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理解，文化自信的文化本体状态是文化的完满性，文化自信是文化完满状态的文化心理表现。这种理解就在实质上把文化自信等同于文化自满或文化自大。所以，有必要深究何谓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人类个体自信的引申和拓展。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文化的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力量的准确估价和坚定自信，确信该种文化形态具有旺盛的生机，能够成功地应对和解决文化主体面临的时代问题。文化自信会导致文化主体在与异质文化的接融中，在与新环境的遭遇中坚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和积极的行动。而文化自大往往会产生两种相反相成的文化效应:即封闭主义和文化扩张。

首先是文化封闭主义。一般来说，文化封闭主义产生于两种文化心理，一是当一种文化形态过于弱势，在文化接触和交流过程中，无力与周围强势文化相抗衡，就会在其文化主体中产生一种拒绝交流、封闭自保的心理---这是文化自卑的结果。二是当一种文化形态足够强大，往往过分相信自己文化的至臻至美，因而导致一种丧失进取心的文化封闭意识---这是文化自大的心理效应。如近代，当经典物理学臻于完备的时候，物理学家们普遍产生了一种自满心理，认为，在如此完备的理论体系面前，今后的物理学家们只能应用现成的物理学理论，而没有创新的空间了，“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这用于文化上，则是文化生长和发展的停滞。一种文化形态如果历史悠久、发育完备，往往会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被，使该文化的发展举步维艰甚至趋于停滞。反之，如果一种文化形态的历史简单得犹如一张白纸，反而可以轻装上阵，迅速赶上已经进化到高级阶段的文化形态。这种进化甚至可以跨越某些进化阶段，产生“跃迁式”的进化，超越处于高级阶段的文化形态。可见，这种由文化自大而产生的封闭主义会阻滞和消解一种文化形态的创生力。

其次是文化扩张。文化的自大还易产生一种文化扩张和文化殖民意识。文化自大就是由于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发育得比较充分，这种文化形态的主体便把自身文化形态看作所有文化形态发展的“顶端”，用“低级”和“高级”概念把各文化形态排列为一个进化系列，以此来评价各民族文化。由此，自然引申出一种文化扩张和文化殖民意识。“顶端”文化对“低端”文化的支配和取代必然会受到“低端”文化形态出于自保而进行的抵抗，于是，这种优势文化形态对“低端”文化形态的支配和取代往往采取野蛮的方式。这也是自15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运动中，通过文化殖民主义推行和扩张自己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的主要理据。

可见，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大无论在文化心理上还是在实践结果上，都是截然不同的。由此，我们就更应当正确理解文化自信: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自信不应导致文化封闭主义，而应当以博大的胸怀拥抱世界各民族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用于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更不应如西方文化那样走向文化殖民主义，这不仅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不利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天津社会科学》《文化自信的哲学省思》2018年第5期)

材料一：

健康权是一项包容广泛的基本人权，是人类有尊严地生活的基本保证。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通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实现全民健康是亿万人民的共同期盼，经过多年探索与不懈奋斗，中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健康事业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从1981年至2016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67.9岁提高到76.5岁，婴儿死亡率从34.7%0下降到7.5%0，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凭借健康事业发展的卓越实绩，不仅摘掉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还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选自《健康中国见证人权进步》，有删改）

材料二：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富足的物质生活导致的肥胖问题日益凸显，这一健康隐患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担忧。

2016年，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全球成年人体重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成人肥胖人口已经超过瘦子，而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男性肥胖人数4320万人，女性肥胖人数4640万人，总人数高居世界第一。

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中国人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均不断上升。从1992年到2015年，超重率从13%上升到30%，肥胖率从3%上升到12%。

中国超重率与肥胖率统计

中国肥胖情况分地域分析

中国成年人和儿童青少年肥胖率均在上升。对于肥胖和超重的青少年来说，饮食习惯仍然是影响体重的重要原因。首先，不吃早饭。调查显示，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吃早饭的比例在逐渐降低：7-12岁青少年吃早饭比例可达95.7%，但16-18岁的青少年吃早饭比例则下降到了90.7%。其次，爱吃夜宵。吃夜宵的人随年龄的增长比例提升：7-12岁青少年吃夜宵比例只有9.7%，但16-18岁青少年则高达23.8%。常吃夜宵的孩子摄入的热量难以消耗，容易导致脂肪堆积，长时间这样则会导致肥胖。

（选自《十九大首次提出健康中国战略以应对日益凸显的国民肥胖问题》，有删改）

材料三：

“上工治未病”，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重视重大疾病防控，重视少年儿童健康，重视妇幼、老年人、残疾人、流动人口、低收入人群等重点人群健康，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全面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须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等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要大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举措、管理体系，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要充分发挥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性，从提升薪酬待遇、发展空间、执业环境、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增强医务人员职业荣誉感，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风气。

（选自《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有删改）

汉字是世界上起源最早的文字之一，传承数千年，从未中断，为世界各国文化源流所仅见，见证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以汉字的独特性为基础，在儒释道思想的浸润下，中国书法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含量的独特艺术形式。与中国画相比，书法以汉字为基础，其思想性、抽象性都让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为紧密、直接的关系。哲学家、艺术家熊秉明认为，实际上中国书法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哲学，而要使哲学精神的抽象落到现实生活，书法正起了桥梁的作用。书法家沈鹏则强调书法的艺术性，他认为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在本质上不给人输送知识，因此它在文化中无法担当核心的重负。书法是纯形式的艺术，形式即其内容。历史地看，书法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书法风格的发展史。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进入，挤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汉字、书法中的文化精神不断消减，很多书法工作者丧失了对文化传承的兴趣和能力，这是书法传承和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书法既是艺术，更是文化，它是一种真正地对人、社会、国家、民族和整个人类有滋养作用的艺术。这滋养的力量正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共同涵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源流的儒释道思想给书法的传承与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儒家给了书法中正平和，道家则让书法飘逸超迈，佛家赋予它空灵玄远。

无论是书写工具，还是艺术形式，抑或是文化内涵，书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要健康有序地发展，继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处理好的问题。

传承至极是经典，经典至极才是创新。失去传统的参照，创新只能是造作概念，闭门造车。针对文化传统缺失和盲目创新之风盛行的现实状况，书法当下最切实的做法应该而且必然是回归传统——回归它文化的传统，艺术的传统。

书法回归文化传统，回到儒释道的文化根源是要获得思想的滋养。如果书法本身没有文化精神的内蕴，书法工作者不了解它的文化传统，它就会丧失文化上的独特性。书法承载着道，同儒释道的原典一样，书法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而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是完成这一切的根本。

书法回归艺术传统是为了艺术审美的纯化，这就要在书写性和艺术性上下功夫。既要对历史的技法层面诸如笔法、墨法、结体和章法等基本要素有全面体会和熟练掌握，具有扎实的基本功，也要在审美上以古代经典文论、法帖为理想，通过研习、临摹和吸纳，体现对于经典艺术品格的追求。无论帖学与碑学，它们都在长期的操作实践中确立了书法创作的基本范畴和审美规范。书法是用其极简略的笔墨、精粹的线条去表现对万物的情思，用线条的起伏、粗细、曲直、干湿、轻柔、光润的不同变化去传达作者的精神人格。这种审美的纯化有利于书法作者感情的凝结和表达，塑造自己的风格特色。没有情感的注入，书法只会沦为冰冷的技术，不管是王羲之的《兰亭序》，还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抑或苏东坡的《寒食帖》，里面无不灌注了浓烈的情感，当然也就形成了光耀书法史的个人风格。

（摘编自《科学对待中国书法的文化传统》）

无论是书体演变期或个性风格翻新期，书法风格的表现形态都具有着意而为或随意而作的两大类型。一件书法作品，是着意型还是随意型的，是由书家在作书时所具有的两种精神状态和观念态度所决定的。

在书体演变期，着意型的风格往往是在其实用的社会公用目的所造成的某种格式的制约下产生的，即庄重的场合、庄重的用途对书家提出了庄重恭谨的作书要求。而这一要求又促使日益追求端庄工整的书法审美观念的形成。如西周经文、春秋战国时的《石鼓文》即为典型例子。

在手写体墨迹遗存中，因日常一般的应用目的而产生的书迹则占大多数。这一类书迹草率急就，不计工拙，只求其能识能懂，起到记录语言、传达信息的作用即可，但在无意间却造成了有意追求而不可得的天趣妙境。如春秋末期的《侯马盟书》、汉代大量的边陲战事中的急就文书和账薄等等。在手写体墨迹中，也有为庄重用途而作的书迹，如西汉的《定县竹简》所书的《论语》等古文献，两晋至南北朝时的大量的佛经抄本，一般均表现为庄重端严的风格。

在书体演变中，着意型与随意型的风格表现，一般由实用的社会公用的观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作者主动积极的审美追求必须服从于由这一社会公用目的所生成的社会流行的某种审美理想。而在随意型的大量书迹中，我们才充分感受到先人们的艺术天性灵感的自由喷发，因为这是一大片自由天地，不受任何特定审美观念的制约。

在个性书风翻新期，书法风格的变化以士大夫文人书家的自觉追求为主旋律。各种书体体式定型、法度完备，在各书体的基本形式法则的制约下，书家们竟相发挥各自的艺术天才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通过钻研前人书法，锤炼功底，融会贯通发之以性情，力求创新风。所谓“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其崇扬个性、求新尚变的主体意识十分强烈。故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刻铸铭文的书迹中，还是在手写体墨迹中，无论是为特定用途恭敬而书的作品中，还是在随意所为任情恣性的书迹中，我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书家的个性审美意识的作用，这一点在唐以后的书法创作中更是日益鲜明而强烈地彰显出来。

着意型的书法创作。其风格意趣是表现性的，这一类型不独体现在庄重用途的碑铭和文书中，即在纯玩贫性的书法艺术形式中，作者如以着意求佳、求法的创作心态进行创作，即使作行、苹书，所得也往往是法度严谨而情趣不足。所以，着意型的书法创作往往理性意味浓，具有安排摆布之迹，缺乏艺术天性流露的妙趣。

随意型的书法创作，其风格意趣是显露性的。由于作者不持有着意求佳的作书心态，故其书天机流露、真情洋溢、妙趣横生、笔墨发挥亦痛快负畅，一无拘碍。这在平日的尺牍、诗文草稿中表现得最为真切。真实意义上的着意型书法风格意趣和真实意义上的随意型书法风格意趣并不难得，难就难在以强烈的艺术表现欲去创作出看似无意求佳却又不失法度，发自意中而得自意外，未经理性揣度却洋溢着天性真趣的作品。这是天才的书法艺术大师有别于一般书家的关键所在。着意型与随意型的风格变化与书美意趣，在每个时代的刻铸铭文和手写墨迹中都有所表现，而士大夫文人书家的自觉追求，因各自审美观念的不同、个性气质的不同而崇尚不同的书美意趣和风格类型：或属着意型，或属随意型，或二者兼善。无论哪位书家的作品都可归入这两个类型。

(选自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有删改)

材料一：

共享经济有助于深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过去产业模式更新滞后的阶段，经济增速下降，出现了供给失衡的情况：一方面，市场提供的产品不符合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库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一状况的解决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优化产能，注重需求方的需求，提升合理的供给能力。

共享经济的出现带动了资源的再分配，使得部分资源得以重新组合，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其参与成本低，平台参与度广，发展迅速，对传统商业市场造成了冲击，削弱了传统商业模式的竞争力。以滴滴快车与出租车相比为例，滴滴快车的司机税收政策不明确，收费低，接单多。而传统的出租车因为投入多、运营成本高、打车费用高而逐渐失去了市场占有力。这自然会引起传统的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不满，出租车司机抵制“专车”司机的情况屡见不鲜。

共享经济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的经济模式，我国还未对共享经济颁布明确的责任追究、税收监管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共享经济大都是通过网络手段来进行认证，资质认证门槛较低，交易平台很难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一旦出现问题，现有的法律法规很难厘清真正的责任人。

（摘编自《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及治理对策》）

材料二：

注　E：表预测。

（摘编自《2018—2019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全景研究报告》）

材料三：

在行业成熟度比较高的共享模式中，一些现象偏离了“通过激活社会存量资源来创新经济发展”的初衷。名曰共享经济，其实是资本市场的包装，往往多于盈利模式的创新；个性化服务的提升，也可能多于社会公共成本的节省。比如，最初的网约车，说好了是利用空闲私家车和空余座位减轻交通压力，结查却催生了不少专职网约车司机。到底是提升了资源利用率，还是增加了通行压力，这笔账并不那么好算。如今的共享汽车，也是走了类似的模式，更多是通过增量服务释放了潜在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共享经济光谱中的不同价值增量。倘若共享成色更浓一些，比如对顺风车、拼车、合租等优化闲置社会资源的方式，应该以宽容发展的原则，创造适应新业态发展的宽松环境，扶持它们形成站得住脚的盈利模式。而偏向提升服务水准的共享模式，则要相应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审慎研究行业准入办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并处理好其与传统经济的关系，最终在平衡中把握机遇、化解冲击。

通过共享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人类文明一贯的追求。共享经济真正的活力，不仅来自互联网技术或者将社会潜在资源激活的商业模式，更源于对社会真实需求、美好期待的有效回应。采取市场化的手段，也应警惕纯粹的逐利彻底压倒实现社会价值增量这个目标。抵御住资本套利的诱惑，致力于价值的共赢，共享经济才能行稳致远，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摘编自刘天亮《共享经济应追求社会价值增量》）

材料四：

共享单车、共享医疗、共享充电宝、共享厨房、共享衣橱、共享雨伞……距离被称为“共享经济元年”的2015年已过去了4年，中国共享经济迅猛发展，已渗透进许多细分领域和市场，成为互联网经济的新蓝海。中国共享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世界瞩目。外媒注意到，中国共享经济正在转型中稳步发展。

西班牙媒体称，借助移动应用程序共享各种资源，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的日常生活方式。数以百计提供各种共享服务的企业应运而生。西班牙《发展报》称，除了共享自行车（包括电动自行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以外，中国人又开发出来其他的共享服务，如篮球、手机充电宝和雨伞等。

“共享经济”在全球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美国“福布斯新闻网”对此发表评论称，中国企业带来的“共享经济模式”正在掀起一股新潮流，美国企业也在争相模仿。从“共享经济”的传播中，我们能看到中国企业有能力进入新市场，引领全球的新经济潮流。

中国服装和自行车会员制服务随着共享经济发展不断增长。《日本经济新闻》9月3日刊文称，中国广泛覆盖的快递网络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们愿意分享更多的物品，以会员制服务为基础的业务在中国正不断获得增长。中国共享经济正从音乐、主流媒体视频推广至有形消费品，比如服装、自行车、化妆品、鲜花等。

（摘编自《共享经济告别“野蛮生长”》）

有人问，百年来，衣食住行、生产生活、科学技术、名词观念，我们吸取了那么多外来文化，中国人是不是已经“他信”胜过“自信”了呢？

文化不是物资也不是货币，它是智慧更是品质，是精神能力也是精神定力，它不是花一个少一个，而是越用越发达，越用越有生命力，越用越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它有坚守的一面，更有学习发展进步的一面，学习是选择、汲取与消化，不是照搬和全盘接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谁学到手就为谁所用，也就归谁所有，旧有体系就必然随之调整变化，日益得心应手。

文化也不是垄断性山寨性的土特产，它既有地域性，更有超越性与普适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无须追求来源的单一、唯一、纯粹。如果用产地定义文化传统与文化内涵，国人吃的小麦、玉米、菠菜、土豆……最初都是舶来品，连中餐都不是绝对的“中”了。再看日本，先学中国，后学欧美，已经大大发展了日本文化。美国更是移民国家，文化土产有限，但绝不能说美国没有自己的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样的态度正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掀起改革浪潮，但是那些了解中国的西方政要和学者，如撒切尔夫人、布热津斯基等，唯独看好中国的改革；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更是直言：“我相信中国正在向着成为21世纪第一流的国家稳步前进。”他们赞赏中国文化独特的包容与应变康复能力。果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重蹈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覆辙，也没有辜负国际人士的高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自己就更没有理由反过来嘲笑我们百余年来东奔西闯、披肝沥胆、改革开放、旧邦维新、发展变化的大手笔了！

孔子早就明白，“三人行，必有我师”“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甚至孔子宣告，他与伯夷、叔齐、柳下惠、少连等不同，叫做“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而孟子干脆明确孔子是“集大成”者，是“圣之时者”，说明圣者也要追求现代化、当代化。

我们主张文化自信，不是说只有中华文化是优秀的。《礼记》早就告诉我们：“学然后知不足。”《尚书》的说法是：“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我们从不认为自身足够完满。我们对全球各国各地的文化必须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但我们必须重视、珍惜中华。文化长久而又丰富的历史存在，重视它为我们当代快速发展所奠定的基础。越是经济全球化，越是西欧、北美取得了人类文化某些优势甚至主流地位，我们越要加倍珍惜自己的文化成果，越要思考为何或异其趣的中华文化对人类发展的参照作用越来越大。

（摘编自王蒙《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

相对于西方文化重逻辑理性的言说，中国文化更偏重于诗性言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文化也有思辨性的一面。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思辨之风最为浓厚的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激荡，辩士云涌。诸子的思辨成为中国文化的理性基因，也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处世态度和担当精神。诸子的思辨艺术成为后世说理性文字的源头活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和文体风格。

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身处其中的有识之士对治国平天下各有构想，也各有说辞。不少人常常游说于诸侯之间，成为一群专门靠思想与口才吃饭的游说之士。他们没有权力和地位，却能影响君王的决策，甚至影响时局的走向。有的人佩印封侯，成为一国栋梁；有的人虽不为时人所重，其思想却成为中华文化的根源性基因，持续地影响着后人。

诸子思辨求真求理的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理性基因，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士人特别是古代文论家们的处世态度和担当精神。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子们历来把文学当作经国之大业，有天下大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和责任感，立德、立功、立言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谦谦君子，遇人当礼让三分，原本是不好与人争辩，但人生短暂，世道纷杂，为了建功立业，又不得不辩。

刘勰说：“辩立有断辞之义。”思辨性的语言思路清晰、思想明确，给人一种决断之美。诸子论辩讲究逻辑推理和论辩方法，注重逻辑的力量，就有这种断辞之美。刘熙载指出：“战国说士之言……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严密的逻辑推理，迫使对手甘拜下风，维护了自己的思想立场，就呈现出一种“断辞之美”。

诸子的论辩艺术对后世文章影响很大，比如孟子的文章对唐宋说理文章就影响很大，刘熙载就曾指出：“韩文出于《孟子》。”诸子对后世文论的思辨艺术也影响很大，如刘勰主张“剖情析采”，“剖析”就是一种理性思辨。章学诚称刘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就点出了《文心雕龙》思辨性的“断辞之美”。古代文论中，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虽然以松散随性为主，但还是有一些思辨性言说。比如清代查为仁说：“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须辨毫发于疑似之间。”辨析在毫发疑似之间，可见仔细揣摩、精心把玩之用心，这是否也是一种思辨呢？

（摘编自吴中胜《断辞之美》）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农耕文明催生了数以万计的乡村聚落。在自然和文化的共同约束下，当地居民通过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适应和改造着周边的自然环境，塑造了独特的景观形态和社会关系。这些保留至今由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就是乡村遗产，也是研究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的重要的“活”文本。因此，乡村遗产兼县“历史文化遗产地”和“乡村生产生活承载地”的双重特征。包含了山体、水体、建筑、植被等有形的物质尽面，也蕴含了哲学观、生产技术、生活智慧等一切无形的精神层面。在遗产保护领域，价值认定是保护的前提。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通常被理解为历史、审美和科学价值。所以，对乡村遗产的认知与保护首先应以价值为导向。作为乡村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乡土建筑是指散落于村镇中、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除了一般的居民住宅外。还包括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祠堂、商铺、作坊、桥梁等建筑。乡土建筑是乡居文明的物质和精神载体，其建筑形态和建筑装饰等更为多样复杂，与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密切，很多乡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建筑中包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乡村遗产视野下审视乡土建筑的价值时，不仅要关注建筑本体的价值（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包括建筑自身的历史久远度与重要事件、人物或文化的关联度，某一地域或民族建筑类型的代表性，或者艺术审美上的价值），更要研究其背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摘编自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乡村遗产视野下的乡土建筑》）

材料二：

在乡村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中，应尝试在原生土壤中理解、尊重当地居民关于遗产的种种认知和实践行为，协助他们找到一条可持续的保护道路。

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的永泰庄寨与不同家族的迁徙繁衍有关。诸多家族搬迁到永泰后，开始建造居所。一些家族在营建过程中更注重安全性，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家族共有的聚居防御空间。由此可见，永泰庄寨正是“家文化”的社区凝聚力的外在表现。而面对部分庄寨倒塌损毁等残损现象，所采取的保护手段要重在通过现代的组织方式，强化庄寨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传承，增强当地居民对乡土的归属感和参与感。所以，对庄寨的修缮既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也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

另外，运用文化景观的方法和视角重新认知乡村遗产的价值，注重挖掘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土地利用模式、景观内涵和文化观念，是近年来乡村保护的一个重要突破。

对当地居民来说，乡村文化景观是他们悉心培育的结果，蕴含着他们和自然共处中摸索出的生存智慧与相处模式。在西南地区的一些村落中，可以看到当地居民对各类自然要素的灵活运用，包括气候、土壤、水体、石材、动植物等，如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榕江大利村古建筑群、石阡楼上村古建筑群等。与之互为表里的是敬畏自然、亲近自然的观念，这是他们所秉持的遗产观念，或者说一种生活态度。

进行乡村遗产保护，我们还需要将它放在城乡关系的视角下进行定位。明清时期，商业氛围有所改善，江南市镇经济发达，不少乡村集市朝着市镇方向发展。同样，在现代频繁的城乡往来中，乡村向城镇“破界”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比如位于浙江省兰溪县的诸葛村。历史上，诸葛村村民借由水运条件，在勃兴的兰溪药业中脱颖而出。中药业、商业和农业的并行，塑造了诸葛村的文化面貌，城乡间互动更加频繁。从其古建筑与村落格局可见，业态的更新与诸葛村乡村遗产的成型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上世纪90年代后，诸葛村逐步走出了一条旅游利用、文物保护和社区发展的融合之路。2018年，诸葛村带动400余位当地村民直接从事旅游业，年接待量达60余万人次，旅游年综合收入破亿。通过对家园的共同维护和旅游产业的开发，诸葛村的集体经济和社区凝聚力得到了较大提升，既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了解乡土文化的平台，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乡村遗产价值转化，这在中国众多乡村遗产保护案例中是较为难得的。

（摘编自刘邵远、杜晓帆《乡村遗产：旧野中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有过发展的“外源型"和“内源型”争论。最典型的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0-1970），由于采取外源型发展模式，试图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复制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无功而终。到20 世纪90年代，内源型发展模式逐渐成为联合国向国际社会推介的一种新型发展理念。内源型发展模式指的是“基于社会本身的文化特征和行为结构，来构建自己的发展方式”。内源型发展战略否定了两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唯一性，否定了只注电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文化发展的模式。

历史文化资源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物化形式与现实载体。在各个村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是各个村落独特的文化资本，也是各个村落内源性的生产要素。退一步挖掘、利用和提升乡村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乡村成百上千年积淀下来的“静态”历史文化遗产，转变成为与乡村现代化进程有机嫁接起来的“活态遗产”和“动态遗产”，成为乡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摘编自李宇军《用好乡村历史文化遗产》）

桠溪国际慢城是一处整合了丘陵生态资源而形成的集生态观光、农事体验、高效农业、休闲度假为一体的休闲度假胜地，人文历史底蕴深厚，节庆活动丰富多彩。荣获中国人居范例奖，省级度假旅游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桠溪慢城正逐步打造长江之滨最美丽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诗分唐宋，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面对唐诗，宋人一方面想尽力摆脱唐人影响，构建起新的诗歌模式；另一方面，又在被动甚至主动接受唐诗的影响，在唐诗中寻找创作源泉和灵感，甚至寻找诗歌革新的依据或动力。宋诗发展的每一重要阶段，基本都有唐人的影子。“晚唐体”是宋诗发展过程中，最能体现宋人这种心态的诗歌流派，同时也是“江西诗派”之外，宋代成就和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因此，“晚唐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晚唐体”是宋代诗坛的独特存在，盛行于宋初与南宋中晚期，在诗坛的历史使命前后不同。“晚唐体”诗人多为隐士、僧侣或具有强烈隐逸倾向的中下层士人，在现实社会中属于边缘化群体。学术界一般认为，“晚唐体”诗歌宗奉贾岛、姚合。宋初“晚唐体”的盛行是历史惯性，是晚唐五代风气在宋代的自然延续，“晚唐体”诗人“九僧”与寇准、钱惟演等当时诗坛、政坛的重要人物和士大夫阶层都有诗歌酬唱活动。南宋“晚唐体”是在“江西派”与理学诗统治诗坛，而“江西派”陷于“杂博者堆对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困境之时，在叶适支持下，由“永嘉四灵”的倡导和实践而逐步为诗坛所接受，尤其在“江湖诗人”中产生较大影响。其历史使命是革新“宋诗”，救治诗坛弊病。因此，南宋人对“晚唐体”的态度因其诗学立场而有所不同。可见，“晚唐体”既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宋诗”形成、发展的基础与变革推手，研究“晚唐体”实际就是研究整个宋代诗歌发展史。

从诗歌风格类型看，“晚唐体”属于清瘦型诗歌，与之相对的是富贵型诗歌，深入研究“晚唐体”，能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开辟新思路。从现有材料看，富贵型诗歌早在先秦即已出现，《诗经》中的很多篇章，其意象、辞藻皆带富贵气。而清瘦型诗歌大致是从六朝以来隐逸之士全面介入诗歌创作开始逐步生成，如陶渊明《有会而作》《咏贫士》诸作，无论意境还是语辞，皆有清淡寒蹙之意。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开始初步形成清瘦与富贵两类诗歌对立互补的格局。清瘦之诗从王维、孟浩然等山水诗开始，一路经大历十才子，到姚贾及李洞、杜荀鹤、喻凫、许浑、许棠、郑巢、周贺、周朴等中晚唐宗贾诗人，格局越来越逼仄，景物越来越细碎，意象营造和风格追求越来越走向清淡和寒瘦，甚至枯寂。富贵之诗从李白开始，经李贺、韩愈、李商隐、杜牧、韩偓等一路向前，虽路径不同，但或辞藻丰赡，或意境瑰丽，总体带有较为明显的富丽之气。进入宋代，“西昆体”承商隐衣钵，“江西诗派”“脱胎换骨”之法亦使诗歌辞藻丰赡，而显学问之富丽，“晚唐体”则意境和语辞皆清冷寒瘦，“吟边莫问红尘事，只住茅茨亦自清”（薛嵎《闲居言怀》），“稍觉道心胜，渐至诗脾清”（罗与之《玉梁道中杂咏》），“斜阳照孤影，诗骨瘦崚嶒”（戴复古《山中少憩》）。

可见作为清瘦型诗歌的代表，“晚唐体”本身也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漫长的发展脉络，而且在唐宋两代基本与富贵型诗歌各占诗坛半壁江山，前赴后继，互相补充。

（摘编自王胜明《“晚唐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今年暑期档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成绩不断刷新，猫眼票房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位列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二名，成为国产动画电影的一道亮丽风景。近些年来，国产动画电影的制作水平不断提升，出现了一些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2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6.8%的受访者看过国产动画电影，85.9%的受访者觉得近几年国产动画电影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升，96.4%受访者对国产动画电影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伴随着互联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动漫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继IT业之后，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朝阳产业。

著名导演约翰•斯蒂文森曾表示，高产不一定就是动漫产业发展的高速路，绕开“从创意到财富”的产业规律，大量“短平快”作品只能降低行业的整体水平。约翰•斯蒂文森的的《功夫熊猫》故事从创意到成形，花了整整13年。而眼下国内动画片制作充斥着大量的“短平快”作品，势必降低中国动画的整体水准。尤其是生硬说教、故事低幼、虚假造作是观众对于国产动画的普遍意见，其他诸如画面不美、动画僵硬、对白无趣更是让观众感到难以理喻。或许，对于观众而言，谁都愿意欣赏的是优秀的动画片，而不是看它是否贴着“国产”或“海外”的标签。由于海外动漫能够激发想象力，愉悦身心，开拓视野，因而更能吸引小观众们的“眼球”。

（摘编自《国产动漫要以“中国元素”为卖点》）

2019年中国动画电影的非凡表现，再次引发了国产动漫是否已经“崛起”的讨论。

仅从产量与体量来看，中国动画产业已位居世界前列。2014至2018年，中国年均上映国产动画电影达34部，而2019年至今已有32部上映，其中《哪吒》已取得打破全球单一市场动画电影票房纪录的惊人成就。而数据亦显示，2018年中国动漫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500亿元。中国早已成为动画生产的大国，并正向动画生产强国迈进。

中国动画产品的类型日益丰富，动画文化不断突破圈层获得更大市场空间。虽然定位相对低幼的《熊出没》系列仍然在国产动画票房TOP10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但面向成人以及合家欢

类型的作品比例正在攀升，影响力亦与日俱增。《哪吒》的观众画像显示其20岁以下观众比例仅占3.8%，本科及以上学历观众占比高达62%，其成功进一步打破了动画电影低幼定位的惯性思维，对于动画文化的破圈无疑具有某种里程碑式的意义。

动画创作的创意能力与制作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类型化生产走向成熟，精品意识成为自觉，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发掘与现代性转化展现了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哪吒》与即将问世的《姜子牙》《大圣闹天宫》等片的相互勾连使植根本土神话体系的“封神宇宙”初具雏形。这些传统题材并未在“民族化”标识下故步自封，而是经历了全面的现代性转化：高度的类型化（更强的戏剧性和观赏性）、现代生活和价值观的融入（个性意识与主体精神、家庭价值等普适理念）、艺术观念的杂糅融合（对好莱坞电影、香港商业电影的全方位借鉴）等都使这些古典题材呈现了全新的时代风貌。

然而中国动画的问题仍相当醒目：动画类型在电影产业中的票房份额还不够高；工业体系还远未成熟，多是小而散的手工作坊式公司，缺乏具备强劲创作能力与雄厚产业实力的龙头性企业，即使是《哪吒》的制作公司可可豆动画，亦因缺乏充分的自制能力不得不大量对外分包；缺乏持续稳定的项目支撑和优质作品产出；缺乏成熟规范的生产和管理流程；缺乏专业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缺乏深入的全产业链开发能力，《哪吒》周边产品开发的严重滞后便是明证；少量经典IP被反复咀嚼，往后看的传统题材多，向前看向身边看的科幻、现代题材少，创意能力仍然不足，还未见到诸如《寻梦环游记》《头脑特工队》中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力，以及诸如《疯狂动物城》等片的内容深度；制作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哪吒》最初设计的许多场景便因技术落后而无法实现。

（摘编自詹庆生《国产动漫“崛起”仍在进行时》）

国产动漫产品的可持续发展应该从何处入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一重大论述，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有识之士也充分认识到，在创作过程中创新性地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注入传统文化的“催化剂”，是实现动漫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

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文化沉淀深厚，创造出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谱系，在思维方式、道德准则、文艺观念、生活态度等方方面面都形成了富有个性魅力的风格，这是中国动漫产品创作的精神库存和素材来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动画片的形式进行展现和传播，是一项符合当前市场需要、符合当下社会需求的举措，也是抓住市场开发的一次大好机遇。尤其是深入人心的动漫人物，其版权和品牌形象专有权可以长期使用，其经济效益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宣传推广作用都不容小觑。

（摘编自郭军《传统文化成为动漫产业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