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助科技创新 催生“蛟龙”入水

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开展探索海洋、开发海洋资源的活动。深海潜水家是进入深海不可或缺的重要运载作业装备。在无人潜水器迅猛发展的今日，载人潜水器的发展仍然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被称为“海洋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石”。

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载人深海潜水器是美国的“曲司特I”号。由于该潜水器无航行和作业能力，使用性能受到限制，加上体积较大，建造与运输均不方便，此类深浅器未得到进一步发展。真正开创了人类检测海洋资源历史的是美国1964年研制的“阿尔文”号，法国、俄罗斯、日本的大深度载人潜水器则是80年代的产品。

“蛟龙”号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2009年，我国研发的“蛟龙”二号载人潜水器在南中国海首次开展了1000米级深潜实验。2010年已能下潜到3750年的海底，并完成海底取样、海底微地形地貌探测等任务。2011年7-8月，“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又在东北太平洋进行了5000米级实验，取得了一系列技术和应用成果。仅仅过了一年，2012年6月27日，“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开展了7000米级载人深潜实验，下潜到7062米深度，创造了国际上同类作业型载人潜水器下潜深度的最高纪录。此次海试进行了海水矿物取样、标志物发放、高清摄录、高精度海底地形测量等深海调查作业，并首次获取了这一海域7000米深度的动物影像和样本。2013年，“蛟龙”号转入实验性应用，并首次搭载科学家下潜，缺德了大量宝贵样品，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了进行深海实地科学考察和研究的能力。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研制充分体现了美国自主科技创新的追求。它与美国最新的6500米级“新阿尔文”号载人潜水器在水下的工作时间极限相同，能够携带的科学有效负载也相同，操纵性能和悬停作业能力相近，但在下潜深度方面它要审500米。“蛟龙”号的自动驾驶水平、水声通信功能也要略胜一筹，特别是水声通信传输图像的能力和微地形地貌的探测能力更是“新阿尔文”号所不具备的。

材料二

“蛟龙”潜水世界关注

近日，“蛟龙“号首次下潜到水下4000多米的深处，这个数字在人类深海潜水史上并不罕见，美国、俄罗斯、日本、法国都曾达到这个深度，但中国的大步追赶让这一领域的领先者感到紧张。美国某网站称，“深海是中国的下一个边界”，中国载人潜水器的深海试水意味着美国在深海勘探领域的领先地位将被超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次下潜是“中国在一场关系重大的科技竞赛中达到的最新里程碑”。英国媒体对“蛟龙”号也作了详细报道，说如果“蛟龙”号一两年内下潜7000米成功、将超越日本的“深海”号深潜器和俄罗斯的“和平”号深潜器。“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把人类带到6500米深海的潜水器之一”。日本时事通讯社称，在一场美国一直保持优势的技术竞争中，深海开发计划将成为“中国的金字塔”。而且潜水器可以切断海底通信电缆，回收海底的外国武器，或者用于修理和营救潜艇。

材料三

“彩虹鱼”：中国深潜新利器

为保持中国在深潜方面继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在“蛟龙”号研制的基础上，“彩虹鱼”号向11000米深渊极限发起了挑战。根据“彩虹鱼”项目总体设计，探秘深渊将是协同作业：以“彩虹鱼”号万米级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为核心，配备1台无人潜水器，3台着陆器和1艘4800吨级的科考母船“张骞”号。这些科学设备共同构成全国海深的“深渊科学技术流动实验室”。凭借这一世界领先的实验室，科学家可以对全球26条6500米以下的深渊海沟开展系统的科学普查。

然而，探索万米以下的海底世界绝非易事。那里的海水寒冷刺骨，黑暗无边无际，还要承受约1000个大气压的压力——这样的压力足以摧毁大客部分科考设备。因此，与7000米级的“蛟龙”号相比，万米级“彩虹鱼”号再外形设计、制造材料、设备抗压能力、电力系统等方面均需升级换代，提升各项性能。根据设计方案，与胖鲨鱼外形的“蛟龙”号在海里垂直下潜不同，“彩虹鱼”号呈瘦长的鱼雷状外形，在海里将采取45度倾斜下潜的方式。“彩虹鱼”号载人舱的制造材料使用优于目前常用的高强度钛合金的新型材料——马氏体镍钢。在稳定翼、舾装系统、声学控制系统、通信系统等方面，“彩虹鱼”号均需提升相应的耐压性能。

2015年9月，“彩虹鱼”号万米级五仁潜水器和着陆器在南海海域完成海试，最大潜深为4328米，标志着我国探秘“万米深渊”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万米级深渊科技流动实验室建成后，将具备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深海载人潜水器所没有的万米深渊作业功能，能够填补我国在深渊科技这一前沿科技领域的空白，占领世界深渊科技研发的制高点。

【推荐2】蔡元培的富贵

余世存

蔡元培可谓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人。

说蔡先生之传统，有很多角度，其中之一是蔡元培一生没有置备私产。他亲历清朝、北洋、民国，为国家社会服务多年，地位不可谓不高，为家为私的机会多多，但他没有谋私谋家，一生搬家多次，只是租居而已。这样的国士，确实有着传统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的品德——以国事天下事为念，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念兹在兹。

蔡先生病逝，国民政府给蔡元培先生发布了褒扬令，“道德文章，夙孚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蔡元培的做官机会太多，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富贵于他是可望可即之事。但蔡先生跟一般寒酸文人不同，生性豪放，不拘小节，爱花钱，爱请客。据说妻子为此非常不满，两人经常吵架。儿子证实，父亲置业并不困难，后来不仅没有置业而且没有积蓄的原因是，收入多，支出也多，主要支出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还用来捐助公益事业接济困难亲友、学生。

一生受惠于蔡元培的人太多了。随便即能想到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等人，还有众多学生、看门人，都得益于蔡先生。到他晚年，仍然如此。有人回忆先生晚年，旅居香港，极端拮据，仍不忘周济他人。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廖平子，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廖常将诗作呈予蔡先生，先生知其生活清贫，即赠其法币拾元，每月皆然，数年不断。

一般的官吏极易为官场习气所染，习惯了当官做吏，再难回归平实，难以自食其力。这方面，蔡元培的自信自足是中国人中少有的。1907年40岁的蔡元培放弃国内身份地位，在驻德公使孙宝琦帮助下赴德，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后公派留学机会搁浅，但蔡元培没有放弃，决定自费。当时还需要抚养妻儿四口，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银子30两，让他在驻德使馆中做兼职，但使馆只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薪金。为此，蔡元培给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侄子唐宝书、唐宝潮做家庭教师，讲授国学，每月报酬100马克。他还通过同乡同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为该馆著文编译，每月稿酬100元，如此保证留学所需维持国内妻儿生活。

他自称“好好先生”，但实则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终生都涉足官场，然辞职之烦扰于他却是家常便饭。

1898年蔡元培时任翰林院编修。传统中国社会，中进士点翰林就意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更意味着身系国之重望参与写史之列。但戊戌政变后，蔡元培却选择了辞职。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独裁，向袁当面请辞。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7月3日，因抗议张勋复辟，向黎元洪提出辞职，后复任校长。1919年北京市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工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教育部未能及时应对，蔡元培与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1920年1月8日，蔡元培再度辞职，直至教育部及北京政府对教职工所提要求完全承认才复职。1928．1929 那两年，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请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请辞国民政府委员……有人统计，蔡元培一生辞职有24次之多，其中为北大辞职7次。

我们由蔡元培的生计及态度可以试图接近这位圣贤的心地。著名哲学家杜威曾说：“拿各国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等，其中在某些学科上卓有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校长身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的贡献可谓大哉。恩格斯曾称赞但丁：“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我们看蔡元培在传统与现代中国转折中的位置，庶几近之。

（有删改）

材 料 一

携程旅游最新发布的《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客人消费升级，旅游超过购房买车等成为消费的首选必需品，98%的受访者今年有出游意愿。旅游成为消费的重要支出，5成以上的人计划全年旅游花费在年收入的10%以上，旅游已经成为国民消费的重要支出。19%的人将把收入的20%以上用于旅游。云南、四川、海南，日本、泰国、美国等成为首选的国内外旅游目的地，60%的人旅游首选出境游。

报告显示，今年游客外出旅游意愿持续高涨。其中，出行频次在1-3次的受访者占比最高，达72%，其次是计划出行4-6次的受访者，占比19%，2017年计划出行7次及以上的高频旅行者，占比在10%左右。

报告显示，2017年，居民在旅游上的消费将不断升级，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追求，8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旅游是其休闲娱乐的首要消费方式。73%受访者表示，今年在旅游上的人均预算将超过1万元，其中32%的游客预计花费在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占比最高。还有10%的受访者今年的旅游消费将超过5万元。

报告认为，消费者愿意增加支出用于入住更好的酒店、品尝美食和体验优质服务，旅行社推出的纯玩团、定制旅游、自由行等产品受到消费者追捧，国人认为在旅游上支出是“花钱买幸福感”。

报告显示，2017年出游，31%旅行者最关注安全因素，占比最高，包括目的地近期是否发生过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有治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都会成为制定旅行计划的重要考量。其次是环境因素，25%旅行者最关注目的地环境，污染、雾霾等都会让消费者减少对一个目的地的兴趣。还有15%的旅游者最关注目的地对游客的友好程度。此外，航班和签证的便利程度也影响着旅游者的意愿和偏好。

调查显示，除了探索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外，减压、增进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也成为国人旅游的重要理由，去异地异国享受医疗教育等服务、避雾霾等也成为旅游的动机。

此外，调查显示，随着中国旅行者经验越来越丰富，自由行成为更理想的出行方式。2017年，58.6%的旅行者希望通过自由行的方式出游。跟团旅游依然是重要的旅游方式，有三成游客选择，特别是出境游，约有一半的游客选择跟团。除了自由行、跟团游，定制旅游将在2017年迎来爆发式增长，10%的旅行者有意尝试定制旅游。

（摘自《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

材 料 二

云南是旅游大省，因为发生多起伤害游客的恶性事件，近年来饱受诟病。4月15日起，《云南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措施》正式施行，力图彻底解决旅游乱象。“五一”期间，由于一些热门旅游购物景点被要求停业整顿，同时旅游团项目数量大幅缩水，云南部分旅游经营者的业绩较往年也有所下降。虽然团费有所上涨，但游客体验满意度也在增加，刚从昆明游玩回来的李先生说：“全程没有导游强迫购物，我们玩得非常舒心。”

（摘自《经济日报》，记者郑 彬）

材 料 三

从自由行主题角度来看，50.7%用户偏好文化体验游，而且该主题的旅游渐向20-40岁青年、中年群体拓展。可见，文化旅游渐渐受到旅客的追捧，市场空间不断扩大。2016年热销景区门票前十强中，以北京景区数量最多；同时，历史文化类占四成。随着文化旅游市场迅速发展，促使历史文化类旅游这种具有文化教育意义的资源成为热门产品。

（摘自《2016年我国文化旅游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分析》）

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

——高士文化与高士图

王亚军

高士，盖指博学多才、品行高尚、超脱世俗之人，多指隐居山野田园的雅士。在读书求仕的时代，高士的归隐与逸致，开拓了中国山林文化、田园文化，对中国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助作用。

高士文化，是中国士文化的重要标志，亦为历代文人墨客追求的至高境界。早在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就提出两种隐逸观：儒家以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为根本思想，主张“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道家以“无为”为宗旨，尊重生命，崇尚自然，主张高度自由、自主的精神状态，追求“达生无累”的生命境界。这两种隐逸观，对传统文人在人格构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方面均产生重大影响。

至魏晋时期，士族阶层兴起，或为政治权贵，或为经济大族，或为文化大族，所谓的“魏晋风度”“高士文化”就是名士贵族的精神产物。面对社会动乱，士族阶层感叹人生无常，企求解脱人生苦难，寻求逍遥境界。于是玄学盛行，学派众多。魏晋形成的人生观，虽然角度各异，但皆“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高士文化的逐渐成熟，为后期高士绘画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不同的时代，高士绘画追求不同的人文精神。概而言之，宋之前遵循儒家“教化天下”的思想理念，追求修身，这种情怀在五代卫贤的《高士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描绘的是汉代隐士梁鸿和其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画家卫贤把梁鸿夫妇的居所布于山环水绕的自然美景之中，以衬托高士志在山野的志趣。这种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使高士完美的人格得到进一步升华，是儒家“君子比德”说的典型代表。

宋以后，艺术审美向哲思性转变，艺术家更加重视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与人文思想的表达，艺术教化进一步寓于审美功能之中，文人画大发展。这时的高士图，体现的是对人的生命与尊严、意义与价值的理解，故文人画家常借助于诗、画，或表现自然情趣，或隐喻世情冷暖，以反映社会现实。这从宋代马麟的《静听松风图》中可窥一斑——一位高士悠然坐卧于虬龙般屈曲蜿蜒的古松之下，听风冥想。

在强调神似的同时，注重人物性格与内心世界的揭示，是中国传统高士图的首要特征。如南宋李唐的《采薇图》，为传达出殷贵族伯夷、叔齐不食周天子之饭的骨气，刻意将二者刻画得面容清癯、身体瘦弱，但行为举止传达出他们不屈的精神。强调意境营造，亦是高士图的特征。再看《采薇图》，画家近景画一松、一枫相对而立，正是以枫树的耐寒与苍松的不凋，对应两位高士坚定不屈的高贵品格。李唐意在通过描绘这个历史故事“借古讽今”，即褒奖南宋与金国对峙之时的爱国守节之士，谴责投降变节之人，体现出画家满腔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高士绘画所以绵延不衰，在于其饱含的高士精神。高士精神之于各时代的文人画家而言，不再是简单的寻古趣、拟古意，而是寄托情怀、批判社会的重要途径。今天，传统高士图的意义在于，鼓励艺术家始终保持高品格的追求，不为名利所囿，不忘绘画对于人文精神和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与表达。

(选自2017年2月1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传统吏治措施失效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监督机制自身的缺陷以及该机制所赖以建立和运行的专制政治体制。

从整体上看，传统政治中的权力监督机制呈现封闭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权力监督排除了任何外来力量的参与，它是一种“体制内”的自我检视形态，是单一性的“自体监督”模式;不仅如此，在这一监督系统内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是一种不可循环、不可逆转的单向关系，作为权力监督唯一动力源的皇帝，高居权力顶端，不受任何制度化的约束。这样一种缺乏“异体”参与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造成了监督动力的不足和理性的缺乏，也造成了某些权力环节的虚监、漏监，它是一个内部协调成本大，整体功能低下，难以有效运转的“死系统”。

这一难以有效运转的权力监督机制是由专制政体自身属性所决定的。在集权政治中，权力监督的全部动力来源于帝国利益的垄断者—一皇帝:为了实现“家天下”的统治需要，帝王们将一人“私有”的独享权力分割委寄于大小官僚，但官僚与皇家利益的背离及权力自身的膨胀决定了其异化的不可避免，“监督”因而成为必须。从根本上说，这种监督是皇帝一个人作为权力的所有者与整个官僚集团之间的力量博弈一—以一人之力应对天下百官，其胜负结果是不言自明的。不仅如此，在集权政治背景下，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的权力形态及其运行模式如出一辙:大小各级官员如同“小皇帝”般各主一方，权力边界模糊不清，权力行使在非程序化的情境下进行，对这样的权力加以监督，实为难题。

而因为有着如此先天缺陷的权力监督机制，在帝王政治下也只有依赖各级官员的自觉和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科，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来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桌子面上之事为制度，而桌子底下之事为潜规则。而潜规则灵活变通，常常使制度归于虚无。帝制政治可以有良法善治，但其实施好坏，必须仰赖政治的清明与否，历史证明，同样的刻度，在不同帝王时期命运是不同的。《明史·循吏列传》中纪有循吏125人，其中，明初至正德153年间入传者有120人，而嘉靖以后的123年里，入传者仅有5人。循吏的出现与消失并非历史的偶然，制度一如既往，而良吏已然不见踪影，各种原因值得探究。

所以从根本上说，封建集权政治无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政治下权力的私有性、垄断性，纵容了权力任性，制造了官场的混乱和吏治的不堪。不仅如此，这种政治还在全社会营造出权力崇拜的文化心理，人们畏惧权力，又追逐权力，权力的膨胀愈发呈现不可遏止之势。这样的“官场文化”还会形成“排斥好人”的现象，“廉于之才，或为上官所忌，僚吏所嫉”，当这种“潜规则”蔓延官场，整个社会就会形成“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的恶劣风气。

(摘自孙季萍《封建帝制下吏治的努力与无奈》)

民族传统手艺及其价值，正在被人们认识，其独特的技艺和工艺价值，也正在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而被人们关注。在许多地方，传统手艺正在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激活成当地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也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保护方法。民族传统手艺生态化保护，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要想办法让其“活”在当下。

留住手艺，就是留住文化记忆。为了留住文化记忆，就要进行本真性传承。在当代语境中，传统手艺并非只是传统农耕文化遗留下来的“古俗”或“遗物”，它容纳了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表达了一方水土的集体情感和意志，具有情感交流与生活交际的价值。存活于乡土社区的传统手艺，其价值和意义是在乡土语境中生成和实现的。由于全球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无论是其技艺传承还是生产规模，都不可逆转地在现代社会走向表落。生态化保护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其产品，而是要可保其核心被艺不再失传，它涉及接艺本身的传承与记录、传承人的保护和手艺生态语境的恢复三个方面。

留住手艺，只有本真性保护是不够的，赋予传统手艺以生命，让其“活”在当下，尚需很好地开发与利用。衍生性生产就是在充分尊重传统手艺形式、内涵和基本元素的前提下，通过题材的转换、内容的变化、功能的放大或用途的改变，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仅就

功能而言，既可从物用形态向精神形态衍生，也可从物用形态向文化形态衍生。如景德镇陶瓷工艺的现代转型衍生出的美术陶瓷，使现代景德镇陶瓷发展出了对审美性、艺术性、文化性的追求。再如，传统的刺绣枕片、石雕木雕等非常实用的产品，已纷纷被移植到显示古老文明和民俗的装饰之中。从生态学角度看，这种衍生性生产不仅保护了传统手艺，而且还通过挖掘产品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增强了传统手艺“自我造血”的能力，赋予了手艺与时俱进的品格。

生态化保护还需让传统手艺创意性发展。文化生态论认为，文化传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传统手艺的传承也需要创意性发展，它不是新与旧的简单更迭，而是传统智慧与当代生活的有机融合，需要更多汲取传统手艺的理念和经验，形成面向生活的应用和表达。传统手艺及其对物的循环再造、对生态自然的依存，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低碳、环保、循环经济的理念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当代，一批有眼光的设计师走出工作室，走进田间地头，与传统手艺人有效合作，取得了可贵的创意。以此创意生活，不仅可以继承和延续传统，而且彰显了一种具有积极的时代性的生活态度。

（节透自王祖龙《生态化保护：让民族传统手艺“活”在当下》，有删改）

孝是最为重要且影响最深的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在生活方式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传统孝道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不过，传统孝道精华与糟粕并存，这需要我们在正确 地批判分析的基础上，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要求子女在物质层面对父母尽赡养的义务，这是传统孝道最基本的规定。但在儒家看来，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对父母的孝还必须要做到“敬”，即对待父母应时刻保持恭敬的 态度。无论是物质方面的“养”，还是精神层面的“敬”，都以顺从父母的意愿为标准，但父母的意愿未必正当，传统孝道的践行还应有更高层次的道德考量。当父母的意愿不正当 时，要用温和的方式去劝谏父母，从而避免让父母陷于不义。传统孝道不但体现于父母生前，还涉及父母去世以后。孔子挽：“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女不但在 父母生前要对其以礼敬养，父母去世后还要以礼安葬、以礼祭祀。生养、死葬、祭祀，在这三个环节都合乎礼制的要求，才算是实现了完满的孝道。

传统孝道的丰富内涵产生于古代宗法社会。它是维系古代家庭、宗族与社会和谐的重要道德规范。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传统孝道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受古代专制等级制度的长期影响,传统孝道被融入了大量维护专制、压抑人性的腐朽 因素。这集中体现于“三纲”教条中的“父为子纲"，并通过《二十四孝》等通俗读物流传。传统孝道的畸形化与父权的绝对化，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近现代以来对传统孝道的批判，起到了削弱旧道德对国人的思想束缚、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对于传统孝道本身而言，这些批判实际上也有助于推动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创新与发展。

但也应该看到，在当前社会，传统孝道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能因为传统孝道在历史演变中曾经绝对化、畸形化，就否定传统孝道本身，而应该将传统孝道的根本精神与其种种具体要求区分开来。只有从其根本精神着眼，才能对传统孝道的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也才能根据时代变化对传统孝道进行创新与发展。应当说，传统孝 道基于最自然的人伦天性。所谓“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父母对儿女有养育之恩，儿女自然能产生对父母的亲爱与感恩之情。这种亲爱与感恩之情，亦 即孝心，是传统孝道的根源与基础。有孝心则有孝行;如果无孝心，即使行为再符合孝道的规 定，也不是真正的孝。因此可以说，孝心是传统孝道的根本精神。就孝心而言，传统孝道拥有 符合当代价值的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

对于传统孝道的根本精神我们应当继承和弘扬，但对于传统孝道的具体要求与表现形式则没有必要拘泥。中华文化历来具有因时损益、与时俱进的传统。我们可以根据当前的社会现实对传统孝道的具体要求进行必要的损益和变革，不断探索传统孝道的新的实现形式。这既是传统孝道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批判传统孝道的具体要求，是为了把握传统孝道的根本精神；而把握传统孝道的根本精神，也正是为了创新和发展传统孝道的具体要求。对传统孝道的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其目的是探索传统孝道在新时代的新实现形式，而不应削弱或违背传统孝道的根本精神。

（摘编自杨俊峰《传统孝道的批判继承》）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栓、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这就是“木叶”的形象所以如此生动的缘故。它不同于“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曹植《美女篇》)中的落叶，因为那是春夏之交饱含着水分的繁密的叶子。也不同于“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黄叶，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在一树上，在那蒙蒙的雨中，它虽然是具有“木叶”微黄的颜色，却没有“木叶”的干燥之感，因此也就缺少那飘零之意；而且它的黄色由于雨的湿润，也显然是变得太黄了。“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日暮风吹，叶落依枝。”(吴均《青溪小姑歌》)恰足以说明这“叶”的缠绵的一面。然则“木叶”与“落木”又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它乃是“木”与“叶”的统一，疏朗与绵密的交织，一个迢远而情深的美丽的形象。这却又正是那《九歌》中湘夫人的性格形象。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节选《说木叶》）

中国神话通过意象彰显自己，也通过意象传承不息。意象是中国神话的体现形式，又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以各种方式被吸收、被改造、被转换，神话就像一位蒙着面纱的美人，神话意象凝聚着她的美。因此，神话需要我们以一己之心、之情去体验它、感悟它，而不是分析它、认识它，“体验神话”是由神话意象的审美属性所决定的。而本质主义神话观在预先设定的知识框架中对神话材料进行有目的的筛选，用归纳的方法得到关于神话本质的结论，笔者在对神话意象审美属性分析的基础上，主张体验论神话观，倡导建立神话现象学，对神话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新的看法。

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也是对神话研究历史的反思。将神话看作“外在于主体的无关对象”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神话学者的类型观点，弗洛伊德、弗雷泽哈里森、早期荣格等都有此主张。他们通过对神话材料的整合、分析、阐释，试图揭示神话的本质和意义，于是神话成为预设的“本质”或“意义”的证明物，这种思路和方法切断了神话与人类主体精神的联系，随即二十世纪的神话学者所摈弃，实际上，笔者将神话看作“至今仍与我们息息相通的心理文化结构和情感需求的结晶”的观点，接续了伊利亚德、坎贝尔等人的观点，指出了神话对于当下现实的重要性，伊利亚德等人虽然打破了十九世纪弗洛伊德等人将神话看作“他物”的研究思路与框架，但是在神话与当下的关系中，两人的处理稍显牵强。伊利亚德认为，神话产生于神圣时代，我们处在世俗世界，神圣通过“显圣物”在世俗世界显示自己，伊利亚德对“显圣物”的界定和分类一直招致诟病，他将外在于人类主体的显圣物作为神话与当下的连接点，也是有问题的。坎贝尔在《千面英雄》等著作中将神话中的英雄成长经历模式化，认为人与神性英雄在成长过程方面有相似、相通之处，虽然坎贝尔的观点启发了大量流行文化和艺术作品的产生，但这种模式如何处理个人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它对个体存在有何意义？而将文化心理结构和情感需求作为神话与当下现实的联结点，在一定程度上逼退了历时性的时空差距，“神话”本质上是“人话”，神与人面临的共同问题就在于情惑需求的实现。

受西方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洗礼的现代人，习惯于言必讲概念、重逻辑，却忽视了我们身为人类的独特性，当感性成了与理性对立之下的牺牲品时，我们就跟随标榜理性的科技一路狂奔，但只需稍稍停顿，就会感受到内心无以缓解的焦虑。理性与感性是人生存中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二者之间不是截然对立、此消彼长，它们共同促成人的完满存在，通过意象体验神话，就是搁置一切预设，转向神话本身，而非用神话的本质、内涵、功能等取代神话。今天我们走进神话，不是靠概念分析、逻辑推理，而应排除预设，对神话所呈现的生活世界进行体验式理解，正像笔者所指出的：“神话的真正魅力，即在于接受者在与神话进行交流时所产生的独一无二的精神氛围。”

（摘编自王怀义《中国史前神话意象》）

古诗词的魅力

古诗词篇幅短小而魅力无穷，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篇幅不长、字数不多的古诗词，曾备受读者钟爱，被读者视如珍宝。

林语堂说过，有一个漫长的年代“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意谓那时候笃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西方人依靠宗教信仰帮助自己去恶从善，而中国人则依靠诗歌教化帮助自己去恶从善。

西方人主张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进入神圣的状态，而中国人竭力追求的却是诗意的生活。在中国人的人生理想中，诗意的人生比庸俗的、铜臭的人生，甚至比入空门的人生更加高尚。

曾经西方人从小背诵《圣经》，中国人则从小背诵唐诗。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诗教确实曾经类似宗教，或者说具有宗教般的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诗歌的教化作用通常不必借助强制的，力量来实现，人们大都情不自禁地被诗歌的魅力吸引，自觉去适用记诵的诗句来指导自己方方面面的生活。

古诗词的魅力主要源自其精辟的内容，它实际上成了历朝历代许许多多具有高超智慧的人体察到的人生哲理。老一辈人读古诗词，首先会被作品开诚相见的态度吸引，他们读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以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等等，对这些内心的剖白，总是反复咀嚼，长久难忘，他们被作者的真情实感打动，如同听到知心朋友说话，即使对方彻夜长谈，依然听得津津有味。

大量优秀的古诗词作品不但跟人们推心置腹地说话，而且拥有高超的艺术技巧，善于凭借生动的形象去表情达意，让人爱不忍释，终致潜移默化。

有的是通过典型细节达到形象生动的。如“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作者仅仅借助一只飞入人家的燕子，去反映世事盛衰的变化，深沉的感慨便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景物寻常，语言浅显，却蕴含着沧海桑田的感慨。

有的是通过贴切比喻达到形象生动的。如《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楼月》的作者渴望与妻相伴，所以埋怨“人不似月”随己闯荡；作者不愿与妻分别，所以恼恨“人竟似月”不能长圆。爱得深，于是“似”也恨，“不似”也恨，比喻出人意料，又都合乎情理。

有的是通过巧妙拟人达到形象生动的。如“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作尘，有香如故”（陆游《卜算子·咏梅》），读者从《卜算子·咏梅》中看到的虽饱受摧残，仍孤芳自赏、变粉犹香的梅花，正是陆游自身的写照。

捕捉典型细节，运用比喻、拟人，都需要善于联想，需要很强的想象力，而古诗词中不少艺形象更是发挥不同寻常的想象力创出来的。

千万别折腾汉字

①这两年，总有人拿汉字说事。一会儿说繁体字要进课堂，一会儿又说用十年时间，放弃简化字、恢复繁体字。如果你像小沈阳那样问一句“为什么呢”，他会说出一大串的理由：第一，现在已是电脑时代，不存在书写困难的问题；第二，台湾至今还在用繁体字，大陆恢复繁体字，有助于海峡两岸的统一；第三，简化字太粗糙，破坏了汉字的审美效果。一副振振有词的样子，真像是真理在握似的。

②可是，了解一下汉字的历史，你就不能不对这种主张打个问号。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形态的繁简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汉字诞生之初，曾经由简到繁，这是为了提高识别的清晰度，让每一个汉字都能具有鲜明的标志；但繁到一定程度便成了负担，于是从汉代开始，汉字在总体上由繁趋简，人们考虑的是学习和使用的便捷。讨论汉字繁简问题，是不能忽略这个大背景的。

③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灰尘”的“尘”字。它在战国时候的写法，是三个“鹿”字构成品字形，再在上面“鹿”的两旁各加一个“土”字。这是一个会意字，意思是群鹿飞奔，尘土飞扬。就造字来说，这个字是造得很形象的；可是一个字要写三十九笔，在当时的书写条件下，简直是一场苦役。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逐步简化的过程：先是去掉一个“土”字，后来又去掉两个“鹿”字写成了“塵”；即使简化到这种程度，人们还是不胜其“繁”，民间又出现了俗体字“尘”。今天，这个字已经成为我们的简化字。“小土为尘”，何等聪明！它凝聚着我们祖先创造的智慧，也记录着汉字发展的轨迹。舍“尘”字不用而恢复到“塵”甚至是三“鹿”两“土”的战国形象，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

④不错，现在是电脑时代，可学习汉字，还是要从一笔一画开始，并不因电脑而改变它的认知规律。有位语言学家曾告诉我，当年推行简化字，他曾到一所学校里告诉小学生，“以后你们再写学校的‘学’字，只要写八画的‘学’，不必再写十六画的‘学’”。这话刚一说完，课堂里便掌声雷动。想到这一场景，我总觉得推行简化字充满人文关怀，不仅是为了文化的普及，更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否则，人们在一笔一画上，将要虚掷多少时间和精力。

⑤至于以繁体字推动海峡两岸的统一，其实也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文字是不能代替政治的。台湾说闽南语，难道大陆也要放弃普通话，推行闽南话吗？撇开这点不谈，就文字论文字，“以字促统”的想法是对台湾民众文化心理的一种误读。我们不能因为台湾通行的是繁体字，便认定台湾民众反对简化字。事实并非如此。我曾见过台湾一些要人的手迹，他们也用大陆的简化字。台湾有家上海书局，专门销售简化字版图书，生意并没有因为简化字受到影响。我有一位大学同学，他给在台湾的哥哥写信，特意用繁体字，“台湾”写成“臺灣”，结果被他哥哥传为笑谈，称他是不知变通的“迂老夫子”。在台湾民众日益了解、日益亲近简化字的今天，我们却要“弃简投繁”，其结果只会造成混乱，说不定反而会干扰海峡两岸的统一进程。

⑥在人类文明史上，曾有四大古文字，如今唯有汉字硕果仅存。鲁迅先生曾高度评价汉字的美：形美以感目，音美以感耳，义美以感心。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汉字还形成了独特的书写艺术——中国书法。从审美的角度说，每一个汉字都是结构匀称，笔画呼应的，繁有繁的丰姿，简有简的神采。简化字虽然减少了汉字的笔画，但并没有损害汉字的特色，相反，有些字还有“削去冗繁留清瘦”的美感。说简化字太粗糙，我看主要是一个习惯问题，一个心理问题。只要没有先人之见，你自然会发现，“黄四娘家花满蹊”是美的，“竹外桃花三两枝”同样也是美的。

⑦拜托，千万别折腾汉字。

(选自《咬文嚼字》)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辩。”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