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区域以燕山、太行山、渤海、黄河为四面分界，主体为次生黄土的平原地带。虽然这一区域具有“地边胡，数被寇”的特点，但燕赵文化仍属于华北平原上以汉族为主的旱地农耕文化。

燕文化与赵文化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各自的特征，但又大体接近而趋同。相对于其他周边区域而言，“慷慨悲歌”是燕赵文化的共同基调。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具有特征主线的区域文化是优越的文化。在全国各个地域中，燕赵区域是极少数真正形成了文化特征的地域之一。燕赵文化得以形成“慷慨悲歌”这一特征主线，为古今所共认，历代所称道，其内涵鲜明，无可否认。这是燕赵区域的优越之处，值得骄傲。

中国古代“知己”“知音”的价值观念，是“燕赵悲歌”的产生机制。燕丹的精诚与荆轲的侠士志向契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而这也正是北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慷慨悲歌”的历史认同，有三次高潮。荆轲刺秦王，与燕太子丹在易水告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这是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的第一次概括。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以邺都为活动中心，诗风雄峻古朴，慷慨悲凉，燕赵文化第二次被称作慷慨悲歌。唐代，高适等人以气质自高，慷慨悲歌，临风怀古，燕赵文化第三次被人称为慷慨悲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从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成为燕赵文化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意象。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如明清之际，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特征也有鲜明的体现。

“慷慨悲歌”的实质，乃是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一种贯穿人生的精神力量。燕赵侠士的轻生尚义，表面上看是不重视生命，实质上却是更加重视、更加珍爱生命的体现。“燕赵悲歌”体现为一种超越“千金”、超越“生死”的价值观，燕赵文化精神在此具有最为突出的表现。了解到人的生命除了肉体的存在，还有精神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教导人们，突破对自我的一己关怀，寻求更高的价值。燕赵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价值观。

燕赵文化具有多元性。在“慷慨悲歌”激扬人性的同时，也包含了不少世俗的、物欲和肉欲的不良内容。这些流弊在民间、在当今，也都有不同轻重的表现。其救治方法，则莫过于以风俗治风俗，以文化治文化，以精神治精神，如古人所谓“风教”，由低而高，由杂而纯，由俗而雅，由外在而内在。  

（摘编自张京华《“燕赵文化”概念界定的要点》）

“无讼”概念源自孔子在《论语•颜渊》中的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我审判案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的目标在于使人们不争讼，这体现了孔子对理想社会关系的追求。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无讼”观念是调剂社会关系的美好愿景。在当今中国，尤其在广大的乡村社会，这种观念依然普遍存在，即在发生纠纷时通常愿意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调节，而非直接诉诸法律。

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的基础。每个人都做到“克己复礼”，约束私利，天下就“归仁”了，个人也就成为“不忧不惧”的君子，从而构成“君子”社会。君子“既明且远”，就可以从政来治理社会。如何调解社会纠纷矛盾？诉讼必不可少，但诉讼的目的是止讼以至无讼，消除诉讼的社会根源。孔子反对以力服人的强暴统治，强调道德模范的引领，认为这是实现无讼的关键。以道德和榜样的力量来影响社会，“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从而实现“仁者”爱人、识人、容人而无诉讼纷争的理想社会境界。

虽然孔子的“无讼”理想没能成为当时现实的社会场景，但这种社会治理理念却贯穿于中华文明始终。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用“乡土社会”来概括中国社会的总体特征，称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的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费孝通称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知礼是每个人的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近代以来从欲望到需求的文明转换，使乡土中国进入乡土重建。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尽管当时中国已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但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牢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况且，依照现行法去判决，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费孝通认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要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进行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不但法治秩序效果不好，而且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就会先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分割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构建中，如何化解发生在人民内部的社会矛盾？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其实质是对无讼的追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枫桥经验”创造了依靠发动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就地化解矛盾的基层社会管理方式，达到了“捕人少、治安好”的良好效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社会发展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社会运转方式发生相应变化。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成略。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社区治理的无讼思想无疑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在新时代，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许多地区发挥其主动性与创造性，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以“无讼社区”建设为抓手，以“诉调对接”为核心，以“息争止讼”为目标，针对快速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剧增，运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律师调解、行政调解、公证调解、仲裁调解等方式，打造综合性调解平台，节约了诉讼资源；在平台上预约服务，将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制度化下沉社区，根据群众需要定时定点到社区办公服务，将绝大多数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无讼社区”建设就是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立规矩、以德治扬正气，最大限度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倡导“和为贵”理念，主要针对民商事纠纷，本着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人民调解前端介入，运用“诉调对接”方式，对调解结果进行司法确认，增加调解的权威性，达到“息争止讼”目的。大邑县通过政治、法治、自治、德治、智治“五治”综合发力，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无讼社区”建设，在基层社区进行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探索，其实践是成功的、可资借鉴的。

（摘编自徐平《建设“无讼社区”实现有效基层治理》，有删改）

材料一：

家国天下是中华文化无论走向何方都割舍不了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情结。它指涉三种伦理实体：家是本源而直接的伦理实体，是最小的共同体；天下是普遍而抽象的伦理实体，是最大的共同体；国作为现实的伦理实体，既是家的扩展，又关联着天下之想象。家国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诠释的中心，它使中国人在不同的实践境域中，无论是作为家人、国人还是作为天下人，都与其所在的世界结成唇齿相依的关联。

中华文化中各种共同体的道德前提离不开家国天下的伦理情结。以此观家、观国、观天下，就是用一种关联性思维把个体与整体相贯通的家国天下的伦理观。用这种伦理观看待家国天下，则一切共同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命运共同体。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延展看，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内蕴着一种走向世界的伦理情结，并由此预设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精神轨迹。

共同体的想象是中华文化礼治德治之本和文明教化之根。它从历史深处走来，构成了中华文化将个人命运与共同体整体命运相融贯的伦理型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植于共同体之中。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节选自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在谈到“天下”的时候，中国古代总是将它和“公”与“太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平理念。《老子》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认为只有以天下为怀，其德才能称得上“普”。《管子》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他的意思是，处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怀，处理到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怀。《礼记》引录孔子的话--“天下为公”。“公”可以理解为公正、公平、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则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平是天下公平基础上的提升。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这中间含有生态平衡之义；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由于“太平”概念视界阔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友好相处就是没有战争。张载提出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最重要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这一理念认为，这种太平不能只是一时的，而应是“万世”的。换句话说，张载要的是永久的太平。这万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来？张载提出“开”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开”就不能靠等，靠恩赐，事实是太平等不来，也没有谁能恩赐。“开”，就是开拓、开发、开创。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时也会有最大的牺牲。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里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节选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节选自金香花《“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一：

我国音乐文化已有8000多年历史。时至今日，现代音乐创作依然延续着某些传统音乐的创作方式。

我国历史上，传统音乐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周朝的礼乐；西周时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宫廷雅乐体系及一系列礼乐制度。尽管周公“制礼作乐”的初衷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稳定，却也历史性地将之托举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滥觞。在西周礼乐制度下，周代宫廷音乐中的雅乐主要适用于重大仪典、祭祀等场合，其音乐风格庄严肃穆，乐句缓慢悠长，富有端庄高远之美。雅乐被历代文人士大夫奉为音乐正宗。先秦雅乐的遗风余韵，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伦理观念和审美倾向，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开篇。

当代古典音乐演唱家哈辉提出“新雅乐”概念，并着手创立“新雅乐”体系。为了取得多元化视听效果，也为给观众尽可能还原古代社会生活真实场景，新雅乐演唱者在舞台造型上力求符合古代中国女性贤淑、优雅的特点，在服装和饰品上也试图对汉服进行复原，举手投足间尽显周代的礼仪风范。此外，新雅乐还注重运用现代配器、编曲技法甚至流行音乐元素，使其表现出一种古典与现代相互交融的特点。

“新雅乐”取材不仅限于古代雅乐。还有的取材于古典诗词，把经典古诗词用今天的旋律重新谱写，代表作品有《游子吟》《关雎》等；有的则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提取德、礼等思想范畴进行全新创作，代表作品有《礼》《孔子曰》等。“新雅乐”创作始终坚持“以礼修身、以乐化性”的艺术宗旨，不仅在曲调形式上保留了古风意境之美，而且将古代雅乐所承载的“仁德”精神用现代手法进行表现，这既是对传承千年礼乐文化的“复活”，又发扬了儒家以礼乐为本的教化精神。

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常被称为“礼乐文化”。礼乐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古人对音乐的理解并不单是以声音表达情感的“艺术”，更非只是休闲生活的娱乐和点缀，而是要通过以和为德的“乐”来陶冶人的心性情操，实现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礼记·乐记》就指出：“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成于乐”就是要通过“乐”的陶冶和调节，来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成就理想人格。

当前，有一部分人沉迷于刺激、热闹、宣泄的“快餐音乐”。有些现代流行音乐作品为盲目取悦听众，过于注重情感的宣泄与感官的娱乐，而缺少文化内涵、精神品质的追求，其文化理念、审美定位都与古人对音乐的理解大相径庭。

总之，现代音乐创作有必要放弃一味追求“新奇特”“短平快”的趋势，而着力向民族传统、向古代雅乐回归，创作出更多富有民族特色、中国气派的时代华章，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目标，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摘编自孙甜甜《激活古典雅乐的端庄之美》）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就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市场经济起步并不断高速发展之时，我国港台地区、日本、欧美、韩国的流行音乐先后大举进入内地市场，冲击着人们审美思潮，影响、改变着时代中青少年的音乐认知。青少年在这种音乐文化环境中，塑造着个性化的文化观念。“追星族”“粉丝群”纷纷涌现，他们高昂的激情，不断刺激着流行音乐市场的勃发。

人们欣赏流行音乐的工具也在发展。从收音机、录音机到手机视频、Ipad等高科技成果，这些产品越来越“近距离”地满足了人们的欣赏需求。今天，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在街头戴着耳机，在地铁低头凝视手机视频欣赏流行音乐的年轻人。流行音乐深入地介入到青少年人的生活中，深刻地影响着青年人的思考方式与社会行为方式。

流行音乐不像传统音乐、古典音乐那样深具严肃性，也不需要欣赏者必须具有一定的音乐素养以便深刻理解作品的意义与内涵，不论是否学习过音乐知识，都能够很好地欣赏、模仿，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需求去理解音乐内容。

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征来看，20岁上下正处于自我意识的发展时期。他们的情感与意志都已基本塑造完整，只需要合适的机会和环境来表达个人情怀。众多青少年在种类丰富的流行音乐中，可以找到与之心态相适应的欣赏对象，尽情聆听，陶醉其中，使情感得以疏导，心境变得平和，精神得以升华，最终获得美的享受。此外，流行音乐在青少年中不仅仅用来自娱自乐，同时还是娱乐消遣、交际交往的有效方式。卡拉OK使他们从音乐欣赏者转变为参与者，这不仅使年轻人在消费的同时获得了身心愉悦，培养了乐观的性格和心态，还使人与人交流了感情，获得了改善、增进人际关系的益处。

（摘编自李春沐《建设良好的流行音乐文化氛围》）

材料三：

从民间俗乐到国家仪式正乐，丝路上音乐交流涵盖演奏技巧、乐器等的互通；既有对家国的颂美咏唱，也有对人类和平相处、睦邻友好的呼唤赞美。“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的音乐弥漫丝路沿线地区人民的“生活世界”，浸润人民的身心情感，成为各个时代丝路上各国人民“民心相通”的先行者、奠基者和典范形态。

我们要以传统音乐为素材进行现代音乐的加工展演，根据传统乐器的特殊性及表现潜力，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受众的文化消费习惯和取向，改编优秀的传统乐曲；从内容或形式上对一些经典的古典音乐进行再创造再展示。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强化音乐艺术与技术发展的融合。比如“一带一路”世界合奏的音乐视频，就是利用中国元素的特色和数字技术手段，巧妙地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京剧与说唱、虚拟与现实融为一体，受到广泛传播和好评。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交”，而音乐 “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正是丝路沿线各国人民相亲相交的最佳媒介。我们要在认清自我文化特征、树立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潮流、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务实创新的精神，不断推进丝路音乐文化的交流融通，以音乐为纽带联结丝路沿线各国人民的情感与感性经验，架起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的友谊之桥。

（摘编自孙晓杨《音乐交流：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纽带》）

“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陈秉公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并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从宇宙观、天下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把握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实际，我们就可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选自2018年11月8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经史子集原为图书分类，虽然也具有稀薄的学科分类意味，但毕竟和现代学科分类有巨大距离。所以，中国现代学术分类体系，无论大小，皆是从无到有一点点取自西方，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五四”前后，我们开始了对欧美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照搬过苏联的学科分类。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再次全盘照搬西方的学科，大规模地从西方移植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等。这种移植导致中国传统学术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学术革命，填补了现代学术空白，没有这一引进就没有现代学术，其意义不容低估，但“言必称希腊”的弊端也如影随形，相伴而来。经过上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的努力，从欧美移植过来的这些学科本身尽管都是在中国语境下由中国人自己在研究，但是这些学科浓厚的西方气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点几乎表现在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上。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通过这些具有浓厚西方气质的学科，究竟是想为欧美造就人才，还是为我们自己造就人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有人尖锐指出过：“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他们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是可以研究的……他们看见英美各国的大学有些什么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就照样设立这些课程……我们的大学不是在这里为中国造人才，反在这里为英美法造人才。”尽管当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就已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发起过“学术中国化”运动，但将近一百年过去了，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正是鉴于这一教训，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过程终于正式开启。在此背景下，当下的中国文科各领域都面临着从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向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转型的挑战或任务。在笔者看来，所谓新文科与旧文科之间的差异，当然应是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和西方化学科体系之间的差异。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内容，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和中国数据的文科，当然就是所谓的“新文科”。

(摘编自王学典《何谓“新文科”》)

材料二：

光明智库：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您认为，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新文科承担着哪些使命？

林文勋(云南大学党委书记、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文社会科学始终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致力于揭示现实事物和外部世界的规律，为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因而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变革世界和完善自身的强大思想武器。当今时代，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使命。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只有培养出具有世界眼光的高素质人才，才能通过发展跨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知相通。因此，新文科建设要不断将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队伍。当前，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新文科应该不断推进跨国研究、合作与交流，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蓄积青春力量。在发展过程中，新文科必须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追踪学科前沿，不断加强资政建言、服务社会的能力，提升服务社会的贡献度与美誉度。新文科还要将文化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文化育人与文化引领相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王博(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新文科建设在坚定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拓展国际视野，秉持天下情怀，更自觉地把中国所处的世界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强化区域国别研究，形成对于世界各个国家和不同文明的客观认知。

近年来，北京大学通过南南学院和燕京学堂等项目，积累了丰富经验，既提供了让不同文明背景的人共处合作的空间，也为未来世界提供了彼此联系的纽带。这提示我们，要让广大青年学子知中国、懂世界，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摘编自《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之基》)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关注政治统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他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的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你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民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以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就不必因为他不承负传统而视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他象征着传统而视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和口耳相传里面，他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它先于文字而存在。现今世界仍有不少虽会说话却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他们都有着并不十分简单的文化。人类社会有文明与原始的区别，而没有有文化社会与没文化社会的区别。

人类的文化，正如人类自己，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它随着人类的演化而演变，一旦人类的体质，特别是发声器官发达到足以创造出语言——表达意识而多少有着固定形式的变化的一套声音符号，且更进一步设计出来的文字——表示语言的一套有形的书写符号以后，人类的文化趋向于急剧的发展。那些开化较早的民族的生活资料也就因此被记录、积累并或多或少地流传下来，成为我们所谓的文献。而通常所谓的“历史时代”就是指文献以来的那个时代。语言哲学自然要以历史时代人类的语言文字为其研究对象。

语言哲学有两个分科。其一，可称之为文献的语言学，或即文献学。这门学科大致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文字学、训诂学、校刊学等。它是以文献的搜求、注释与校勘、版本的异同及其年代的考订，文学的起源和流变，以及其他有关语文的问题为其研究对象的。这一学科的发展在东西方虽然都可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但真正走向系统的科学研究似乎是17世纪以后的事了。语言哲学的另一分科即语言的语文学，或即语言学。这门学科大致虽然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音韵学，但其范围更为广阔，而且目标也不相同。它是以全人类的古今各民族的语言构造，即语言、语法为其研究对象的，从同一语言与不同语言的古今变异上加以研究比较，从而定其类别，溯其系统。因此，这样的语言学又或名之为比较语文学，它是19世纪以来由西方学者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

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研究的关系是显然的，而且是多方面的。首先，语言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素质。人类文化史没有语文演化史，便是不完整的文化史。其次，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该族语文的研究显然属于必要的基础，不通晓该族的语文，该族文化的研究必不能深入。又次，文献经语文学家整理、诠释、考订以后，即成为文化史上的可靠史料。如殷代的卜辞、周金铭文、居延汉简之类，分别属于殷周汉代的重要原始资料。再者，人类由于迁播和接触而促成民族间语文及文化上的融合，从而从某些语文的分布及借用的情形上，就可以溯求毗邻的民族间的文化演变关系。最后，语文的意义可以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演变，而这种演变则可以反映出文化的演变，因此我们可以从语文上去推论古今某些民族的文化如思想信仰及其文化素质的流变。刘知几《史通》曾论史家写近事不宜用古语，或改夷言为汉语，以求文字之真，这正说明语文与文化史研究的密切关系。

(摘编自杨希枚《当代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农耕文明催生了数以万计的乡村聚落。在自然和文化的共同约束下，当地居民通过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适应和改造着周边的自然环境，塑造了独特的景观形态和社会关系。这些保留至今由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就是乡村遗产，也是研究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的重要的“活”文本。因此，乡村遗产兼具“历史文化遗产地”和“乡村生产生活承载地”的双重特征，包含了山体、水体、建筑、植被等有形的物质层面，也蕴含了哲学观、生产技术、生活智慧等一切无形的精神层面。

在遗产保护领域，价值认定是保护的前提。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通常被理解为历史、审美和科学价值。所以，对乡村遗产的认知与保护首先应以价值为导向。作为乡村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乡土建筑是指散落于村镇中、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除了一般的居民住宅外，还包括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祠堂、商铺、作坊、桥梁等建筑。乡土建筑是乡居文明的物质和精神载体，其建筑形态和建筑装饰等更为多样复杂，与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密切，很多乡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建筑中包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乡村遗产视野下审视乡土建筑的价值时，不仅要关注建筑本体的价值（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包括建筑自身的历史久远度，与重要事件、人物或文化的关联度，某一地域或民族建筑类型的代表性，或者艺术审美上的价值），更要研究其背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摘编自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乡村遗产视野下的乡土建筑》）

材料二：

在乡村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中，应尝试在原生土壤中理解、尊重当地居民关于遗产的种种认知和实践行为，协助他们找到一条可持续的保护道路。

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的永泰庄寨与不同家族的迁徙繁衍有关。诸多家族搬迁到永泰后，开始建造居所。一些家族在营建过程中更注重安全性，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家族共有的聚居防御空间。由此可见，永泰庄寨正是“家文化”的社区凝聚力的外在表现。而面对部分庄寨倒塌损毁等残损现象，所采取的保护手段要重在通过现代的组织方式，强化庄寨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传承，增强当地居民对乡土的归属感和参与感。所以，对庄寨的修缮既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也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

另外，运用文化景观的方法和视角重新认知乡村遗产的价值，注重挖掘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土地利用模式、景观内涵和文化观念，是近年来乡村保护的一个重要突破。

对当地居民来说，乡村文化景观是他们悉心培育的结果，蕴含着他们和自然共处中摸索出的生存智慧与相处模式。在西南地区的一些村落中，可以看到当地居民对各类自然要素的灵活运用，包括气候、土壤、水体、石材、动植物等，如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榕江大利村古建筑群、石阡楼上村古建筑群等。与之互为表里的是敬畏自然、亲近自然的观念，这是他们所秉持的遗产观念，或者说一种生活态度。

进行乡村遗产保护，我们还需要将它放在城乡关系的视角下进行定位。明清时期，商业氛围有所改善，江南市镇经济发达，不少乡村集市朝着市镇方向发展。同样，在现代频繁的城乡往来中，乡村向城镇“破界”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比如位于浙江省兰溪县的诸葛村。历史上，诸葛村村民借由水运条件，在勃兴的兰溪药业中脱颖而出。中药业、商业和农业的并行，塑造了诸葛村的文化面貌，城乡间互动更加频繁。从其古建筑与村落格局可见，业态的更新与诸葛村乡村遗产的成型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上世纪90年代后，诸葛村逐步走出了一条旅游利用、文物保护和社区发展的融合之路。2018年，诸葛村带动400余位当地村民直接从事旅游业，年接待量达60余万人次，旅游年综合收入破亿。通过对家园的共同维护和旅游产业的开发，诸葛村的集体经济和社区凝聚力得到了较大提升，既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了解乡土文化的平台，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乡村遗产价值转化，这在中国众多乡村遗产保护案例中是较为难得的。

（摘编自刘邵远、杜晓帆《乡村遗产：田野中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有过发展的“外源型”和“内源型”争论。最典型的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0-1970），由于采取“外源型”发展模式，试图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复制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无功而终。到20世纪90年代，内源型发展模式逐渐成为了联合国向国际社会推介的一种新型发展理念。内源型发展模式指的是“基于社会本身的文化特征和行为结构，来构建自己的发展方式”。内源型发展战略否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唯一性，否定了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文化发展的模式。

历史文化资源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物化形式与现实载体。在各个村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是各个村落独特的文化资本，也是各个村落内源性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挖掘、利用和提升乡村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乡村成百上千年积淀下来的“静态”历史文化遗产，转变成为与乡村现代化进程有机嫁接起来的“活态遗产”和“动态遗产”，成为乡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摘编自李宇军《用好乡村历史文化遗产》）

公共健康伦理学就是关于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它旨在研究与公共健康相关的所有伦理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应奉行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公共健康干预以集体利益或人口作为目标，引起了关注个人自由的生命伦理学的不满和挑战。这通常被描述为“善与权利”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以协调吗？

公共健康伦理学是生命医学或更为一般地说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生命伦理学有一个典型特征，即关注病人个人健康权利和自主性。但是，公共健康关心整个人口的健康，以集体而非以个人健康为目标。这与生命伦理学尊重个人自主的原则不同。对于流行病等公共健康问题，生命伦理学并无兴趣，只是后来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隐私保护等问题，才使生命伦理学开始思考公共健康主题。

但是，生命伦理学关注公共健康，明显是一种错位。因为双方的追求目标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英国学者奥尼尔解释说：“在我看来，当代生命伦理对公共健康知之甚少的基本原因是，它对个人自主性的关注表明，所有为了健康的强制都是错误的。然而，许多公共卫生措施如果要有效，就必须是强制性的。”这段话表明，生命伦理学坚持个人自主原则，无法接受公共健康干预的强制性，认为它是对个人权利的伤害。但是，如果公共健康措施没有强制性，显然又无法保证自身的有效性。这样看来，两者似乎没有办法调和。

公共健康伦理虽然从生命伦理中脱胎而来，但它的发展可以视为对现代伦理个人主义极端发展的一种反叛和纠偏。生命伦理过多地关注个人或医患关系，强调个人权利的实现，并没有从群体角度看待社会成员也有责任和义务捍卫、保护社会与群体的健康及安全。因此，尽管公共健康伦理脱胎于生命伦理，但它已经形成了新的样式，而非以生命伦理为模板。但是，以集体利益为目标，必然意味着伤害个人利益吗？

那也未必，实际上公共健康伦理与生命伦理的冲突是可以协调的。

首先，双方可以实现互惠。美国豪斯汀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就表示，生命伦理学可以为公共健康提供伦理概念并澄清伦理问题。在此方面，生命伦理中的一些原则如正义原则、不伤害原则等，在公共健康中仍然起作用。而公共健康可以拓宽生命伦理学的视域。例如，从个人自主性和临床关爱趋向关心人口健康，就是一个扩展视域的过程。

其次，公共健康虽然以全体人口健康为目标，但这里的“人口”概念当然是由个人组成，因而不能排除对个人利益的考量。说公共健康不考虑个人利益，肯定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理由，将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成一个孤立的话语，以区别于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从总体上看，我们有好的理由保持或追求理论的统一性。”道森的这段话旨在批判以奥尼尔为代表的冲突论，他认为可以将生命伦理和公共健康伦理协调起来。一方面，如果生命伦理学的“非干涉的自由”是一种优先原则，则肯定无法真正接受其他价值。

所以，只有打破这种优先性原则，才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虽然公共健康伦理建立在对集体利益追求的基础上，但是它并非必然要求排斥个人利益。公共健康伦理学关联着社会如何引导个人追求共同的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公共健康伦理学，反过来又是一种生命伦理学。它们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现实保持敏感。因此，公共健康伦理和生命伦理之间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在追求目标上是可以趋同的，只要双方保持对社会关系现实的敏感。

总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以共同善为引导的正义社会，而不是抱持“非干涉的自由”的幻觉，无视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在传染病暴发的背景下，国家有责任实施公共健康干预来保护民众健康。公共健康伦理学需要开放的视域，需要向权利话语开放；公共健康不仅需要国家权力，而且需要个人的参与。这也是人类获得健康和安宁的条件。

（摘编自朱彦明《公共健康伦理与生命伦理》）

材料一：

1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与人类自身的艺术创作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在于是否用“身体”创作。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之所以是“人工”而不是“人类”，就在于它不具备人类的身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深度学习的应用,人工智能的计算、学习、推理等能力具有了质的改变和提升。但即使人工智能越来越接近人类身体的某些功能。它终究不是人类的身体。而艺术创作与人类的身体具有密切联系。

2艺术家的身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动力。艺术创作的触发是由艺术家主体和外部客体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画家郑板桥画竹，正是因为他看到了“院中之竹”后，“胸中勃勃，遂有画意”,这个“画意”就是艺术创作的冲动。艺术家的身体对外界环境具有一种能动的选择性。这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是不同的。虽然人工智能现在也可以通过看图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微软小冰2017年就具有了“看图创作现代诗”的技能,但显而易见的是,人工智能的“看”与人类通过身体的“看”具有本质的不同。人工智能的“看”与其说是一种“看”,不如说是“数据分析”。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所看到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关于事物的数据、程序、编码等内容。通过分析所“看”之物的数据,人工智能再调动内存数据库，找到合适的模型、编程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

3艺术家的身体状态影响着艺术创作过程。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整个身体都会进入到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状态。如中国古代诗人写诗之前强调要进入到“虚静”的状态。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其实也是一种实践活动，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将自己的想象、情感、志向、思想等内容通过艺术表达出来。而对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来说,其艺术创作过程仅仅是数据的整合、模型的筛选等计算、推理过程。人工智能并不知道自己所“创作”的艺术为何物，对于它们来说，这些艺术仅仅是冰冷的数字与毫无温度的符号而已。与艺术家有生命的人的身体不同，影响着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是它数据库的大小以及学习能力的强弱。

4艺术家在创作艺术的过程中,也在改造着包括身体在内的整个自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当人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毫无疑问，艺术创作也是人类的一种劳动实践,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是把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艺术对象化出来,另一方面对象的特质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对主体形成了某种反作用。正所谓“文如其人”——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人如其文”——人也会受到文的反作用。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过程来说，即使它可以对人工智能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也仅仅是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的经验和情感的积累,而且这些积累是作为一种数据和符号保存在人工智能的储存器之中,这显然与人类本身的艺术创作截然不同。

5以上从身体的角度对艺术家艺术创作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区别进行了比较,并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的“身体”不同于人工智能机械化、数字化的“身体”。正因如此，我们才认为人类的艺术创作不可能被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完全取代。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存在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终究还是人类的艺术创作,只不过这里的媒介不再是人类的身体和基本的艺术创作工具,而是变成了具有某种智能的工具而已。所以，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积极作用可以表现为：一、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使得艺术创作变得智能化、模型化与便捷化；二、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可以使艺术品种类更加多样化,让人们的艺术欣赏具有更多选择性；三、为艺术创造提供更多可能性。

(摘编自张新科《艺术、身体与人工智能》)

材料二：

1在媒体沟通会现场,技术团队展示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的部分绘画作品,不论是构图、色彩还是虚实,小冰的作品都已经趋近于真人的绘画表达。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从现实的数据学习中融入了一定的情感表现能力,同时，因其对200余位艺术家画作的全面学习,还能在小冰的画作中看到人文历史的独特视角。相关专业人士评价小冰画作：构图很好,静物抽象的涂抹,动物造型的表现能力,艺术的感觉很准,假装不经意的表现。看起来极其不经意,但是该到的点都到了,而且又都能点到为止，整个画面随意而灵动,敢于大虚大实,敢于让很多东西淹没在黑暗之中。

2在小冰的命题创作《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系列中,观众可以惊喜地看到很多绘画先贤的“复活”：比如使用弗兰茨·马尔克的笔法绘制的在稻田中停落的飞机；比如好似莫奈绘画的人物徜徉在花海中,远处却是明灭的灰霾城市。可以想见,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一定会给视觉艺术的发展带来更多可能。

3可以这样认为,人工智能在创造领域的探索并不应以击败人类为目标，而应着眼于在达到与相应人类创造者的同等水准前提下,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优势,开启“高度定制化”的内容产业未来。

(摘编自“中国美术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