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异邦的古代中国人
如果不把商亡后箕子东奔朝鲜的传说以及对“徐福东渡”结局的猜测算在内,今天可以确切地指出最早漂流到今中国境外的我们的先人,就应当是西汉前期活动在“大宛”国(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秦人”了。据《史记·大宛传》,当西汉军队围攻大宛的国都时,这些“秦人”在断绝了水源的围城之中帮助守军“穿井”。从司马迁在另一处提到为大宛等国“铸钱、器”的“汉使、亡卒降”来看,所谓“秦人”,很可能也是被匈奴俘掠、后来投奔大宛的西汉军人。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李陵。华北汉地社会中也有人被掳掠、或者逃亡到匈奴政权下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后者成为迄今所知为改变个人生存的经济环境而出走异国的最早的人群,因为在那里他们受到的盘剥较轻。两汉时因国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出奔匈奴者亦时见于记载。自东汉末年以来,日本也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流亡者远走高飞的一方天地。
随着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古代中国人寓居他国的活动呈现某种新格局。由于隋唐政权对突厥和中亚国家持续的军事活动,大批士卒流失在西域固属难免。禁止汉族居民出家为僧的法令废弛后,汉族僧团的大规模膨胀导致西行求法或东渡弘法的高僧大德人数激增。除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向西推进的商贾之家,通过海路移居东南亚的“唐人”,由唐经宋而入元,也代不乏人。到了元朝,中国移民在南洋群岛已经相当多了。
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向外移民,从晚明的156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个高潮。明政府在这时开放海禁,使私人出海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同时,由于明政府仍明令禁止移民海外,遂使出门在外多年的人不敢归国,实际上对移民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7世纪前后,吕宋马尼拉的华人已有两三万人。清前期为孤立东南抗清力量,重新实行海禁,并对出国归来的人处以死刑,但其收效仍与明末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略同。鸦片战争前,东南亚的华人总数高达一百万。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范围更扩大到北美。大批中国人被当作“苦力”运送到美国,在西海岸为洋人开矿修路。
明清两朝政府长期抱持敌视海外华人的立场,把他们当作化外“弃民”,视之为“无赖之徒”。海外华人在羁留地区遭遇暴虐或不公正待遇,“天朝”往往置若周闻。直到清末,这样的政策才获得基本的调整。“华侨”的概念于是进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光绪十九年(1893)“除华侨海禁”,到此后在各地设立领事馆,清政府终于对保护海外侨民的正当利益渐有意识。但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狂澜冲击之下,“满洲”政权的合法性已经无可挽救,海外的华侨成为推翻清统治的一种重要力量。
(摘编自姚大力《读史的智慧》)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现有史料来看,西汉前期活动在“大宛”国的“秦人”,可视作迄今为止能够确切地指出的最早漂流到异邦的中国人。 |
B.《史记》中两处记载的“秦人”,实际上很可能是西汉军人,他们战败后被匈奴俘掠,后来投奔了大宛,从事穿井,铸造钱、器等工作。 |
C.华北汉地社会中被掳掠或逃亡到匈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是迄今所知为改变个人生存的经济环境而漂流异邦的最早的人群。 |
D.两汉时期,有些中国人在国内政治斗争失败后逃往匈奴,从东汉末年以来,日本也逐渐成为了这些政治斗争失败者的流亡地。 |
A.隋唐时期,朝廷持续不断地对突厥和中亚国家用兵,边境的战事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时期大批士卒流亡到西域。 |
B.与两汉时期因战争和政治因素而移居国外不同的是,隋唐时期僧人、商人加入到移民行列,移居地域也更加广泛。 |
C.从唐代开始,有些中国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移居到东南亚,到元代时,居住在南洋群岛的中国移民已经相当多了。 |
D.1560年代,明政府开放海禁,使得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大量向海外移民,从这时起,逐渐掀起一个向海外移民的高潮。 |
A.基于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海禁政策在明清两代数度兴废,但客观上都对移民潮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B.清朝政府对移居海外的华人持敌视立场,将海外华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使他们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重要力量。 |
C.中国人向北美移民始于19世纪下半叶,大批中国人作为苦力在美国西海岸开矿修路,为美国的崛起作出了贡献。 |
D.清初的海禁政策直到光绪十九年才被废止。同时清政府也改变了敌视华侨的立场,逐渐意识到要保护海外侨民的正当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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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的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宣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了《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借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使得美学缺乏独立意味,使得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无法进入精神层面,而止于世俗的功用。 |
B.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开启了文以载道的先河,韩愈、白居易等人丰富了这种理论,周敦颐明确了“文以载道”的宗旨。 |
C.刘勰的《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影响到后世的文学思想。 |
D.佛学的东渐和禅宗的兴起,引发中国士大夫阶层心灵的解放,严羽的《沧浪诗话》借禅宗之名挑战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 |
A.有力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的“文以载道”思想,强调“文”是“道”的载体,文学功用在于承载、阐明、传达“道”,这一思想贯穿于我国古代文学之中。 |
B.在经世致用文学观的影响下,中国后世的演义小说既缺乏《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处于审美疲乏的状态。 |
C.国民受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影响,崇拜权谋和暴力,进而滋生出民族很多难以治愈的病态心理,可见,文学有对人的思想及社会影响的作用。 |
D.王国维和陈寅恪以不拘流俗的敏锐眼光,洞察了中国文化中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的弊端,这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具有批判精神。 |
A.演义小说推崇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等做大事的谋略,其实正是中国文学传统讲求实用和功利、纠缠于生存博弈的具体表现。 |
B.《红楼梦》以儿女情长式的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来拒绝暴力和权力,以彻头彻尾的悲剧来背离国人崇尚的乐天精神,在审美上具有革命性的意味。 |
C.关注人世间的苦难,表现人的尊严和悲悯情怀,不再只是宣泄得意或失意,不再纠缠于生存谋略,文学纯粹精神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就得到了体现。 |
D.王国维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不赞同文以载道,提出从宇宙的视野审视文学,打开了中国诗学的眼界,带来了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 |
材料一: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读诗就是读人,阅读那些长篇短什,古人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这是我们了解前人心态的最佳途径。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从《诗经》《楚辞》到明清诗词,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如果兼顾作品的经典意义、阅读难度等因素,唐诗宋词应是我们的首选阅读对象。
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
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不但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
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提升读者人格境界的熏陶作用。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在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的问题上,我很认同清末民初词论家况周颐的一席话:“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样,便能臻于“吾性灵与(词人之性灵)相浃而俱化”的境地(《蕙风词话》卷一)。照我看来,这种读词之法所重视与强调的,即是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如此才能达到两代人之间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契合。此话如何理解?
首先,从唐宋词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但其凝聚和贮存在那些不朽词篇中的人生体验却至今犹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活力。美国优秀作家福克纳曾说:“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一百年之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虽然唐宋词人在主观上或许并无此种意愿,但在客观上他们又通过写词而把其生命活动和人生体验“抓住”并“固定”了下来;而当后之读者重读这些词篇时,词人的歌哭啼笑,词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就都会得到复活和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老的唐宋词其实不老,尤其是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则更保持着“常绿”的状态。故而读词实际就是在人生体验方面向前代词人“讨教”“求援”的过程,也是在古代先行者中间寻觅精神知音和良师益友的文化活动。这时,读者处于“受众”的地位,他们必须澄思渺虑,静静地倾听和深深地思索发自唐宋词人的种种心声。
其次,在此同时,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却又会依据自身特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原作的意蕴作出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解读,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到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进而扩展和拓深原词的思想意蕴。读者在读词过程中并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们可以且肯定会将其自身的某些人生体验反射给唐宋词篇,缘此就形成了读者与前代词人之间的跨时代“交流”与“对话”。而惟有这样的读词之法——读者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想象力,“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才能真正把词读深读透。
(摘编自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
1.下列对唐宋诗词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唐宋诗词成为我们首选阅读对象,其阅读价值高于《诗经》《楚辞》和明清诗词。 |
B.唐宋诗词体现的普通人价值观,多是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保家卫国行为的赞美。 |
C.李、杜、苏、辛的作品是唐宋诗词中的典范,风格各异但都具有深远的教育作用。 |
D.唐宋词人为贮存丰厚的人生意蕴,将体验“抓住”并融入诗歌创作中传递给读者。 |
A.凡是能写出第一等真诗的诗人,他必然有第一等襟抱,也必然有第一等学识。 |
B.作者认为,陆机提出“诗缘情”否定了中国古典诗歌“诗言志”的古老纲领。 |
C.古典诗歌的典范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能提升读者的人格境界。 |
D.当代人阅读优秀古典诗歌能够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两则材料对此均有所论及。 |
A.要想了解一位诗人的襟怀抱负,最佳途径就是阅读他的诗歌,因为读诗就是读人。 |
B.古代诗歌之所以具有现实价值,是因为它们表达了古今共有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
C.读者须与古代诗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才能把诗读深读透。 |
D.唐宋诗词的内容与现代读者没有距离,在这一点上,两则材料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佛家文化——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如。
上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金庸小说广受读者的欢迎,与他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有关。 |
B.文章用“一部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说明金庸的作品思想意蕴丰富,形象地展示了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文化风貌。 |
C.《神雕侠侣》中既有郭靖的侠肝义胆,也有杨过的蔑视礼法,由此可看出金庸的思想从早期的儒家已经转变为道家。 |
D.金庸笔下的作品几乎涵盖了中国各个文化分区,读者阅读他的小说时,就相当于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 |
A.文章先总述金庸小说取得的成就,然后从多个维度分别进行阐述。论证结构清晰。 |
B.文章用具体的作品来论证观点,说服力强,也加深了读者对金庸作品思想的理解。 |
C.文章以《天龙八部》中灰衣老僧的事件为例,旨在证明金庸对佛家文化研究之深。 |
D.文章提及儒家思想在金庸的作品中是富有变化的,体现了金庸对文化的批判意识。 |
A.狄云和石破天对于如何做人的疑惑体现了金庸后期的作品常有很浓重的佛家思想,展现了金庸小说虚无与消极的一面。 |
B.金庸小说中许多人物的个性与他们的“水土”密切相关,说明成长环境的文化差异,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
C.金庸在他的作品中对儒家文化的展现从博大刚健到气象衰弱,体现了金庸对儒家文化的态度由认同到否定的心理变化。 |
D.“五四”时期新文学所推崇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的时代需要,以致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让读者处于紧张的状态。 |
材料一:
城市生活垃圾是城市化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社会公害”,同时作为丰富的再生资源,又可谓“摆错位置的财富”。为了使城市垃圾资源化,在处理前首先需要实施分类收集。垃圾分类收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合力才能完成。
公众既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垃圾污染的受害者,公众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有重要意义。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支持和自觉参与,是垃圾分类回收的基础和关键性因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型”环保工作模式使居民认为保护环境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科学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对环境问题关注较多,一般居民环境意识普遍欠缺;城镇居民的环境意识相对较强,广大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普遍较淡漠。
长期以来,公众养成了“简单方便”的垃圾混装习惯,虽然不乏一些对环保抱有热情的人,但也往往因在进行垃圾分类投放时要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而不愿执行。随着宣传教育的深入,很多市民逐渐对垃圾分类投放有了较高的积极性,但对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不清楚或掌握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垃圾分类收集的效果,久而久之,参与的热情也会逐渐削弱。
民间环保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协助政府推动实施垃圾分类的政策和法规,但是大部分公益性环保组织仅限于做一些宣传教育的工作,缺乏参与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及管理的途径,环境保护志愿者发挥作用的渠道也不畅通。
垃圾分类收集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当公众对环境政策由消极观望转为积极配合时,政府和企业也会积极响应,尽快创造更好的条件,形成覆盖广泛的绿色环保网络。
(取材于姜朝阳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在废弃物处理领域深入引进循环经济管理理念,可以更广泛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再利用资源,从而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减少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监管成本,更好地保护环境,造福人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城市垃圾量正在以每年5%~10%的速度递增。采用科学的手段消纳这个极大的污染源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环境保护课题和社会经济课题。
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理,是实现垃圾处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前提。在我国城市垃圾产量迅速增加的同时,垃圾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含有许多可再利用的物质,如塑料、纸张、金属、玻璃等。通过对这些垃圾进行分类管理,可将之再利用,转化为商品,变废为宝,创造出新的价值,成为环境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同时还可促进加工处理废弃物的新技术、新工艺及新设备的发展,推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进程,有力地促进废弃物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
垃圾处理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必须在相关产业政策指导下发展,也要靠政府的投资及财税政策扶持。生产单位是实现垃圾减量化的主力军,也是垃圾分类管理的实施者和受益者。例如在产品包装上,生产单位应尽可能使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并标注宣传环保理念及分类回收方式的字样,加强对消费者的环保教育,使企业全面获得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可以向企业征收产品包装税,通过经济手段促进企业重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及再利用效率。
(取材于赵雪梅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旧金山是美国第一个通过垃圾分类回收相关法律的城市,强制性要求企业和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并通过调控垃圾清运费来鼓励和督促居民减少生活垃圾。日本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市民如违反分类规定乱扔垃圾,就会被拘捕并处以巨额罚款。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通过立法对投放垃圾行为进行强制性规范和约束,是推进垃圾分类处理的必由之路。
当前,“垃圾围城”已成为困扰和制约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虽然多数居民对垃圾分类投放表示理解和支持,但还没有养成习惯,实际践行度普遍较低,立法强制施行垃圾分类迫在眉睫。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开始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垃圾管理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明确了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规定对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单位和个人可处以罚款。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确垃圾分类是法定的职责,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应该依法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从该《条例》施行三个多月的实践来看,垃圾分类对市民生活习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达到更好的效果,上海市通过党员示范引领、多渠道全覆盖宣传等方式鼓励居民积极准确地参与垃圾分类。同时,社区建立了居民垃圾分类档案,以实现生活垃圾投放可追踪溯源,责任落实到一户一家。
垃圾分类正在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题”变为“必答题”,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步入对垃圾强制分类立法的行列中来。
(取材于王薇等的相关文章)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认为生活垃圾是城市公害,但只要投放到了正确的位置就会成为一笔可观的财富。 |
B.材料一指出公众普遍欠缺环境意识,证明了过去我国采取政府主导的工作模式是错误的。 |
C.材料一认为居民坚持进行垃圾分类投放不能光靠热情,还要改变图省事、图省钱的习惯。 |
D.材料三最后一段用“必答题”为喻,凸显垃圾强制分类立法的范围将更大。 |
A.材料一认为,在垃圾分类问题上城镇居民的责任大于农村居民。 |
B.材料二用数据表明,我国的城市垃圾量正在逐年递增。 |
C.两则材料中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具有再生经济价值”的看法一致。 |
D.两则材料都认为垃圾分类工作要发挥政府的力量。 |
A.“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地球权益的托管人,必须以负责任的心态更加积极地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
B.“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全社会,全民动员,人人参与,形成合力。” |
C.“要解决垃圾混装混运的问题,对环卫工的监管不可失位,但同时也需要解决源头问题,即如何让前端的垃圾分类更彻底。” |
D.“垃圾分类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不仅可以节约资源,还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
5.当前我国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需要公众、企业和政府分别做出哪些努力?请根据以上三则材料概括。
材料一
20世纪中国散文,其基本面貌与唐宋古文、晚明小品、桐城文章大不一样,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使用“白话”而不是“文言”。借“文白之争”来理解这个世纪文章风格的嬗变,无疑是最直接也最简便的路径。从晚清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大大拓展了散文驰骋的天地。可“白话”的成功,不等于“美文”的胜利,这中间虽不无联系,却仍关山重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发难,照理说得益最大的该是诗文;可革命的直接效果,却是“诗”的脱胎换骨,以及“文”的撤离中心。从梁启超提倡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胡适、鲁迅以小说为学术课题,都是借助西方文学观念来改变中国原有的文类等级。伴随着小说的迅速崛起,散文明显失去昔日的辉煌。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散文的退居边缘,不一定是坏事,起码可以使得作家卸下替圣贤立言的面具,由“载道”转为“言志”。这其实与传统中国不同文类功能的界定有关——处于中心位置的“文章”,属于“经国之大业”,因而无权过分关注一已之悲欢。退居边缘,作家不必“搭足空架子”写“讲义体的文字”,小品文自然也就应运而生。架子的倒塌与戒律的瓦解,使得原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文章”,一转而变得最自由、最活跃,因而也最为充满生机。
脱离象征权力和责任的“中心”,走向寂寞淡泊的“边缘”,20世纪中国散文不但没有消沉,反更因其重个性、讲韵味、洒脱自然而突破明清之文的窠臼。可以说,现代中国散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较好地完成了蜕变和转型,并重新获得了无限生机。
(取材于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有删改)
材料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与小说、诗歌的大红大紫、亢奋热闹相比,散文创作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沉稳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较为冷落萧条的。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创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善于在默默无闻中积蓄力量,在沉稳平静中奋起前进。
首先,是从“小美”到“大品”。“五四”时期那些著名的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周作人的《乌篷船》,以及冰心、徐志摩、钟敬文等人的散文,基本上都是正宗的“美文”或“小品文”。20世纪60年代前后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沿袭的也是“美文”的路子。但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以小为美”,以抒情叙事、议论和文采取胜的格局逐渐被“大品”的散文取代。这里所谓的“大品”,指的是这一类散文不仅篇幅长,结构大,而且作者思考的都是各种关于生命、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大命题,且自始至终透出一种理性思辨的精神。自“五四”以来我国散文中的理性精神一直相对比较薄弱,而在九十年代,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余秋雨等人的一些散文,却把这种理性精神的立足点上升到20世纪现代人文的哲学高度。
其次,是艺术思维的多元化和文体的解放。一方面是叙述方式的变化。在传统的散文中,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我”展开叙述,而且这个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我”具有不容动摇的牢固地位。而现在不少散文中的“我”竟消失了;或者在一篇散文中,在“我”之外又有其他叙述视角,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祝勇的《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等作品,就有这样的叙述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散文结构的开放性。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已经彻底告别了传统的“三段式”结构套路,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结构状态,如周晓枫的《黑童话》、赵玖的《从这里到永恒》等散文,采用的都是以“情绪”“意象”为线索的结构方式。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散文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散文的这种变化,是时代生活的变化使然,也是散文家们不断更新散文观念的结果。
(取材于陈剑晖《四十年散文:走向阔大和遥远》,有删改)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台港澳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台湾当代散文既是对中国传统散文的继承,又是对“五四”新文化现代散文的延伸。它在中国当代散文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乡愁是台湾文学的一大母题。老一代作家如梁实秋、琦君、王鼎钧、余光中等人,缅怀故乡故土,营造精神家园,对台湾乡土散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飘萍游牧的都市生活和异乡羁旅,催生了一批作家敏感心灵的寻根意识。文化乡愁作为台湾散文民族情感的核心内容,几经变迁和发展,折射出台湾作家从怀乡思亲到终于重回故土,乡情得以慰藉的心灵历程。
此外,从自我感悟出发,通过对人生和自然的观察思索,表达深刻、隽永的情思,这种饱含诗情和哲理的散文,是台湾当代散文创作的主体。不少散文名家的作品多是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悉心体察和卓越见地。而这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是林清玄。他在艺术追求上熔铸了更为丰厚的东方美学,正由于他这种独特的审美观念,使灵与肉、历史与现实、瞬间与永恒,在其作品中得到清晰、有机的辩证统一。
杂文也是台湾当代散文中很活跃的类型。这种集议论、说理、思辨为一体的随笔、小品散文,非常令人瞩目。作家们承续并进一步发挥了鲁迅杂文的特色,针砭社会弊端,揭示人生百态,平和中带有辛辣,令人思味。
海峡两岸的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发扬光大包括散文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两岸文学的交流与传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取材于许剑铭《台湾当代散文透视》,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20世纪散文写作的固有体系和规则彻底瓦解。 |
B.材料二,史铁生的散文均属于理性思辨的“大品散文”。 |
C.杂文是台湾当代散文中最活跃的类型。 |
D.材料三,台港澳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热潮是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 |
A.“五四”白话文运动对现代散文的发展有推进作用。 |
B.“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散文的地位退居边缘。 |
C.杨朔散文“以小为美”,与“五四”时风格相似。 |
D.周晓枫的《黑童话》)使用了“三段式”结构。 |
A.台湾当代散文的精神内核与“五四”时期的散文相同。 |
B.文化乡愁是梁实秋等老一代作家创作的不变主题。 |
C.诗情哲理类散文是台湾散文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
D.台湾杂文承袭了“五四”杂文特别是鲁迅杂文的创作特色。 |
5.根据上述三个材料,请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现当代散文发展的影响。
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迁综合先秦各种历史撰述形式,写成《太史公书》百三十卷(后人称《史记》),全面奠定了中国史学的传统。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关,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段评论提出了关于史书叙事的一个核心话题,即“善述序事理”,堪为中国史学上的千年佳评。
所谓“善述序事理”,是说《史记》擅长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总结事物缘起之因、所获之果,进而揭示期间蕴含的“理”。这里的“理”,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可以理解为“事物变化之内在的法则或规律”。这种“理”要通过“事”“物”表现出来,而“事”与“物”既来源于对现实的观察,也依靠于在历史中求索。
在中国古代,史书“述序事理”的功能曾受到质疑,尤其是在理学兴盛的宋朝,大学问家朱熹甚至认为“史是皮外事务,浸紧要,可以札记问人”,由此排斥史书的说理功能;世人也有“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而语”之论。其实,从说理的形式上看,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史学擅长“述序事理”,前者是形而上的理性论证,而后者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阐发。
在《史记》当中,“述序事理”的路径是多样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见其大概:通过记载名文的方式让历史人物“亲自”向读者说理。例如,《秦始皇本纪》载贾谊《过秦论》,是把叙事者的身份交给贾谊,让其“亲自”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向读者解释秦之骤亡。这样的叙事方法,令人有置身其境之感,从而深刻体会到世间道理。《史记》还擅长以“两两对照”的方法将复杂的历史形势娓娓道来。例如,把《项羽本纪》和《高祖本记》对照着读,两人鲜明的个性差异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样的对照之中,将人物的生平轨迹和成败得失之“理”阐明,这也是《史记》叙事之“善”的一个表现。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阐明一些道理,是《史记》“述序事理”最难能可贵之处。比如《项羽本纪》,整篇最精彩处在于以千余字写项羽为刘邦所设鸿门一宴,借北将项羽优柔不决、刚愎白用的个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同时以此事作为全篇的转折,也交代了项羽在与刘邦的对峙中由胜转衰的关键。
《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史书撰述渐渐形成了重视“述序事理”的思想传统。但是,在北宋时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史学辩难,其主要争端在于以“事”为先,还是以“理”为先。欧阳修等人认为史书叙事之要义在于继承、发挥“春秋笔法”,他在撰修《新唐书》时致意于对忠臣奸佞的褒贬评判,造成新书于“事实”处往往产生疏漏。其实,班固提出“善述序事理”之论是有其前提的,即彰显“事理”需建立在“其文直”“其事核”“不虚关”“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之上。史实是基础亦是核心,离开了对史实的探索,那么史书中的“事理”就成了空谈,文采也会流于空洞。这是衡量、评价古代史书“述序事理”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朱露川《史书叙事是怎么回事?》)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因为司马迁撰史朴实直白,不华丽粗俗,不凭空掩饰,所以班固认为他是优秀史官。 |
B.《史记》擅长总结事物因果,透过历史现实之表象揭晓所其变化的内在法则或规律。 |
C.朱熹认为“史”不具备说理功能,相对“经”而言,不重要,有疑亦可记录问人。 |
D.司马迁有时会在篇章里会完全抛弃叙事身份,让历史名家亲自叙事,将道理说清。 |
A.文章开篇从史评高度开宗明义提出话题,这在全文总分式的结构中起到了提挈的作用。 |
B.文章注重理论分析,从概念诠释出发,关照历史,深入文本,既有理性又不失形象性。 |
C.作者主要运用举例论证法阐明了“述序事理”的多样化路径,条分缕析,重点突出。 |
D.文章结尾借北宋史学辩难的例子引出史实在史书“述序事理”中的关键的核心地位。 |
A.《史记》所开创的中国史学“善序事理”的传统,对后世著史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
B.史与经本质特征的不同集中体现在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史学擅长“述序事理”上。 |
C.司马迁借鸿门宴的文字叙述,自然而然地展现了项羽刘邦盛衰转折关键,史理亦明。 |
D.史书通过对史实的探索记录,避免了虚妄空洞,这样就减少了“文胜质则史”的情况。 |
材料一:
2019年7月15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个面向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一经出台即引起各方高度关注。2018年11月教育部等三部门下发通知,首次明确将按照线下培训机构管理政策,同步规范线上教育培训机构。时隔半年多,新政再次向线上教育机构“动刀”。
《意见》对教育机构的合规性、课程收费和时长、教师资质、用户数据等环节都做出了明确规定,这是对在线教育机构的考验,也是对劣币驱逐良币的抑制。
实际上,在预付费模式下,课程收费和时长过高在一定程度上带给在线教育机构充足的现金流。但退货难、卷钱跑路等现象的出现,从另一角度增加了消费风险。“2018年十大消费侵权事件”中,由于课程收费和时长过高,多家英语培训机构被指通过提供课程贷款服务,让学员背上几千到十几万元不等的“培训贷”。而乐知英语、博学教育等机构在收取学员高额培训费后卷钱跑路,更引发了各界关注。
(摘编自“中国经营网”)
材料二:
“2016-2019年6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及占用整体网民比例统计”统计情况
“2016-2019年6月中国手机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及占手机网民比例统计”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材料三:
忽然之间,在线教育机构成了“香饽饽”。等待开学、等待复工的日子里,无论是打开电视、新闻软件还是手机短信,都可以看到“免费直播课"的相关信息。
这些课程短则5到10分钟,长的30到40分钟不等,有专题,有直播、录播,家长根据需要自由选择。
北京市东城区一学生家长的感受是“太累了”,因为想要线上课程效果好,“家长必须全程陪伴,而且还要全程投入。”
关于效果方面,她认为知识传授类的线上课程效果还行,只要把知识点讲透彻,孩子就能学会。但是需要手把手指导的,或者需要语境、师生彼此交流的,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同时,一些类似“举手发言、抢答、板书”等功能不稳定,影响了授课效果。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大多数软件都面临过载的问题,2月17日是全国中小学生线上开学的第一天,当大量中小学生涌入的时候,不少软件出现了“闪退”“黑屏”“音画不同步”等问题。
(摘编自《在线教育从“新”到“好”还需补哪些课》)
材料四:
记者:当前,在线教育发展的挑战是什么?
陈玉琨:在线教育面临着重大挑战:一是网上优质课程还不完善,无法满足师生需求;二是在于一些教师的观念和能力可能会跟不上,翻转课堂之后对教师提出的要求更高了,必须重新开发课堂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余胜泉:从校外的在线教育来看,在线教育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证教育的质量。在线教育消费不是随着付款而交易结束,而是付款后真正的服务才刚刚开始,如果不能保证教育的质量,就意味着浪费青少年的生命。如何保证在线教育的高质量?一是遵循教育教学、学科教学的规律,二是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
记者:您对在线教育的良性发展有什么建议?
余胜泉:一是现阶段应大力发展针对大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在线教育。二是要想办法打破学校的“围墙”,在线教育要与学校教育相融合,试图替代学校教育是不现实的。
黄波:在线教育的良性发展,我觉得首先还是靠个性化服务,现在的在线教育做得还不够精。其次,有人说未来做在线教育一定是做互联网的人,但我对这个持否定观点。我觉得在线教育核心还是教育,只是利用互联网的手段。现在在线教育风行,数百家在线公司兴起,但再过5年,真正可以存活下来的一定是把自己的产品、教研、服务、体验做精、做到位的企业。
(摘编自《访谈:在线教育与学校教育是否只有一“墙”之隔》)
1.下列对材料二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数据显示,三年来中国整体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和手机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均一直呈稳步增加的趋势。 |
B.数据显示,三年来中国在线教育用户的网民占比一直递增,而手机在线教育用户的相应占比则有升有降。 |
C.根据第一个图表可知:中国在线教育用户的网民占比与在线教育用户规模的增长成正相关趋势。 |
D.根据第二个图表可知: 2019上半年手机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虽然有增长,但比不上手机网民的增长幅度。 |
A.从2018年11月教育部等三部门下发通知,到2019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可见国家对规范线上教育的重视。 |
B.线上教育采用的是预付费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在线教育机构的正常运营,但对于广大用户无疑增加了消费风险。 |
C.2020年疫情期间推出大量“免费直播课”,这些课程具有形式多样,选择灵活的优点,但授课效果却并不都如意。 |
D.黄波认为做在线教育的人不一定非要懂互联网,现在虽然有数百家在线公司,但很多公司都撑不过5年。 |
材料一:
中国最早的“校服”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弟子着装“青衣青帽”;发展至明朝时期,又出现了进士服和儒士服以及其后文人士大夫的长衫。当然,这些服装标志着当时人们的职业与社会地位,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校服。到了近代,民国时期出现了西服式校服、学生制服,还有“五四青年”服、中山装等。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小学流行以运动服为主要服装。此类运动型的校服通常款式宽松,没有性别和季节的区分;颜色多以饱和度较高的蓝、红、绿为主,配以白、灰等色;面料以涤盖棉为主;尺寸标准通常设定为大、中、小三种规格。这类校服设计存在千篇一律的弊病,抑制了学生应有的创造力和对美感的积极追求。
(摘编自张玲玲《英美日各国校服文化发展对未来中国校服的启示》)
材料二:
服装是一种没有声音的语言,它用自身的款式、颜色、面料等向人们诉说着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审美观念和道德情操。校服作为服装的一个细小分支,它具备服装所有的内涵。与此同时,在校服的身上还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教育观,也能反映出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和办学理念。因此,校服是一种极具文化内涵的服饰,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
具体来讲,校服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校服能够直观且全面地诠释校园文化。校服是校园文化的载体,校服的款式、颜色等能够对特定的校园文化、办学理念等起到诠释的作用。其次,可以增强学生的归属感,有效凝聚师生群体。学生穿上具有集体标志的服装,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会自觉地认为自身就是集体中的一员,集体荣誉和自身息息相关。再次,校服能够增强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有利于培养良好的行为方式和习惯。校服不只是一种穿着的属性,它更多的是承载着育人的功能。学生穿着统一的服装,会在无形中实现自我的约束和管控,增强意志力,养成良好的行为方式。除此之外,校服在增强学生的平等意识、审美情趣等方面也有特殊的功能。
(摘编自雷刚《学生装文化浅析》)
材料三:
校服最重要方面选择情况
校服最重要方面 | 学生 | 家长 | 社会群众 |
a. 经济实惠 | 9.0% | 11.0% | 7.4% |
b. 款式美观 | 37.0% | 28.9% | 42.6% |
c. 功能加强 | 21.9% | 24.3% | 8.9% |
d. 面料舒适 | 26.9% | 32.1% | 17.4% |
e. 具有文化内涵 | 5.2% | 3.7% | 23.7% |
(数据来自王博洋《河北省中学生校服改良研究》)
材料四:
遗憾的是,人们对现今校服的评价并不太高。在“不太好看”“不太舒服”的总体评价中,前者说的是审美功能,后者说的是物理功能,两者是在校服中比重有所不同的两个主要评价维度。首先,制式服装的特征决定了“好看”要高于“舒服”。虽然校服也需要舒服,但这种舒服是有限度的。比如人们常说日本校服好看,可在冰天雪地里穿着短裙、光着腿的女孩会说这种校服很舒服吗?但这正是集“标识、约束、教化”功能于一身的校服,是一种优化教育环境的“服育”功能的体现。其次,穿着体感上的“舒服”有助于“好看”。就服装结构而言,舒服的前提是合体,合体则是满足校服“好看”的基本条件。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好看的校服未必是舒服的校服,舒服的校服也未必是好看的校服,关键在于找准两者的平衡点。好比被诟病为“面口袋”的校服尽管是很舒服的,但肯定不好看,因为它不合体。因此,相对于校服的“好看”和“舒适”来说,应该首先让校服好看起来,才能使校服有一个很大的改观。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7月25日《迎接中国校服2.0时代》)
1.下列对材料中校服功能的理解和阐述,正确的一项是A.运动型校服款式宽松,颜色多以蓝、红、绿为主,男女适用,体现了校服的审美功能。 |
B.校服主要是一种穿着的属性,舒适度是最主要的,它承载的育人功能是极其有限的。 |
C.家长最为注重校服的面料质量与使用功能,表现了对校服实用功能的重视。 |
D.校服能够标识学生身份、约束学生行为,具有优化教育环境的教化作用。 |
A.校服应该肯定学生对“美感”的积极追求,体现学生的心理欲求,在款式、面料和颜色等方面给学生更多选择的权利。 |
B.就调查表看,社会群众最注重校服款式是否美观,对加强其功能关注度相对不高,与学生、家长存在着认知差异。 |
C.“好看”与“舒适”本身存在矛盾,学生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从制式服装的特征上看,“好看”是第一位的。 |
D.校服的款式、颜色等能够诠释特定的校园文化、办学理念等,从某种程度上说,校服是校园文化的载体。 |
(1)学生:
(2)学校:
阐释与建构
耿文婷
我所说的阐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训诂释义。训诂释义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且是专门的术业。这也是阐释的前提,阐释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真正的阐释是在原典的理解与解释中生发出新义,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通过对“四书”的阐释来表达他的思想体系的。阐释又是与建构并行不悖的。在阐释中建构,这是古代许多思想家的治学方法。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就是以对先秦儒家经典的阐释来建构其理论学说的。张晶的美学研究,也是以阐释和建构并行的方法进行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文献多半处于自在状态,对于某一范畴,人们往往并不进行义界的厘清和逻辑的梳理,而是直接运用。尽管其基本的内涵是相近的,但每一位文论家使用时的语境及含义往往有很大差异。张晶的《神思:艺术的精灵》一书颇为鲜明地体现出阐释与建构并行的方法论特征。他在其他研究者对于“神思”的阐释基础上,加以辨析并提出自己的界定,认为“神思”是艺术创作思维的根本范畴,包含了想象、灵感构思等多种思维元素。
阐释与建构,可以是一体两面的。遍观中国思想史、美学史,“通”与“变”之间多是通过阐释与建构实现的。没有建构的阐释,是缺少思想归趋的;而不是建立在阐释基础上的建构,则是缺少根基的,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代的一些美学、文艺学研究名著,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葛路的《中国绘画美学范畴体系》等,都是阐释与建构互动的产物。对于当代中国的美学理论发展来说,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是非常重要的。美学理论不可能不借鉴西方的哲学、美学理论系统,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中国美学又有数千年的文艺理论作为基础,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如何才能成为当代美学发展的资源?所谓“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具体路径何在?我以为,阐释与建构的辩证运用,应该是值得倡导的思维方式。
前些年在古代文论领域有所谓“失语症”之说,后来又有“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在我看来,也许这都是来自学界内部的一种焦虑。当代的学界有很多时新的话语,对传统的文论和美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古代文论或美学似乎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在自说自话,而缺乏对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影响力。读张晶的美学论著,他在谈论古代美学的话题时,总使人感到现实的关切;而在建构具有美学普遍价值的问题时,又使人感到传统的深厚和立足的坚实。其实,在当代,经过二十世纪哲学美学的长足发展,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丰富的美学蕴含,还有从其中可以生长的新的理论要素,才能更充分地得以发显。
(节选自《读书》2019年第10期)
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阐释与建构是许多学者采用的一种治学方法,这些学者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来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 |
B.阐释不同于训诂,但是训诂是阐释的前提,阐释应建立在训诂释义的基础上,否则,建构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
C.阐释与建构含义不同,却又互相依存,并行不悖,阐释必须在对原典解释中生发出新义,阐释的过程就是建构的过程。 |
D.阐释与建构是传承和创新的重要手段,中国思想史、美学史中的“通”与“变”大多是通过阐释与建构的互动实现的。 |
A.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多半处在自在状态,它的许多范畴需要进行义界的厘清和逻辑的梳理。 |
B.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不能一成不变,需要“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辩证地运用阐释与建构是主要途径。 |
C.前些年在古代文论领域曾经有过所谓“失语症”之说,这是来自学界内部的焦虑,是一种自说自话的表现。 |
D.阐释必须关切现实问题,而建构又必须具有传统的深厚和立足的坚实,这样才有可能生长新的理论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