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文中的“扁舟”意象

“扁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扁舟情结。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也不具备悲凉或者超脱的韵味。《史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扁舟”有隐遁之味，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扁舟”在古代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只小船，它随着无数文人跌宕坎坷命运的无限延伸，演化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处世观。在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支配下，古代文人或积极入世，或隐身出世。对于潦倒困厄的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漂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扁舟”意象的基本蕴含。古代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科举、或被放逐，他们背井离乡，天涯漂泊，充满无尽的羁旅乡愁。“扁舟”既是游子漂泊的凭靠，也是其羁旅之愁的寄托。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诗句，其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出现得最频繁，表现漂泊思乡的意绪也最强烈。他诗中的“扁舟”意象，承载着诗人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历尽艰辛的典型写照。

“扁舟”意象的另一典型蕴含是“自由”。庄子说“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现实有太多压抑和束缚，他们渴望在“扁舟”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一境象，表达了他面对被贬谪的处境，渴望摆脱精神苦闷，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以温和沉浸的心态，表达了与苏轼同样的心境：“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条小船附着于万顷碧波之上，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轻漾，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自由精神。

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归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扁舟”意象中既蕴含着他们人生的理想与期冀，也蕴含着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范蠡是古代文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更多人却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们仕途失意而隐居的一个意象。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诗句，流露出过隐居生活的念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明了他在现实压抑下，欲放浪江湖，过隐逸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常见的“扁舟”意象中，无论是矢志漂泊，还是追求自由，抑或是失意隐居，无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写照，虽蕴含仕途坎坷失意的无奈与消极，但为后世树立了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光辉典范。

（有删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国度。早在西周时期，汉字就被列为宫廷初级教育的必修科目。秦始皇统一中国，将“书同文”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之一。东汉时期，许慎更是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出了“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论断。汉代还将掌握并规范书写足够数量的汉字，作为选官取仕的重要标准。可以说，汉字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神圣地位，是她得以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她与所记录的汉语的高度适切性。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先秦两汉更是如此。汉字一字一个音节的特点，正与汉语词汇相适应，从而形成了字词之间清晰的对应关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方言分歧就极为复杂，如采用直接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必将导致不同方言区文字的分裂，并最终导致文化的分裂。而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正好弥补了拼音文字的弊端，可以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起到统一的交际作用。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她与中华文化的融通性。汉字的表意特点，使她与中华文化的众多元素相互融通。书画同源的事实，决定了早期汉字的写意特征，如甲骨文的“象”字，长着长鼻子和健壮身躯，充满灵动之美。汉字优美的写意性形体，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书法艺术，构成了汉字历史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她自身系统的不断调适和完善。一种文字能否长期充当全民的交际工具，关键在于这种文字能否有效满足语言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充满智慧的中国先民们，运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理念，将一元化的象形方法转化为二元化的形声机制。这种音义结合的构形方式，使汉字的长期生存成为可能。在书写方面，汉字由早期的整体象形性到小篆再到隶楷，一直朝着方便书写的方向调整，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计算机问世以来，汉字又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粉碎了“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的预言。

汉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几千年来一直支撑着中华文化的发展。汉字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汉字陆续远播于周边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并逐渐形成了覆盖东亚、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汉字文化圈”。在当代，随着中国实力的日渐提升和中华文化的快速传播，汉字正以其非凡的活力，健步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摘编自王立军的《汉字——中华文化的独特符号》

中国书法不仅具有外形美，更深刻反映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审美标准和价值追求，承载着教化一方和正民化俗的使命。历史上的优秀书家往往不仅有入木三分的字内功夫，更有纵贯历史、折服众人的“字外功夫”。“字外功夫”指人的内在修养，即一个人的人生阅历、生活积累、学识修养、道德情操、心灵境界等书法技巧之外的，与修身进德、安身立命相关的功夫。涵养字外功夫是通达本源、升华精神境界的关键。历史上的著名书法家大多一生在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熏陶、磨炼，涵养了深厚的字外功夫。

一些书家肩挑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在繁杂的公事案牍中写家国情怀。如“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虞世南不仅书名显著，而且被唐太宗赞为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五善俱全；颜真卿作为盛唐书坛领军人物，其人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其书则大气磅礴、雄浑刚健，尽显浩然之气。一些书家将禅宗思想应用于艺术创作中。如苏轼以“物我相忘”的超然境界应对人生打击，不断涤荡心灵上的尘埃，通过智慧将逆境化为前进的阶梯。他推崇平淡天真的艺术品格，在禅宗“不役于物”思想的影响下，创作进入更加自由的艺术之境，故而得以写出传世之作。一些书家结合道家阴阳二气探析书法神韵。如王羲之曾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指出：“书之气，必达乎道。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他对心性与道相合的追求，使其书法达到了清雅脱俗的境界。可见，书者的字外功夫是字内功夫的根本，字内功夫不仅是苦练的结果，更是身心修养功夫的外化。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立本固基，才能行稳致远。因此，真正的习书者不只要在纸上磨，还要“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习书者可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身方法，实现“心正”而后“笔正”。此外，多读传统经典，提升人文素养。阅读经典不仅可以洗涤心灵，提升德行，还可将其中的道理应用于社会实践。当心中汇聚了百家思想，通达了古今之理，我们的行为举止便会增加厚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当一个人德行兼备时，其书法也会因修养提升而精进。

由艺臻道，提升生活品位和审美情操。“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掌握一门艺术是提升学习兴趣和修身境界的重要方法。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种层面的艺术是以道为本、超出纯粹技术要求的艺术。以练习书法为例，临摹名帖时，法帖的轮廓和神韵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当下的心境。不断临帖的过程，其实就是与古人神交的过程。在笔、纸、手、心长时间的磨合中，以前粗糙的书写方式逐渐被破除，性情中焦躁、杂乱的习气也会被削弱，静谧的书香墨海能渐渐陶冶出精神之光。“旧我”不断褪色后，温文尔雅的君子形象将卓然而立。

（摘编自201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王树平《涵养字外功夫》）

分享经济是指将社会海量、分散、闲置的资源通过一定平台集聚起来、反复使用，以更好地实现供需匹配，创造新的商业价值。对分享经济的理论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进入21世纪，分享经济模式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2010年前后，随着优步、爱彼迎等一系列实物分享平台的出现，纯粹的无偿分享、信息分享转向以获得一定报酬为主要目的、基于陌生人且物品使用权发生暂时转移的分享。这一变化，使分享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活力。

从2014年起，我国分享经济迎来“井喷式”发展。伴随“互联网+”战略的大力实施，一批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创新型分享经济平台脱颖而出，得到消费者和市场的广泛认可。目前，分享经济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消费的新主角。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达到2.4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分享经济通过细分市场对传统产业的闲置资源进行优化利用，推出了出行分享、住宿分享、二手交易、众包物流、服务众包等商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商家、商家与商家之间的关系，提高了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也增添了社会生活的人文情怀。

目前，分享经济的发展方兴未艾，将在行业细分中不断演进，并带动移动互联网发展进入新阶段。分享经济的发展正呈现如下趋势。一是形成新生态。例如，有的电商以分享经济理论为指导，通过构建“商品网上批发平台+会员大数据+商品消费+实体经济+产业链金融”的生态圈模式，形成产品价值最大化、产业链条化、质量认证化、买卖公平化、交易及资金监管全程化、消费者满意化的新零售电商体系，促进商品交易、流通和消费。二是拓展新就业空间。在分享经济浪潮下，各行各业出现了大量的新型就业岗位，未来身兼数职以及从事自由职业的就业者会越来越多。三是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目前，传统的实体经济企业也在围绕自身优势推出分享经济应用，推出一批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出行类、医疗类APP（手机软件）。四是催生新盈利模式。除了传统的交易抽成和广告盈利模式，部分平台已经在探索新的盈利空间。比如，经营出行分享的电商通过打车服务平台开展新车销售等。

作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涌现的新兴业态，分享经济正在加快驱动资产权属、组织形态、就业模式和消费方式的革新。推动分享经济发展，将有效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便利人们生活，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2017年8月28日《人民日报》，作者郭军、陈聪，有删改）

伴随着人们采用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多种媒体表现手段进行媒介信息传播，人类进入了全媒体时代，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传播平台。

习近平同志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为了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的步伐，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一是重视网络主流话语创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取得并非一劳永逸，必须顺应潮流。与时俱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时代性、时效性和创造性，从而不断提升其公信力和接受度。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网络主流话语的解释力和影响力，更好地赢得和巩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

二是完善网络空间相关法律法规。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在全媒体时代，网络法律法规的内容要根据网络环境的变化和网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做出更新、调整和完善，用法律明确规范各种思想传播的界限，确保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各级执法部门应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对通过互联网散布威胁国家安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危害社会安定等内容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三是提升网络空间国际话语权。我们应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熟悉世界互联网发展状况，在坚定捍卫我国网络空间主权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国际上的认同度。我们既要善于运用网络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又要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议题设置能力，扩大我国在全球网络治理中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四是提高网络舆论引导力。我们应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积极推动媒体融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科学运用互联网思维，不断创新信息传播手段，打通“报、网、端、微、屏”等各种资源，实现全媒体传播，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从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全媒体时代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应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坚持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从而有效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摘编自郑洁《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材料一：

青蒿素是中国医学给予人类的一份珍贵礼物。和植物化学的其他发现在药物开发中的应用相比，从青蒿提取物到青蒿素的研发历程相当快速，然而，这绝不是中医智慧的唯一果实。中国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还发现，具有悠久应用历史的中药砒霜，用于治疗白血病颇有疗效，已经成为治疗白血病的重要选择。对治疗失忆颇有效的石杉碱甲，也是从中草药“千层塔”中提取的，是我国用于治疗老年性精神障碍的一种临床用药。

然而，单一药物治疗某一特定疾病的现象在中医实践中非常少见，复方用药才是中医几千年来的主要用药形式。通常，中医师按中医理论和方法诊断病人症候，对症开出由多种中药按君臣佐使组成的处方，并随着病情的发展和症候的变化，随时调整处方的药味和剂量，以达到良好的疗效。这样的辩证施治疗法和有效方药的积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从中药青蒿研发出抗疟药物青蒿素，仅是发掘中医药宝库的努力之一。

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也受益于中国医学。中医的一个治则是活血化瘀，这一治则也适用于冠心病的术后维护。中药提取的芍药苷等被用于防止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的血管再狭窄，临床显示再狭窄率大幅降低。还有许多其他证据支持中医活血化瘀的临床疗效。和心血管疾病相关的一个全新领域也正在发展，即所谓的生物力药理学，旨在将中药的药效和血流的生物力学影响相结合，用于防病治病。实验研究表明，保健运动可提高血流剪切力，再联合使用某些活血中药，可以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

这里所举中医药对人类健康的贡献，不过沧海一粟。在同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命的疾病斗争中，中医药学进一步发挥威力，为维护世界人民的健康与福祉作出新贡献！

（选自《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

材料二：

中医文化传延几千年，出现了神农、黄帝、扁鹊、华、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中医药名家，留下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中医学著作和《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中药学著作。20世纪50年代，小儿流脑、乙脑流行，中医成功地运用白虎汤和白虎加苍术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疗。在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以及2009年的甲型流感战疫中，中医药再次让人们见证了其特殊疗效。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中，中医药及时参与病毒感染群众治疗，其治愈和康复效果更为明显。张伯礼院士团队观察数据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为5.15天，比单纯西医治疗少2天；体温恢复时间为2.64天，比西医治疗少1.7天；平均住院天数少2.2天，CT影像好转率高22％，临床治愈率高33％，普通转重症比率低27.4％。

（摘编自王守富《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谈增强中医文化自信》）

材料三：

新中国传承中医药精华，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已经走了几十年，这就是中医药人做的搜集、整理、传授、应用等工作。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医药中的应用，还要进入传承中医药精华的第二阶段，要解剖、分析、消化、吸收。对于中医药的精华，不能只满足于拿来主义，不能只知应用，不问缘由，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应当敢于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方所含的中药材中，提取有效成分进行检测分析，并按照君臣佐使配伍的理论进行组合试验，从而发现经方有效治疗疾病的奥秘，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研发出新的治疗重大疾病的药品和方案。这是具有生命力的传承，而不是跟在前人后边机械地套用，是在传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衡量中药与西药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制作手段和工艺，而在于天然药物与化学药物之分。屠呦呦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研制出有效治疗疟疾的药物，依然属于中药范畴，她为中药现代化闯出了一条新路，她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路，应当成为推动中药现代化的动力。

完善人工种植中药材的质量标准规范，加强中草药材质量控制，强化中草药材种植环境保护，推行生态种植、野生种植和仿生种植。更为重要的是制定中草药材有效成分的含量标准，并实行优质优价。中草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含量，是维护中药疗效的前提和关键，必须切实保障。

（摘编自《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

材料一：

“笔记”二字，本指执笔记叙而言。由于南北朝时崇尚骈俪之文，一般人称注重辞藻、讲求声韵、对偶的文章为“文”，称信笔记录的散行文字为“笔”。梁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所以后人就总称魏晋南北朝以来“残丛小语”式的故事集为“笔记小说”，而把其他一切用散文所写零星琐碎的随笔、杂录统名之为“笔记”。至于以“笔记”两字作书名，则大约始于北宋的宋祁，他著有《笔记》三卷。

笔记的特点，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以形式论，主要在于“散”：长长短短，记叙随宜。因此，凡是较为专门的著作，如人物传记、专谈一时一类事实的书、专述地理古迹和记行的书以及家训、语录之类的札记，都不在笔记之列。

古代笔记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呢？归纳一下从魏晋到明清的笔记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志怪、轶事小说，从晋干宝的《搜神记》、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到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王睁的《今世说》都属于这一类。第二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的杂录丛谈，从晋人伪托汉刘歆的《西京杂记》、唐李绰的《尚书故实》到清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褚人获的《坚瓠集》等，都属于这一类。第三是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读书随笔、札记，从晋崔豹的《古今注》、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戴埴的《鼠璞》等到清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都属于这一类。

这里的第一类，即所谓“笔记小说”，内容主要是情节简单、篇幅短小的故事，其中有的故事略具短篇小说的规模。二三两类，则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经史子集、典章制度、风俗民情、轶闻琐事以及神鬼怪异、医卜星相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内容极为复杂，大都是随手记录的零星的材料。这两类只能算作“笔记”，不宜称为“笔记小说”。但这样分作三大类，仍难周密。因为笔记一体，本来以“杂”见称，一书之中，往往兼有各类，如《封氏闻见记》于考据之外，并记故实；《梦溪笔谈》亦不专重辩证而兼及艺文杂项；甚至像《阅微草堂笔记》为追踪晋宋的志怪小说而间杂考辨；《池北偶谈》为记掌故、文献的杂录，也列有“谈异”一门，语及鬼神。这样为之分类，就不免有顾此失彼之感。其实古代的历史与小说，有时亦难分界限。像《世说新语》所写的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真人，而所记的事，则大出于传说。因此这部书既可以算作小说，也不妨称为历史，实际兼跨小说、历史两类。把它入于小说故事项下，不过是姑从一般的看法来分。此处归纳古代笔记为三大类，也无非粗举大凡而已。

材料二：

笔记小说在中国不断得到承继与发展，虽代有沿革，而其基本面貌与体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基本特点是共同的。从形式上看，大多短小简洁，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之物，其历史地位与其他小说式样在当时的地位大体相当。从叙述风格上看，笔记小说多采用速写式的散文格式，不叙述人物事件的全貌，而是撷取一二关节，作速写式的刻划，或点到为止，或就二三小事稍作渲染，却能给人以较深的感触。从题材的选择与处理来看，古笔记小说多采用冷静写实的方法，多叙写事实传闻，陈名指实，诙谐多趣，如得六朝人物品藻清淡之助，又合于士人褒贬臧否之心。士人逞才炫学，对世事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多采用笔记小说的形式。再从欣赏格调上看，可谓雅俗兼容。说它雅，是因为它多为士大夫所作，渗透着他们的欣赏趣味，掺杂着他们的闲情逸致：说它俗，是因为笔记小说处于消遣地位，它的写作初衷是为逞性娱情，广见闻，大部分作品是由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加工而来，故显得口语化色彩很浓，平易而亲切，所谓“文不甚深，事复有趣”，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新时期以来的笔记小说大体上继承了古代笔记小说的这些特点，同时，作为变化了的时代的产物，又有新的发展，在短小的篇幅中富有厚实的内涵。在艺术表现上，有明显的散文化和诗化色彩，作者行文走笔充满调侃的意味，艺术韵味似淡而实浓；在作品中，作者还着意于对民俗民情的细致描绘，并以似不经意的简略勾划，写出人物的民族性格等。

附：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20世纪以来，敦煌写本书迹打开了从普通书手角度考察唐代写本的窗口，虽然创造这批宝藏的书写者史籍无名,他们的作品却是书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唐代作为我国书法史上的巅峰时期，亦是写本史上的极盛时期，这些默默无闻的书手对唐代书法特征的形成起着推助作用，他们是唐代书法最普通的实践者，也是唐代文化发展的有力参与者。

传统书法史的研究视角多聚焦于名家名作，对于普通书手虽有关注，但仅仅作为研究对象的附属看待。从书手角度来看，写本的实用性书写体现了唐代书法传播、消化、应用的过程，普通的书手群体在促进书法变革的过程中，潜在地成为各种书风的延续者、融合者和探索者。正如黄庭坚所评价的“观唐人断纸余墨，皆有妙处，故知翰墨之胜，不独在欧、虞、褚、薛也”。时代风格的形成显然不是仅靠少数的书法家，无数不知名的书手在其中起着不容忽视的推介作用。此外，宋代以降直至晚清的千余年间，世人大都凭借碑帖、刻本推究唐代楷书的笔法，而丰富多彩的书手写本，是铭刻楷书之外的另一种书法范式,更能体现唐代书法的特点，有利于全面了解唐代书法的真实状况。

唐代写本风格与“二王”系统一脉相承，大都以虞世南、褚遂良以及颜真卿为范本。欧阳询虽为“初唐四家”之一，但欧体风格在官方写经里几乎不见，反而多见于民间文学写经及其他实用文书中。上述书法面貌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艺文风尚密切相关。“南朝化”是唐代普遍性的发展趋势;从规整纯熟的经籍抄写到奇趣多样的日常应用，无不体现南北书风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建立在以南朝书风为主、以“二王”书法为宗的基础之上，书法取法对象、范本选择、书体应用、风格形成之于每个书手来说，都会折射出时代的具体影响。

从字体的角度来看，唐代写本字体粲然大备。包括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篆书在内的所有形式，此外还有篆楷、隶楷、隶草等杂糅书体。写本字体的选择,因书写功用、场合和服务对象的不同而有较为明显的区别。譬如，官写本要求较为严格,文献典籍、宗教经文写本多以虞、褚风貌的“官”为主;政府公文则多以怀仁《集王圣教序》为范本的行楷字体为主。民间写本在字体选择上较为自由，佛经写本中供养经以楷书居多,大量的日常用经以及文学写本、契卷、书信等字体多样，行草书居多。

以楷书为例，唐楷的成熟除体现在史上熟知的大家名品以外，大量写本尤其是官方写本更能从细微处逐步体现出其发展脉络。唐代书法承袭隋制，全面开启南北融合之势，唐代前期的官方楷书写本较前朝写本字形变扁为方，捺画、勾画由平出改为顿出。唐中后期写本明显字形方正且宽博,笔画的起收及转折处隶意全无，体现出成熟的楷书笔法。不同时期的书写变化反映出楷书的基本面貌及其演进大势。

综上所述，敦煌唐代写本书迹显示出书手群体内在的共通性、稳定性和个体差异性,这些“原生态”的记录抄写以墨迹的形式较碑刻铭石更加直观地反映出唐代书法的原生状态。寻流溯源，思昔启今，唐代书手研究亦可为当下书法实践、书法理论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摘编自周侃《唐代写本书手及其书写价值---以敦煌唐代写本书迹为例》)

选择语言材料是为了使我们说的话、写的文章具有准确性，就是能够把客观事物在我们头脑里的反映准确地表达出来。不仅准确，并且富有表现力。准确，富有表现力，这是我们选择语言材料最根本的考虑。说一个小孩“灵”，“机灵”，“伶俐”，“很鬼”，“很有心眼儿”，这些词语并不是毫无差别的，用哪一个能最准确地表达出我对这个小孩的印象呢？选择首先要从这里考虑；哪一种说法最准确。同样都准确，用这个说法是准确的，用另一个说法也是准确的，那就要考虑，用哪一个说法表现力更强，能够把我对小孩的很好的印象有力量地表达出来，使听的人、读的人受到更大的影响，能够和我产生共鸣呢？

所谓准确性、表现力，不能单单从自己主观方面考虑。语言是交际工具，有说的一方，有听的一方；有写的一方，有读的一方。说的人、写的人不仅要考虑主观方面的目的，也要考虑客观方面的要求。只有主客观统表达效果才会更好。比如，你说一件事，听的人在工作很忙、时间很紧的情况下听，希望你简明扼要地说，这是客观的希望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左用一个比方，右用一个形容，希望自己说得生动形象，活灵活现。你的主观愿望不能说不好，但是不符合客观的要求，效果就不好。不论你的形象生动的语言选择得多么好，也达不到目的，作用会打折扣。听的人性急，不耐烦，反而可能听不清楚，同你的主观愿望恰恰相反。所以，选择语言材料，进行修辞工作，既要考虑主观，又要考虑客观，力求主客观的统一。

这就涉及对象和场合的问题了。如果你对孩子们讲一件事，用了一些抽象的、比较难懂的字眼，用了一些复杂的句子，总之，要很费一些思索才能够理解清楚，尽管你所选择的词、句子都不错，话组织得也不错，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不适合对象。相反，如果你是对一些理解能力比较强的青年人、成年人说同一件事，几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楚，你却反复解释，这样说了那样说，反反复复，效果也不会好，因为不适合对象。同样的一件事，对家里的人随便说说，向熟悉的同志介绍介绍，或者你觉得需要向领导反映一下，汇报汇报，在这些不同的场合，就需要有一定区别的讲法，就是说要得体。对你的家里人和熟悉的同志，很严肃，像煞有介事，或者向领导汇报，嘻嘻哈哈，“谈笑风生”，都不得体。所以，修辞，也就是选择语言材料，组织语言材料，要考虑对象，注意场合。话说得得体是很重要的。所谓得体并不是矫揉造作，更不是虚伪，说些言不由衷的话，那样根本谈不到得体与不得体。所谓得体，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同这样有关系的一些人说一件事，怎样说最恰当，合乎这种场合的要求，合乎听话人和说话人相互关系的要求。这可并不是说对于什么样的人说话可以大模大样，对于什么样的人说话要低三下四，不是指这种区别。对任何人说话都不应该大模大样，也不需要低三下四。不过，对象不同，说话总应该有些区别。无论对长者、老者说话，对年轻人或者比自己小得多的人说话，都需要诚实、亲切。对长者、老者，总要多一点尊敬的神态吧，对年轻人或者比自己小得多的人，总要多一点关切爱抚的神态吧，这就是得体的问题。对长者、老者、老师、长辈说话，缺少应有的尊敬的表示；对一个孩子说话，缺少应有的关切爱抚的表示，那能够说是得体的吗？当别人称赞自己的时候，总应该有点谦逊的表示，但是，也得实事求是，谦逊过头，达到了不合事实的虚假程度，也就不得体了。相反，不谦逊，很不客气，哪怕自己确实做了一点有成绩的事情，不论对谁，表现了不谦逊，不客气，也是一种不得体。所谓得体，就是在真实的、实事求是的前提之下，根据具体的场合、具体的对象，采取恰当的说法，表现出自己一种应有的修养，一种比较高尚的思想精神面貌，这就是得体。不论口头上说话，书面上写文章，都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所谓要讲点精神文明，要讲点语言美，并不是要学点花巧，而是要实事求是，要真实，亲切，而又得体。

（选自张志公《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