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语道：“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

君子学习一定要日新，日新就是每一天都要有进步。君子学习做不到日新，其实就是用心不够，有私心、懒惰之心。学习不用心、不精纯，必然退步。

何以不学习便退步？关键在于私欲的掺入，导致学习的中断。清人张伯行解释道：“若不日新，便是心有间断，私欲相乘，非昏则倦，日退必矣。未有半上落下，能站得住，不进而不退者。”这里，揭示了“不日新者必日退”的深层含义：即学习者的求学初心和用心程度，决定其进步抑或落后，创新抑或保守。

在笔者看来，“不日新者必日退”包含两层含义。

其一，用心思进，无我无私，“惟精惟一”。《大学》言天下大道学问与用心求道的关系，“明德”“亲民”“至善”是大道学问，须以“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初心和用心程度去做学用实践。朱熹曰：“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这里，正心诚意是做天下大道学问的立场和出发点。做天下大道学问是做“无我”之学，不以私心私利求学问道、谋个人利益。陆九渊道：“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这里把一个个体的“我”和私心去掉，立身于国家、社会、宇宙当中，以无我无私之心，谋求天下大道。这个大道，是真正的为民为天下的学问大道，也是为民、为天下的用心、立场和态度。求学立本、用心、无我无私，以此立意做学问修养，才可能日省和日新，才可能真正在道德学问上下功夫，成就为民、为天下的事业。

其二，从心出发，学用一体，知行合一。程子道： “凡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这里反映了儒家“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学问要义：无我无私，做利民利天下的学用实践。王阳明道：“圣人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这里阳明先生强调的是，要以“知行合一”恢复儒家思想的本体要义；其知行合一的内在之源，便是利民利天下的初心、用心程度和立场。站到这个立场上，从此心出发，知与行便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互为本体，共为一体，由认识上的创新外化成实践上的创新。

儒家认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为民为天下的大义初心关心天下社会、关心民生，思虑现实，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是真正的学问之道，也是创新的源泉，才是实现“不日新者必日退”的真正路径。

(摘编自唐帼丽《不日新者必日退》)

【推荐2】近日，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2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此前还有机构调查发现，94.1%的人都曾遇到过提笔忘字的情况，其中26.8%的人经常会提笔忘字，尤其在年轻人中更加明显。

提笔忘字，是互联网时代最为常见的“失忆症”。最开始只是手和笔感觉陌生，笔和纸开始疏离，最后发展到岂止提笔忘字，关于表达匮乏的“荒漠困境”如同滚滚黄沙扑面而来。心中千言万语，提笔只余“呵呵”。想当初仓颉造字的时候，一定想不到“呵呵”会成为如今这个信息密集时代最为常用、意蕴最为丰富的表达。人们高兴时、郁闷时、谦逊时……都可以“呵呵”。至于这“呵呵”具体传达了什么样的情绪，得依靠你自己依时依事详加揣摩。揣摩得恰到好处当然值得鼓掌，倘若揣摩得误会丛生……

大多数人已步入如此语言交流贫瘠的荒漠里。只怪时代发展飞速迅猛，来不及化解人们过多的细腻情绪。信息密集爆炸，相比以往，这个时代诞生的陌生词汇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匆匆袭来的潮流以更加匆匆的姿态飞速流逝，人们在随时会被潮流抛离的焦灼中发现：这早已不是一个适宜于大段抒情的年代。人们没有足够的耐心理解或者同情他人的情绪，正如下意识地麻木或者忽视自己的感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等推崇深阅读、彰显传统文化之美的节目近年来在公共领域引发广泛关注。这证明了人们对文字之美、文学之美以及其间饱含的深层意蕴，有着发自天然的亲切，以及随之而来蓬勃旺盛的精神需求。作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载体，汉字所承载的浩瀚图卷，延绵浩荡地记录着大至社会变迁、小至个体的喜怒哀乐，无愧为中华文明星光璀璨的有机组成。毫不夸张地说，“汉字文化活着，历史才活着，民族才活着”。

而历史和社会进程永远是发展的、变化的、充满勃勃生机，包括网络用语等汉字容量库的增大，以及“麻婆豆腐”“功夫”等词汇强势入驻欧美语言体系，本身就反映着汉字发展与时俱进的时代趋势。从某一层面来说，我们不应恐惧汉字在手机交流时代快速展示、由严肃到戏谑等多种语态丰富并行的发展态势；而如何传承汉字文化，我们应有的放矢，积极挖掘汉字独特的舒缓悠扬、意蕴丰富之美。近年来，成书于清代的声韵格律读物《声律启蒙》再度走红，接连登上了电视晚会，获得了不同年龄层受众的喜爱，这就是找准切入口、积极展示汉字魅力的有效典范。

同时，我们应注意“快浏览”和“深阅读”的相辅相成，在“快”和“慢”之间找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节奏。我们应清晰地认识到，在社会的快速变迁中，作为“人”这一个体的时代困惑需要意蕴深厚的“慢文化”来涤荡浮躁，抚慰焦灼。慢下来，再慢一点，让灵魂跟得上快速前进的脚步，让潦草的意识更加明晰，让单一的生活更为有趣。在过去和未来的顾盼之间，如何突破汉字的表达困境和延续困境，我们这一代人应有文化接续的意识和使命。

（摘自《南方日报》：提笔忘字背后的“失语”困境）

军师吴用和梁山聚义

作为军师，吴用最显著的政治事功首先体现为“智取生辰纲”“劫法场”“智取大名府”等武力行为的事先谋划，这彰显出吴用有兵家的气质。除此而外，他使用言辞创造和扭转政治局势的能力则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在调停刘唐、雷横之争，鼓励阮氏三兄弟入伙，激发林冲火并王伦等事件中，吴用的表现都让人联想到战国的纵横策士。无论是兵家还是纵横家，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战国气”。“战国气”不同于“春秋气”，对大义和仁德缺少本质的体认。

吴用式的人物在中国政治史上比比皆是。如果将《水浒传》中的江湖视为整个中国政治史的缩影，那么吴用也就成了中国知识人政治家的缩影。在这之前，《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则是这方面的代表。吴用外号“加亮”则反映出《水浒传》作者希望用吴用这一角色与诸葛亮进行对比。诸葛亮的重要形象，本质上是由历史所赋予的。早在唐肃宗元年，姜子牙被追封为武成王，以张良、孙武、吴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绩等人配享①，这确立了日后“演义”作者对“军师”进行想象的历史谱系。诸葛亮被层累的官方奉祀和民间叙事逐渐确定为中国智慧德性的集中象征，是臣道、师道和通天智慧的代名词，“军师”因他而成为历朝小说叙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相比之下，比起高尚忠义的“神人”诸葛亮，一边教书一边在墙上挂着铜链的江湖好汉吴用，则是一个彻底的政治人。在吴用那里并没有江湖政治目标之外的更高追求，比起诸葛亮来说，他更加是后世因命运而身处险恶江湖的知识人最宜师法的对象。

虽然和诸葛亮同是文士形象，但吴用手里持的是铜链而非鹅毛扇。吴用的许多行为都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如为赚朱仝上山而令李逵杀死小衙内之类的事情，承担了历史赋予的道德形象的诸葛亮绝对做不出来。如果不对吴用的残酷手段进行掩饰，那么《水浒传》当中蕴藏的政治现实主义将会对公众造成负面影响。《水浒传》的确是要道说江湖的险恶残酷，同时传授相关的可怕政治经验。但是，后世对其进行评点和戏曲影视改编的艺术家，则必然会出于道德动机对这些经验进行美化处理。这也凸显了历代民间知识人扬美隐恶的敏感意识。对权谋家进行道德化、主流化的包装，这样一种图像的叙事伦理会减小吴用这一类人物事迹上可能带来的道德破坏性，反过来刺激广大群众对这种美好政治的向往，并刻意提示江湖当中的“军师”身份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政治人格的可能联系。由《三国演义》到《水浒》，由诸葛亮的德智兼备到吴用的有智无德，这种现象的实质性转变，实则体现出了理想政治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巨大张力。

（节选自2019年第7期《读书》）

材料一：

随着深化改革和“双创”热潮对人才就业市场的影响加深，一向手捧“铁饭碗”的公务员群体，也渐渐开始将职业发展由以往的体制内融入多元化的就业市场中。对此，全球最大的职场社交平台 Linkedin(领英)针对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跳槽情况，围绕公务员“下海”职业流向和发展状况等核心数据进行统计，对公务员群体多元化就业发展趋势进行了调查。领英的数据显示，在2006-2015这十年间，公务员跳槽前的职级以初级为主，科员高达53％。以工作年限区分，工作0～3年的公务员占到了37％，工作3～6年的公务员占到了23％。

如今，公务员群体由体制中到市场中的职业发展轨迹已不再是少数。扎实的教育和工作背景，让公务员这个群体越来越具备“复合型人才”的特质。同时，对于传统“铁饭碗”就业观的颠覆，也加强了公务员群体的人才流动和互通。公务员跳槽的热门目标行业分别为:金融(12.7％)、法律/会计/咨询(12.2％)、政府/社会组织(11.5％)、互联网(9.6％)、房地产/建筑(8.9％)。房地产、金融等热门行业受政策法规的影响较大，这些行业更需既懂政策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以帮助企业更好地遵从政府部门的相关法规政策。以往公务员从体制中“走出来”，通常会选择与之前经验高度一致的行业。凭借多年所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公务员可在这些相关行业里表现得如鱼得水。但事实上，如今的公务员跳槽目标行业与就业大环境中的热门行业高度吻合。这充分说明公务员跳槽群体更加注重个人能力和价值的体现。

领英的数据中，公务员跳槽前的职级以初级为主。其中科员高达53％，科级正职、科级副职分别以18％、13％紧随其后。由此可见，初级公务员更有动力选择跳槽，在更为广阔的职场空间实现自我价值。

在对已经跳槽的公务员群体的追踪中，领英的数据显示，处级干部转型后，在市场化的职业环境中晋升总监及高管的比例最高。同时，正科级干部担任经理、总监的人数较多，而科员多以担任初级职位为主。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市场化就业环境对于体制内转行职场人的认可和接纳。

(摘编自光明网2016年6月2)

材料二：

“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让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公务员群体。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春节跳槽人群最活的竟然是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上年增加超三成。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这是喜还是忧?

其实，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利的，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有可能破坏公务员群体的整体性，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从这个层面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令人担忧，值得重视。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跳槽或许离“跳槽热”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ー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材料三：

近日，智联招聘发布《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共中令不少人惊诧的是，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竞成了跨界跳槽最活跃的白领人群，白领中有三成公务员纷纷转到房地产、金融等行业。

公务员跳槽的原因，主要是追求实现自我价值。不能否认，公务员跳槽有收入待遇降低的因素，但他们这个群体当下所做出的选择，也是对国家改革政策的理解和呼应，也可以说是看到了“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所带来的新机遇。

说到底，社会经济活力的激发，离不开一流的人才参与。现在政府出台的不少新政策，正是为了使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更具活力。面对如此迅猛的发展形势，公务员队伍中自然会有人出来“闯一闯”，而从以往的经验看，他们中最终会有不少成功者。换个角度说，现在有一部分公务员出来创业，也是人才资源的活力释放，对优化人才配置的正向力量不可小视。

（摘编自《苏州日报》）

汉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墓祠、墓阙等建筑上的雕刻了画像的石块，其反映了汉代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等。汉画像石中的树纹造型是汉代人认识自然的产物，体现了汉代人的一种宇宙观念。汉画像石中的树包括现实世界中的树和神话传说中的树，这两类树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宇宙空间。

现实世界中的树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树。汉画像石中的长青树就属于现实世界中的树。

从外形看，长青树的原型是柏树和松树。人们认为长青树是不死的树，能起到避邪的作用。其实，长青树还蕴含着积极的精神内涵。树形纹饰呈现出树木的自然本性，点缀着画面，美化着环境，体现了墓主人对死亡的一种乐观态度。他们把地下世界装饰得不逊于现实世界，希望自己死后比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得更加幸福。

神话传说中的树也就是所谓的“神树”，其寄托了汉代人希望子孙永世繁衍的愿望。朱天顺在《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一书中说：“现代和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崇拜大树、古木，在迷信思想上有共同的地方，即崇拜生命力和繁殖能力。人和动物一代一代死去，可是有些植物活了几百几千年，人们崇拜这种超越人类的力量。汉画像石中的神树有很多种，如生长在东方大海上的扶桑，是象征万物生长的生命之树，是太阳升起和栖居的地方；出现在西王母画像石中的若木生长于西方的荒野，是不死神树，是太阳落入和栖居的地方。在古代人眼中，神树是人们抵达仙界的天梯。人们把对自然、生命、未来的理解，渗透在对树木的崇拜中，神树体现了人们对长生不死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体现了人们征服天地的勇气和乐观的精神。

汉画像石中的树纹造型有的古拙大气，有的婉约纤巧，体现了汉代工匠和艺术家强大的造型能力。大部分树纹造型并非以精雕细琢见长，而是以粗狂浑朴取胜。汉画像石中的树纹造型的美感体现在诸多方面。一、线条美。如武氏祠画像石中的树纹，用流动穿插的线条表现出树木的繁茂，使整个画面显得饱满而富于韵律感。二、内涵美。画像石图案中的树纹造型虽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树，但与汉代的社会背景、文化发展关系密切，树纹的造型被赋予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三、秩序美。很多树形纹饰讲究秩序美，反复、连续的形式组织画面，图像虽然紧密相邻，但毫无拥挤局促之感，整个画面具有层次感和秩序美。四、和谐美。如沂南、嘉祥等地出土的树鸟纹画像石，图像中的树与禽、树与畜和谐相处，整个画面不仅体现出内容的和谐，也体现出构图、造型的和谐。

汉代画像石中的树纹造型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显示出浪漫洒脱、粗犷豪放之美，体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

（节选自臧之筠、王志刚《汉画像石中树纹的文化内涵与美学特征》）

人类善待野生动物的理念和实践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到了宋代又有了新的表现和探索，这较好地体现在诗和词这两种当时最为流行的艺术形式之中。在宋代诗词中，一方面有围绕人类善待野生动物的方式方法进行的细致描写，另一方面还贯穿着一些具有强烈人文意识的独到理念。

善待野生动物的前提是准确认识和深刻理解野生动物的天然禀性和各种“不得不然”的行为，也就是野生动物在自然规律作用下展现的各种特点和功能。

首先，客观地理解野生动物的本能需求和“向善”可能性。梅尧臣《猛虎行》写老虎“猛气吞赤豹，雄威蹑封狼”“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而且代老虎言：“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而欲我无杀，奈何饥馁肠？”这是肯定猛虎食用其他动物（包括人）是来自自然的本性和基本的生理需要，是上天赋予它的“权力”和无可改移的生物本性。这一理念在五代僧齐己《猛虎行》中早有论述：“横行不怕日月明，皇天产尔为生狞。”黄庭坚《观道二篇》言：“圣人用仁心，恻伤路傍儿。虎狼舐吻血，自哺胃与肌。同在天地间，六凿相识知。父母临万物，大道甚坦夷。百年修不善，一日许知非。虎狼有悛心，还与圣人齐。”这里一方面肯定虎狼和圣人一样有自己的本性，另一方面又肯定了虎狼有“改过迁善”的可能性。应该说，这里既包含着道家“齐万物”的思想意味，又承接儒家仁爱的思想主旨。

其次，肯定野生动物的现实价值和审美价值。野生动物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可以辩证地理解，既表现出明显的负面价值，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正面功能。黎廷瑞《听山中谈虎赋二章》讲到当时有个地方“千百群”的野猪祸害庄稼，以至于百姓“终岁举室空辛勤”，但“近日南山老虎至，野彘畏之俱远避。遂令一枕得安眠，犬豕时时亦遭噬。呜呼，犬豕所噬能几何，野彘不去为害多”。也就是说，老虎来了之后虽然经常吃百姓的猪狗，但把成群结队的野猪赶跑了，这样庄稼保住了，百姓认为这是合算的。这里诗人肯定了猛虎“有功有过”“功大于过”的现实价值。部分野生动物还有较大的审美价值，因而得到诗人词人的欣赏和喜爱。范仲淹非常喜欢鹤的仪态和声音，写有“八变奇姿已过人”“独爱九皋嘹唳好，声声天地为之清”的称赞诗句。欧阳修非常喜欢鸟类，其《啼鸟》言：“鸟言我岂解尔意，绵蛮但爱声可听”“黄鹂颜色已可爱，舌端哑咤如娇婴”。野禽给诗人带来的愉悦跃然纸上。现实价值和审美价值是野生动物得到善待的重要原因。

最后，肯定野生动物有类似人类的知觉和情感。两宋人士拥有细致精微、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他们从心理的角度来理解动物，通过诗词细致地描写了野生动物的亲子之情、两性之情，等等。南宋林同写有《禽兽昆虫之孝十首》，展现的是动物的亲子之情，其中大部分是野生动物。李石《蜂蚁》写到一个小蜂被十个蚂蚁抬走：“蜂母正凭怒，有虿无敢作。相视母子心，如被蛇豕虐。蚁行蜂母随，众力岂易拨。”这是作者亲眼观察到的动物活动细节，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虫类的母子之情。南宋史达祖《双双燕·咏燕》说：“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吴文英《双双燕·小桃谢后》说：“共斜入、红楼深处。相将占得雕梁，似约韶光留住。”这二位婉约派词人显然是把双飞燕子描写成“腻在一起”的夫妻，这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有趣传统。肯定野生动物的心理特性和类于、通于人类的情感，这为善待野生动物提供了情感前提。

（摘编自刘东超《宋代诗词中善待野生动物的理念和实践》）

材料一

从乡村群众患病找“赤脚医生”，到现在签约家庭医生提供上门服务；从缺医少药看病难，到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我国医药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只有医疗卫生机构3670个，医疗床位8.5万张，卫生技术人员50.5万人。医疗设备极其简陋，医疗技术水平低下，人民群众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现在，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99.7万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840万张，卫生技术人员达952.9万人。70年来，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目前，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7岁。我国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持续提升。“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迅速，远程医疗服务全面推开，覆盖所有县域医共体，所有三甲医院都开展了远程医疗服务。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 对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排名显示，1995年我国位列第110名，2015年提高到第60名，2016年提高到第48名，是全球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摘编自《健康中国步履稳健》《人民日报》2019年6月4日)

材料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卫生健康部门进一步细化措施，将妇幼健康作为重要内容。一是推进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优先保障贫困地区妇女儿童。实现了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覆盖所有贫困地区；加强贫困地区出生缺陷防治，启动实施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和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截至2018年底累计救助出生缺陷患儿1.3万名，拨付救助金超过1.5亿元。二是加强对患病贫困妇女儿童的救治保障。通过确定定点医院、诊疗方案和单病种收费标准，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患有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大病进行集中救治，并逐步扩大救治病种。对患有慢性疾病的农村贫困人口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强健康管理和指导。对患有重病的农村贫困人口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实行倾斜性保障政策，提高报销比例，采取“一站式”结算，切实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有效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摘编自《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

材料三：

“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

在2月29日发布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中，这一表述令人印象深刻。这是25名来自德国、日本、美国等8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通过对中国9天的实地考察得出的一致结论。

联合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谈了实地考察后的感受:“中国的方法是目前我们唯一知道的、被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基于对生命的尊重与保护，中国展现的强大动员能力、果断的执行能力以及利他主义的集体意愿，给考察组留下深刻印象。

让专家们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国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技术手段救治病人的‍努力。此外，为了挽救生命，中国在医疗设备等领域的巨大投入也获得了联合考察组的认可。短短数日，超过4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考察报告里说，中国人表现出的真诚和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了联合考察组所有成员。

(摘编自《实地考察后，国际专家一致肯定中国说明了什么?》，央视新闻客户端2020年3月1日)

材料四：

自2020年1月20日起，我国政府建立起来的防控疫情体系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在经过持续近三周的防控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积极向好态势。

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我国充分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速度，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也深刻认识到，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仍存在短板。

因此，未来我国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修改完善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摘编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积舨向好态势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在路上》《经济参考报》2020年2月19日)

材料一：

2020 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郑重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这一刻，北斗全球服务信号在无形时空传播开来。中国北斗，在21世纪、在全球融为一体、世界互联互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又一次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

卫星导航系统是全世界公共基础设施，北斗始终以开放合作的理念审视和拥抱世界，用发展让世界相信“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共促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蓬勃发展。”东盟、南亚、东欧、西亚、非洲陆续加入北斗“朋友圈”，以求成果共享、合作共赢。

作为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核心供应商之一，北斗系统为世界导航领域发展注入了新思维、新理念、新动力。与联合国外空司就深化卫星导航领域合作不断达成共识，并在我国两次成功举办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会议，发布“北斗宣言”和“西安倡议”。联合国外空司在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收官发射成功后，专门发来祝贺视频，肯定北斗系统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利用外太空、参与联合国空间活动国际合作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

目前，国产北斗基础产品已出口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在东盟、南亚、东欧、西亚、非洲等地得到成功应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正积极运用北斗系统探索智慧城市建设。

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新时代，作为我国一张亮丽名片，中国北斗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摘编自光明网《中国北斗 导航世界——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服务全球纪事》）

材料二：

目前，北斗正在加速进入新基建，与新一代通信、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精细农业、精准物流、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等由卫星导航技术催生的新模式、新业态、新经济不断涌现。通过万物互联，“北斗+”让生活更便利、更精彩。

据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在中国入网的智能手机，已经有70%以上提供北斗服务；共享单车配装北斗终端实现精细管理，牧民坐在家里就能通过北斗项圈放牧牛羊；支持北斗系统的手表、手环、学生卡，更加方便和保护人们日常生活。通过“北斗+支付”，能对1秒钟内成百上千的股票、车票购买申请进行精确排队，按序办理。

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北斗的贡献有目共睹。北京、湖北的北斗植保无人机被广泛用于区域内消毒防疫，一架无人机单次喷洒面积可覆盖5000平方米，并且能深入防疫车无法抵达的死角。在全国各地，数十万台北斗终端进入物流行业，通过北斗精准定位，位置信息一目了然，一些物流企业还通过机器人向部分隔离小区提供物资运输配送。北斗与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结合形成的“北斗+”信息产品，可以对感染者的行动轨迹进行精确定位并向社会公开发布，为大城市特别是基层社区做好防控提供关键数据支撑。

（摘编自人民网科技频道《北斗三号正式开通！开启服务全人类新篇章》）

材料三：

俄罗斯航天政策研究所伊万·莫伊谢耶夫表示，目前太空中在轨的有俄罗斯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27颗卫星、30余颗美国卫星、20余颗欧洲卫星，中国北斗导航系统55颗卫星的加入，大大提高了定位的准确性，扩大了覆盖范围，给全球用户带来巨大福利。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开通，使中国迈入全球卫星导航技术领先队伍。外媒纷纷对中国在卫星导航领域的领先地位作出积极评价。《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称，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并做好为全球提供服务的准备，从而跻身由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组成的提供空基导航系统的精英行列。

据拉美社报道，北斗三号在卫星数量和技术进步方面已赶上其三大国际竞争对手——美国的GPS系统、欧洲伽利略系统、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北斗三号的设计人员表示，其信号将更加精准、稳定，覆盖范围更广。

“北斗系统可与美国的GPS系统相媲美。”美国《时代》周刊网站报道称。据美联社报道，虽然中国表示寻求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开展合作，但北斗系统最终可能与美国的GPS系统、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以及欧盟的伽利略系统形成竞争关系。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称，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地球中圆轨道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三种不同轨道的卫星组成，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及周边地区。同时，它除了导航、定位、授时服务外，还具备短报文通信的功能。根据全球导航定位系统评估数据，北斗目前的精度水平完全达到预期标准。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北斗给全球用户带来巨大福利》）

关山月——民族气节传千秋

柳琴

1989年冬，我去香港参加世界佛法大会，归来时已是1990年初，楚图南建议我途经广州时访问关山月、商承祚、欧阳山等老前辈。楚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世人说画常说价，我言民族气节传千秋。抗战时期，关山月在画家中是“以笔代戈”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关山月1912年农历九月十六出生在广东省阳江县埠场果园村，当时正值社会变革时期。他原名关泽需，自幼喜爱作画，所见之物皆可入画，被乡里称为奇才。他的父亲教子极严，令他从六岁开始读私塾，经、史、子、集、诗词、书法都要学，这为他日后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国事与艺坛的巨变中，少年关山月立下了以笔墨报效国家的志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他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用“子云”的笔名举办画展，开始“以笔代戈”，伸张民族大义。

1935年，他入春睡画院随高剑父学画，由老师更名为关山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铁蹄的肆意践踏，使城镇百业凋零，乡村哀鸿遍野。1938年广州沦陷，他与妻子在撤退时失散，经历了国破家亡、与牲畜为伍的岁月。关山月寻师到澳门，住在普济禅院。这两年中，关山月创作的抗战组画真实地再现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和逃难人民所受的战乱之苦，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震撼人心。那时，关山月以教书为生，并在慧因法师的帮助下教绘画班，白天写生创作，筹备抗战画展，晚间忍受着饥饿研究画艺。抗战画展经费不足，没有钱装裱，慧因法师援之以手，为关山月担保。在香港、澳门举办的抗战画展取得了成功，叶浅予在《今日中国》上发表了关山月的抗战组画。同时，他创作的《渔民之劫》等作品入选由苏联主办的“中国美术展览”。关山月的抗战组画只展不卖，他的花鸟山水画被抢购一空。当他归还装裱费时，慧因法师已为他付清此账，还叮嘱他将钱用于抗战画展在大后方的巡展。关山月永远忘不了慧因法师的高风亮节，忘不了这位出家人对抗战画展的慷慨资助。

1940年，关山月告别恩师高剑父，知音慧因法师，越过日寇的封锁线到达广州，因无法战地写生，他辗转到达大后方。关山月一面在云、贵、川写生，一面在桂林、贵阳、成都、重庆、昆明等地举办抗战画展，用画笔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这期间，他结识了郭沫若、陶行知、夏衍、欧阳予倩等一大批抗日的文化人士，他的绘画技艺也不断提高。他创作的《黄河冰桥》《塞外驼铃》《蒙民迁徙图》等一大批作品受到社会各界的称赞。于右任为他的《哈萨克鞭马图》题词，吴其昌为他的《漓江百里图》题写长跋，张大千花一千元高价购买他的一幅山水画，美国新闻处欲出高价购买关山月所摹敦煌壁画。徐悲鸿评价他的画：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为他题跋：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喜见之。朱光潜认为关山月的画：“备中西之长，兼具雄奇幽美之胜，竿头日进，必能独树一帜……”1946年他的名作《祁连牧居》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在巴黎举办的教育展览，备受赞誉。1948年他应邀出任广州艺专教授兼中国画科主任，开启了美术教育家这一人生的新篇章。

关山月一生与民族同忧同喜。1949年他参与绘制巨幅《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表达了中国人民翻身做主的豪迈心情。1959年他与傅抱石合作了《江山如此多娇》，画面气势宏大，喷薄而出照耀千山万壑的骄阳，吐露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以后，关山月饱含激情为联合国中国厅创作了巨幅《报春图》。1976年，关山月以《松梅硕》表达全国人民与“四人帮”顽强斗争直至胜利的自信。几十年来，关山月的创作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他的画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喜爱。1982年，日本《读卖新闻》把关山月的《俏也不争春》评为世界名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关山月多次代表国家到国外交流讲学、办画展，美国加州长堤州立大学曾授予他“荣誉艺术大师”的称号。

关山月特别喜爱梅花，爱她的风姿，更爱她的风骨。1993年我主持操办“中国当代名人名作展”，赴广州征画，他慷慨地拿出大幅《梅竹图》参展。他与楚图南都爱梅花。楚老曾为关山月题写过一首梅花诗，诗口：“不怯严寒不争春，清梦幽香月下魂。万般心事如相问，应比梅花瘦几分。”楚老去世后，我将楚老生前为关山月所书的一幅梅花诗遗墨转交给他，关山月非常珍视。1999年夏天，正当我为楚图南诞辰100周年筹备出版纪念文集时，关老携女儿关怡来京，送来了一幅他写的“一生心事问梅花”。他告诉我，这幅字取自楚老生前常用的一枚印章。我把这幅字用于楚老纪念文集的封面。关山月常以梅花自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四画梅花而被批斗下放。但他依旧深爱梅花。他对我说：“我关山月永远是布衣本色，只是风骨不改。”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