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管子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之盛衰关乎政之治乱，良法向来是治国之重器、善治之前提。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拟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问世，到代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高立法水平的《唐律疏议》出台，再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公布，彰显了中华民族对法治的不断探索和追求。民法典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系统整合了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标准。它的诞生宣告中国迈入“民法典时代”。可以说，编纂民法典是我国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是我国法律传统和法治信仰的生动写照，映射出中华民族在法治道路上的不懈奋进。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曾10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建议，可以说，民法典诞生的过程就是充分尊重民意的过程。遵循同样的逻辑，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不管是遇上高空坠物，还是碰到遗产纠纷，抑或遭遇隐私泄露，都需要从民法典中找到解决问题的依据。只有全体社会成员以民法典为遵循，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才能让民法典真正成为老百姓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

（摘编自阿斯力格《以民法典实施提升“中国之治”》）

材料二：

民法典是一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开展思想、保障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大法。民法典的精髓和要义就在于“民”字，坚持以民为本、以民为上的立场，饱含爱民、护民、利民、惠民的情怀，促进民权保障、民生改善、民业兴旺、民心和顺、民风文明，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公平感、获得感、幸福感。民法典秉持对人的全生命周期保护理念，确立或完善了胎儿利益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保护、老年人利益保护、死者利益保护等规则，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从抽象人到具体人的全方位保护体系，为人民安居乐业编织了立体化的平安保障网。

民法典是一部推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大法。社会治理的要义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民法典不仅为合作共治提供了所需的大量规则，而且通过公平分配合作过程中的权利、义务、风险、责任，给合作过程注入平等相待、尊重权利、信守契约、诚信无欺、公序良俗等精神元素，推动合作产生最优效果。同时，民法典赋予和保障了社会主体广泛的选择自由、契约自由、行为自由，鼓励社会主体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激活社会自治、自主、自律的能量，实现治理成本最小化、治理效果最大化。

民法典是一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法。民法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道德取向、文化指向，与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息息相关。民法典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继承重家庭、讲仁爱、守诚信、尚公平、促和谐的传统法律精神，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民法典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法律文本之中，融入民事法律标准之中，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民法典注重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保护善行义举、惩罚丑行恶举，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实现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民法典关于生命无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性别平等、尊重隐私、环境正义、英烈保护等内容，丰富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有利于推动社会道德观念的进步。

（摘编自黄文艺《民法典是经世济民、治国安邦之重器》）

材料三：

民法典其体系包括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等，是民事领域的根底性法律，也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重要实体法律依据。民法典的出台将会给民事检察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冯小光：民法典公布以后的溢出效应，必然对行政机关、司法权产生影响。首先，民事审判和民事检察适用的最核心实体法律是民法典。此前适用的单行法律和庞大的司法解释规定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协调、不统一的地方，民法典的体系性、协调性为民事实务提供了统一的适用依据。其次，民法典能够对民事检察官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很好的规制。长期以来，如何规制民事法官和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司法改革的课题，民法典在这方面填补了很多空白。

王利明：民法典是根本的民事法律标准，是根本的裁判依据，将来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对话、讨论的平台就是民法典，而不是各说各话。民法典公布之后，就应当从民法典中寻找法律依据；而且规定非常清晰，所有的规则都在这里面了，已经消除了不一致、不统一的现象，就要在这里找统一的裁判依据、裁判尺度。另外要有体系思维，民法典是体系化的产物，为法官、检察官、律师提供了体系化的思考方式。法典就是要求援引多个条款，这是我们在适用民法典时必须要注意的新现象。

王轶：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应该是实力相当的，监督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疫情期间，我写了篇文章，主要讨论行政许可的民法意义，着重从民法的角度分析，行政许可应该做什么样的类型区分，对民事法律行为、合同行为的效力判断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相关司法解释中，较为集中的问题是没有处理好行政法与民法的交叉问题，这可以成为未来工作的着力点。如果我们能够重点突破，充分树立监督自信，慢慢地，会与被监督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互动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摘编自龚云飞、关仕新《王利明、王轶、冯小光“三人谈”》

材料一：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

雄安新区优势及发展规划

（摘编自《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2017年4月1日新华社）

材料二：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突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五是构建快捷高效交通，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摘编自《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河北雄安新区》，2017年4月1日新华社）

材料三：

“北京有很多非首都功能，但也没有说所有非首都功能都一定要搬过去。”邬贺铨说，不会强迫哪个企业一定要搬到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的水环境问题特别受重视。水量以及泄洪时对下游的影响、上游河道水域质量等问题，都有专家进行专门的论证规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曾澄清：“雄安不是首都副中心，就是新区。”

“我们这里暂时还叫‘安新县’，之后怎么办，我们也在等国家规划。”河北省安新县精神文明办主任张胜伟坐在临时充当接待室的宾馆标间里，疲惫地望着三天里他接待的第20拨记者。“来的都问同样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

三年前，盛传河北保定将成为政治副中心。“那是传说，（中央）从来没这么说过。”4月4日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区域最终划定雄安新区，而非保定市区，经过了充分的调研和论证，主要还是考虑资源环境。

“保定人口较密集。雄安新区围绕白洋淀周边开发强度不大，除三个县城以外，还有很多人口稀少的地方，动迁问题相对也少很多。”邬贺铨说。

总体规划尚未出来。一位专委会成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3月他看到征询意见中的新区规划，特别注重绿色低碳：绿化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四十，比一般城市高。基本都是轨道交通，货运都用轨道交通，减少汽油、柴油的排放。

（摘编自2017年4月6日《南方周末》）

材料一：传统的“乡贤”指的是村镇中多才多能、享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致仕官员或社会贤达人士。“乡贤”一词最初出现在东汉。随着时代变迁，“乡贤”一词使用日盛，尤其是到了明清之际，一些为躲进政治、退隐乡里过着闲云野鹤日子的为官者和士大夫，成为“乡贤”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重构了乡村经济与社会秩序。“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乡贤”转化为“乡绅”，获得功名而不为官的儒生和告老还乡的官员成为“乡绅”或者“乡贤”的主要成员，“乡绅”或者“乡贤”成为介于官、绅、民三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阶层，“惟地方之事，官不得绅协助，则劝诫徒劳，绅不得官提倡，则愚迷弗信”。

“乡贤”既学识渊博又身居高位，其公道正直的品德，让乡民们信服。因此，“乡贤”在当地化解乡里各种矛盾，处理乡民之间各种纠纷，在为乡民百姓谋取利益的基础上，从而获得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到了明清之际，人才的作用日益彰显，“乡贤”特别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各州各县都设有乡贤祠，用以表彰与纪念对本地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历代“乡贤”都会协助官府处理诸如挖渠筑坝、抢险救灾、架桥修路等当地事务，还会发挥个人影响淳化风俗、定纷止争、稳定秩序等。在基层社会发展进程中“乡贤”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鸦片战争后，由于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加之外国列强侵略，“乡贤”不愿继续在台前服务乡民百姓，特而选择隐退，“多贤”群体衰落。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乡贤”始终是联结最高统治者、治国理政者与乡民百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乡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各方利益，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因此“乡贤”能得到官府、地方宗族、乡民的多方支持。“乡贤”成为一种荣誉称号，实际上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的人生价值、道德品质乃至学同的一种正面肯定。

传统的“乡贤”发展到新时代，失去了传统作为“表彰的荣誉称号”的意义，仅保留“多才多能”的评价，因此被人们称为“新乡贤”。“新乡贤”涵盖的范围更广更宽泛，组成群体更多元，包括各种类型的精英人才，诸如技术能手、致富能人、德高望重的老干部等，他们有的在当地生活、工作，有的虽然在外地工作但通过项目或其他形式回到家乡，为当地的乡村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只要是能够为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人，无论是在体制内工作的离退休返乡的官员、教师、医护人员、军人，还是文人学者、企业家、海外华人华侨，甚至返乡大学生、在外打工经高的村民，都成为群众和政府认同的“新乡贤”。“新乡贤”这种多元、包容的群体结构，这种成长于乡村、在外拼搏并取得一定成绩的经历，既保障了资源的丰富性，又保障了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充分发扬创新精神、实现乡村振兴的特质。

正是因为“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新乡贤”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2017年、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新乡贤文化”进行了阐析。“新乡贤”文化传承并发展了传统乡贤文化中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并赋予“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的新时代特点，不单是传统中国文化在新时代乡村社会的表现，还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更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终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

（摘编自光明网《关系型社会资本：“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推动》）

材料二：有研究表明，有无乡贤并非能否有效治理的原因，能否有效治理也并非有无乡贤的结果。构建一个集中有力的乡土权威才是推进当代农村治理的可靠路径。新乡贤与村两委间权责模糊，一方面，政府的主导作用无法得到有力保障，基层治理也不可能完全通过自治的方式实现；另一方面，村两委如果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产生排斥心理，也会阻碍基层治理的进程。

在历史上，从乡贤中分化而来的地主和土豪劣绅剥夺农民利益，异化为“乡霸”和“宗族代言人”，应当防止以权谋私情况的发生，如在农村土地流转承包、村办企业承包运营、国家征地补偿、村部或宗族集体资产等治理方面投机取巧侵占集体或他人利益等等。维护群众利益，应当是新乡贤群体能否产生、发展的根本决定标准。

民间事务和矛盾纠纷中，乡民对于情感的接受程度往往比对法律的接受程度要高。新乡贤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准则处理矛盾时，要注意坚持法律底线。如若不然，新乡贤所形成的断阶层、新组织，会加重基层治理的负担，使矛盾和问题复杂化，违背断乡贤参与基层多元治理的初衷。此外，新乡贤的制度支撑应以精神支持为主，这是基于新乡贤自身有经济收入，只为发挥余热或回馈乡里的现实情况。新乡贤应有“不拿一分钱”的底气和中立态度，才能更好地为乡民服务。

（摘编自《新乡贤：价值、祛弊与发展路径》）

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β属的冠状病毒，研究显示其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同源性达85%以上。该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氯己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

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只是其传播力较弱。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李兴旺指出，无症状感染者的病毒载量可能比较少，传播力会较弱，多是在和病人接触较多的情况下发生的，尤其是家庭聚集性感染比较明显。

人群普遍易感，儿童也不例外。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症状。轻型患者仅表现为低热、轻微乏力等，无肺炎表现。重型、危重型患者病程中可表现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

目前没有确认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法。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尤其是联合使用广谱抗菌药物。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体温恢复正常3天以上，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显吸收，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间隔至少1天）。

治愈者仍有再次感染的风险。中日友好医院肺炎防治专家组组长詹庆元指出，从一般规律看，病毒感染后人体会产生抗体，但有的抗体持续时间不长，痊愈的人仍应加强防护。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邱海波指出，从临床经验来说，康复期的病人没有传染性，出院的病人没有传染性。

（摘编自《新冠肺炎的30个真相》，《人民日报》2020年2月7日）

材料二：

下表为新型冠状病毒在不同情况下的存活时间。

（源自《新型冠状病毒在不同情况下能存活多久？》，微信公众号“大医同盟”2020年2月12日）

材料三：

根据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2日6时，该国共确诊了15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有5例已被治愈。此外，在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12名澳大利亚籍乘客被确诊为新冠肺炎。针对新冠肺炎引发的歧视事件，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等多名政界人士都进行了谴责。

澳首席医疗官墨菲就针对该国对华裔的偏见及歧视行为表示“我们非常担心排外心理以及任何形式的种族定性，这种做法相当可恶。澳大利亚人没有理由回避任何特定背景或外貌的人。”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亨特也承认，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国许多华人社区面临“挑战”和“困难”，他说：“澳大利亚出现了歧视性的报道，我坚决谴责此类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莫卫森对该国华人社区应对疫情的反应表示支持，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华人社区已经做好了应对这一挑战的准备。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在Ashfield、BoxHill、Hurstville还是在澳大利亚其他地区的华人社区，我想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同时，该国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也表示，不能容忍种族主义抬头，他说：“任何针对澳大利亚华裔的种族歧视语言或行为都绝不能被容忍，必须予以制止。”

（《澳国内已确诊15例新冠肺炎病例政界人士谴责歧视》，《中国新闻网》2020年2月12日）

材料一：

“饿了么”的全职骑手2017年月均收入在8000元以上，能力出众的“单王”月收入甚至可达3万元，这已远超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者的月均薪资。据报道，2018年富士康工人月平均工资为6000元，更何况普通制造业工厂根本拿不出富士康这么高的工资。结果就是：人往高处走，制造业则招不起人。

外卖骑手平均年龄在26-30岁之间，35岁以下占近70%。富士康27万名员工中，30岁以下的员工占到59.65%，看上去还算和外卖行业旗鼓相当，但相比2012年，青年人的比例已经缩减了三分之一。不能吸引年轻人是对制造业的致命打击，一个失去年轻人的行业将会如同一潭死水。

不妨参考一下美国的情况。1970年后，美国传统制造业所在的“铁锈八州”人口增量严重放缓，反倒是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三州人口激增。“加德佛”三州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此次人口大迁移，其实是就业人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结果，被称为“服务业革命”。因此，外卖行业从制造业抢人，从本质上说，属于中国式服务业革命中的一个具体场景。

（摘编自吴晓波《为什么几百万中国年轻人愿意送外卖不想去工厂》）

材料二：

制造业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的日益完善，从根本上削减了工厂对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根据对国内2000家企业的调研，新技术应用对制造业普通劳动力岗位的替代率为19.6%。在技术迭代的形势下，外卖员成了国内制造业工人转行的主要选择之一，由工人转行的外卖员成了行业主流。

受疫情影响，今年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明显，但高技能人才依然短缺，各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的空缺岗位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2.0。尽管如此，收入相对较高的技工，依旧很难成为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从一个基层劳动者的角度看，在大致相当的薪资区间，相比能快速入行的快递外卖员，花费更高的培养成本、冒着更大风险去学习高级技工，则显得投入产出比太低。而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专业技能的快递外卖员们，也很难找到快递行业之外的工作。

从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的年轻劳动力就业确实在萎缩，新经济下的新兴服务业更能吸引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更重视工作性价比、岗位尊重、工作环境等因素，工厂要想留住年轻人，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提升。

（摘编自赵一苇《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中国的制造业怎么办？》）

材料三：

最近，“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去工厂”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些媒体将某些工业生产厂家的用工荒与外卖送餐骑手数量迅速增长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表面看似有理，实际上不合逻辑。

在相对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流向体现了市场的价值取向。外卖送餐骑手巨增和工业生产用工荒，是正常的市场现象，是劳动力市场流动和选择的结果。那些“宁愿……也不……”式的思维，其实还是受另一个非市场的价值标准支配着，这种认为去工厂高于当骑手的价值取向是那么令人不安。

然而，市场的无形之手正是通过配置资源来不断提高市场效率的，配置资源的过程也是不断提升劳动力市场价值的过程。工业生产用工荒，实际上反映了工业生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值倒挂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不能在减少外卖骑手的数量和收入上打主意，也不能在其他行业制造挤出效应以迫使劳动力转向工业生产行业，而只能顺应劳动力市场的行情，要么给劳动力以应有的价值，要么转业。那种“给6500元月工资还招不来一个成衣厂普工”的说法就多少显得矫情。6500元还招不来工，说明一个普工的劳动力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当然，个中原因并非仅仅是用工者付酬问题，更多的是整个市场价格信号体系以及税收、劳工保护、社会管理等体制性问题，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理由所在。跳出“宁愿……也不……”式思维，才能找到工业生产用工荒的症结。

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作为新业态的组成部分，外卖送餐行业的发展势头良好，前景看好，社会效益也同样很好。不能将这种市场现象与用工荒对立起来，进而做出损害外卖行业发展以补救工业生产用工荒的蠢事。

在经济发达国家，城市街道或高速公路上的车流中，快递车辆几乎抬眼可见。流通产生价值，流通实现价值。外卖送餐骑手是物流行业的劳动力，物流业是工业生产的延伸，是工业产品实现市场价值的必不可少的过程。外卖送餐行业发展迅速，说明其找准了市场需求，其结果是极大地扩容了餐饮市场空间，既提升了市场效率也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相关数据显示，仅美团外卖一家的日订单就达2400万，维系着360多万家商户和60万外卖骑手的生计，三成骑手月收入5000元以上，此外去年还有200多万兼职外卖骑手从平台获得了收入。这样的市场规模，吸引那么多“宁愿”的年轻人，奇怪么？

（摘编自光明网评论员《为什么有人惊诧于年轻人宁愿送外卖》）

材料一

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并广泛渗透到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为当前重要发展趋势。智能高铁成为当前世界高速铁路发展的重要方向。

围绕智能高铁“更加安全可靠、更加经济高效、更加温馨舒适、更加方便快捷、更加节能环保”的总体目标，中国智能高铁建设分为V1.0（2018—2020年）、V2.0（2021—2025年）和V3.0（2026—2035年）三阶段。智能高铁V1.0的目标是依托京张高铁等重大工程，在智能建造、智能装备、智能运营等关键领域开展智能化创新应用，初步实现基于建筑信息建模（BIM）+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智能建造、高速动车组自动驾驶、智能车站、云计算、大数据及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应用等。智能高铁V2.0的目标是在V1.0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和完善，在智能高铁理论与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形成涵盖智能高铁从设计、建造到运营的全产业链技术体系，主要任务包括建立 BIM 智能建造标准体系，研制自学习自适应谱系化智能动车组、全面感知的列车自动驾驶技术，构建多种交通方式综合协同指挥、旅客无障碍智能出行服务体系等。智能高铁V3.0的目标是在V2.0的基础上向自主操控升级，实现铁路运营全面自主操控，主要任务包括广泛应用智能建造技术，研制自修复型智能动车组，探索全自动驾驶，突破极端复杂情况下高铁智能容错理论与技术，构建基于量子、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智能安全体系等。

（取材于智能高铁战略研究项目组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1909年10月2日，中国首条不使用外国资金及人员，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京张铁路正式通车。2019年12月30日，世界上首条采用北斗卫星导航的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开通运营。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中国铁路在自主创新的轨道上从不停步，砥砺前行。

京张高铁的运行列车在CR400BF型“复兴号”的基础上，改进了头型设计，增加了智能模块，让列车不仅可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相连，而且能使列车实现自动驾驶，以时速350km运行从制动到停车，最后停准的误差在10cm之内；以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为核心，提供故障预警报警、故障精确定位，维护行车安全和运营秩序，并提供运维决策建议，实现预见性智能化维修；以人为本、普惠大众、突出个性服务，提高出行体验，车内设计根据不同目标人群，提供不同的智能服务。列车不仅更智能，而且更节能：智能技术使列车阻力降低10%，整车综合能耗降低8%，节电约15%；京张高铁八达岭段的坡度高于30‰，经过提升后的“复兴号”，可以在动力损失一半的情况下，顺利启动爬坡。适应能力也大幅提升：新增的应急自走行功能，可保证列车在任一区间发生故障后自走行至最近车站；经过提升的列车既满足高寒环境应用，又可满足30‰坡道的山区运用要求。

京张高铁是世界上首条全线采用智能建造技术的高铁，全生命周期都有大数据支撑，并存有“健康档案”。通过BIM、三维可视化平台的开发，使地下施工如同进行外科手术般精准。采用智能建造技术用以规避传统施工风险，在八达岭长城核心区和老京张铁路下方102m处，建成了世界上最深的高铁站——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京张高铁的钢轨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通过智能物联网平台，钢轨的加工、库存、检测、运输、维护维修等环节的数据信息都被采集、记录并自动演算，实现钢轨“生老病死”的实时掌握。

   （取材于孙章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当今世界高铁版图中，日本、欧洲的运营线路里程总和不及中国一半。高铁技术诞生于欧洲、日本，繁荣于中国。一些科技强国为什么会在高铁技术上落后于中国？科技创新的动能源于何处？

“本土市场效应”将会推动新兴国家的工业崛起，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主要观点——因为技术创新一定要有持续的商业回报作为支撑，使用人口越多、市场体量越大，产品的平均成本就越低，在国际上就越具有竞争力。以美国为例，美国地广人稀，火车的运输成本非常高，长途运输便转向航空业，短途则是汽车出行，处于中间状态的高速铁路就没有发展起来。相比之下，中国人口体量巨大且十分密集，而且人口的迁徙频率非常高，人口的密集流动推动高铁运力需求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这足以支撑中国长途、短途、状态组合的多样化出行市场。中国高铁建设的规模体量巨大，商业回报又是确定的，也就能专注于技术开发，不必顾虑技术研发出来是否具有可持续的商业价值，能否收回研发成本。因为专注研发、技术持续迭代，在核心技术实现突破的同时，无数周边、关联的细节问题也得到系统性解决，这就促使创新动能完全释放。

核心技术非常重要，但并非不能买到，真正买不到的，是自主创新能力。一项新技术要产生出经济成果，需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考验。一般认为，新技术从研究到成熟是一个阶段，从成熟到应用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时间周期约10-15年。要实现新技术在未知的领域的应用，需要去开发无数的周边关联技术。这需要耐心，需要继承和迭代，需要意志坚定、财力雄厚，经得起市场和时代的动荡。李国杰院士曾说过：“中国高铁的成功被誉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榜样，但不应忘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在从事铁路机车研制，通过‘中华之星’等科研项目的锤炼，南车、北车集团已有坚实的技术储备。”

（取材于周倩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1949年11月，在美国提议下，一个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在巴黎秘密成立；1951年，美国又操控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提案。为了打破封锁、发展对外贸易、换取国家建设急需的外汇，新中国决定在近临港澳、有着悠久对外贸易历史的广州创办广交会。

1955年10月至1956年5月，广东省外贸系统先后三次成功举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外贸部和广东省共同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名义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1957年4月25日，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简称广交会）。展出面积9600平方米，分设工业品、纺织品、食品、手工艺品、土特产品5个展馆，13个专业外贸总公司组织交易团参展，展示商品1万多种，包括自行研制的解放牌载重汽车、普通车床等，也有各种日用轻工业品、农副土特产品以及传统工艺品。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位采购商到会。广交会第一年即成交8686万美元，占当年全国创收现汇总额的20%。

广交会成为新中国冲破西方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打开通向世界大门、与各国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对外贸易的时代窗口。历经60多年改革创新发展，广交会已成为中国外贸主要的促进平台，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缩影和标志。

（摘编自百度资料）

材料二：

2018年我国对外贸易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有望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具体统计如下（人民币）：

图一 2012-2018年中国出口额情况

图二 2012-2018年中国进口额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2019年1月17日资料）

材料三：

2019年11月10日，为期6天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圆满落下帷幕。181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与会，3800多家企业参展。境外采购商7000多位，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比首届进博会增长2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全球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也是新时代国际合作的又一重要平台。中国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是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国际经济治理与经贸合作的主动作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信心与动力。

采购商的超高人气表明中国市场需求旺盛，更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真实写照。全国各地各行业组建了39个交易团、近600个交易分团。全部97家央企都组织了交易分团，专业采购人员约2.1万人，比去年增加4000多人。

进博会，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世界各国的“大合唱”。今年进博会吸引了超50万境内外专业采购商参展。截至10日中午，累计进场超过91万人次。36万平方米的巨型展区，企业展场馆一扩再扩，仍然“一位难求”，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超过250家，“隐形冠军”等优质中小企业竞相亮相。世界上最细的胰岛素注射针、“金牛座”的姊妹“双子座”龙门铣床、手术机器人、感光变色隐形眼镜、来自五大洲的原生态食品等一大批“专精尖特”展品琳琅满目……

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美国参展企业由首届174家增至192家，参展面积由3万平方米增至4.75万平方米，居各参展国首位，合作意愿之强烈不言而喻。

（摘编自2019年11月1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文章《共赴东方之约 同享中国机遇——写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闭幕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