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成长与阅读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首先就是从学会阅读开始的。现代社会完全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之上，它要对每一个孩子提供义务教育，也就是让每一个孩子学会阅读，这是一个现代人的起点。文字是一个专属于人类的独立世界，一个人只有通过阅读才能进入到这个世界，去领会文字世界的奥秘和精彩。

中国的文字又称汉字，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字。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经这样形容中国的文字：“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我们千万不要轻看了中国文字的独特之处，虽然每一种文字都是供人阅读的，但我以为，能够阅读中国的文字是一种格外的幸福。我特别愿意在一种漫不经心的阅读状态下，去体会文字的奥妙，去琢磨字词之间的文化内涵，并从中获得一种哲理的启迪。

能与文字相遇相知的阅读才是真正的阅读。那么，阅读是什么呢？在我看来，阅读是人的一种“内感觉”，内感觉是相对于人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外感觉”而言的，“内感觉”的器官是人的内心。

人的内心关乎思维，也关乎情感与意志，但它在解剖学上又不存在。所以我要说，内心是一种不存在之存在，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就是这么神奇。它是人的一种无形器官。有一个词语叫“心灵”，是对这种无形器官最恰当的描述。因此也可以说，阅读是心灵的触觉，现代社会被太多实用性的东西所纠缠，被太多欲望性的东西所迷惑，而这些纠缠和迷惑主要作用于我们的“外感觉”，所以我们多半对心灵的触觉变得很不敏感了。我们应该进行一些心灵的阅读。心灵的阅读不是在用眼睛，而是在用我们心灵的触觉。

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的阅读不能叫真正的阅读，只能叫读书。读书仅与学习有关，虽然学到了知识，学到了人们需要的东西，但它刺激不了心灵的触觉。对于很多不懂得真正阅读是什么的人来说，心灵的触觉经常处在荒废不用的状态，长此以往，心灵的触觉变得粗粝、迟钝，难以体会到文字带给我们的精神愉悦。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倡导真正的阅读，开启我们心灵的触觉，用我们心灵的触觉去感受文字的肌理，去进行一种精神的探险，去触摸世界的另一面，那是与我们的世俗功利毫无关系的另一面。这就涉及阅读的真谛。阅读是一种精神的洗涤活动，更通俗地说，阅读就是给精神洗一次澡。阅读会让我们感到心旷神怡。古往今来，许多人都把握住了阅读的真谛，从而在阅读中获得乐趣。

苏联作家高尔基是一个对读书真谛有着深刻体会的人。他对读书有很多精彩的见解。他说过：“书籍使整个大地、整个世界充满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他还说：“书籍像童话里那些奇异的鸟儿一样，歌颂生活的丰富多彩，歌颂人们追求兽和美时的大胆和勇敢。我愈是读得多，心里愈是充满了健康和振奋的情绪。我变得更沉着，更有信心，工作得更有条理，对于生活中的屈辱就更不介意了。”高尔基不是说他读书学到了什么有用的知识，而是说他的灵魂受到了感动，有了一种善的冲动，当读书触动灵魂的时候，那种境界是非常美好的——这才是真正的阅读。

（摘编自贺绍俊《真正的阅读就是给精神洗次澡》）

①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②但是人究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③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用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在美国旅行的人，如果只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觉。新英伦、纽约（新约克）是著名的；伦敦、莫斯科等地名在美国地图上都找得到，而且不止一个。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④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土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

①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使各民族文学的本土性成为作家焦虑的问题。本土性、民族性是与全球化、现代性相对的概念。所谓文学本土性，是指文学内容与形式与其所产生的本土的现实关联性以及本土文学的独特个性。我国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小说的观念、叙事方式、场景营造等，很多都来自对西方小说的“横”的移植，而非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纵”的继承。这种“横”的移植终究还要和“纵”的继承相结合，才能使之根深而叶茂。

②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就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中说：“《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

③中国传统小说植根于乡野闾巷。在中国传统文体分类中，诗文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文体，而戏曲、小说尤其是古典白话小说，则更多地与下层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嘈杂、贫困的乡野闾巷，是故事的集散地，是生活细节的稠密地带，也是古典白话小说生长的沃土。如果说早期古典白话小说主要出自于说书人之口，内容尚不离史传，而至晚从《金瓶梅》开始，充满着家长里短生活细节的白话小说便主要出自低等文人或不第文人之手。小说运用平民百姓的口语，为百姓找到了幅员更为辽阔的新天地，以及表达他们内心渴望的新方式。小说更多采用中国绘画熟稔的散点透视法。较之于西方小说强调逻辑性的叙述以及对理性的过分依赖，这种纯然中国式的叙事方式能够更加有效、更加轻松自如地展现本土化的生活。

④中国传统小说的精神，是较为彻底的世俗性。即使是对鬼神的细致描写，也仅仅是凡间人世的投影，本意原不在仙界，而在对人世的劝诫。中国传统小说可能缺少西方小说中的崇高感和悲剧性，但其中人伦的温暖，人性固有的卑劣对人本身造成的伤害、对德性和善构成的威胁，却刻画得入木三分。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改恶从善，善莫大焉”不仅是古典中国的伦理观，也完全可以当作中国传统小说精神的真实写照。

⑤钱锺书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意思是说，古往今来，所有种族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相同的问题、难题和主题。所谓民族性，是由于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处理相同问题、难题和主题的不同方式以及应对机制。中国古典小说早已发明了一整套处理中国人生活细节的观念、叙事方式、语调、色彩等等，只需恰当的现代转型，就能胜任今天的文学书写。

⑥当下中国正遭遇三千年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化，生产着无数令人感动、感慨、感伤的生活细节。而现代小说观念、叙事方式，已经被证明能有效表达中国的故事，如果再加上来自本土的技法和叙事风格，我们的小说家便真正是如虎添翼了。

（摘自《人民日报》，刘淑欣《文学创作要重视古典传统》）

现实题材戏剧创作难，究竟难在哪里?简单来说，就是故事不好编。我们传统戏曲曾经名为“传奇”，看看那些经典名作，几乎都是表现人物命运的重大变故，如忠奸斗争、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等。而现实题材面对的却多是和平岁月、日常工作，又要立足于歌颂，又不能太多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甚至还有真人真事的局限，要出好戏谈何容易?

究其实质，这就是从“宣传品”到“艺术品”的跨越之难，转化之难。这里既有领导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更有创作者自己的观念、功力和创作态度方面的问题。我们各级领导感兴趣、下力气抓的现实题材戏，基本就是以崇高精神、英雄风采、道德楷模、时代号角、民族脊梁、社会良心等为题材的主旋律戏剧，因为这些戏有明确的宣传教育功能。“宣传教育”与“艺术审美”两者虽有相互融通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矛盾。即使是相互融通的一面，其实也是殊途同归，在实现途径和呈现样貌上是大相径庭的两个范畴。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本来不是个问题，但在实践中却是个绕不过去的大问题。

这首先是对作者观念、眼光和功力的考验：你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发现，超越真人真事，在这类题材中挖掘出富有时代特质、人性魅力的矛盾冲突，编织出具有戏剧张力的人物命运故事?在现实的采访中，往往很难发现真正有价值的戏剧冲突，都是非常琐碎平常的工作，让采访对象谈也谈不出来多少“料”。这就需要我们基于对时代生活的把握和理解，调动我们相关的生活感受和积累，把散碎的素材串联、熔铸、升华，进行典型性的提炼、联想和概括，化为舞台上扣人心弦的故事和人物的命运交响。

为什么我们很多主旋律戏剧中的英雄形象不受人待见?就是因为不真实、不可信、不可爱，这是最要命的问题。我们往往不能从人性的基点出发来感受人物、刻画人物，而是从一些政治正确的概念出发，英雄人物开口就是脱离普通人性的激情和高调。这怎么能让人入心、感动?

困境是激发人物精神升华的必需条件和催化剂。田汉、洪深谈到写戏的诀窍时说：“写戏等于挖个陷坑，然后看人物怎么往上爬，爬得上来是喜剧，爬不上来是悲剧。”施勒格尔说：“人性中的精神力量只有在困苦和斗争中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存在。”心灵的伟大随痛苦而增长，行动的伟大被困境所激发。这个困境可能是外在的对立力量，也可能是感情上的、道德选择上的困境。没有命运困境，就没有戏剧张力，就无法吸引人，也激发不出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以及为走出困境的顽强意志和奋力一搏的戏剧动作。

往往是人的弱点才使人物显得真实可爱，才使戏跌宕起伏。没有缺点的人，有一个最大的、最要命的缺点就是缺乏人性温度，不真实。过分鲜明单一的英雄主题往往成为一览无余的简单乏味。好的文学或者戏剧作品在审美效果上往往要追求某种混沌感。感慨万千而又一言难尽，是一种高品位的审美感受，表现的是人生人性的真味。《重渡沟》中写主人公马海明在过去曾因盲目推广种烟叶给乡亲们造成了损失，让他“把终生的愧悔背负”。他的这种经历，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笔虽然着墨不多，却使马海明的形象更真实、更可信，有了一种似乎可以触摸的质感。

作为一个剧作者，你的思想认识、人道情怀，你对时代生活和艺术的独立思考与发现，是一部剧作能否成功、出新突破的关键。越是任务戏，越需要你的独立思考与发现，这样才可能在创作中坚守艺术的维度，超越“任务”之上，实现思想和艺术上的突破，创作出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的好戏来。

（摘编自姚金成《现实题材创作的难点与突破》）

面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完善和加强全球治理，切实保障和增进全球共同利益，当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疫情不仅是对一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大考。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检验。近年来发生的数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不需要各国发扬合作精神，携手共同应对。这次疫情再次提醒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并不符合全球利益，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做法并不能完全自保，惟有团结合作、并肩向前，才是最大可能保护各方利益、共同利益的正确选择。

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各国理当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举国行动，上下一心，全力应对，吹响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冲锋号，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中国政府采取积极、高效、公开、透明的举措，也为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疫情面前，中国展现的不仅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是以人类共同利益为重的价值追求。正如来自世卫组织的评价，中国努力控制病毒源头，限制疫情传播，为世界其他地区防控工作争取到宝贵时间，“如果没有中国努力，全球病例会远高于此”。

顺应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势，采取为全球负责的行动，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呈现的全球普遍现象。“山川异城，凤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样的温暖，不仅体现在几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中国提供捐款和大量医疗防疫物资，体现在“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呼声在全球共鸣，还体现在当出现歧视和污名化现象时及时发出正义之声、当出现不实信息时及时澄清事实。暖心的行动，无论大小，展现的都是为人类共同利益负责的价值追求，汇聚的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能量。“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唯一方法，就是所有国家本着团结与合作的精神共同努力。”来自世界顶级医学科学家的忠告已是世界上很多国家人民的自觉行动，相信在庆祝抗击疫情胜利的那一天，世界可以为这样的团结合作精神而自豪。

当然，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治理也暴露出一些薄弱环节。如个别国家对我国的防疫措施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甚至说三道四，甚至污名化。一些人还陷入了针对全球化的焦虑、迷惘甚至怯懦。这说明，个别国家和一些人的思维还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全球治理还有需要加强和完善的地方。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指出，传染病控制一直就是一种时足时乏的事情当疾病暴发和政府担忧时，各国会投入大量资源：当传染病结束后，资源又变得相当匮乏。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这场疫情再次提出了值得全世界共同思考的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难题：如何持续做好传染病监控和控制，如何以充足的医学准备和供应以备不时之需。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人们需要总结经验，珍视抗击疫情中凝聚的全球力量，也需要检视不足，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都是人类历史长河淬炼的文明之光。命运与其，并肩前行，携手抗击疫情，必将为人类文明之光增添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能量。

(选自《共同担当使命淬炼文明之光)，(人民日报)2020年2月 12日，有改动)

秦汉王朝开启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自秦汉至唐宋，都城在长安，洛阳与开封一线，继承了夏商以来的“择中建都”原则。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来“燕京乃天地之中”，定都于此才是“以应天地之中”。这开启了元、明、清定都北京之先河。在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的理念不断扩展，强化与深化，即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都城城门、宫城宫门从“单门道”发展到“一门三道”“一门五道”。

“择中建宫”是继“择中建都”发展而来的。早期偃师商城的宫城在都城南部东西居中位置，洹北商城的宫城基本在都城中部。战国时代，魏国都城安邑之宫城基本在都城中央，郑韩故城西城的宫城位于西城的东西居中。魏晋与北朝洛阳城及唐长安城之宫城一般均在都城北部东西居中位置，北宋东京城的宫城则居外郭城的中央，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宫城一般在都城东西居中位置。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居于坐北朝南的都城东西居中位置，这无疑是其核心地位的体现。

在宫城之内“择中建殿”，实际上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与封邦建国时代都城布局的重大政治区别：国家从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二元政治”，发展成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的“一元政治”。“中”的意识体现了中央集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至高无上。

国家认同的强化，可以从都城城门，宫门由“单门道”发展为“一门三道”与“一门五道”得到充分体现。就已发现的古代都城城门与宫城宫门遗址来看，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的都城一般为“单门道”。都城外郭城的四面城墙各辟3座城门，都城一般由12座城门组成，均为“一门三道”的“定制”，应该始于汉长安城。宫城正门“一门三道”形成“定制”，始于魏晋及北魏洛阳城的宫门“阊阖门”。此规制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进入中古时期，部分朝代的都城与宫城之正门出现“一门五道”的形制。

“中”与“中和”基因主要体现在都城选址与都城布局形制两个方面。历代王朝营建都城选址之所以必须“择中建都”，就是“中和"理念的要求。都城营建于“天下（即国家）之中”，是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而言的。“择中建都”之“中”体现国家相对于“东西南北”的至高至尊，同时“中”相对于“四方”又反映了国家对“四方”的“公平”“公允”“公正”，从而达到国家之“和”。这种“和”是国家“一统”的基础、国家认同的根本，也是“四方”凝聚于中央的体现。

古代都城及宫城布局形制所蕴含的“中”“中和”理念，在5000多年历史发展中为中华大地各个民族所认同。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北魏洛阳城，金中都、元大都、清北京城也承袭了几千年形成的“中和”理念，深化了国家认同理念。从国家“宫城”到民居“四合院”的布局，大小虽然不一，但是理念相同，反映出“家国相通”“家国一体”的历史文化理念，折射出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理念。可以说，“中”“中和”理念缔造了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的辉煌历史。

（摘编自刘庆柱《“中和”基因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中国网络文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繁荣期。网络文学研究也不断取得突破,然而,对于网络文学的属性、特质,研究界依然存在争议。

网络文学具有商品属性、文学属性与网络属性。传统文学亦具有商品与文学的属性,而网络文学的网络属性,除了网生性特质之外,也影响了文学的商品属性与文学属性。比如,网络文学比之传统纸媒出版,具有更低廉的成本,更有效的话语符号增值性(如IP经济集成策略)等特点。在文学属性上,中国网络文学,一方面表现为对“广义文化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审美愉悦,特别是通俗类型文学叙事艺术的故事性、幻想性、虚构性与代入性的重视。

就此而言,中国网络文学,不是对“传统文学”的终结,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里既有媒介转换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也有着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中国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也需要辨析和理性认识。

从古典文学传统来看,纵观中国网络文学优秀作品,儒家仁爱思想、道家浪漫想象,都表现于历史穿越文、玄幻奇幻文等很多门类的创作中。唐诗宋词与历代散文为代表的诗文传统,影响了网络文学言情、历史等文体的表现风格。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典章制度、社会风貌,也较好地展现在网络文学之中,其中一些优秀作品历史现场感强,散发着醇厚、深沉的传统文化味道。

从文学类型与文类笔法上看,中国网络文学也较好地继承了中国通俗文学传统。主要表现在对既有类型的丰富与开拓,有的网络小说重写西游故事,赋予“西游神话”现代魅力与异彩纷呈的故事;有的作品将中华美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有的作品以丰富的收藏鉴宝知识、曲折紧张的故事吸引大批读者,也传递出对“金钱至上”的讽刺;网络武侠文学也从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为代表的华语现代武侠小说,发展为“国术技击流”“网络新武侠”“科技武侠”等亚类型。

我们还看到,网文的“文学传统继承性”,不仅表现在故事内容、情节设计、人物塑造、文体风格上,还表现为这些“中国传统元素”对中国文学时空观念的回归与拓展。任何文学形态,都有深刻的民族文化传统“语境性生成”的内在条件。从横向关系上讲,日韩动漫、游戏、电视剧,美国好莱坞电影，欧美奇幻、科幻与悬疑文学等,都影响到中国网络文学的发育。然而,从纵向继承关系上讲,中国网络文学也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积淀。网络文学的繁荣,也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想象”与“中国故事”的发展。就表现时空领域来说,中国的科幻与玄幻小说,探究目光深入宇宙深处与人类起源,也创造了无数神奇瑰丽的想象世界,比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流浪地球》,表现了中国人的时空探索精神和灿烂的想象力。这种宏阔的“中国—世界—宇宙”时空观的再现,拓展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想象疆域,既是对中国古代时空观的继承,也是文化自信的产物。

网生环境的平等性、交互性,有利于形成真正阔大深邃、精彩纷呈的文学繁荣,从而扭转“现代文学”造成的文学日益逼仄与小众化的局面。这个任务,对于有着数千年悠久传统,又在网络时代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而言,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仁不让的文化使命。

(摘编自房伟《网络文学是文学传统的延续与新变》)

进入新世纪，通俗文学发展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并与网络文学结合，发展出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叙事方式，形成蔚为壮观的网络文学大潮。近年来更借助“网文出海”这一海外传播潮，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当前我国通俗文学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显示出巨大优势。据统计，2019年我国网络文学读者达4.3亿人，网络文学作者达千万之多。如此之多的作者同时进行小说创作，为人类历史所罕见，极大释放了文学生产力；近年来，不仅科幻小说异军突起，“新武侠”方兴未艾，而且网络文学也发展出诸多不同类型，在各种大的类型之下又不断细分，读者阅读的“刚需”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代表性作家作品不断涌现，如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王晋康、韩松，网络小说作家唐家三少、猫腻、天蚕土豆、阿耐等，这些知名作家的出现开创或提升了某一类型的创作，推动了类型文学发展；另外，与读者充分交流互动，并在互动中创造新的文体与新的交流形式。

通俗文学要推出经典，走向高峰，需要汲取历史上优秀通俗文学创作经验。具体说来，就是要有精品意识、创造性和担当精神。

精品意识就是要对创作、对读者认真负责，每一部都倾尽全力去写，争取立得住、留得下。金庸武侠小说一共15部，大多是精品，刘慈欣凭一部《三体》，将中国科幻文学推向世界文坛。现在网络文学创作往往要日更数千字，这使不少作者疲于奔命，顾不上精心构思、细心推敲，与精品追求构成一定矛盾。当年张恨水、金庸等人的小说也是在报刊逐日连载，但他们的创作态度极为认真，金庸小说成书后经历两次精心修改。这种创作态度值得今天的通俗文学作家学习和借鉴。以网络小说创作为例，平台和作者不应一味追求写作速度和数量，而应把创作质量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此外，许多网络小说都会经历实体出版的过程，作者应珍惜这一修改打磨的机会。

创造性就是要有独特发现，并以独特艺术形式表现出来。通俗小说大多是类型化写作，好处在于轻车熟路，有固定模式可循，作者易于创作，读者易于接受，但问题在于缺乏新颖性，读多了难免有雷同之感。类型是通俗文学的重要资产，只有在类型写作中不断进化，通俗文学才能保持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于此，作者的创造性便突显出来。如何突破固有模式，融入个人独特创造，考验着一个作家的本事和胆识。这要求作者既对时代变化保持敏感，又广泛吸取严肃文学创作经验，实现新的文学创造。

担当精神就是要有高远文学追求，承担起文学的社会责任。通俗文学的通俗性、大众性，使其易于为读者接受，也易于与影视，动漫、游戏等领域联动而形成文化产业链，进一步扩展通俗文学与大众的沟通和连接。这种严肃文学难以比拟的传播力度和广泛性，对通俗文学提出更高要求。如何以通俗方式回应读者需求，同时保持较高的精神格调，对读者有所引领和提升，是通俗文学作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通俗文学作家应努力创作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作品，力求做到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摘编自李云雷《打造当代通俗文学经典》）

①科学精神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在继承人类早期历史发展的思想遗产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理念和科学传统的积淀，体现着科学的哲学和文化意蕴。

②科学精神首先是一种理性信念。理性信念所具备的理性的旨趣，不仅是一种崇高唯美的个人精神享受，而且是凸显人的力量的动力源泉，如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理性信念表现为对理智的崇尚。崇尚理智，就会强调任何东西都应该审慎地加以思考，就是鼓励人们大胆假设、认真求证；就是要通过智力的迂回冒险找到比直观所见更多更本质的东西，以便更深入地把握变动不居的现象。

③但是理性信念并不能直接使人们轻易地认识自然规律，真正能够促进人们获得可靠的自然知识的，是近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即实证方法。正是有了科学的实验方法，人们才有可能辨别关于世界本原的众多猜测究竟哪个更符合事实真相，而数学则为人们提供了这些知识更为精确的形式。1638年，伽利略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出版，伽利略用数学的定量方法从经验现象中导出物理规律，这种追求实证化和数学精确化的研究方法成为 近代以来科学的基本特征。

④批判态度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首先，批判态度反对将一切理论和假说神圣化。任何科学理论和科学假说都要经受反复检验，通过批判旧的理论使其得到修正甚至完全用新的理论取而代之。其次，批判态度是理论创新的动力。科学理论经受批判使自己的逻辑更严密，实验证据更精确，进而不断打破成见、推陈出新。再次，批判态度是科学真理客观性的保障。任何人、任何利益群体想违背客观性原则搞伪科学，都要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批判不是完全否定。日心说替代地心说，直到牛顿力学提出后才算完成。有时新和旧也是相对的，旧的理论也可以为新的理论所包容，如经典物理学就可以视为现代物理学的近似。当科学所秉持的批判态度延伸到科学外部之时，意味着科学同样要坦然接受来自科学之外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批判、反思和质疑，并带来认识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对于破除科学的神话、减少科学的独断性非常有益。

⑤批判和反驳之所以成为重要的科学理念和常态，关键在于对科学可错性的认定。波普尔强调：科学是一门可错的学问，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科学发展遵循试错模式。所谓试错模式，其基本路径是通过实验，正视错误、发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再通过新的实验，不断向前推进。哥白尼、伽利略对托勒密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力学的质疑，建立起了新的天体力学；拉瓦锡在对传统燃素说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创立了氧化还原学说；达尔文对上帝创世说进行批判，创立了进化论；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体系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建立起了相对论学说，等等。科学所追求的正是不断试错而向真理逐渐逼近的过程。

（刘大椿《论科学精神》刊登于《求是》2019年9期，有删改）

热中议热

安黎

天热，就是天在发高烧。以此类推，天下雨，就是天在悲泣；天电闪雷鸣，就是天在发脾气；天阴，就是天心情郁闷。

天热，人就热。但人的热，和天的热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天热，是天真的燥热，并把自己的热，释放出来，从而让大地滚烫，让草木发蔫；但人热，并不是人体真的很热，只是人的一种感觉而已。

天热好不好？从人的感受上，肯定是不好的。在酷热里，白天无精打采，夜晚难以安眠，那些令人生厌的蚊子，更是像喝了兴奋剂那般地载歌载舞，时不时就叮咬得人皮肤肿痒。然而，再好的物事都有人憎恶，再坏的物事都有人欢喜:一场大雨，带给这个人的，可能是丰收在望的憧憬，而带给那个人的，则可能是被洪水围困的惆怅。就天热而言，也不乏受益者，其中既有临时的受益者，也有终极的受益者，但归结到底，最终获益的，还是对其无比憎恶的人一一只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没有天热，西瓜就难以甘甜。西瓜，是靠暴晒才滋生蜜汁的。没有天热，稻谷无法成熟。稻谷，是在阳光的作用下，才聚集起饱满的粒…而西瓜和稻谷，最终皆转化为人的口腹之享。

不要责怪夏热，没有夏热，无以知秋爽；也不要责怪天冷，没有冬寒，无以知春暖。春夏秋冬，皆为大自然的蓄意安排和精心布局，无一多余。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人热，而不是天热。人一旦发高烧，犹如深度醉酒者那样，是很难将其唤醒的。人发烧，绝非吉兆，很有可能预示着灾殃的迫近。皮肤发热，一定是某个部位有炎症；头脑发热，一定会繁衍出丧失理智的疯狂。

人器官之发热，是用不着太过担忧的，也许扛一扛，依靠自身的调节功能，就能退烧。实在不行，吃吃消炎药，打打消炎针，轻易就能恢复常态。唯有头脑发热，最为难以医治，其带来的危害性也最为难以弥补。理智一旦被高烧烧毁，情绪就会如烈火焚燃，从而将人的正其带来的灰烬，使人的判断力瞬间骤降为零。重要的是，那些头脑发热者，从来不认为自己头脑异常，他们拒绝良药，拒绝良言，哪怕别人一句清风般委婉的建议，都会被他们视为挑衅自己权威的闪电，引发一场雷霆暴雨。他们像醉酒者不知己醉那样地昏晕，辨不清方向，亦辨不清气象；看不清路灯，亦看不清路障；无视世界的风云，亦无视人间的状况。

普通人的头脑发热，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决定，或进行一些把陷阱当馅饼的投资，对社会的伤害是有限的，至多，他给自己或自己的家庭，造成某种损失或伤痛，属于自作自受之类，不会“城楼失火殃及池鱼”。但那些公共人物，一旦头脑发热，注定社会的某条系统，或国家的整个中枢神经，都会因他而失调失控。他的感冒，会导致社会的发炎；他的发炎，会引起社会并发症的发作—在这方面，就人类千转百回的发展史而言，惨痛的反面事例俯拾皆是，比如纳粹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和军国主义时期的东瀛帝国等。

天热，是一种自然现象，夏热之后就是秋凉；甚至夏热，也某种程度上应该被赞美:夏日的绚烂，就是由夏热之手绘制的；秋天的瓜果，就是由夏热之力催熟的。然而人热，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疾病，有百害而无一益，需要被警惕，被戒除。

时值互联网时代，话语不再被有话语权的人垄断，每一个个体，皆拥有发声的机会。面对一方小小的荧屏，在键盘上撒欢或者撒野，已成为很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因为他人看不见自己，于是就可以不负责任地信口雌黄；因为只要不涉及违法而免于被追究，于是就可以像泼妇一样地爆粗口，像流氓一样地耍无赖面对一个话题或一个事件，更是情绪化地煽风点火，无理性地上纲上线，热油猛炒，烈火熏，硬是将小题炒大，将凉事炒热，也使好端端的互联网，时而像滚烫的煎油锅，时而像无人打扫的厕所，或烟雾缭绕，或满地污秽。

要防止社会因发热而偏离正常轨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必要管控好自己的脑子，以避免其发热昏胀。

（选自《美文》，2020年16期）

食肉的植物

一只饥饿的苍蝇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松林间飞行，试图找到能够果腹的东西。忽然一阵花蜜的香气飘了过来，它顺着香气看到了一片极具诱惑力的肥厚饱满的红色叶子。它在叶子上降落，贪婪地吸吮叶子的甘甜汁液，它的身子碰到了叶子表面的一根茸毛，然后又碰到了另一根茸毛。突然，苍蝇的四周竖起了高墙，原来是叶子的两边合上了，苍蝇挣扎着想要逃脱，可是叶子边缘上的刺仿佛变成了捕兽夹的铁齿，紧紧地咬合在一起。这时，叶子甘甜的汁液被消化酶代替了，这只苍蝇慢慢地被化成了一团黏液，成了叶子的美味点心。作为动物，苍蝇还能遇到比这更大的侮辱吗？它居然被一棵植物给吃掉了！

一般来讲，都是动物吃植物，可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芸芸众生总有个别。这个吃动物的植物到底是何方神圣？它就是捕蝇草。北卡罗来纳州的一片方圆不足145千米的多沼泽和松林的草原是捕蝇草的故乡。在这里，除了捕蝇草，还有其他能食动物的植物。虽然它们的名气都没能超过捕蝇草，但是它们的怪异程度一点儿也不逊色。比如，猪笼草，长得好像细长的香槟酒杯，如果小虫（有时还可能是大长点儿的动物）不慎落入“杯中”，就会丢掉性命；还有茅膏菜，它的触须黏黏的，专用来对付那些送上门来的美味动物；在池塘和河溪中还有一种叫狸藻的植物，它就像水下的真空吸尘器，能够把猎物吸住，然后吃个干净。

早在17世纪，达尔文就对这些怪异的植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他的著作《食虫植物》中惊叹于捕蝇草迅捷的速度与力量。当它捕食苍蝇时它的叶子从被触发到闭合只需十分之一秒，而它闭合的力量又大得让任何被它捕住的苍蝇无法抗拒。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为奇妙的事情之一。

他指出，当捕蝇草的叶子闭合时，就变成了“一个临时的胃”，并释放出能够将猎物溶解的酶。不过，也有逃脱的苍蝇，但是这些苍蝇只是些个头儿极小的，它们可以从捕蝇草叶子边缘的那些相互交错的刺的空隙间逃出去。达尔文认为，这些空隙也是物种进化的结果，因为让那些小个子苍蝇逃走，捕蝇草就可以避免为了不能充饥的一餐而浪费精力了。

可是，植物没有肌肉，也没有神经组织，它们是如何做到像动物一样反应迅速的呢？达尔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21世纪的科学家通过研究细胞和DNA，对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的解答。

捕蝇草其实是“一种带电的植物”，亚拉巴马州奥克伍德大学的植物学家亚历山大·伏尔克夫这样认为。当昆虫触碰到捕蝇草叶片上的茸毛时，茸毛弯曲，产生微小电荷，但是这样的电荷还不足以使叶片闭合，所以如果是一般的无生命的落物，叶片就不会有任何反应。可是，如果落物是昆虫，它就不会只动弹一下，就有可能触碰到第二根茸毛，致使电荷增强到足以让叶片闭合起来的程度。伏尔克夫用实验说明了捕蝇草捕蝇的整个过程：电荷沿着叶片中充满液体的导管传递，使细胞膜上的气孔打开，液体从叶片内侧的细胞涌往叶片外侧的细胞，使得叶片能够像柔软的隐形眼镜一样翻转，由原来的向外凸出翻转成向里凹陷直至闭合。

当然，这些植物是在怎样的进化力量的作用下发展出对肉食的偏好以及消化肉食的能力的，还有待科学家们进一步探究。但是，有一点科学家们能够确信，那就是植物食肉和动物食肉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动物食肉是利用蛋白质中的碳和肉类中的脂肪来增强肌肉和储存能量，而植物食肉是从猎物中吸取氮、磷及其他养料来制造吸收光线的酶。也就是说，这些植物的食肉之举不过是为了做所有植物都会做的分内事，即从阳光中直接获取生长所需的能量。普通人大惊小怪，不过是因为它们的行事方式特殊罢了。就好比，人中奇才，因为不循常规，所以被视为异类；因为与众不同，所以被说三道四；因为有了非议，所以被排斥在外。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