的史著，都需要广泛占有文献资料以及反映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这样才能留传后世。可见，“通史家风”是围绕“通古今之变”而形成的别具一格的理论体系，“通古今之变”是“通史家风”的真正精神内涵，是真正的通史精神。

历史上对一些史事的记述常有曲直、是非之分，只有在通史编纂中才能做到“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历史上对同一史事的记述也存在详略不同，以致“首尾交错，互有出入”而产生“抵牾”,这种情况也只有在通史的编纂中“统合为编”,定其去取，以提出一个合理的说法。从史学史上考察，某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往往是通史著作提出来的，并在学术史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笔谈》）

【推荐2】陶渊明——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和艺术化人生的具体表现。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是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挨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而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观里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

事实与价值

① 今天的知识人都知道“这是银元”是个事实判断，“银元是好东西”是个价值判断。我们有时的确需要区分事实与价值，但不宜把事实和价值截然分开。

② 要弄清楚事实和价值的关系，不妨从“事实”和“事情”的区别说起。我们总是从静态说到事实的，事情却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我们说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事情正在起变化，事情的经过一波三折，事情终于过去了。然而，事实却不发生，也不发展、结束或改变。“事实”这个词儿有很强的证据含义，我们确立事实，是为了解释什么，证明什么。事实是静态的，这跟事实的证据含义有关——证据当然不能一时这个样子一时那个样子。

③ 我们不妨把世上的事情比作树林，把事实比作木材。树木生长、壮大、死亡，树根长在泥土里，又跟别的树的根系纠结在一起，枝叶互相交叉，又有藤蔓缠绕其间。我们要打桌椅、盖房子，跑到树林里，伐下合适的树，截成立柱和檩子，制成木板。树是自生之物，事实是有用之材。我们从自生之物取有用之材。我们从林林总总的事情那里选择、截取事实，为某种看法提供证据。

④ 既然事实是从实际发生的事情截取而得，我们自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截取。“李四打了张三一拳”是个事实，但这可能是从“张三先打了李四两个耳光，李四回了张三一拳”截取下来的。由于截取的角度、长度、密度不同，同一件事情可以提供颇不相同的事实，有时甚至会“歪曲事实”。世界上每天发生无数多的事情，要论证某个结论，何须编造事实，两个人挑选的事实不同，足以引出完全相反的主张。

⑤ 那么，把所有事实都陈列出来如何？在法庭上，不仅要求“所陈述的都是事实”，而且还要求所提供的是“全部事实”。然而，我们肯定无法从字面上穷尽“全部事实”。所谓“全部事实”，说的是全部相关事实。

⑥ 我们为了论证什么才确立事实、寻找事实。事实的主要身份是证据。在有些领域，有些场合，我们需要从证据和结论的关系来看待世界。典型的是法庭和科学研究。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总是在提供证据，所以，事实和价值通常是连在一起的。“他跳进火海去救战友” “他骗走了他妹妹的钱”，这些话是在陈述事实抑或作出价值评判？根据同样的事实，你我还可能做出不同判断。检视同一块化石，你判断是鸟，我判断是恐龙；根据同样的情报，你主张进攻，我主张按兵不动。但判断不同，并不意味着你我把自己偏好的价值贴到事实之上，而是把同一个事实跟不同的情况联系了起来。             

⑦ 事实是判断和论证的理据，它因此已经有了价值，我们也的确经常说到“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发现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事实”。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说事实本身并无价值呢？宽泛地说，人们说事实本身并无价值，可能是说它只具有工具价值。弓箭因为能够用来射鸟射兔而有价值，改用火枪来打猎了，弓箭就没价值了，或只剩下博物馆收藏的价值。在较为具体的意义上，人们把事实和价值分离开来，大概是要说明，无论你持有何种价值观，事实还是那个事实。

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并不把也不必把天下的事情分成事实和自己的感受。然而，为了特定的目的，我们需要把事实和自己的感受分离开来。在甲方看来，张三偷了李四的钱，乙方却不这么认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事实是：张三未经李四允许就从李四那里拿走了1000元。这个事实可以被解释为张三偷了李四的钱，但也容许其他的解释，例如，张三和李四是极好的哥们儿，你用我的我用你的一向不用事先打招呼。法庭要求证人尽可能屏蔽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只陈述事实。学术与科学以相似的方式专注于事实。

⑨ 并没有两个世界，一个事实世界，一个价值世界，我们也不掌握把价值贴到事实上的魔法。倒是为了特定的目的，我们有时需要把一些事情从流变不息又充满爱恨情仇的世界中切割出来，确立为事实。在这些情况下，在特定的意义上，事实与价值相分离。

材料一：

非典中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北京市人民医院。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222人感染，包括93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盖白布的病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带我去看了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传给了妻子儿子，想尽办法只能找到一个医院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我“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当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我只不过隐约感到怪异，仅此而已。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摘编自新闻记者柴静传记集《看见》）

材料二：

非典报道经历了从瞒报到高度透明化的历程，这表明新闻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从“如何包”转到了“如何报”，从内容控制转到了方向调控。在传统机制下，一些新闻主管部门认为消极信息容易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和社会动荡，因而媒体在信息流通中实行严格的把关制度，侧重于“包”不重“报”。中国传媒对于危机报道的典型做法是在保守的方针下，采取低调而务实的报道模式。应该说这一传统是在建国之初就形成的。当时中国面临国内外的险恶局势和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需要以正面宣传为主，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实行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封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其前提是资讯手段的不发达，信息渠道的单一。

这一做法延续到今天则并不合适：一方面当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公众的信息需求扩大，对知情权的要求日趋强烈；另一方面通讯技术不断发展，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传播学认为，流言的流传程度=事件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如果媒体继续采取沉默的态度，既达不到封锁信息的目的，又缺乏权威的消息。社会舆论主体缺位，必然纵容了流言的传播而破坏社会稳定。从管理学上看，传统新闻管理侧重微观的内容管理，而非方向性引导，而由于内容管理的庞杂，必然导致信息传送的滞后，造成舆论主导真空，流言乘虚而入，反而容易引起恐慌。此次“非典”事件前期的抢购风波验证了这一点。

(《“非典”事件对新闻改革的影响》)

材料三：

“非典”时的政府扣押信息、“媒体集体失语”等观点，与事实不符，是站不住脚的。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3条规定，在暴发严重疫情时，媒体在对外通报前须征得卫生部的同意。我们需要强调，记者应当依法报道。由此可见，所谓非典期间“媒体失语”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第一个环节的卫生部门出现了“故障”。

事实也的确如此。“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这句俚语，可以非常形象地形容2003年3月和4月中上旬中国社会的特殊状态。在医学界，北京的洪涛院士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为衣原体”，而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南方专家却坚持认为是冠状病毒。双方对SARS病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从科学研究角度看，这是非常正常的。然而，从当时SARS迅速蔓延的紧迫形势看，人民群众急切地想要知道非典的病原信息。对此，当时的媒体都没有报道。不是媒体不能报道，也不是什么力量控制媒体不准报道，而是所有人，包括媒体和卫生部，都必须等待专家们的最终判断。由此可见，由于SARS复杂病因引发的医学争论，才是造成所谓当时“媒体集体失语”的真正原因。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SARS的病原体。洪涛院士随即也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至此，争论结束。4月20日，国家卫生部门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非典”疫情。接着，新闻媒体也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急切盼望信息的广大受众。

（摘编自尹韵公研讨会主题发言稿《对非典时期新闻传播的再反思》）

人工智能已经在国外的媒体行业大显身手，国内的AI+新闻进程也渐渐起步，人工智能

（摘编自人民网，2019年1月17日）

中国企业的排名上升是因为政府推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中国2018年共计申请3万项人工智能公开专利，大约较5年前增加10倍，达到美国的2.5倍。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在2015年就已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按领域来看，中国在人工智能专利领域的增长主要来自电子商务、数据搜索和语言处理等领域。图片处理专利表现尤其强劲，达到1.6万项，达到美国的4倍。中国在人脸识别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项技术可以通过视频中的画面判断人的身份。中国的专利有95%提交给国家知识产权局，但很多企业也都瞄准了海外专利申请。作为一个相对新颖的领域，人工智能比生物科技等传统领域更容易获得专利。

（摘编自《中关村在线新闻资讯》，2019年3月11日）

与微软小冰智能对话、看AI（人工智能）合成主播播报新闻、用智能医生“沃森”治疗肿瘤癌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人工智能已逐渐渗透到各行业各领域，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变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这是自2017年“人工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后，连续三年被写入报告。这无疑预示着，人工智能将在未来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应用。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表示，人工智能发展至今，开放是走下去的必要条件。只有把更多的数据、运算力、技术汇集在一起，才能够展现出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足够宽的赛道。”李彦宏说，比竞争更迫切的，是找到更多创新点，创造更多价值，让技术更好地造福社会。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3月II日）

一是明确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统筹各方力量，加强相关研究，以老百姓的美好生活为终极目标，兼顾行业创新发展，明确人工智能在安全、隐私、公平等方面的伦理原则，制定人工智能伦理的指引性文件，对涉及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问题进行评估和指导。二是强化领军企业担当，加快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落地。在信息推荐、自动驾驶、虚拟现实等热点领域，推进企业引领示范，在产品设计和业务运营中贯彻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让人工智能提供的信息和服务帮助人们成长，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同时，鼓励企业探索解决实践中产生的人工智能伦理新问题，共享行业经验，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和伦理的协同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三是加强国际交流，引领行业发展，凝聚全球共识。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研究和制定，及早识别禁区，吸收和弘扬“以人为本”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让技术创新更好地造福人类，为国际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贡献中国智慧。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9年3月11日，李彦宏委员的发言原文）

材料一:

置身松树挺立的茫茫林海，人们很难想象，半个多世纪前，这里还是荒僻苦寒之地。塞罕坝林场人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坚持植树造林，建设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百万亩人工林海，森林覆盖率达到80%。如今，塞罕坝每年为京津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2.3亿多立方米，释放氧气57万多吨，成为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

塞罕坝地处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南缘。1962年，原国家林业部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3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林场创业者满怀激情，从四面八方毅然走上塞北高原。建场初期，塞罕坝气候恶劣，沙化严重，缺食少房，偏远闭塞。塞罕坝人坚持“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吃黑莜面、喝冰雪水、住马架子、睡地窨子，顶风冒雪，垦荒植树。他们不畏艰难，愈挫愈勇，克服了一个个困难，让绿色在高原荒漠生根、蔓延。

2017年12月，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刘海莹和林场副场长于士涛、林场退休职工陈彦娴，代表三代林场建设者前往肯尼亚内罗毕领奖。陈彦娴说:“我们为自己能够亲手创造一个绿色奇迹而感到无比自豪。”

（摘编自《续写塞罕坝绿色传奇》，《人民日报》2018年12月8日）

材料二：

在高寒荒漠上，塞罕坝经过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卓绝奋斗，造出百万亩人工林海。为京津筑建一道防沙源、涵水源的绿色长城。塞罕坝精神，不仅是一份坚守，更是一种感动，还是项举世震撼的伟大事业。

塞罕坝林场有句老话叫“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从第一代塞罕坝人艰辛奋斗到现在的第三代塞罕坝人拼搏发展，在辽阔美丽的塞罕坝上，记录下了每一代人对于林海的向往，对于绿色海洋的执着追求。现在的塞罕坝可以用“美、绿、香”来形容，它是几代塞罕坝人肩扛国家使命，忍受生理心理极限之后，给外人、给后世留下的万顷林海以及宝贵的精神财富。

巴尔扎克曾说过:“在各种孤独中，人最怕精神上的孤独。”老一辈的塞罕坝人没有电，没有娱乐设施，人们除了吃饭、睡觉、工作外，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孤独和寂寞无时无刻不在挑战他们的心理极限。正是在精神匮乏的时候，也最是考验人的时候。听从党的召唤，迎难而上，矢志不渝，阻断沙源，修复生态……成了人们的精神信念，他们立下了拼在当下、搏在未来的誓言，科学运用各种研究成果，靠着塞罕坝人的独特精神将万亩沙源治理成了片片绿洲。这是塞罕坝精神的胜利，更是塞罕坝人战胜自己、完成党交给任务的胜利。

（摘编自长城网《沙海铸魂林场人，绿洲圆梦塞罕坝》

材料三:

防沙治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伟大事业，同时又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特别要求遵循自然和生态规律，要特别注意防止不讲科学、蛮干、“瞎指挥”等行为，因此，在《防沙治沙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支持防沙治沙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十分重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的防沙治沙科学研究工作，50多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创造性地试验，成功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

为了做好防沙治沙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我国先后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中国防治荒漠化监测中心、中国防治荒漠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防治荒漠化培训中心。各重点治沙省、自治区也加强了本省、自治区的科研力量，西北林学院、内蒙古林学院建立了有关治沙方面的专业，每年为防沙治沙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加强了各地方的治沙工作力度。

（摘编自《〈防沙治沙法〉科技内涵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