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期，某国际大牌推出了一款黑色中长半身裙，售价高达29000元人民币，但有网友发现，这款裙子神似中国的马面裙。该品牌强调其采用了“标志性的廓形，是一款全新的优雅时尚的单品”，却只字未提“马面裙”。尽管国内质疑该品牌文化抄袭的声音四起，但品牌官方至今没有表态，只是在中国市场内默默下架了这款新品，国外的网站上这款裙子在继续售卖。有媒体认为，这波操作难以被界定为抄袭，只能冠以“文化挪用”。

在这一事件中，不少人被科普了马面裙的概念：马面裙，前后里外共有四个裙门，两两重合，侧面打裥，裙腰多用白色布，取白头偕老之意，以绳或纽固结。马面裙的风格由明代的清新淡雅到清代的华丽富贵，再到民国的秀丽质朴，其结构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此前，也有不少国际大牌借鉴中国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出现在巴黎、米兰、伦敦的时尚舞台上，1981年戴安娜王妃曾经穿过红色的马面裙，当时的新闻稿写的是中式刺绣裙。这些借鉴参考，在文化领域并不少见，是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喜爱和推广，为国人所乐见。

要想让我们的文化瑰宝传承下去，就需要主动去发现。在此之前，许多国人并不了解马面裙。争议事件发生后，众人才知道，这种款式不仅凝结了古人的实用智慧和审美情趣，更具有十足的现代感，只需稍加改良点缀，便可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时尚单品。

文化交流与元素借鉴本来就是一种双向奔赴，“韩国端午祭申遗”等文化抢注事件一直让国人耿耿于怀，此次“被挪用”则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不过，与其停留在口头的“抗议”，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整理中来，寻找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传播的方法。

（摘编自张晓涵《文化挪用，应让公众更关注传统文化守护》）

材料二：

文化挪用是指处于一种文化背景中的人将其他不属于自己文化中的元素进行符号特征挪用的行为。根据内涵的不同，文化挪用可被归为“实物挪用”与“非实物挪用”，前者通常是指对有形物体的占有，而后者更为抽象，通常表现为内容挪用和主题挪用。内容挪用指某文化中的文化成果被其他文化中的创作者借鉴、利用，又可具体分为风格挪用和母题挪用，两者都指异文化对本文化中文化成果的挪用，只不过前者会主动地表明挪用对象的出处并以此进行自我标记，而后者则是利用异文化的符号与象征来创造性地再现本文化。而主题挪用指在文化塑造中有意地借用其他文化中的个体与机构。

对于文化挪用的批评者来说，文化挪用是一种异文化思维下对本土文化的误读与错用，是对被挪用者的冒犯，特别是文化挪用本身所具备的符号化、片面化及多变性等特征让人将其视为是刻板印象的输出。但是，文化传播是从符号开始传播的，即文化传播的第一步永远都是符号化与片面化的。这在好莱坞电影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表现中国不离功夫，表现日本不离和服。符号化的目的是便于传播与记忆，只有借助符号化的事物进行文化传播，才能使得更多处于外来文化背景中的传播对自身文化产生兴趣，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地进行输出。

在对文化挪用进行讨论时，要避免“绝对原创性”的误区，避免陷入保守主义与自闭主义。一种文化若想进入世界舞台，就必须以适合其传播的形式进行改造，以适应不同文化。马克思曾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即“用世界性文学来包容所有在其自身文化之外出现与发展的文学作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能够包含任何影响力超出本土文化的作品”。作为日益成为学术关注重点的“世界性文化”或“全球性文化”，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地方性”，即在全球化时代，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具体而为之的，而是各个文化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沟通的产物。简而言之，每一种文化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对立的产物，如果想要自身文化在世界体系中获得发展与尊重，就要让自身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与其他文化中的特殊性相交流，使其特殊性发展为普遍性。

中国文化实践坚持“文化自信”。我们既要注意文化挪用的负面意义，也要看到其背后所承载的积极意义，善用文化挪用，在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与“文化星丛中的其他文化进行对话。只有这样，才能打破西方社会对中国”“傅满洲”“陈查理”式的想象，促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欣赏，以符号为载体，各文化共同参与编码与解码，实现“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自信”。

（摘编自徐冠群《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新：跨文化传播语境中文化挪用的积极意义》）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完成严仲子所托后为不连累家人，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数例。郭解处理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史记》中的侠义之士是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的。《刺客列传》中的义士，所作所为均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燕太子丹……他们不是仆与主、臣与君的隶属或等级关系，也不是雇佣或利益交换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的壮举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谋权，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信任、一份赏识、一份重托，就因为这份厚重的情谊，他们愿意赴汤蹈火，他们明知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受到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高尚的，但他们的人生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坚守的操行。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

从唐诗的特色谈起

林庚

唐诗为历代广大读者所喜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朱彝尊说得好：“唐诗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诗才脱笔砚，已是陈言。”这里所谓的“今诗”指的是明诗。明代以七子为代表的诗坛专意模仿唐诗，但模仿是陈陈相因没有生气的，所以“才脱笔砚”便“已是陈言”。至于唐诗本身呢，则千载之下仍是那么“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

我们今天学习唐诗，当然不是要去模仿唐诗，而是要从中感受那“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的新鲜活力。正是这种新鲜的活力，带着蓬勃的朝气，形成盛唐之音，展现为绚丽壮观的广阔天地，使我们感受到饱满的艺术享受。

优秀的诗篇总是不断地激发着、唤醒着人们新鲜的感受，又以这方面的素养促进了诗歌的创作发展。这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唐诗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出现的，又以它全新的创作不断地启发着人们。我们一方面欣赏着那些最富于生活气息的名章秀句，一方面探索着那蓬勃涌现的过程和法则；唐诗由于具有最鲜明的艺术感染力，因此成为我们最好的学习典范。

唐诗的语言明白易懂。它不但比起唐以前的诗来是如此的，而且比起它以后的诗来也是如此的。例如明、清的诗歌，它离我们的时代比唐诗要近得多，那么为什么反而不如唐诗那么明白易懂呢？这难道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明白易懂也并不难，难得的是以那么浅近的语言却能取得那么精湛的艺术成就；这深入浅出的诗歌造诣，又正是唐诗为人们所赞赏的一个缘故。明白易懂自然更不等于一览无余，一览无余又怎能百读不厌呢？而唐诗却正是以其明白易懂而更为人们所百读不厌。这之间既有统一又有矛盾。唐诗中有一些人人传诵的名篇，其间的诗歌语言本来是允许有一定跳跃性的，有时跳跃得比较突出了些，就可能感到不那么平易；可是如果它因此却取得了强烈的艺术实感，那么人们就会爱不忍释。语言的明白易懂乃语言的美德，诗歌虽然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却不能不植根于日常的生活语言，远离了生活语言，诗歌的花朵就容易枯萎，明白易懂乃诗坛的一条康庄大道。唐诗中既有大量明白易懂的杰作，又有少量不太明白易懂的名篇；这里的矛盾统一可以成为我们探索诗歌语言艺术奥秘最好的桥梁。

而唐诗的可贵正在于语言艺术上深入浅出的统一，这是它的最高成就、最鲜明的特色；这也是唐诗为什么能那么繁荣旺盛的一个原因。

研究唐诗繁荣的原因，也是我们学习唐诗一个方面的课题，我们很少看到人们对于其他时代诗歌繁荣的原因有那么大的兴趣去进行研究。这当然首先由于唐诗是一个大家公认的诗歌高潮。而这个高潮又被传统地分为初、盛、中、晚起伏分明的四个时期。我们也很少看到其他时代的诗坛有这么完整的时代性的划分，这当然也由于它是一个波澜壮阔巨大持久的高潮，所以才能分得清它的潮头、潮尾、顶峰与转折。而这个初、盛、中、晚的四个时期，又恰恰与唐代整个社会的起伏发展相为始终。唐代社会的发展乃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上升发展的高潮。这两个高潮的息息相通，就更增加了初、盛、中、晚的鲜明性。这里值得我们探索的问题也就不限于诗歌本身，而是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它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部规律，而它的发展如何才能获得成熟，则又取决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客观条件。这里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广泛生活内容，是我们研究唐诗的广阔领域。

（选自《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删改）

材料一：

文字，是文明时代的标志。在我国，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了图形文字，殷商时代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现存最早、最完备的文字体系。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隶书、行楷，汉字留住了历史的记忆，推动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汉字的构造和演化过程，也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和对世界的感知方式。

凝结着中国智慧的汉字，是迄今为止唯一存于世上的古老表意文字，将我们源远流长、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凝聚成一个整体。它所具有的形体美、音律美和意蕴美，使民族文化具备了强大的包容能力。单字信息含量大，又提升了文字的扩展能力和稳定性，使现代的我们仍然可以阅读古代的文章，临摹古人的书法。

（摘编自孟杨《汉字，筑起心中的长城》）

材料二：

近年来，原创文化电视节目颇受欢迎，从《汉字英雄》《中华好诗词》《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到《中国灯谜大会》《中国成语大会》，都聚集了不错的人气和口碑。在张一清看来，这不仅是做一档好看的电视节目那么简单，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文化氛围的升温。

我从2014年开始参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2015年明显感觉到关注这一节目的人越来越多——学生、老师和孩子们身后的家长，这成了一个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活动。张一清说，要想在某一领域取得突出的成绩，必须要有广泛的参与群体作为支撑，现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就具备这个条件。报名参与节目的孩子越来越多，经过选拔后的水平也在逐渐提升。各地的活动都在贯彻这样一种精神：参与不仅是为了最后获得一个名次，更是因为学生喜欢汉字，愿意了解汉字背后的中华文化，进而了解我们的历史。张一清说自己的第一本职工作是关注语文教学，第二是关注汉字本身。认识汉字、了解汉字是阅读的基础，而理解力的提高则能够激发孩子更多的兴趣和潜能。在张一清看来，汉字里蕴含着中国的文化基因，是每个人接触中华文化的基本单元。而通过参与语文教师培训，参加语文教学教研活动，张一清对学生的语文教育问题有了独到的见解。为了推广中华传统文化，让更多孩子领略文字的魅力，张一清在北京阅读季“书香校园”活动期间，前往中小学、国家图书馆等地开设讲座，交流汉字文化。

（摘编自《张一清：探寻汉字文化基因》）

材料三：

中国当代著名视觉设计跨界艺术家宋旦汉字艺术展在纽约开幕。汉字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重要载体，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宋旦用极其独特的创意手法让汉字散发出书画同源的本色之美、形意之美和禅境之美。宋旦此次创意水墨汉字展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以我国百家姓为基础，将姓氏汉字融入茶壶图案，远看是茶壶，近看是汉字。宋旦表示，他的创作指导思想就是努力将汉字形象化、符号化，让不懂汉字的外国人对汉字产生好奇和兴趣，从而进步了解汉字深奥的内涵，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宋旦坚信，他的创意水墨汉字艺术，将成为弘扬中华文化，加深交流了解，践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新形式，必将进一步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中华姓氏文化也将成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进步强化民族凝聚力的独特文化符号。

（摘编自《创意汉字，美在意志—宋旦汉字艺术展在纽约开幕》）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最成功的时代。它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国家财政的增收以及本国人民群众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体现在通过海上丝路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文化交流，促进了财富在沿线国家间的流动并持续增长，是始自中国惠及全球的千秋伟业，是中华和平崛起与世界携手共富的最好证明。

宋元时期特别是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元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工商业发达。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后期某年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占30％，工商税占70%。这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而在工商业的税赋中，对外贸易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这一切，均要仰赖被宋元视为黄金生命线的海上丝绸之路。所以宋高宗赵构才会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在宋元时期，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已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沿线国家也开始以陶瓷代称中国。自Seres（丝）到China（陶瓷）的称谓变化，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陶瓷在海上丝路中的主导地位。那时，海上航行的大都是中国的商船，船中大都是瓷器商品。

宋代记述海上交通贸易等内容的《萍洲可谈》这样表述瓷器海运情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也就是说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满船舱的所有空间，人晚上只能挤在货物上睡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文宽研究员在《中国古瓷考古与研究五十年》一文中总结道：“中国瓷器可称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大、销售地点最广的商品。”日本著名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在著述的《陶瓷之路》一书中，干脆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丝绸之路称为“陶瓷之路”。

探究瓷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大宗商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一是陶瓷的性价比高，需求量大，又极受国外欢迎，从业者能获取较大利润；二是海上运输方便，装载稳定后不易碎，运量又大，一些大船一次运载竟达10多万件。同时瓷器又是远洋帆船最好的压舱货物，装在底舱，还可以防止茶叶和丝绸等商品受潮，一举数得；三是自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开始的瓷器等商品可以代币直接博易等规定，也减少了贸易的中间环节，极大地促进了瓷器的出口外销。

瓷器出口量虽然大得惊人，需求却还是远远不能得到满足。导致中国瓷器一运到国外，立即身价倍增，价比黄金，成为外国人的珍藏和身份的象征。为此，世界各国一些有心的商人、传教士和制瓷工匠来到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学习中国的制瓷技艺。《欧洲陶瓷史》等有关史料也证明，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发达的制瓷业与中国存在密切的师承关系。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从仿制到创新，均有了极大的进步，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兴盛与经济的发展。中国瓷器真正成了联通古代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的文化使者、帮助他们打开财富大门的金钥匙。

（摘编自王剑波《宋元及明初海上丝路探源》）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属第一流的大学派。汉以后，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儒、道所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派；墨家中绝；唯有儒、道两家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吸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条纵贯始终的基本发展线索。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两者由于处处相反，因而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强烈关切并有着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已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逐外物而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和谐宁静的社会。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为最高目标。或隐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俱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凡事皆能观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可谓为曲践乎仁义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古者有儒风、儒士、儒雅、儒吏、儒将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底、风度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就是内敛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超然自得、高举远慕、留恋山水等，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逸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真返朴，羡慕赤子般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缛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脱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摘编自《儒家与道家人生气象》）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张泽文

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将连接亚欧大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因为这条路上最具代表性的货物便是丝绸。然而，从汉代开始开通的丝绸之路，并不仅仅在中西方的国家间运送丝绸，而是从各方面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成为古代中国连接东西文化的主要动脉。

古中国诸多技术在当时均居世界前列，物产的丰富，经过丝绸之路西传，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丝绸，中西贸易交流之路以“丝绸”命名足以显其重要性。中国丝织品西传自先秦时期就开始了，后来成为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商品——甚至丝绸之路最初重要作用就是运输中国的丝绸。在西方诸国，中国丝绸与瓷器一起成为东方强盛文明的代名词，风靡各地。甚至各国元首和贵族将拥有中国丝绸和瓷器视为荣耀的象征。在距离遥远的西方，人们最初正是通过昂贵精美的丝绸和瓷器来构建中国或者说整个东方的美好形象。这种美好也支撑着他们积极与东方交流贸易。

丝绸贸易如此兴盛，但蚕桑丝织技术却在千年后才开始传入西方诸国。汉代时，蚕桑法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域于阗国，此后西域的丝织业逐渐发展，出现西域“胡锦”。后来蚕桑技术又从西域传入拜占庭和波斯，本土的丝织业出现并发展。各地产出的花样各异的胡锦也作为贸易物品四处流传，也刺激中国生产样式类似“胡锦”的丝织品销往西方。总而言之，中国的丝绸文化随着丝绸贸易在沿线各国开花结果。与丝绸并称的瓷器也对世界各地影响极大，中国的瓷器制作法沿丝绸之路传入各国，也形成了世界性的瓷器文化，甚至遥远的北非都受其影响。产自中国的樟脑也和瓷器一样珍贵。

此外，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漆器、铸铁、冶炼、建筑技术无一不沿丝绸之路产生世界性影响。中国的作物如谷子、高粱等，还有曲辕犁等农业生产技术也传入西方，帮助人们对抗饥荒。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药学，中国积极收集海外药物的同时，向印度、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等地输出药学，造福世界各地。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中国的存在对西方各国至关重要。

几千年来，丝绸之路孜孜不倦地沟通着中西，它就像一条主动脉，不断输送营养，推动沿线甚至整个亚欧大陆的发展进程和走向。随着历史的发展，东西交流逐渐便易和东西形势的逆转，明清后丝绸之路渐渐衰落，最终在19世纪彻底消散。它已经逝去，但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感谢。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它还会以不同的形势重获新生。

（有删改）

诗歌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代，没有文字，只有在口头上传唱的歌谣。由于没有文字记录，所以我们今天难以窥见历史的全貌。

大概到了周代，周王朝为了制礼作乐，曾派采诗官在春秋两季到各地搜集歌谣，贵族们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讽喻等目的也作诗、献诗，这些诗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被编辑成了《诗》。《诗》共收入了自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所以又被称为“诗三百”，汉代以后被尊为经典，遂有《诗经》之称。《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最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源头。其中作品按照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民歌，共有周南、召南、邶、鄘、卫、郑、齐、魏、唐、王、秦、陈、桧、曹、豳等15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160首，又称十五“国风”。“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有105篇。又因产生的时代和乐调的不同，分为“大雅”“小雅”。“大雅”多是西周时期的作品；“小雅”则多为周王室衰微以后的作品。“颂”是用于宗教祭祀的歌舞曲，其中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诗经》所表现的内容较为丰富。“雅”“颂”中有些作品带有“史诗”的性质。《诗经》的精华在于十五“国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歌唱爱情，赞美劳动，揭露现实，是“国风”中最为动人的主题。《诗经》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后人曾经归纳为“赋、比、兴”。“赋”是铺陈叙述，“比”是比喻，“兴”是起兴。《诗经》在句式上以四言诗为主，章法复沓，回环往复；语言上双声叠韵的现象比较普遍，修辞巧妙，韵律和谐。但是，《诗经》所阐发的“诗言志”、“美刺”、“比兴”以及“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一直被历代诗人奉为创作圭臬。

中国诗歌的另一个源头是《楚辞》。《楚辞》是在战国后期南方的诸侯国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它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是楚国的一个没落贵族，曾任三闾大夫和左徒，一度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他对内主张“举贤授能”，变法图强；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后因遭到贵族保守派的谗害和排挤，被楚怀王放逐了。在放逐途中，他爱国之心始终不渝，把满腔的郁闷写成了一首首感情浓烈、文辞华美的诗篇。面对楚国的衰落和人民的苦难，屈原忧愁怨愤，遂自投汨罗江而死。他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影响力最为深远的爱国诗人。现在能够确定的屈原的作品，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等。其中《离骚》集中反映了屈原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祀乐歌改作和加工而成的一组诗歌，或写人对神的礼赞倾慕，或写神灵间的眷念、爱恋；语言优美，情思忧伤。《楚辞》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于《诗经》的别样的诗歌美学风格，它以波荡汹涌的感情、奇幻瑰丽的想象、铺陈华美的语言，表现出极强的浪漫色彩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又一重要源头。

汉代诗歌的新成就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

汉乐府的产生和汉代音乐机构—－乐府关系密切。史载秦汉立乐府，但乐府的真正繁荣自汉武帝始。它的职责是采集民歌加以整理，配乐演唱。后来人们便把乐府所采集和演唱的民歌叫做“乐府诗”或“乐府歌辞”。汉乐府继承《诗经》反映现实的优秀传统，多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们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有很多抒写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和情绪的作品。如《东门行》《妇病行》等，写人民的疾苦；《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写战争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自然，活泼生动，且时有真率稚气。它们句式多样，以五言为主，是中国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一次创新。五言诗的标志是“二三”节拍，较之《诗经》四言的“二二”节拍，韵律上抑扬顿挫，更为优美，表情达意也更丰富自由。

随着汉乐府的流行，文人开始仿作五言诗，到汉末便呈现出五言诗大兴的局面。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民歌影响文人创作的一个典型例子。汉末的许多五言诗，因为作者姓名不可考，自晋代以后就被称为“古诗”，其中有十九首被南朝梁萧统编入《文选》，代表了当时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夫妇、朋友间的离情别思，士人宦游失意之感，有的作品还流露出感叹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东汉后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心态。这些诗语言浅近自然，诗境清远平和。后人把它们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如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诗品》）。

材料来自《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

欲昌明和改善国家政治，仅仅靠政治家或政治领袖具有政治审慎的美德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加上健全的民主制度也还是不够。现代民主政治对政治伦理的基本要求是，“明君”“廉政”“善治”、“社会的良序”、“公民的美德”都同样重要，同样不可或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的政治伦理或公民美德甚至比政治家或官僚的政治美德和制度美德来得更根本、更基础，因而也更为重要。这就是《尚书 ·五子之歌》里所说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大义。

与传统社会的“良民”期待不同，现代民主社会更期待公民的积极作用，就是现代社会更期待“积极的公民”及其美德文明。“积极的公民”不一定非有“积极的自由”不可，但必须有《宪法》承诺和保证的“基本自由”，必须有绝对独立的人格尊严和普遍的社会政治平等，并要求有“社会的正义环境”——包括制度的、司法的、行政管理的和文化政治的诸种环境或条件——的有效保障。在此前提下，国家才可以要求每一个国家公民具备公民的政治美德，包括自觉履行公民的政治义务、爱国和政治审慎等等。

传统社会的“良民”本质上只是“臣民”，亦即只有被动服从王朝的义务，而无独立自主之政治权利的政治奴隶。因而，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为民者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和政治作用可言，其在传统政治话语中的分量更是微乎其微。虽然“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等政治言说具有显见直观的民主意味，但在传统社会里，它们终究只有政治伦理的修辞意义，绝无政治实践的现实可能。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借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伦理修辞，来表达现代民主政治对政治伦理的真实期许和内在需求。至少它提示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人民才是政治的“本体”，他们既是“国家的主人”，也就理所当然的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他们的政治认同、政治参与、政治监督和政治行动，不仅决定着政府治理的正当合法性程度，也是检验政治制度运作和政治官僚政绩之政治合理性和政治有效性的最终圭臬，更是决定国家政治前途和命运的终极政治力量。因之，公民美德对社会政治文明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换言之，公民的政治伦理素质或水平，乃是检验一个国家、一届政府和行政官僚之政治文明水平的根本的和最终的评价尺度。所以，与制度品质改善和官员品质提升相比，公民政治伦理品质的改进提升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这一点往往是人们容易忽略的。因为在大多数时候和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更习惯于把政治或政治事务看作“吏治”问题和制度问题，而实际上“民治”问题才是根本，也更为复杂和艰难。

政治审慎当然只是诸种公民美德中的一种，但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它却是最重要的一种。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审慎乃是一种最具综合性并取法“中道”（中庸）的公民美德，它不单关乎公民的政治智慧，也关乎公民的政治行动，更关乎他们的政治认知、认同、判断、选择和决定，诸如，如何在“消极自由”的政治条件下成为“积极的公民”？如何在争取公民自主权利与自觉承诺公民义务之间保持平衡？如何获取必要而充分的参与政治、监督政府和官僚、协调自身与社会的民主协商的政治能力？凡此种种，并非单靠公民身份就能够获得的公民政治能力。阿马蒂亚·森说得好，在现代民主社会里，比“机会均等”更重要的是“实现均等机会的能力”。遵循同样的推理，我们可以说，比获得公民基本权利更重要的是实现这些基本权利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资源。

（节选自万俊人《路难岂止是长安》）

长期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对于人类科技史上著名的“李约瑟之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解答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发明成果大量涌现，从而启动了工业革命并创造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奇迹。

作为一种现代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是通过保护产权形成激励机制，为权利人提供持久的创新动力。在没有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创新者不愿对创新活动进行投入，因为他们的成果将会被迅速模仿，导致其几乎无法获得利润。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赋予创新者以产权，禁止他人未经授权使用其创新成果，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内在的激励机制和动力源泉。

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发展的基本保障。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对创新成果进行产权界定，还对创新产业进行合理资源配置，营造产权交易环境，使创新活动能够合法、有序地进入市场，充分实现经济价值。知识产权制度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对于激励和保护创新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很多学者也将知识产权法称为创新之法。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资源三大传统要素投入，然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已很难再继续承担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重任。要努力实现经济行稳致远，主要增长动力必须做相应转换，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赖之以强，国家赖之以盛。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我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知识产权将企业的创新、研发、制造和销售等环节有效地连接起来，既可以引领创新创业发展，又能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驱动就是知识产权驱动。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制度经验，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全球131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列第14名，与去年持平。中国也是今年跻身综合排名前30位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样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当然，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也要防范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一些知识产权“蟑螂”不从事实体产品研发、制造，而是通过购买获得的知识产权，依靠侵权诉讼来骚扰、威胁进行科技创新的实体企业。对此，要形成制度化的解决机制，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又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

知识产权制度基于创新而生，由于创新而变。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兴起，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不断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提出新挑战。未来，还要进一步健全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法律之间的一致性；进一步破解知识产权领域相关体制障碍，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

（选自万勇《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