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现在一些年轻人，和戏曲有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的形成，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近百年来，社会上一度存在轻视民族戏曲的现象，影响过几代人，现在这种心态淡化多了，但仍未彻底消失。现实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外来的与内生的新文娱形式实在太多，挤压了戏曲的生存空间。

戏曲曾经是我们民族的时尚艺术，远的不说，近的如京剧，曾被称为“时尚黄腔”，到了当代，戏曲界仍然在努力，其实，越是传统的，就越是时尚的。令大家折服的一个好例子，就是历来很边缘、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的梨园戏，因为创作出《董生与李氏》这部佳作，吸引不少远方的年轻人乘飞机去观赏，竟成一种时尚。

虽然任何一种艺术都很难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但能拥有一部分观众，尤其是比现在更多些的年轻观众，依然是戏曲的目标，当务之急，是要充分发挥国家的政策利好，创造多种机会，让年轻人与民族戏曲亲密接触，让他们感受和领略，戏曲何以能在世界戏剧之林独树一帜，其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理由究竟何在。只要戏曲界认真对待这件紧要工作，而不是敷衍了事，就有可能改变一部分年轻人对戏曲的疏离现状，培养出更多“粉丝”，甚至将来在他们中还会产生新的戏曲工作者，为戏曲的繁荣发展建功立业。

同时，我们不应把青年的欣赏趣味作单向化、狭隘化理解，认为他们“喜新厌旧”或“喜旧厌新”。趣味不能划一，总的来说，古典美与现代美他们都需要。所谓新与旧是相对而言，实质上都是当代艺术家在戏曲深厚传统基础上的新创造。比如《曹操与杨修》是从无到有，再如《牡丹亭》的文本剪裁、音乐伴奏、表演与导演、服饰与灯光，都融入了当代艺术家的心血，是一种追求古典韵味的隐形化现代处理。有了古典美，还有现代美，戏曲的道路才宽广。

一要美，有戏曲的、剧种的、声腔的、演员个人的独特之美；二要真与善，在陶冶情性的艺术欣赏中，感受到生活的历史的时代的某种真实感，有利于观众的心灵建设。戏曲能做到真善美的有机结合，一定可以征服偏见或成见，赢得年轻人，也赢得更美好的未来。

（摘编自周飞亚、王瑁《戏曲艺术与年轻观众》，《人民日报》2020年7月16日）

材料二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将推动艺术和文学向着更加开阔和自由的世界拓展，并在作家作品中形成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之间的代际感。

在艺术回归的时代，全媒体是技术、是背景、是视角，也是价值观和审美观，但它不是内涵和内容。它的内涵和内容仍然是人的身体、声音、情感，以及其所依附的乡土和家国，这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全媒体背景下的极其珍贵的个别性、独特性。我们可以拥有一万台相同的电脑，但透过屏幕却能映射出一万张不同的面庞。这一万张不同的面庞因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宗教而构成不同的表情。如果一万台电脑，映射出的是同一张面孔、同一个表情、同一副眼神，那么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就是人类文明的灾难。

人类在进入新世纪、新时代方才意识到，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现代化、国际化，为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资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正日益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2001年的5月18日，坐落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方略。美国是致力推进现代化的急先锋，可就是在美国，人们已经意识到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危机。于是，在全媒体时代的文化风气当中，就有一种非常自觉的对传统文化回归的趋向。各民族、各地域在任何时代都不像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这19年中，对本土文化予以如此高度的重视。再以舞台艺术为例，2016年在美国首演的音乐剧《汉密尔顿》，它所使用的音乐元素既非欧美的古典音乐，也非美国当下的流行音乐，而是古老的非洲乡土音乐，甚至于乡土歌谣。而恰恰是这种地域的、民间的歌谣和说唱艺术，构成了今天最为时尚的嘻哈音乐。音乐剧的发展也已逾百年，现在的百老汇，最好的剧场、最优秀的音乐剧演员，使用的表演元素大都是最传统的，而这个最传统的表演元素显示出来的品质却是最现代的。

正像在中国一样，最古老的艺术、最古老的戏曲剧种，恰恰焕发出最现代的魅力，比如昆曲、梨园戏等，因此，在全媒体时代，我们应该更加正视人的内心世界，更加正视不同文化背景的独特传统和独特表达。从某种意义上看，回归就是创新，传播也是传承。创新需要内容的支撑，这个内容就是要在标准化、统一化的共同模式中展示个别性的传统。而传播本身的意义，即是在更大的范围内用更现代的科技手段有选择性地传播你所要传承的文化内容。因而，传播本身就变成了传承。所以，当我们迎接全媒体时代到来之时，我们恰恰所要唤醒的就是向传统、向内心的回归，更加自觉地在全媒体的背景下展示出各自的独特，这也是中国戏曲生命力的传承。

（摘编自罗怀臻《传统戏曲的全媒体生命力》，《光明日报》2020年3月1日）

《汉书·刑法志》中所表达的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的法生成观念表明,圣人所立之法必须根植于人情人心，要“动缘民情”;“则天象地”,即效法天地间的自然法则,其中也包括效法生长于此天地间的人间生活法则。上述法生成观念来自先秦儒家因情制礼的思想。儒家认为,法律礼仪等国家制度的产生源于满足人性发展的需要,因此,礼乐刑政等制度应该是发乎人性之中顺应人性的,而不应该是外在于人企图去改造人性的。在儒家看来,礼与法一样都应该是根植于人的生活与人性之中的,而不应该企图以制度拔高人性,以制度来改造生活。

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是通过士人君子在社会中的表率与教导所形成的,此种社会秩序的形成不依赖于圣君明主的制度构建,而是依靠全体百姓在士人君子的引领下所形成的礼制规范与社会习俗来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儒家所提倡的德礼教化实际上就是努力在社会中形成一种能引导个人道德向上的文化模式和社会习惯,进而也通过社会习惯的改变来实现对社会中的人的普遍行为的引领。西周的礼乐文明所营造的正是一种“有条理的生活方式”,由此衍生的行为规范对民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加以面面俱到地调整。继承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先秦儒家有目的地对传统具有宗教色彩的礼乐制度进行了改造,以突出其人文的意义,强调其中文化模式的意义。

儒家的思想传统影响了自下而上的法秩序生成观。通过礼与法的结合、儒家价值观入法等方式,传统法的发展深刻体现了此种自下而上的法秩序生成观。传统法共同体是由礼和法共同组成,在这一共同体中,既有律令典章等国家制定法体系，也有自下而上所形成的习惯、民间规约等礼俗体系。在多元化的传统法中,由民间习俗和百姓日常生活交往规则所形成的礼实际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不仅是成文律令之外的补充法源,更是成文法制定所必须遵循的“法的精神”。礼的精神已经通过文化的浸润深深地刻印于立法者的心中和历代成文法所依据的不成文原则之中。正因如此,传统律典也深刻体现了历史的传承性和礼的原则性要求。

法律儒家化的意义就在于将日常伦理、民间习俗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一方面国家法律中融入了更多的儒家伦理，另一方面也使得儒家的伦理和礼制日益法律化。仅从内容上看,儒家在民间的教化不仅有示范儒家伦理的意义,而且具有法律教育的功能。通过儒家“润物细无声”的德教,将国家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以德化的方式在民间社会加以普及,使百姓的日常行为自觉地与国家法令保持一致。最终的结果是,国家通过强制性法令所建构起来的外部秩序,被儒家士人君子以德化的方式内化为百姓自觉遵守的秩序。

站在当下思考传统法自下而上的生成观,其中值得当代人们思考借鉴的恰恰是法律制度与其背后道德观念、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传统法之所以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和历久弥新的发展动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已经与维系古代社会基础的人伦价值和社会习惯融为一体。当下的古代法研究应该充分注意儒家所强调的“人文化成”观念对传统法秩序生成所产生的影响。

(摘编自李德嘉《自下而上的传统法秩序生成观》)

历史与文学是两个不同领域。《史记》作为史学经典，能“跨界”文学领域，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

《史记》虽被替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著作，但其审美观有“爱奇”倾向。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说《史记》“爱奇之甚”。认为司马迁爱奇，不只是记载神话传说，更是司马迁选择大量奇特之人和奇特事件。鲁迅《汉文学史纲委》说，《史记》创作目的是要“传奇人于千秋”。“奇人”，即司马迁所说的“倜傥非常之人”。这些人，或在历史上有非凡之举，或在逆境中奋发有为，或有理想作为却落得悲剧结局，或出身卑贱又有出众之处。正是他们的出现，使《史记》成为一部具有强大力量的作品。为突出表现这些奇特人物，司马迁尤其注重特异性的故事情节和场面，如《田单列传》的火牛阵，《淮阴候列传》的背水一战，《越王勾践世家》的卧薪尝胆等。“爱奇”审美观不只是史学家搜求历史资料，更是文学家通过资料发现美之对象，能体现生命力的人和事，且不受他人约束，这就使《史记》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所写的奇特之人都有热乎的生命，具有文学传奇色彩、故事特征和审美享受。后世文学家把《史记》作为创作标本进行借鉴，古代大量咏史诗从《史记》中取材，亦见其对后世之影响。

《史记》选择典型事件表现人物个性，如项羽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描绘典型环境，让人物在矛盾冲突中表现自己：用心理等细节描写充实人物个性：多侧面写人，使人物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运用对比描写，显示人物个性，等等。这些手法的运用，使《史记》插上了文学翅膀，避免了单纯的客观叙述和呆板的生平介绍。尤其是个性化语言，这是历史跨入文学的一道槛，司马迁的努力创造，使《史记》迈过了这道槛。从某种意又上说，典型化、个性化是文学的灵魂和生命，因为这是经过对生活深入挖掘而产生的。《史记》中还有一些想象、心理刻画，也具有文学品质。成功的传记，不仅要展现人的生命过程，更要揭示这个过程的内动力。《史记》在“实录”基础上，根据人物、环境需要，在某些情况下，适当揣度人物内心世界；适当进行艺术夸张和艺木想象。更重要的，司马迁秉笔直书，褒善贬恶，爱憎分明，加之他深刻的人生体验，使《史记》灌注着他强烈的感情色彩，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这也是《史记》迈入文学殿堂的一个标志，是《史记》区别于其他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后世文学或学习《史记》纪传体的写法，或继承和发展《史记》的内在精神的例子不胜牧举。

文学阐释和评论，是连接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桥梁，引导读者解开作者隐藏在文本中的“密码”。《史记》在汉魏六朝就已被文学家、理论家关注。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以“雄深雅健”“峻洁”等评价《史记》。宋代形成评论《史记》的风气，欧阳修、“三苏”等从古文角度评论《史记》，如苏洵首次发现《史记》叙事写人的“互见法”。文学评点到明清时期达到高潮，广泛涉及《史记》叙事写人的结构、线索、层次、情节、段落、语言、风格等方面。近现代许多学者评论《史记》文学特征。内容愈未愈丰富。1910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教材，把《史记》写入文学史，影响至今。自此，《史记》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文学的殿堂。

(摘编自张新科《<史记>何以“跨界”文学》)

近年来，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文化的样态也多种多样。只有促进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才能让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借助科技的方式传播更贴近公众需求的内容，同时也给科技赋予文化方面的表达方式，推动科技更好地被公众了解、认知、掌握和运用。科技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传播手段、表达手法和方式，文化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舆论氛围。

科技应该成为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支撑，成为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和传播手段，通过科技促进文化的腾飞，而文化应该是科技的重要内容，是科技向善的一种象征，也是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意义所在。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有助于弥合所谓的“两种文化”，推动“第三种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并且通过科技与文化的深入融合更好地服务于公众的福祉。

美国科技史研究者伯纳姆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曾谈及，当自然科学和卫生科学的成果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样也塑造了一些重大事件之后，我们的文化最后受到科学的影响怎会如此之小?如果从科技与文化关联的角度来说，其原因至少在于科技与文化之间存在的隔阂。人们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收益，而忽视了它对精神层面的作用，从而也就导致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科技与文化进行深度融合，人们才能全方位地体会到科技对社会、对生活、对个人的影响，也才能真正地形成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文化和推动文化深入发展的科技。

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科技硬实力。科技的内容如何能够体现在文化之中，文化又如何为科技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通过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所提升的文化软实力，有可能给这两个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答案。科技承载着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播的双重使命，科技与文化的深入融合有利于提升公众的文化自信和科技自信，从而增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科技硬实力。

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增强科技创新的后劲。科技创新离不开丰富的文化土壤和社会氛围，也离不开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支撑。科技与文化的深入融合将带有科技感的文化融入社会公众的日常消费行为之中，同时也将更有文化内涵的科技产品输送到公众的身边，从而为科技创新“固本培元”，打牢科技创新的基础，为科技创新培育科学文化氛围。

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推动科学普及的发展。培根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学者贝尔纳也表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且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如果把科学看作广义文化组成部分来理解，那么这种文化就需要与科技的深入融合，并且转化成公众可以理解和使用的文化产品，需要创新科普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深化科普内容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让更多的公众享受到科技发展的成果，实现科普的普惠，用科普衔接起科技与文化，通过科普推动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摘编自王大鹏《用融合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科技硬实力》)

人类发现镍的时间不长，使用镍的时间却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三百年左右。我国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含镍成分的兵器及合金器皿。镍的名字“Nickel”带有迷信色彩，解作“小妖精”。镍矿看似铜矿，却无法冶炼出铜来，从前被看作是魔鬼搞的恶作剧。

镍这种银白色金属，具有良好的可塑性、耐腐蚀性、抗氧化性、耐高温性和磁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有色金属原料，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中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镍被广泛地用于制造飞机、坦克、舰艇、雷达、导弹、宇宙飞船、原子反应堆等多个领域的国防工业中；在民用工业中的机器制造、陶瓷颜料、防腐镀层、永磁材料、电子遥控等领域，镍也是不可或缺的。镍的最主要用途是生产不锈钢，其次是生产合金。全世界不锈钢生产所用的镍占到镍产量的60%以上。随着全球不锈钢需求的稳定增长，镍的需求量仍在不断提高。

1889年，鲁姆斯·莱利向大不列颠钢铁协会提交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对生产镍钢的可能性进行了全面评述。在这之前，先是法国，之后是意大利和英国，用镍钢生产出了装甲板。测试表明，含镍3%的钢具有极佳的抗炮弹炸毀性能，再加上极强的韧性，这种钢最适合做装甲板。莱利宣称，这类钢经过硬化和回火，强度几乎可以达到每平方毫米1500牛顿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进一步证实，富镍钢实际上是不可腐蚀的。

莱利的报告震惊了全球军械界和工程界。从那以后，镍钢即开始被应用于制造车辆和飞机的部件以及高强度齿轮和轴系部件。

在不锈钢中加入镍，可以提高其强度和韧性，并改善不锈钢的机械加工性能；但不锈钢性能的差异并非只由镍元素含量决定，而是其与其他几种主要元素如铬，碳、锰、氮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合金中添加镍，可增强合金的抗腐蚀性。不同种类的镍合金具有不同的性能。如镍铬合金具有较高的耐热性，可用来做热电体电阻丝；镍钴合金是一种永磁材材，广泛用于电子遥控、原子能工业和超声工艺等领域；镍铜锰铁合金强度高，塑性好，耐腐蚀，是制造电器、海轮和医疗器械的重要材料；镍铁合金因其在弱磁场中具有良好的磁性能，被广泛应用于电信、计算机、控制系统等领域；镍钛合金以其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广泛应用于骨科、口腔科和其他临床科室；镍铜锌合金用于制造家具等。

（摘编自杜星星《镍——从“小妖精”到合金“好队友”》）

【推荐2】材料一：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群众的民生问题重点不同。当前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小康阶段，民生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衣食住行，平安已经成为人们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安全、环境等问题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一般来讲，公众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反应可能表现为“耐受”“容忍”和“爆发”三个阶段，政府为公众所提供的公共安全保障程度不能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明显低于公众期望，更不能超出社会承受力，否则就会使公众难以容忍，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产生怀疑，进而导致社会普遍不满，甚至可能出现强烈反应。国际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对公众的安全保护水平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经济基础与生产力水平；二是科学与工程技术能力；三是执政理念、发展模式、价值观认同，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宏观政策导向。从我国当前实际看，经济基础和财政投入能力、工程技术水平已不是主要障碍，如果自然灾害还经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重大安全事故还频繁发生，公众自然会把导致问题的关注焦点和不满集中在政府执政理念、根本发展目标等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的方向上，而这些问题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必然会影响政府公信力，所以现阶段加强应急管理既是正当其时，也是势在必行。

(摘编自刘铁民《构建新时代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材料二：

自2003年以来，我国成功应对非典、HIN1、H7N9、鼠疫、中东呼吸综合征、寨卡病毒病、黄热病等突发急性传染病疫情，维护了社会稳定；统筹国内国际两条战线，取得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国内防控工作“严防控、零输入”和援非抗疫工作“打胜仗、零感染”双重胜利，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既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反映出包括卫生应急体系在内的我国应急体系的建设成效。

(摘编自李雪峰《健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对策研究》)

材料三：

我国传统的应急管理体制暴露出条块分割、信息沟通不畅、资源难以整合、协调力度不够、民间力量动员不足等问题。当前我国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加快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力争构建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并已取得显著成效。如下图：

(摘编自刘铁民《构建新时代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材料四：

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来了个“下马威”。从传染病防控到医疗资源供给，再到各种配套资源的跟进，这个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明显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

业内人士表示，面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疫病预防控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等方面仍不适应发展要求，疾控体系建设面临投入机制不健全、人才队伍总量和结构不合理的现实困境。应借此次疫情时机，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进而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拥有750万人口的湖北黄冈市，作为武汉市外新冠肺炎感染病例较多的地区，在此次疫情前并没有传染病专科医院。知情人士表示，2003年SARS(非典)过后，黄冈市新建了黄冈传染病医院，该医院共有60张床位，但由于利用率不高，就给市二医院作门诊部，而且年久失修，而传染病医院资源不足的不仅仅是黄冈。《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我国传染病系统处境尴尬，部分医院科室“力不从心”，不少医院感染科用房紧张、设备落后。

(摘编自梁倩《我国亟待建设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美媒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引发新冠肺炎的冠状病毒正在发生变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会突然变得更加危险，据美国《大众科学》月刊网站3月25日报道，住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病毒学家内森·格鲁博说：“这种病毒变异或演变的速度并不出人意料，这完全符合我们对这样一种病毒的预期。所有病毒都在不断演变，总的来说，不应该对这个过程有任何的扭优。”

报道称，病毒变异的速度的确特别快，尤其像新冠病毒这样的用RNA作遗传物质的病毒。与使用DNA的生物体不同，这些病毒无法修复它们在复制遗传密码时出现的错误。位于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市普渡大学的炎症、免疫学和传染病研究所的病毒学家理查德·库恩说，这意味着RNA病毒的演变速度往往快于其他有机体。

不过，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大部分变异要么对病毒本身有害（即病毒不大可能存活或复制)，要么不会改变其功能。格鲁博说，此外，眼下最受关注的两个特性——病毒的传染性有多强和对宿主的危害性有多大——是由多个基因拉制的。改变这些特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通常不是单一突变的结果。因此，这种病毒以这样的方式——即它实际上在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变得更致命或传染性更强——发生变异的几率不是很高。

报道称，冠状病毒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异，使其对人类构成更大威胁。毕竟，新冠病毒的祖先只能感染非人类动物。这种病毒最终发生了使其能够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变异，但它很可能不是一下子获得了这种能力。格鲁博说：“这些事件的发生历时许多年。”报道还称，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它已经发生细微的变化。

格鲁博说，在两种情况下，突变会在疫情爆发期间产生重大影响。有可能出现一种变异，它没有使病毒变得更加危险，但会稍稍改变诊断检测针对的病毒区域。这幸味着我们检测病毒的能力将被削弱。科学家跟踪新冠病毒的新突变很重要，这样他们就能发现是否需要更新检测试剂盒以发现新的病毒形式。还有一种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病毒有可能对抗病毒药物产生耐药性，就像细菌对抗生素变得无动于衷一样。如果一种药物能清除患者体内所有复制的病毒，病毒就没有机会改变。但是，如果有人感染了新冠肺炎，而少量复制的病毒碰巧发生了一种突变，这种突变能帮助它们抵御药物，然后病患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那么这些病毒就会比其他病毒更有优势，并且可能在人群中变得更加普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可能需要一种以上的药物来对付新冠肺炎。最终，人们很可能接受几种药物的鸡尾酒疗法来清除病毒。

虽然如此，事实上，到我们推出疫苗时，新冠病毒不大可能发生显著变异。格鲁博说，病毒很难对疫苗产生抗药性，除了在罕见的情况，比如流感。许多病毒——包括引发麻疹和黄热病的病毒——变异的速度非常慢，几十年时研发的疫苗对它们仍然有效。

（选自《新冠病毒正在变异，有个事实不容忽视》，有删改）

论自己

朱自清

翻开词典，“自”字下排列着数目可观的成语，这些“自”字多指自己而言。难怪纽约电话公司研究电话里最常用的字，在五百次通话中会发现三千九百九十次的“我”。这“我”字便是自己称自己的声音，自己给自己的名儿。

自爱自怜!真是天下第一好汉也难免的，何况区区寻常人。冷眼看去，也许只觉得那妄自尊大狂妄得可笑，可是这只见了真理的一半儿。掉过脸儿来，自爱自怜确也有不得不自爱自怜的。幼小时候有父母爱怜你，特别是有母亲爱怜你。等到长大成人，娘就不必再爱怜你。

爱人该爱怜你?真有那么会事儿?等到爱人变成了太太，再生了孩子，你算成了家，太太得管家管孩子，更不能一心爱怜你，你有时会生病，“久病床前无孝子”，太太怕也够倦的，够烦的。住医院?好，假如有运气住到像北平协和医院那样的医院里去，倒是比家里强得多。但是护士看护你，是服务，是工作，也许夹上点爱怜在里面，那是“好生之德”，不是爱怜你，是爱怜人类。

你也不能老呆在家里，一离开家，怎么着也算是“作客”，那时候更没有爱怜你的。可以有朋友招呼你，但朋友有朋友的事儿，那能叫他将心常放在你身上?可以有属员或仆役伺候你，那算得上是爱怜吗?总而言之，天下第一爱怜自己的，只有自己，自爱自怜的道理就在这儿。再说，“大丈夫不受人怜”。穷有穷干，苦有苦干，世界那么大，凭自己的身手，那儿就打不开一条通路?何必老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

愁眉苦脸不顺耳，别人会来爱怜你?自己免不了伤心的事儿，咬紧牙关忍着，待些日子，等些年月，会平静下去的。说说也无妨，只别不拣时候不看地方老是向人唠叨，唠叨得谁也不耐烦的嫌弃你或躲着你。也别怨天怨地将一大堆感叹的句子向人身上扔过去。你怨的是天地，倒碍不着别人，只怕别人奇怪你的火气怎么这样大?自己免不了吃别人的亏，值不得计较的，不做声吞下肚去，卧薪尝胆的准备着。

可别这儿那儿尽嚷嚷，嚷嚷完了一扔开，倒便宜了那欺负你的人。“好汉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为的是不在人面前露怯相，要人爱怜这“苦人儿”似的，这是要强，不是装。说也怪，不受人怜的人倒是能得人怜的人，要强的人总是最能自爱自怜的人。大丈夫也罢，小人儿也罢，自己其实是渺乎其小的，整个几人类只是一个小圆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像现代一位哲学家说的，“别提一个人的自己了”。

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不错。可是自己的确也都爱好。做官的都爱做好官，不过往往只知道爱做自己家里人的好官，自己亲朋好友的好官，这种好官往往都是自己国家的贪官污吏。做盗贼的也都爱做好盗贼，好喽罗，好伙伴，好头儿，可都只在贼窝里。自己关闭在自己丁点大的世界里，往往越爱好越坏。力量不够的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总之路是有的，看的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时代的一员，别说脱了节才算真好，力量怎样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往最好里做去，让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时一刻分分秒秒都有意思。这么着，自爱自怜才真是有道理的。

(有删改)

材料一：

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只是其传播力较弱。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李兴旺指出，无症状感染者的病毒载量可能比较少，传播力会较弱，多是在和病人接触较多的情况下发生的，尤其是家庭聚集性感染比较明显。

人群普遍易感，儿童也不例外。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症状。轻型患者仅表现为低热、轻微乏力等，无肺炎表现。重型、危重型患者病程中可表现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

目前没有确认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法。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尤其是联合使用广谱抗菌药物。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体温恢复正常3天以上、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显吸收，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间隔至少1天)。

治愈者仍有再次感染的风险。中日友好医院肺炎防治专家组组长詹庆元指出，从一般规律看，病毒感染后人体会产生抗体，但有的抗体持续时间不长，痊愈的人仍应加强防护。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邱海波指出，从临床经验来说，康复期的病人没有传染性，出院的病人没有传染性。

（摘编自《新冠肺炎的30个真相》，《人民日报》（2020年2月7日）

材料二：

图1 2003年我国东西中部地区基本经济状况

图2 2003年肺结核与传染病在中西东部发病率1/10万

（上表数据源于陈迎春、唐圣春的《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卫生发展比较》一文）

材料三：

比疫病更可怕的，是疫病引起的“恐慌情绪”。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透明度高，有利于我们及时掌握情况，但反过来，也可能导致泥沙俱下，甚至激起非理性的极端情绪。在此次疫情中，不管是吸烟、喝酒可以杀死新型冠状病毒的谣言，亦或是一些毫无根据、违背常识的悲观论调，都是抓住了人性在面对灾难、疾病时的恐惧和怯弱，再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不断放大。这启示我们，在重大疫情中，不仅要和病毒作斗争，也要和一系列不真实的消息、不健康的情绪作斗争。要想取得胜利，既需要相关部门做好权威信息的发布工作，提升公开度、透明度，及时辟谣，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对疫情保持科学、理性的态度，对战胜困难和挑战保持必要的信心和耐心。当然，理性健康的心态不能代替实实在在的举措，反过来，更扎实的防控措施才是我们的信心之源。……政策层面的支持、机制上的保障，才能化解各方心中的芥蒂、免除大家的后顾之忧，为包容的社会心态提供土壤。对此，各地政府部门义不容辞，需要拿出更多科学、务实的举措，避免社会情绪的极端化、对立化。

（摘编自人民日报评论《面对疫情，理性和信心也是一剂良药》）

材料四：

在疫情暴发前，虽然很多商业企业已经开始提出“数字化”，但它们当中的大多数仍将数字化看作“锦上添花”的一步棋，这次疫情却将“数字化竞争”变成商业竞争的基础逻辑。从2月初开始，全国数亿人第一次全面尝试“在线办公”，许多企业第一次真正体会到通过数字化工具进行远程协作的价值，也暴露了企业当前管理模式与在线化协作模式之间存在的巨大沟壑。为适应全流程在线化，企业将不得不对组织本身结构和管理方式进行数字化转型，使其与数字化协作方式相匹配。

数字化对现代社会的渗透本质上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是新场景构建，比如说直播对商业的渗透；二是对现有场景的改造，比如在疫情期间广泛开展的智能问诊、智能外呼、视频庭审等新技术的应用。虽然这些场景存在多年，但是数字化让它们的功能变得更加丰富灵活，能够更多更好地完成任务，提供更优体验或更高效率。数字化创建或改造的起点是消费场景，但数字化深入的方向是通过智能化的供应链，借助数据、算法、产品、技术和经验服务于社会各个领域。换言之，全新数字化的供应链网络不仅仅是“物流”，它将向前伸入终端需求方，向后融入设计和生产制造环节，实现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准确预测需求、提升各环节确定性，让供应链形成各节点近乎实时互相感知的一张神经网络。

杭州、广州、郑州等几个城市已初步显现出数字化及相关技术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独特作用。一方面，数字化低成本地降低政府和社会民众之间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共服务供给和民众治理需求之间的匹配度；另一方面，数字化工具能提升服务的效率和精准度，帮助政府资源更高效地发挥作用。未来，维度丰富的数字化身份、包含了个人信息及个人相关政务数据的开放可用的数据体系的建立，将助力政府提升治理能力，推进城市发展各方面效率的提升。

（摘编自张影《新冠肺炎疫情让中国数字化进程按下快进键》，《新浪财经》）

儒家强调“仁”，这个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被训为“仁从人从二，于义训亲”。这提示了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即社会性和群体性。李泽厚先生认为，“‘仁’这一要素对个体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和要求，它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性的本质和“仁’的重要标准”。因此，儒家从一开始就不将目光单纯地投射到人的自身修养，而更强调对于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义务承担，儒家个人价值的最高表现始终都是兼济天下，自我修养只是为兼济天下所做的准备，也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但同时，儒家又敏锐地体察到了人性的软弱与自私，因此，儒家不同于墨家的兼爱，而强调有差别的爱；不同于墨家的平等观念而强调秩序。这个秩序就是以亲亲为基础，以孝悌为纽带的具有等级差别的秩序，即是“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形成了一个由远.及近，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以己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

不同于儒家着眼于社会性和群体性，道家更追求一种封闭性和稳定性，即所谓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类似于桃花源般的境界。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老子着眼于人的固定性与封闭性，既不赞许人的迁徙与流动，也不赞同人与外界有过多的交流，希望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格局中得到自然中的满足。此外.区别于儒家将人置于社会，道家更强调将人看作一个独立的具有个人价值的生命个体。

儒家与道家一主外，一主内；一个强调群体性，一个强调个人性。看似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建构，在中国长期的乡土社会中实现了奇迹般的协调，共同影响了古老中国乡村的社会形态。一方面，由于儒家对群体性的强调，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重视关系、交情与伦常的社会，即所谓的人情社会与血缘社会。同时，由于儒家强调有分别的爱，因此中国乡土社会格局也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仿佛“同心圆波纹”似的“差等格局”。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先生提示我们“这个传统结构的差等格局具有伸缩性……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变化”，归根到底，这也是儒家“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观念的体现；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乡村又是一个封闭性较强的、自给自足的小社会。

在人与地的关系，上，中国格外强调地域性，所谓“生于斯死于斯”即是如此。中国乡土社会对土地、对家乡有种极强的依恋性，人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即使离开家乡也必要落叶归根。这种“洞穴情结”追本溯源即来自老子的道家思想。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人则有着极强的封闭性，传统社会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基本模式即是这种封闭性的体现，而这也多少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摘编自袁子墨《从乡土中国看儒道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