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二手消费

①一个好的学者做研究时，往往应当“上穷碧落下黄泉”，穷尽与题项相涉的重要研究材料，可惜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文学者都没能做到；一个好的读者阅读时，应当抛开书评人、批评家、专业学者这些知识的二手贩子，直接阅读原著，以求直达原作者的心灵和思想的中心，以求更好地靠近那些伟大的魂灵，但是我们时代的绝大多数读者没能做到。毕竟，这已不是书籍的时代了，正经的学问也逐渐变得边缘化了。于是，人们不需要变成知识分子，而是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蜕变成“知道分子”。

②我们身处媒体的时代，有了太多的娱人娱己的方式，不再像18、19世纪书籍时代的读者一样，只能在书山跋涉中去寻求快乐的指引和心灵的成长。现今的读者更易受传媒的影响而阅读。媒体是这个时代的王者，它凭借其自身的强大力量影响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比如阅读原本是生活中非常私人的事，但是像央视《百家讲坛》却试图说服一般的读者：你应当阅读于丹、易中天、袁腾飞等人的书。于是，没“读”过的人会少了许多谈资，在一个群体之中，他渐渐会觉得自己变成了时代的新文盲。终于，在畅销书这一个舞台，来来回回，粉墨登场了许多二手贩子。

③像今年非常红火的梁文道就是一例。梁文道的书在大陆火起来也仅仅是2009年的事。作为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他开讲“开卷八分钟”一栏，给观众介绍书籍。那些介绍书籍的讲稿，最终汇编成册。今年梁氏的书卖得很火，出书的风头甚盛，四本书换了三个出版社。第五本书《梁文道：我读》在年关将至时，又换上了上海三联书店于2010年1月出版。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老牌出版社，历来以质量著称，但是自从中华书局为于丹出书以来，其他出版商也同样为生存而降格以求。不知2010年上海三联出版的这本《梁文道：我读》算不算得上是一种降格呢？

④但无论如何，这本书还有可取之处。毕竟都市生活节奏非常之快，人人时间有限，而出版业的繁荣又使读者误以为书籍那么多，如何读得完呢？何况，知识本身就是无涯无际的。从这两点出发，书评家有了它的存在位置，梁文道的存在位置也正在于此。“道长”要做这个读书的群氓时代的引导者，普度一般的读者，所以《梁文道：我读》的好处在于为一般的读者作一导引，如何读好一本本“流行书籍”。试看《我读》中所选的书，大部分是国内外的热门书，涉及人物和书籍有：王小波和《黄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理想国与哲人王》、《个人尊严》，被消费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和《切·格瓦拉之死》，2009年凭《小团圆》借尸还魂的张爱玲，作品被误读为青春小说的村上春树和随笔集《当我淡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言辞激进者陈丹青，于丹和讲《论语》的杂书，畅销的《沉思录》和《道德情操论》等，几乎已将最近几年的文化热点一网打尽。出版者的这个如意算盘打得精明之极，所以《梁文道：我读》也必将畅销一时。读者也可借此获得多点谈资。

⑤本书首篇开宗明义，即问：“为什么需要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文中，除有主张扩张阅读面之外，观点大有为自身开脱之嫌，即虽然是将知识二手倒卖，但是这本书还是有可读之处的。“倘若读者不能一上来就读《论语译注》，当然是读《于丹〈论语〉心得》。”同样的逻辑，倘若读者不能一上来就读《               》，当然是读《              》。然而，这种逻辑的不足之处在于，此书所介绍的书，几乎都是畅销书，虽触及了今日的文化热点，但是读者难免会被牵着鼻子走，不读其他更为“正经”的书。那么，那些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经典，肯定是没有时间再读了。

⑥我们翻开《梁文道：我读》，大半观点仍不外是拾人牙慧。这样的书，会让一般的读者自以为自己读完这些书，懂得了不少知识，殊不知这样的盲从，本身也就很说明那些没有主见的读者，仅是新时代的“文盲”而已。冷饭炒过几次，味道再好，也是有限。何况，既是冷饭，又是他人嚼过的，营养如何，想想更是可知。当然，精明的读者并不需要他人的介绍，他们有自己的阅读体系和辨别能力。至于一般的读者，大概翻读一遍，即可抛开。

高科技和市场经济在文化领域的强力介入，使当今时代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泛化与审美泛化的趋势，其具体表现就是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

大众文化是充满争议又无法回避的文化现象，关于大众文化的审美品格更是纷争迭起。总的来看，大众文化的审美实质上是一种以“欢乐”为核心理念、以新型技术拓展想象时空的自由体验。大众文化的审美化促成了审美与生活的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但在大众文化审美形象化和欢乐身体化的同时，语义学维度的审美思考却越来越匮乏。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直接的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娱乐只有当其与文化中某种更根本而深层的东西相融合才富有价值。成熟的大众文化应该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维度的意义追求，既着意于审美愉悦，又不舍弃精神提升，在世俗化的文化氛围和生活化的审美环境中，跳出日趋严峻的“欲望陷阱”“反省缺失”和“欢乐黑洞”状况，实现人类真正的审美解放。

消费时代文化的重心由思想精英型走向消费大众型，文化影响极广却不厚重，造就了许多沉浸于替代性与虚拟性满足的精神“盲流”；同时，人们又借助大众文化带来的感性欢乐与影像冲击尝试着新型的审美解放和意义生产。简言之，大众文化崛起带来的审美泛化现象，既有本雅明所褒赞的防止文化法西斯主义层面上的革命性，也有马尔库塞所贬斥的精神退化意义上的反动性。在“内容为王”的文化创意、生产时代，迅速提升国内大众文化的人文含量和精神品质，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审美离不开现实人生，但它决不是“满足”与“迷恋”而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重”；释放、抚慰、减负、宣泄只是审美光谱中的低限，身心俱悦才是审美的高端与正效应。正是缘于此，审美从最高意义上说是以带给人类欢乐、自由、解放与光明为己任的，是以教人奋进有为为目标的，并合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但是，现有的大众文化往往只具备了一些审美表象性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审美噱头”，却缺乏审美的超越性精神，无信仰的繁盛与无原则的喧哗成为当今大众文化的普遍性样态。而超越性是人类自由自觉本质在文化审美中的显映，审美的特点就在于它超越了有限的功利之境进入了一个无限澄明的意义世界。

大众文化在实践功能上具有消解神圣、提倡个性、解放思想等积极作用。然而，大众文化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其发展与品质被市场机制控制着，大众文化为盈利而制作，大众文化消费则表现出盲目性、庸俗性和过度的娱乐性。在大众文化的产销运作过程中，平庸化的东西常常被奉为新潮而流为时尚，深刻而崇高的东西则常常被视为落伍而遭鄙弃。这种初级市场经济社会中常常遭遇的“劣胜优汰”现象，亟须国家治理的有效干预和人文思想的深度滋养。

走进新时代，必须高扬民族正气，强调文化要化人而不是化钱、艺术要养心而不光是养眼、鉴赏要引导而不是迎合。随着人们对大众文化内在特征的体认的加深，我们有信心看到一个多元文化形态协调发展的文化新格局。

(摘编自傅守祥《提升大众文化的审美品格》)

《红楼梦》的传统性

俞平伯

从《红楼梦》中，很容易看出它如何接受、综合、发展了古代小说的传统。

《红楼梦》以“才子佳人”做书中主角，受《西厢记》的影响很深。如二十三回黛玉葬花一段，宝玉说“看了(《西厢记》)连饭都不想吃了”。以后《西厢记》几乎成为宝玉、黛玉两人对话时的“口头语”了。本书引用共六七次之多，而且用得都很灵活，如四十九回引“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一段，宝、黛借《西厢记》来说自己，非常自然。

《红楼梦》开首说补天顽石高十ニ丈，方ニ十四丈，共有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原合十二月，ニ十四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跟《西游记》第一回说花果山仙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二丈四尺开阔，说法略异，观念全同。而且，这块顽石，既可缩成扇坠一般，又可变为鲜明莹洁的美玉，我觉得这就是金箍棒塞在孙猴子的耳朵里呵。

《金瓶梅》跟《红楼梦》的关连尤其密切，它给本书以直接的影响，近人已有专书论述，这儿不作详引。如《红楼梦》的主要观念“色”“空”，明显从《金瓶梅》来。又秦可卿棺殓一节，几全袭用《金瓶梅》记李瓶儿之死的文字，脂砚斋本评此“深得《金瓶》壸奥”。

从上边简单引用的各例，说明《红楼梦》实集古来小说之大成。不仅此也，它还继承了更远的文学传统，并不限于小说，如《左传》《史记》，如乐府诗词，而继承《庄子》与《离骚》尤为特出。脂砚斋本第一回评，明确说“《庄子》《离骚》之亚”：第六十三回借妙玉的口气说“文是《庄子》的好”；第二十ー回，宝玉摹拟《庄子·箧篇》——这些都不必细说。我以为庄周还影响《红楼》全书。它的汪洋恣肆的笔墨，奇幻变换的章法，得力于《庄子》很深。

至于《红楼梦》与《离骚》的关系，借其中的《笑蓉诔》来说明。这属诔文，引用《离骚》《楚辞》最多。其中更饶趣味的一条是：宝玉在这篇诔文里，把他的意中人晴雯比作“螺”——宝玉说晴雯“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作者原注说：“鲧刚直自命，舜殛于羽山。《离骚》曰，鲧以亡身兮，终然天乎羽之野”。这是特识、特笔。拿自古相传“四凶”之一的“鲧”，来比晴雯这样美人儿，够古怪的：所以后来有人把这句改为“巾帼惨于雁塞”，以为用昭君出塞的故事就妥当得多了，而不知恰好失掉了作者的意思。赏识这“直”的“鲧”本是屈原的创见；《红楼梦》作者翻“直”为“刚直”，仿佛更进了一步。这是思想上的“千载同心”，非但文字沿袭而已。

如上所举，《红楼梦》古代渊源之深厚且广泛，已可略见一斑。自然，它不是东拼西凑，抄袭前人之文，乃融合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所以必须把《红楼梦》的传统性跟它的独创性合并地看，才能见出真面目。若片面地、枝节地只从字句上的痕迹来做比较，依然得不到要领的。

根据《论语》记载，孔子很少言及“利”的问题，偶或有之，也常常与“义”对举。例如为人们所熟知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在他的影响下，后世儒家将义利之辨看作一个重要问题，重义轻利成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

与前人相比，孔子及其门人在使用“义”这一概念时，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义”对于个人道德行为的重要性。这里的个人，主要是君子，一般指士及士以上阶层中的个体。如“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能够“行礼”的，当然是贵族。第二，在君臣关系层面，突出臣下这一方面的“义”。这并不是说，孔子把君臣关系看作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的、绝对的服从。因为孔子明确讲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将君主看作贵族阶层的一个成员，则君主也要讲“义”，所谓“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使臣以礼”为君主之“义”，“事君以忠”为臣下之“义”。

第三，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作为抽象的价值标准，《论语》中的“义”虽然也具有“公正”等含义，但在多数情况下，却只有形式意义而无内在规定性。例如，“君子义以为上”，就是君子应该让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否则其他的好品质都将失去依据。但什么是“正当性”，在不同语境、不同条件下，具体答案和标准又是不一样的。

尽管在孔子之前，义利关系问题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到了孔子那里，义利才真正对举而言，并且具有了对立的意味。最著名的莫过于《论语·里仁》篇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轻利是孔子价值观的基本取向。但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义”与“利”对立的背后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涉及“义”的问题时，君子和小人多指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君子“知书达理”，因而可以“喻于义”；小人见识短浅，自然只能“喻于利”。后世儒家虽然明知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有称德和称位两种方式，但常常本能地择取其中的道德含义。第二，孔子的义利之辨，主要从个人的道德行为着眼，主张个人在面临选择之时，应舍利取义。这里的“利”，指的是私利。而在政治层面，孔子并不反对“利”。《论语·尧日》记载，子张问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孔子说“尊五美，屏四恶”。其中，“五美”的第一条就是“惠而不费”，也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很显然，孔子在此处所说的“利”，主要指公利。

由于在《论语》中，孔子并没有明确区分公利与私利，因而给后人的直观印象就是孔子反对言利。这导致许多孔门后学在政治思想层面将“义”与“利”严格地对立起来。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周礼，而实现的途径则在于希望君子通过修身律己而获得政治感召力，进而引导社会建立良好的秩序。因此，孔子的义利之辨首先着眼于君子对私利的克服。这种主张具有高度的理想性。然而，后世理学家由此发展出一种普遍性的认识，即把大多数政治和社会问题归结为人心问题，似乎人心端正了，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严重脱离实际的。由此可见，我们在弘扬儒家重义轻利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并克服其与现买脱节的负面因素，进而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摘编自王超《孔子义利观探本》)

材料一：

在金文中“勇”主要有两种写法，强调的是力大敢为和勇武。在篆文中，“勇”出现了新的写法，即从甬从心。可见，勇作为一种评价，开始向人的心理意志方面延展，不仅指人的行为勇武，还指人的意志强大。上古时期人类最主要的活动是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以及群体之间的斗争，勇德最主要的内涵是开辟生存空间和战争中的勇武。勇德最初是个体克服对危险和死亡的恐惧的品质，是一种用于斗争和生存竞争的自然德性。

在先秦时期，勇德有很高的地位，勇是坚守“义”所不可缺少的德性。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不仅如此，孔子还将仁、智、勇三者并举，视此三者为君子人格所必备的三要素——“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但孔子在重视勇德的同时，也对勇德进行了明显的限制。比如，《论语·阳货》有云：“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孔子似乎把勇视为一种没有特定道德价值指向的能力，勇就是“不惧”，为善和为恶的“不惧”都可以称作勇。可见，在孔子这里，勇德不能独自构成一种伦理德性，仍属于自然德性。

孟子和荀子对勇德进行了重构，使之具有道德内涵，成为独立的伦理德性。孟子的做法是对勇德进行分类，明确地区分“小勇”和“大勇”：前者是基于一己之私产生的自然情感反应，是纯粹的、自发的情感冲动，没有自觉的道德目的；后者是基于道义而生发出来的道德情感及行为反应，是以道义知识和道德情感为基础的自觉选择，具有明确的道德意义。可见，孟子所言的“小勇”属自然德性，“大勇”属道德德性。

荀子对勇的意义划分更为细致：“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此三者，或浑不知义，或见利忘义，或死而不义，只有“士君子之勇”才是“见义勇为”，乃道德之勇。孟子和荀子分别对勇进行了大小之分和贵贱之分，其划分标准具有明确的道德指向，只有合乎道义的勇才配称作勇德。

虽然孟子和荀子对勇德进行了道德化的重构，但他们总体上仍然是承袭孔子对勇的一个基本理解，即不惧危险，而且把勇德局限于一种政治生活中维护道义的德性。至宋明时期，理学家保留了先秦儒家对勇德的阐释，同时又赋予勇德更加积极的意义，对勇有了新的理解，勇德不仅是一种包含道义内涵的道德德性，更是一种成就道德自我的“为已之德”。陆九渊认为达致仁者的困难在于“已私难克，习俗难度越耳”“已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可见，在理学家这里，勇德被用于整个道德生活，是摆脱积习和不当私欲的束缚、坚守道德信仰、成就理想人格的刚强意志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勇气。

（摘编自赵永刚《勇德培养的三个基本问题》

材料二：

以对中国传统“勇”德的分析和对西方勇敢观的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对两者进行比较。中西“勇”德的比较可以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至少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首先，大多数中国和西方历史上的思想家都倾向于将无畏或不惧看作是勇的特征，但此一特征仅为“勇”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仅有此一特征，勇不必然成其为德。若要使勇成为一种德性，必须有其他因素对其予以引导或规定。中国古代思想家多从智、仁、勇三者的关系出发来阐明勇之为德的条件，认为有智行仁之勇才是真正的“勇”德。而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思想家主要从理性或世俗法律的角度来规定勇，认为只有基于理性、符合法律规定的勇才是一种可称赞的德性。从柏拉图开始，西方依法规定勇的倾向就已初露端倪，近代以后，随着法制社会的建立，法对勇的制约更为明显。

其次，大多数中国和西方历史上的思想家都看到了“勇”德有两个对立面：鲁莽与怯懦。怯懦无论是在表面上还是就其本质而言，都与勇敢格格不入。鲁莽虽表面上类似于作为德性的勇敢，其实也并非“勇”德。中国古代思想家虽然对“勇”德的两个对立面有过较为细致的分析，但就理性深度而言，其在与西方思想家的类似分析相比较时，就显得有些逊色。中国古代思想家只是分别分析鲁莽与怯懦各自的问题所在，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两者与勇敢之间的关系；而西方历史上的思想家，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则明确将勇敢作为鲁莽与怯懦之间的中道，从而揭示出三者相互联系及相互转化的可能性。

最后，大多数中国和西方历史上的思想家都看到了勇敢作为一种德性可能发挥的多重作用及可能实现的多重价值。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勇敢不仅可用于胜敌，还可用于自治和克难，勇敢可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实现其价值。尤其是在勇敢用于自治这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论述较之西方思想家的类似论述要显得更为丰富。西方思想史上有关勇敢之作用的论述的独特之处在于，有些西方思想家凸现了作为德性的勇敢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中国传统的“勇”德主要用于为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具有宗法性质的社会目标和社会秩序服务，在这样的社会里重农轻商是必然趋势，因而适应商业冒险、自由竞争的“勇”德就难以成长。

中西方“勇”德观的共同之处，体现了“勇”德最为基本的规定，是勇敢之为德性的共性方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无论是何种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勇敢都不能与其他德性相分离而单独起作用，人们都必须把握勇敢之为德性的度，过与不及都是作为德性之勇敢的对立面。

（摘编自吕耀怀《“勇”德的中西异同及其扬弃》

《边城》故事并不复杂。但是摊开小说，读着读着，心内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在流淌。一种如沈从文写到的淡淡的“美丽的忧愁”溢上心头。

正如沈从文自己对《边城》的解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难免产生悲剧。”他告知我们，《边城》故事没有剑拔弩张式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黑白分明式的善恶判断，而只是“不凑巧”，发展中的事态充满了偶然性，实际上只是人性中善与“异化”初起时的两种力量在朦胧中碰撞，从而引发了悲剧的萌端。

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一切充满了善”，生于斯、长于斯的男男女女皆为善的化身。翠翠是青山秀水滋养出来的纯的生灵，“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怒，从不动气”。她是超越了善恶观念的女性生命的原生态之美。二佬傩送善良、刚勇、健美，是湘西青年男子的佼佼者。

翠翠与二佬的爱，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感天动地的事件。小说中翠翠跟二佬的接触像是只有四次，第一次是偶遇。两年前端午节划船、捉鸭竞赛，爷爷因喝酒忘了去接翠翠回家，二佬见天黑就派伙计送她回去，但翠翠却连二佬的模样都没看清。第二次是登门。二佬特地把爷爷的酒葫芦送回家中，翠翠把他当成“陌生人”，认不准是不是心中的“岳云”。第三次是相约。当年端午节，翠翠应二佬邀请到城里看赛事，却因听到“碾坊陪嫁”的事，堵气不理他，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第四次是路过。二佬沿河六百里寻找哥哥尸体而不得，后从川东押货回来路过渡口，“翠翠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跑掉了。”

当然，还有一种接触，是心灵碰触。二佬与天保赛歌，他晚上到碧溪崖上唱了半夜的歌。小说第十四节写到翠翠第二天醒来，跟爷爷说:“我昨天就在梦里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绵，我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这是心灵对心灵的歌唱，是无迹无痕的心神交融，翠翠梦中听歌，平添了小说诗的意趣。

小说的设定，让二位主人公甚至连静静地坐下交换点内心真实念头的机会都没有，它只像一道清澈的溪涧，在生活中细细地从从容容地流来。沈从文为《边城》设下的基调是唯美的，二佬和翠翠的爱就像是一枚沾着晨露，迎着第一缕霞光，在山风中摇曳，欲开未放的花蕾。这也就是“诗化小说”特色所在、美之所在。

沈从文摒弃了通常小说追求事件撞击的外在强度，而从人物心理角度展开细腻精到的叙述，着重于从内心写出翠翠感情的变化、漾动与发展。例如小说里，有一语象我们切不可忽略，即“大鱼会咬你”。第一次见面，二佬见天已黑，便叫翠翠到他家中去等爷爷来，翠翠以为他欺侮人，就轻轻地说了句：“你个悖时砍脑壳的!”二佬笑着说：“要耽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救命!”回到渡口，爷爷叫她，她不理爷爷，却轻轻地说：“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大鱼会咬你”深深地烙在了翠翠的心中，因为二佬话中的体贴关爱与善解人意，拨动了从未涉及爱河的少女的心弦。这句话实际上成了他二人的“爱”的隐语，在其后小说进展中多次重复出现。大鱼是“咬”住了翠翠的心，沈从文这个“咬”字用神了!

沈从文作品之行文有着诗意之美，但也不是下笔成章、一挥而就的。黄永玉曾问过他，《边城》你改过多少遍？沈从文说，一百多遍吧。其呕心沥血、千锤百炼之甘苦，读者应细加体味。

（摘编自俞兆平《沈从文的<边城>及其美学追求》，《名作欣赏》2019年第11期）

我国古代关于人的发展问题，始终是儒、释、道三家关注的重心。但最全面并始终一以贯之重视和讨论人的发展问题的学派，无疑是儒学。众所周知，儒学是人学。它研究人的问题，研究人成为人的问题，研究现实的人成为理想的人的问题。这里以儒学为例，概括说明我国古代关于人的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人的发展有不求上进与人器物化或工具化两大问题。人的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物化。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困而不学。人仅有身体在本能发展，人性、心灵却毫无开掘、觉醒，终生溺于小人之域不能自拔，真是可悲可叹。二是学而不能上达。人如果不能通达于道，终生局限于只是知识人，只是专家、技工。这类人才现在尤其多。古人谓之为“器”。人要成才，首先要成“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人首先要成“器”，然后追求超越“器”，超越器具、器物性能的固定性、有限性、被动性，成就人的通达性、无限性、主体性，从而变被动为主动，变被规定为自我发展，变不通达为能丰富、充实自己，使自己作为人而具有人的无限可能性。孔子说：“君子不器。”这个说法，对我们今天的专家们、技工们尤其具有启示作用。

所以，人的发展在克服物化后，就走上了人的发展的康庄大道。学习积累没有止步，下学上达，主要达到两个境界。一是遵纪守法、见贤思齐的君子境界。君子是人性修养合格的人，是人作为合格人的人格标识；君子的理想就是希贤成圣。二是天人合一、与天理为一、致良知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人”概念规定性的境界，即觉悟和实现了人性的圣人境界。圣人是人发展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即理想的人、标准的人、典型的人。

我国古人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人自身修养的提高、对他人的感染教化两个方面。换言之，他们认为人的发展：一方面是自己发展；另一方面是帮助他人发展。将人的发展定位在人性修养的提高上，定位在人性的自觉和实现上，是非常深刻的思想，也很有科学性。因为人的发展，并不仅仅是生物性的身体的成长。因为牛马、禽鸟也能这样成长。人之所以异于牛马、禽鸟者，主要不在身体上，而在人本性的认识、充实和丰富上，在人良知的觉醒和呈现上。所以，人性的觉醒和实现，良心的澄明、呈现，才是人发展的关键。而这又离不开人理性能力的发掘和运用、道德能力的培养和实践、审美情趣的培育和欣赏、功利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掌握等。

按照古人的思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历史问题等的解决，无不以人的发展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而人的发展问题的解决，在古人的思想中，又主要展开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人如何发展的人性修养论、帮助他人发展的文明教化论三个理论领域。对于后者而言，古代先贤在探讨如何帮助他人发展时，含教育教化、文化教化、政治教化、经济教化、社会教化、法律教化、风俗教化等多方面，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古人认同的关于人的发展方法，主要是中庸之道，即中道。中道发展，完全符合真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普通劳动群众，匹夫匹妇，也能知能行。

（摘编自张茂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材料一：

1933年英国学者利维斯等人在《文化环境：培养批判意识》中首次使用了“媒介素养”的概念，指出媒介对青少年可能造成负面影响，需要对信息进行识别和批判。直到20世纪80年代，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才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早，以抵御文化侵袭和适应多元文化特征为出发点，安大略省最先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其教育大纲指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对媒体本质、媒体常用技术和手段以及这些技术手段可能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1989年，该省教育部发布了《媒介素养：资源指南》。1991年加拿大成立了“加拿大媒介协会”(CAME)，积极开展课程改革和教育培训。同一时期美国也成立了“媒介素养中心”(CML)，2005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五个核心问题，并将五类问题和子问题与基础教育阶段的语言、数学、卫生、社会学习相关联，受到广泛关注。美国CMI提出的媒介素养的五个核心问题是，一，谁制造了信息；二，它使用了怎样的技术手段来吸引我的注意力；三，不同的人对这条信息可能会有怎样不同的理解；四，这条信息含有/隐含了怎样的价值、生活方式或观点；五，为什么会发出这条信息。

1997年中国社科院卜卫发表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是我国内地较早介绍媒介素养研究的论文。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关注媒介素养教育并出台相关文件和行动指南。

(摘编自《“媒介素养”教育的价值》)

材料二：

当我们天真地打开脸书(Facebook)给一个朋友发留言、消息时，我们很可能当时并不会意识到那些正在影响我们思想、观点、行为和世界观的力量。如果不具备媒介素养，个体很可能成为那些不诚实、不健康的媒介习惯的牺牲品。当涉及物质财产和个人问题时，人们会懂得隐私的概念，不会轻易告诉他人自己智能手机的密码及支付密码。但是我们还没有明白或意识到，我们在网上做的所有事情都正在被有关平台收集、分析，并用来创建一个非常准确的用户个人资料，然后被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当年轻人在YouTube和Twitter上花的时间多于在学校时，当学生主要通过电子屏幕进行学习时，显然是我们该醒醒的时候了。当每个个体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那么整个社会就可能得以使用这些有力的资源来为所有人谋利，而不是仅仅为少数自私的精英。进步和学习将会加速，人类也将改善其状况。在这之前，个体至少应该意识到他们的身份，而媒介素养就是关键。

比如，你是一个公民。意味着你可以通过如投票这类活动参与公共生活。民主越来越依赖于人们获得可信信息的能力以及应对特定事件形成自己见解的能力。

你是一个消费者。你能对你的购买做出明智的抉择，比如能够识别广告和产品植入。你能够意识到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在社交媒体中，你就是产品，你在被消费，企业从你身上获利。作为交换，你不停地消耗你的时间，注意力被大量不令人满意的在线体验牵着鼻子走。

你是人类一员。管理在线关系的能力也很重要。比如你如何创建和分享帖子，你说什么、跟谁说，以及是在Whatsapp还是在Messenger平台上，这些都会对你产生影响。我们的在线行为总是被勾勒描述以提供数据给那些能够利用它们的公司。

我们周围的环境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媒介，我们可以与他们互动，他们同时也争夺着我们的注意力。媒介素养是从媒介中受益，意识到屏幕背后的过程和利益，并能控制在线决策的能力。为了获得这个21世纪人类必备的技能，我们需要从很小的时候就接受良好的媒介教育。有媒介素养的公民应当设想自己是社会变革的一份子。在运用媒介进行改革、为世界创造更多的有意义的参与条件时，很多时候媒介素养的作用大于学识技能和个人责任感。下一代有媒介素养的公民不仅能够敏锐地批判和创造媒介，而且懂得如何利用媒介技术设计并付诸实践，通过人们协作共建的方式，来建立人类共同体都支持的共同利益。儿童学习媒介素养，必须成为教育系统优先考虑的事情。

(摘编自《为什么媒介素养如此重要？》)

材料三：

部分媒体为了讨好受众，会大量制造和传播低层次文化，尤其是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由普通大众主导的信息传播活动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主流媒体声音相对变弱，产生了很多格调不高甚至内容低俗的文化产品，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污染。应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创新中，以其中积淀蕴含的精神力量武装头脑，通过文化育人方式培育全社会形成正确的文化判断和文化理性，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强，提升全民信息场域中的文化价值判断力、文化自觉践行力和文化责任担当，陶养大国公民的胸怀。媒介融合正持续向纵深发展，媒介素养教育必须做好充足准备，迎接媒介融合的时代浪潮。面对信息生产、传播与消费越来越多元化的信息场景，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关注新媒介技术与文化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在教育内容上实现多种素养的融合共生，在教育路径上实现从单一媒体到融合媒体、从大众媒体到自媒体、从区域媒体到无边界云媒体、从国内舆论场到国际舆论场的综合建构。媒介素养包含了价值指向、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等核心维度，建立在核心维度基础上又包括信息素养、媒体素养、数字素养、视觉素养、网络素养健康素养等若干子维度。随着社会发展，其内容维度还在不断扩展。因此，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必须超越单一、狭隘的视角，拓宽视野，结合传播学、教育学、新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健康传播乃至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从多学科维度进行探索和实践。实践过程中需要把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在多学科中进行渗透、融合，以跨学科方式融汇多元内容，以丰富的教育议题拓展媒介素养外延，缔造媒介素养教育的多元化发展与广阔前景。

(摘编自《媒介素养助力培养理性公民》

材料一：电影《少年的你》热映，引发了观众关于原著小说抄袭与否的热烈讨论，“融梗”一词也随之进入大众视野。所谓“融梗”，通常是指网络文学创作过程中汇集各方创意，在作品人物设定、故事套路等方面借用他人智力成果的行为。有的创作者倾向于用“借鉴”来解释这种行为，有的批评者则指责其实质为抄袭。“融梗”究竟是不是抄袭？是否应该受到法律惩戒？这些疑问集中凸显网络文学生产传播过程中有关原创与模仿的界定难题。

“原创”是著作权制度的核心概念，和这一概念相连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作家形象：基于灵感和生命体验，从无到有地进行创作，通过消耗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独一无二的精神产品。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作家”和“原创”的认识，在面对互联网时代的类型文学写作时受到挑战。网络文学生产从发展之初就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模仿和借用，这种现象不能简单理解为法律保护不够到位，在更深层面上是与网络类型文学生产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类型的决定作用。类型套路是网络文学的典型特征，包括穿越、玄幻、修仙在内的几十种大类型，不计其数的小类型，是网络文学20年发展的重要收获。类型绝大多数并非由单个作者独立创造，而是由初始设定出发，经由大量写作者前后相继，才得以陆续展开。

再如，读者前所未有的参与性。传统的文学构思是个人化的艺术思维，它要基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感悟，创作过程也是个人化的。传统文学属于单向传播，其信息传播模式是“传播者→媒介→接收者”。对此，有学者评价说：“在这里，作者是一个绝对核心因素，是文本全知全能的主宰角色，一切都是已知的、既定的，读者只是等候智者训导的角色。”而网络作家的工作通常不再是“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而是归属于一个复杂的交流网络。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大量互动，读者反馈至关重要，读者对创作的参与性也大大增强，作者和读者共同汇聚创意，实现类型的创造、更新和进化。在这样一种创作机制之下，“套路”和“梗”的反复使用常难以避免。

对于类型化的网络文学创作，“融梗”只是关于写作资源使用的经验式描述，本身并不具备道德或法律上的贬义，但这不意味着，抄袭是可以容忍的。《少年的你》和其他网络文学影视改编作品所引发的抄袭与否的讨论，恰恰提醒我们，网络文学绝不是著作权的法外之地，必须找到一条既能保护写作者合法权益又能保持网络文学创作活力的道路。

（摘编自储卉娟《网络文学：既要秩序也要活力》）

材料二：网络小说的类型化现象日益受到关注，人们经常把它归结为资本驱动下的商业性产物，或是通俗流行文化的一种表征，而网络小说呈现类型化形态的根本缘由、网络小说的创造性则被漠视。

类型化的网络小说，在大众读者的热情推动下不断成型，其发生发展的根本缘由在于人类对各种生命情感的内在需求。类型小说对人类的情感需求做出分门别类的回应与安置。读者缺少或向往某种情感体验，就会去欣赏能提供某种情感体验的“类型小说”或“类型电影”，在幻想中代入、融合故事主人公的情感体验，以达到心理的补偿、平衡与满足，产生愉悦感，恢复积极的心态。

有些小说类型中的情感体验似乎与快感体验相对立，比如惊悚、恐怖小说，它们通向恐惧、紧张、焦虑等情绪体验。这些负面情绪，人皆厌恶，但惊悚、恐怖小说却很流行，它不仅说明人们对每一种情感体验的顽固寻求，更能体现小说类型发生发展的原因。太平岁月，人对危险的警觉水平下降，所以会本能地从文艺作品中寻找恐怖刺激的情景，寻求紧张体验，得到生存经验的补偿，这些紧张感、焦虑感、恐惧感获得释放之后，读者会为自己现实的安全处境感到松弛愉悦，这种心理需要就刺激了相关类型小说、电影的发展。

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小说的类型不断被发明、扩展、更新，以创造人类情感体验的新天地，比如科幻、侦探、推理、悬疑等都是晚近的发明，而有数百年发展史的武侠、历史、玄幻则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创新。每种小说类型，都聚集着大量为之着迷的读者。我们必须强调，优秀的网络小说受到追捧的原因，主要在于其类型定势之后，总是呈现出的作者个人的独创性。人类对于新鲜事物的需求具有与生俱来、永难满足的本能，而情感体验的情景、方法却永远在求新求变。

玄幻小说是网络小说中成绩最为显著的部分，这种类型的兴起受到了西方玄幻小说、好莱坞电影的启示，并且在寻求“想象的本土化”这一动机支配下，链接了中国古代神话、历史文化典籍、明清小说等资源。在作者与读者求新求变的欲望推动下，玄幻小说呈现出强烈的个性化面貌，既有《恶魔法则》《佣兵天下》等创造性地运用西方玄幻小说的魔法、龙、精灵、天使与魔鬼等元素，也有《盘龙》《神墓》等混合了东方神魔小说与西方玄幻小说诸种神力元素，更有《间客》打通了玄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的类型界线，另开小说类型的局面。这些小说，创造了独特的生命、社会文明与宇宙景观，具有文本价值的独一性，丰富了人类的想象力，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摘编自康桥《网络小说的类型化与独创性》）

美，编织于生活世界

刘晓丽

①这是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那是一个美的世界，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玫瑰花的美是怎么来的？谁赋予事物以美？其实我们如此这般提问，就把问题推向了不归之途：事物在一边，美在一边，我们怎么把事物和美黏在一起的？黏合剂是什么？

②我们先不提问，更不急着思考问题的答案，看看日常生活中的实情是怎样。你送你喜欢的人一束玫瑰花，而不是送一束狗尾巴草，为什么？玫瑰花是一种蔷薇科植物，狗尾巴草也是一种植物，但是你送的是玫瑰花不是送蔷薇科植物，你送玫瑰花是送美丽传达爱意，这一点你与你喜欢的人都能感到。不敢想象，你送狗尾巴草给心爱的人会有什么结果。

③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时而花团锦簇、时而凄风苦雨的世界中，这个世界中的事物带着各种价值向我们显现，构成我们生活世界的不是洗去美丑的赤裸裸的事物。我们看见西施走来，翩若惊鸿，而不是看见一个如此这般的几何形状在移动，然后把美附加在这堆几何形状上。人类本来就生活在草木扶疏、风花雪月的世界上，没有人类，草木、日月、山川就已经存在了，但不是扶疏的草木，不是明媚的春光、壮丽的山川，当然也没有凄风苦雨，这些都是人类感到的美好和凄凉，但这些美好和凄凉却不是人类任意附加到草木、日月、山川上去的。

④退一步想，就算人类有本事可以把美丑贴到事物上去，我们还可以问：美的世界的“蓝图”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把美贴到玫瑰花上，贴什么呢？如果要修补这个世界，或者说，要把美加到这个世界上，但我们并不知道要加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加上美之后的世界蓝图。反过来说，如果说“蓝图”就是世界之所是，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那么，既然世界本来的样子是一个美丑杂陈的世界，我们干嘛还要去贴美丑的标签呢，看其本来的样子不就可以了吗？

⑤其实我们在“贴”的过程中，是羞羞答答地“贴”，先把世界还原成一些没有美丑的没有价值的事物——抽象事物，然后再凿补美学、伦理学等一些价值，在凿补的过程中，却把我们早已看到的、世界本来就如此向我们显现的美和善贴到这些抽象的事物上去，其实这些东西一直在指引着我们，虽然我们暗中知道，但是我们却不加承认或者有意遗忘了。

⑥我们反对美在主观，也反对美在客观，同样反对与之相关的两种主客观统一的思考模式：一种是刺激模式——这是一束玫瑰花，我是一个人，玫瑰花作用于我，在我这产生了一种感觉、一种美；一种是附加模式——这是一束玫瑰花，或者叫做审美客体，我们人是有感情有情绪的审美主体，人们把自己的情绪、感觉涂抹在玫瑰花上，美是人附加到事物之上的属性。这两种思路其实殊途同归。

⑦要看看我们如何和周遭世界打交道的实情。一朵玫瑰花在那儿，我们可以研究它，可以利用它，还可以迷恋它。人类祖先或者我们儿时，对世界知道不多，事物以一种有意义的或者神秘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被我们喜欢着或者恐惧着；随着人类成长或者我们自己长成大人，我们开始分析研究以至于利用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以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时事物会被洗去意义变成抽象之物，如医生给西施做手术时，就要无视其美貌，而把她看成一个需要治疗的生理机体。但是我们对事物原有的那种迷恋从未消失过。比如初春的傍晚，我们不经意的一瞥，眼睛被一团迷雾般的景物吸引，抬头仰望，在微风吹动下雪白的花瓣，优雅灵动地飘落下来，我们仿佛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吸引，心为之一动。我们会感慨到：好美的樱花呀，然后继续匆匆赶路。这时的美，无遮无盖无隐无藏。

⑧我们原来就有那些美的、善的观念，这些观念就编织在我们的世界中，没有这些观念，就构不成我们人类生活，是这些观念在掌控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我们掌控或认识他们，真、善、美规定了生活，使生活成为可能。当然生活还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比如研究自然、探索自然、利用自然等等。但是在我们做美学、伦理学研究时，反而不承认真、善、美本来编织在生活世界中，而是学习自然科学的思考方式，先洗去事物所有价值——善恶美丑，再考虑其可利用性，并编织一套套抽象的理论神话：美在主观，美在客观，美在主客观统一。

(选自《美在主客观统一吗》，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科学报》：2003年非典开始，我们和“冠状病毒”已经打了好几次交道，能从中吸取哪些经验？

饶子和：冠状病毒种类繁多，可感染人和多种动物。在2002年以前，冠状病毒虽然对畜牧业是一个严重威胁，但对人类危害尚小，可能会引起人们熟悉的普通感冒。但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SARS冠状病毒引发了令全球恐慌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俗称“非典”)疫情。SARS冠状病毒在自然界的天然宿主其实是蝙蝠，由于人类活动或其他偶然原因，该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而引发了重大疫情。虽然此后断断续续有新的冠状病毒被发现，但似乎并没有引发人类的重大疫情。

在沉寂了10年之后，MERS冠状病毒又在中东地区引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种种迹象显示，MERS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仍然有可能是蝙蝠，但这次疫情是由骆驼传播导致。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又在武汉引发了病毒性肺炎。

这几次冠状病毒疫情，都是本来以野生动物为宿主的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导致的。这提醒我们，保护好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或许是远离野生动物病原感染的最好方式。减少对蝙蝠等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扰，避免这些天然宿主与人畜的密切接触，这对防止传染病的发生非常重要。

(摘编自李晨阳、丁苏雅《专访饶子和：面对肺炎疫情我们不慌》，《中国科学报》2020年1月10日)

材料二：

为什么新型病毒总是寄生在野生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身上，而这些病毒为什么对于这些动物自身没有构成严重的危害呢？

杨占秋解释说，病毒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必须寄生于生命体才能存活，而自然界中生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所以各种生物成为病毒的储存库。有些动物身上的病毒致病性比较弱，而有些动物身上的病毒在长长的传导链条上通过多次变异，从而变得攻击性非常强，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免疫学专家2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生长，很难对它们进行全面管理，野生动物的防疫工作几乎是很难开展的，所以野生动物会有很多潜在的病原体感染，并且由于在野外生存，人类也很难对动物感染的病原体进行检测。

杨占秋介绍说，“当这些病毒寄生于其他生命体时，并不表现为疾病，因为病毒需要依靠长期寄生在动物身上来进行自己的生命活动，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宿主生病，宿主对病毒也具有相应抵抗力。”但当病毒开始向外传染，在不同的中间宿主间传染时，就容易出现变异，就会产生使宿主致病的后果。

动物经过人类驯养之后，是不是身上病毒的危害性就小很多？杨占秋对此予以肯定。他告诉记者说，野生动物和饲养动物身上都存在病毒，区别是量的多少。因为饲养动物环境比较干净，或者是人为消毒处理，不利于病毒生长。有时，同一种病毒在家禽家畜身上与在野生动物身上表现的特性并不一样。因为病毒要生存，必须适应不同的宿主环境。上述免疫学专家认为，如果对于饲养的野生动物没有进行有效检疫，那这些动物体内还是可能会有病原体存在，并可能会在人工饲养下不断传播，甚至发生变异，产生对人体更强的传染性。

(摘编自倪浩、范凌志、任重《野生动物为何易成病毒传染源》，《环球时报》2020年1月23日)

材料三：

根据新华社1月26日最新报道，中国疾控中心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检出大量新型冠状病毒。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次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此前，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曾表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来源很大可能是野生动物，比如竹鼠、獾等。

事实上，除了一些野生动物“老饕”，多数人很少或者只是偶尔食用过野生动物，但仅仅这些“偶尔”就可能让民众为大面积肺炎疫情爆发买单。要知道大部分野味市场的环境都非常恶劣，臭气熏天的宰杀现场，来路不明甚至带着大量寄生虫和传染病的野生动物，以及死后变质仍然出售给餐馆的野味，这些未经检疫的食品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为疫情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对于食用野生动物，法律已有相关规定。2018年10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第三十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部法典中“重点保护动物”字样一共出现了53次，而对于非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规定则相对模糊。

我们应认真反思：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代价惨重：禁止野生动物交易不应是防治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必须持续下去，不断动真格！后续立法、执法力度应继续加强，彻底切断野生动物食用消费的灰色产业链，斩断疫情爆发的祸根。

(摘编自孔德明《不能有下一次了！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必须动真格》，半月谈网2020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