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中国儿童中心、教育三十人论坛共同主办的“中国儿童发展论坛”于6月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儿童优先·筑基未来”。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出席并演讲。演讲中提到，1990年世界上举行了首届儿童问题的首脑会议，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一切为了儿童”，同时提出了儿童优先的原则。

为什么要强调儿童优先？朱永新列举了四个方面的理由：第一，相对于成年人的社会而言，儿童是弱势人群。第二，童年生活是否幸福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今天的儿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他们如何度过自己的童年。第三，童年的长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高度。朱永新表示，重视儿童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一个国家对儿童关注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个国家文明的程度。第四，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的公民，今天的孩子的模样就是明天共和国的模样。对儿童的关心，让他们有更好的成长环境、更好的呵护是非常重要的。

（摘自新浪网）

材料二：

“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是指学校正式教育的投影，也就是在东亚教育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儿童课外班现象。

调查显示，从课外班参与比例上看，儿童上学日参与学科辅导的占比最高，为66.5%，其他依次为文艺特长（58.2%）、体育特长（53.9%）、科技兴趣（35.7%），在周末也呈现类似的趋势。从课外班参与目的上看，应试教育仍然有较大影响。除提高成绩（44.39%）之外，掌握知识（32.83%）、掌握学习方法（21.00%）、培养学习习惯（17.81%）、先学有优势（10.58%）等目的也被选择。这表明，儿童参与课外班的最主要目的仍然是学习、成绩和考试。

校外生活的“影子教育”现象加重了儿童的课外负担，也降低了儿童在其他校外生活方面的质量。儿童校外生活时间是有限的，严重的“影子教育”必然会压缩其他校外生活的时间和机会。在连睡眠时间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留给儿童自由支配的时间少之又少，这就严重压缩了他们进行休闲娱乐、自由玩耍、社会实践的机会。

（摘自《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

材料三：

从贫困地区自身发展来看，一是贫困地区大多处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林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这些自然条件客观上就对农村幼儿园的建设造成了困难。二是农村家长可能对孩子的教育缺乏重视，认为学前教育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缺乏送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积极性，更多重视孩子的身体发育需求，忽视孩子的心理发展需求。重视孩子在家的自由自在，忽视孩子的规则意识和社会性发展。三是由于地方产业对当地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许多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较为普遍，如果幼儿园距离远山路险，留守老人送孩子入园就面临诸多不便。如果城镇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送孩子到城镇上幼儿园会极大增加家庭负担，客观上造成农村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入学难问题。四是由于经济不发达，居民收入水平低，用于基本生活保障的比例较大，可供教育投资的就相对较少，再加上政府财政能力有限，无力提供太多免费资源，使得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势必受到影响。

（摘自《反贫困和儿童早期发展》）

所谓社会根基，是指决定和制约一个社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基础性因素，如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中国在这次全球抗疫斗争中，能够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交出“风景这边独好”的答卷，与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密切相关。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给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重大威胁和严峻考验。疫情在湖北武汉肆虐之初，尽管恰逢春节人员流动频繁、疫情防控形势异常复杂局面，党中央仍以大无畏的果敢勇气和坚定决心，毅然决然实施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全面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封城举措斩断武汉及湖北疫情外溢的链条；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严控人员流动，延长春节假期，停止人员聚集性活动，决定全国企业和学校延期开工开学，迅速遏制疫情的传播蔓延，避免更多人受到感染。

我们经受住疫情考验，步入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轨道，独特的制度优势是坚强支撑和坚实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应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这次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积累的坚实国力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有力保证，那么，以家庭为本位的生活方式和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及治理模式，则为我们取得疫情防控决定性胜利提供了心理支撑。

费孝通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流动性和变动性较大，但社会发展却相对比较稳定有序，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以及由此观念孕育催生的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邻里互助等家庭美德，它们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疫情突然而至，尽管我国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期及春节人口流动频繁期，但政府号召“居家隔离”立即得到全国人民广泛配合，不出门或少出门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家庭本位观念深入人心。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家不仅是个人成长生活的具体环境，也是抵御外界风雨的有力屏障。面对疫情居家隔离，不仅是杜绝病毒感染、阻隔疫情延伸扩散的有效防治手段，也使家庭成为每个人防疫抗疫的安全港湾，凸显了家庭对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和结构性作用。

中国人重视家庭和家庭本位的心理认知及生活方式，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及治理模式紧密关联。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国与家虽有大小之别、上下之分，但两者既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又命运相牵休戚与共。一方面，家是国的最小社会单位，是国的细胞和缩影，没有家就没有国；另一方面，国是家的放大和延伸，是家庭细胞赖以生存的肌体，国盛才能家兴，国破则难免家亡。家与国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在这次抗疫中得到充分体现。从下往上看，全国人民以家为点，居家闭门防疫，各村庄、社区、街道、县市等层层把关，严防死守，“一切行动听指挥”，保证疫情防控在统一调度下高效推进。从上往下看，党中央令行禁止，各级党委政府压实责任，全国各地人员、物资高效调配，有力满足重点地区抗疫、基层社区自救和居家隔离防疫需求。这种家国一体、上下呼应、整体联动的抗疫格局，书写了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非凡岁月。

我国抗疫实践表明，家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国是万家平安的保障。以家为本和家国同构的社会根基，不仅为历代明德有为之士指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步阶梯和人生目标，也是激励我们在这场异常严峻的抗疫斗争中为国为家顽强拼搏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力量。

（摘编自钱念孙《中国抗疫的社会根基》）

音乐，这美妙的王国，充满着奇情幻想，它对人类有着一种不可摆脱的魅力。古人听了一曲好的音乐之后，说有“绕梁三日”之感。孔子听到齐国的《韶》乐之后，甚至“三月不知肉味”。乐声之美，其魅力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唐代是一个诗和音乐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诗和音乐结合的盛况，表现在诗被谱之以曲，可以随处演奏咏唱；也表现在音乐已成为诗人们喜爱的题材，出现了不少将音乐美与文学艺术美结合得很好的作品。其中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则是精品中的精品，被清人方扶南推许为“摹写声音至文”。

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运用多种手法刻画了音乐形象，说它时而像儿女呢呢细语，时而像勇士冲锋一样豪迈雄壮，时而轻逸得白云柳絮，时而又喧腾得像百鸟朝见凤凰——摹写声音精细入微，形象鲜明，更为突出的是在摹写声音节奏的同时，十分注意发掘含蕴其中的情态，不仅“绘声”，而且“绘情”“绘志”，把琴声所表达的情景一一描摹出来。

居易的《琵琶行》中对琵琶演奏的描写绘声绘色地再现了千变万化的音乐形象，以急雨来比喻大弦的声势，以私语来比喻小弦的音韵，以珠落玉盘来比喻两弦齐奏的和谐，以莺语花底来比喻乐声的明快，这些出神入化的刻画，音乐形象丰富多彩，惟妙惟肖，使人觉得犹如亲耳所闻，已不能不使我们惊佩作者的艺术才华。

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对乐声的描写，则擅长于音乐效果的渲染了。用以刻画箜篌音乐形象的笔墨寥寥无几，而绝大部分篇幅都是用在音乐效果的夸张上。在诗人笔下，乐声竟然响遏行云，使天惊石破，落下萧萧秋雨——经过诗人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地铺陈渲染，艺术家弹奏的乐声也就美妙无比了，使人大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感觉了。

诗是语言艺术，音乐表现的则是听觉形象。唐代诗人用语言描绘乐声，深得以有形写无形之妙。他们往往借助于读者的经验和修养，通过其他事物音响色调的暗示，唤起对乐声的联想和听觉联想，以收到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形的艺术效果。如果说，音乐是主情艺术，那么用语言记录的音乐形象则更能弥补音乐的“绘景”之不足。

白居易描摹形象，严格按照音乐的本来面貌，全部运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事物设喻，朴实自然，亲切可闻；李贺则用大胆的夸张，神奇的想象，瑰丽的比喻，鬼泣神惊，极其浪漫；而韩愈不论描摹音乐形象，还是渲染音乐效果，既不乏巧妙的夸张，丰富的联想，新颖的比喻，又让人虽感到奇险而不觉得怪诞。所以，清代方扶南评价这三首诗说：“韩足以惊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恰好说明了这三首诗在音乐描写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

(摘编自《摹写声音之至文，自成一家始逼真》)

从《士兵突击》《鸡毛飞上天》到《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 从黄金配角到绝对主角，十四年大浪淘沙，张译成长为影视界的中坚力量。他通过精心塑造角色，弘扬着时代的主旋律，使一个又一个形象深入人心。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张译，人民网文娱专栏（以下简称专栏）对张译做了一次专访。

谈电影：“流着泪把剧本看完”

专栏：接拍电影《金刚川》之前，也有其他好剧本找你，犹豫过么？

张译：有，但是我就喜欢这个主创团队，而且我是流着泪把剧本看完的，同时我和这个故事还有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1997年，我考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话剧团，当演员要先当兵。我的新兵生涯在24军70师210团3营4排1班开启。就这样，在最基层的步兵连队中，我完成了向军人的转变。

《金刚川》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金城战役前夕，而金城战役中负责压制金化至金城之间公路的部队正是24军。能够在23年后去演老部队曾经的光荣历史，内心感慨无以言表。我觉得我必须去演，责无旁贷。

专栏：“张飞”这个角色是为你量身订做的吗？

张译：不是。人物原型名叫刘四，他是一位非常传奇的高炮手。在高炮班仅存他一人的情况下，他身负重伤，还打下了一架战斗机。这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因为每门炮需要编制7个人才能把它开起来。《金刚川》中很多情节都是基于真实素材，当年志愿军战士所面对的境遇更加残酷。在极端条件之下，中国军人无坚不摧的战斗精神，也是我表演中信念感的来源。

专栏：电影中，你用半残之躯控制一座高炮，还有不少高难度的戏份。有网友评价：不着痕迹的表演，又显得毫不费力。

张译：确实只是“显得”。演员这个职业像魔术师，观众只看表演结果。一旦看到魔术背后的秘密，或者看出表演是吃力的，整个魔术就失败了。演员一旦演砸了。就是影响整部电影。一旦开机，演员的体力精力，或是脑力心力，还得加一分控制力，都必须调整到极致。至于吃力与否，是我们演员自己的事儿。

谈表演：“两个字——很难”

专栏：你曾经参演过多部军事题材作品，比如《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十年从军经历，对你演绎这些角色有帮助么？

张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所谓“千人千面”，军人也一样。 但是出演军人角色，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具备基本的军人素质。要想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军人，没有两年做不到。

举个小例子，当没当过兵，看他穿军装的样子就一目了然了。因为我们常年穿军装，就知道肩膀怎么使劲，腰腿怎么用劲。而这种“劲”会形成一种习惯体态，好像军装就长在你身上一样。感谢十年军旅生涯，让我更能感受到军人风骨，对我一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专栏：可否分享从艺以来你对表演的理解和体会？

张译：表演是一门学科，是需要在理论指导下完成的、以丰富实践为前提的、不停完善改进自身的、不断接受市场观众检验的、职业风险和代价巨大的、无法被人理解又无需任何解释的工作。这些年的体会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完，两个字——很难。

角色演得越多，创作瓶颈就越窄，能力的天花板也就越低。好在现众一直包容，好在前辈始终关照，总有些角色和作品会影响一些人，让我的职业有一份尊严，让我的工作有那么一点社会价值。这是我的荣幸，感恩！

（摘编自人民网文化频道《张译解读<全刚川>，为何能演活中国军人？》）

材料一：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是人类最原始、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由来已久。它是城市里的边缘经济，一直由于影响市容环境而不能登堂入室。

地摊经济具有“三低”特质。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高学历、技能要求；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地摊经济也是如此。地摊经济由于属于边缘经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流动商贩自身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对合法经营商户构成不公平竞争，妨碍交通，各种扰民以及售卖假冒伪劣商品，等等。

（摘自《百度百科》，有增删）

材料二：

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大幅提升了城市的文明程度，为市民带来了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这是城市治理的方向。但是，对“地摊经济”的强力整治，也让一些群众失去了一条生存之路，让一些市民买东西路途更远，价格更贵了。同时，“地摊经济”的不断消失，也让街道变得冷清，少了一些生活气息。

受疫情影响，今年一些地方已经迈出了“地摊经济”的步伐。成都市允许商户摆地摊、临时占道经营；浙江也提出合理设定流动摊贩场所，鼓励灵活就业等等。这些特殊时期所采取的灵活政策，得到了广泛好评。

与此同时，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一务实、灵活的举措，也将引导各地支持“地摊经济”的发展。

当然，发展“地摊经济”并不是说一放了之，重走老路，而是对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比如实行“地摊经济”准入许可证，划定相关经营区、禁营区，明确具体的经营时间，保证场地卫生，等等，通过科学治理，让“地摊经济”和良好的城市治理并驾齐驱。

（摘编自《科技日报》2020年5月28日）

材料三：

“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到此摆摊的商铺注册时必须出示营业执照、货品资质证明书，以及个人有效证件等。”呼和浩特某物业管理人向谷河传媒表示。

“其实，政府部门加强资质管理应成为地摊经济的基础。低门槛是地摊经济的标签，加强资质管理不仅为政府管理提供了渠道，也让经营者感受到了平等与保障，让他们能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意，更愿意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金台咨询报道称。

“城管是城市建设的核心管理者，其在公共服务管理层面对地摊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释放地摊经济活力、缓解就业压力，对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更大的考验。相关管理部门务必通过‘绣花一样精细’的管理，让地摊经济尽可能地少出现卫生、市容、秩序等问题，更多地体现正面效益。”《第一财经日报》消息称。

“我觉得还要提升摊主的公共素养，按照规定有序经营，保障食品质量，自觉维护秩序，保持环境卫生。多方相互协调才能让地摊经济长久健康发展。”呼和浩特一市民向谷河传媒表示。

（摘编自《以史为鉴，地摊经济如何发展长久？》）

材料一:

从上世纪60年代互联网诞生,到2018 年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另一方面,从“无图无真相”到短视频盛行,互联网“景观”也让越来越多人“沉迷”。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与之相对应的“流行色”，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无论是校园学子还是城市打工者,在紧张的学习、工作、生活之余,手游、短视频等无疑有效弥补了大家娱乐资源不足的短板,给大家提供了愉悦身心、消遣寂寞的路径,因而短视频的流行本身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直到有更受用户欢迎的网络新产品应用取而代之。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

材料二:

8月24日,抖音创作者大会在上海举办。抖音总裁张楠发表演讲说:“从日活跃用户总数的增长速度和未来趋势来看,短视频已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继微信之后，成长最快的产品。就在上个月，我们也对外公布了抖音的最新日活跃用户总数超过3.2亿。而且我们在后台发现，这个数据仍然在不停地增长,完全没有减缓的趋势。”基于此，张楠预测到2020年,包括抖音、快手,以及其他短视频产品在内，可能仅仅在中国，整个短视频行业的日活跃用户总数将达到10亿。

（摘编自《光明网》）

材料三:

昨天,国家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先后对“快手”“火山”进行依法约谈，责令其全面进行整改。要求暂停有关算法推荐功能,并将部分违规网络主播列入跨平台禁播黑名单。

网信办解释道:“快手”“火山小视频”出于博取眼球、获取流量目的,任由未成年人主播发布低俗不良信息,突破社会道德底线、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污染网络空间，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监督管理,净化网络环境，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四:

在“流量就是收益”的互联网盈利模式下,视频平台靠增加点击量、拓展传播面来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的冲动可以理解，不过不能忽视技术无罪、监管有责的基本原则。任何谋利行为均应遵守法律底线，不传播、不热捧有违社会伦理的内容。视频平台应积极采取技术手段,删除、封禁相关视频和账号,不充当滋生和传播不良信息的温床和通道。这才是视频平台的应有担当，也是其避免重蹈快播案覆辙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摘编自《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