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数字时代信息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类文明正经历着空前的历史巨变。众所周知，文字与文献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人类社会生产、经济活动以及社会治理的需求。是导致文字和文献产生的原动力。人类社会的知识创造和积累、传承和传播以及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因为文字与文献的出现，获得了突破时空局限而有效进行的可能。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文字与文献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作为人类古典文明阶段留存下来的珍贵遗产，是今人认识和探索人类文明历史进程所凭借的最为重要的基本材料。世界上现存于世的古文字中，只有中国古文字资料最为丰富和系统，而且也唯有中国的这一古典文字系统当今依然在传承使用。中国文字与古代文献是传承和传播中华古典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信息资源库。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古文字作为中国文字的早期历史形态，在中华文明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的历程中，其传承和传播必须主动面对数字时代带来的挑战和影响，深入思考数字时代的新要求，积极推动古文字数字化进程。数字时代对古文字传承和传播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黄德宽《数字时代古文字的传承和传播》）

材料二：

尽管甲骨文常让人想到“古老”二字，但在甲骨文的研究历程中，各种前沿科技的运用屡见不鲜，并为甲骨学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甲骨学与计算机的结合就是这样的例子。早在20世纪80年代，甲骨文字的计算机编码研究就已展开，通过创建专门的字库、设计专用的输入法，甲骨文得以进入数字空间。20世纪90年代开始，两岸三地的甲骨文数据库次第兴起，各具特色的数据库不仅丰富了甲骨文的信息存储和管理方式，也促使甲骨文研究模式开始从纸质化向电子化转变。这些基础性先导工作，既是在甲骨学和计算机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同时也昭示了学科协同的无限可能。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推动甲骨学与计算机深度结合。人工智能使得计算机功能更强大，与甲骨学结合的领域更多样化，涌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比如，利用计算机缀合甲骨，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有学者发文探讨其可行性。受当时算力和算法的限制，一直难以取得实际效果。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近年来，已有多家机构实现了突破，这一设想终于成为现实。再比如识读甲骨文，过去只能依靠古文字学家的眼目，而现在有些小程序利用手机拍照功能，便让普通大众也能认出一些甲骨文。除此以外，甲骨图像校重、甲骨材质分类、甲骨文字体辨识、甲骨文残辞预测等等，这些过去只有甲骨学家才能涉足的领域，现在也都可以看到计算机的影子。

在甲骨学与计算机深度结合的背后，还有着更深的学科发展背景。放眼世界，“人工智能+古文字”的浪潮正席卷而来。以色列发现的“死海古卷”曾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人工智能通过“虚拟拼图”帮助残卷复原，又通过辨析古卷上的笔迹类型，推测出“死海古卷”的撰写人数。著名的人工智能团队Deepmind与古希腊文专家合作，不仅使得古希腊文字的修复准确率不断提高，而且还确定了这些文字的书写时期。所以，甲骨学与计算机的深度结合，也正是这一波浪潮中的一朵浪花。

为什么人工智能会与古文字碰撞出如此多火花呢？因为二者有很多天然的契合点。人工智能近期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恰好能与古文字密切联系起来。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人脸识别运用的是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技术，所有古文字本质上都是一种平面图像，识别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再如，运用广泛的语音识别、机器翻译，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而古文字是古代语言的一种书面形式，当然也可以成为自然语言处理的对象。还有大家经常用到的搜索引擎，背后都有知识图谱的加持，利用其中蕴含的知识；搜索引擎才越来越智能。而古文字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语言、历史、文化等知识的应用。结合知识图谱技术，便可以让这些知识服务于古文字研究。可以说，人工智能取得重要突破的这些领域，自然而然会让人与古文字研究发生联想。

在人工智能的助推下，古文字与计算机已经从初步连接开始走向深度结合，“计算古文字学”正在路上。与计算机素有渊源的甲骨学，无疑又走在这一深度结合的前列，“计算甲骨学”已经启航。伴随着这种深度结合，新的合作模式正在成型，新的发展特征正在显现。

（摘编自莫伯峰《“计算古文字学”正在路上》）

A．

B．

C．

D．

从屡屡创下收视率纪录的综艺节目，到各大博物馆开发的文创产品，再到回头率颇高的“汉服控”，近年来，传统文化不断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公众眼前。

传统文化正在成为一种时尚新潮，对10年前的很多人而言，这大约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悄然勃兴又猛然袭来的这股“国潮”，不仅让许多曾经对“传统”充满反叛心理的年轻人，心甘情愿成为传统文化的坐下门徒，也让整个社会有些始料未及，惊讶透着欣喜。

放眼望去，几乎年轻人感兴趣的每一个时尚领域，都不难看到传统文化的身影。曾经饱受争议的汉服社群逐渐从小众迈向大众，成了许多年轻人的精神图腾;古筝、二胡等传统乐器走出了曲高和寡的音乐厅，登上了弹幕视频网站的播放热榜;潮牌衣服、潮牌球鞋等这些年轻人热衷的时尚消费品，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呈现和使用传统文化的符号与要素;在小说、影视、游戏、文创等领域中，传统文化为原创者们提供着源源不绝的灵感源泉，而那些从传统文化之中脱胎，擅变而成的文化作品，更是备受青少年群体的追捧和喜爱。

在诸多影响传统文化“再流行”的要素当中，最关键的是两个:社会发展的需求与产业资本的流动。只有摸清其对传统文化复兴的具体影响，我们才能对这股潮流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认识、融入、引导这种潮流。

在这两大要素中，更重要也更基本的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任何一种潮流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兴起、流行，其原始动力必然是其迎合了当地社会在当时的某种迫切需求。工装裤的流行，迎合了二次工业革命中社会大众对生产便利的追求;社交网络的流行，迎合了当代人在网络时代对更丰富的人际联结的渴望……正如这些例子一样，原本给人以高深、保守、小众印象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进入流行的殿堂，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同样与中国社会在今天这一发展阶段的特定需求密切相关。这个需求，便是一个社会在崛起、上升期产生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肯定的需求。

社会需求为流行趋势提供的原动力固然至关重要，但却并不足以让一股潮流如此迅速地席卷而来一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资本的流动，起着不容忽视的催化与加速作用。传统文化“再流行”的风潮，正好赶上了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投资热点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从民生向文化方向转移的热潮。

对许多传统文化的民间传播者而言，产业资本的涌入“资助”了他们的个人爱好，甚至可以以此维生。对于时尚与互联网领域的那些大型企业而言，资本则给了其强劲的力量生产相关产品，推动传统文化的流行。而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本，使其最大程度地发挥正面作用，同时防范其负面影响，更是传统文化潮流的传播者有必要研究的问题。

传统文化的“再流行”，已经在这两大要素的影响下成了事实，因此似乎已经处于“完成时”。但与此同时，这股潮流将会走向何方，又将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依然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问题。对此，每一个身处潮流之中的人，尤其是那些对传统文化抱有真切热情的年轻人，都应当有更深刻的体察与思考。我们乐见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生机，也期待这股潮流能够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内涵，同时也要警惕其成为资本操纵下的消费狂欢。

(摘编自《悄然勃兴的“国潮”为什么年轻人情有独钟》)

“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陈秉公

①“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在历史上，汉字“和”与“合”有相近涵义。唐代学者孔颖达在解释《礼记•郊特牲》时说：“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存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②“和合”理念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必须按礼行事。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③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应和睦共处、相互合作。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④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⑤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⑥从宇宙观、“天下”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把握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实际，我们就可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摘自2018年11月8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村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着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节选自《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游牧文化是从事游牧生产的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是一种以自然环境(草原)和生产方式(放养畜群)、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为基本条件的地域性文化，包括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具体要素。北方游牧文化则是指历史上生活在中国北方和西北方广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所创造的文化。

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深远影响的北方草原上的族群，唐以前是匈奴族，唐以后是蒙古族。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居住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不建城市，不从事农业生产，社会结构松散;与畜牧一同转移，牧养着多种牲畜，“逐水草迁徙”;善于骑射，崇尚英雄;以肉、乳为食，衣动物皮毛。与中原汉族相比，北方游牧民族规矩少、约束少、思想负担少、行政限制少，所以行动起来及时自如，效率高。

《汉书·匈奴传》又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胡”在汉代主要是指匈奴;汉以后，“胡”成为中原汉民族对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统称。“胡人”既自诩“天之骄子”，当然不会制定“小礼”，更不会用“小礼”作茧自缚、自寻烦恼。其实，这正是北方广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共同特点。

可以看出，虽然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都是建立在各自地理形态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地域性文化，但与固守土地、男耕女织、讲求人际关系的农耕文化不同，游牧文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畜群、草场、牧人构成了游牧的基本条件。北方游牧民族善于骑射，不断地游动、迁徙，与严峻的生存环境抗争，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培养了豪侠尚武的精神，粗犷豪放、坚韧顽强的民族个性。

以唐诗而论，盛唐诗是唐诗繁荣的顶峰，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高水平，有自己独特鲜明的美学特质，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与美学的典范。文学史家所称的“盛唐气象”让后人追慕不已。盛唐诗雄浑壮美，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充满阳刚之气，既与盛唐强大的国力、广阔统一的疆土、开放的文化政策有关，也与盛唐人尚“胡”，即普遍主动接受来自以游牧为主的北方各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在历代王朝中，唐朝与外族接触最为频繁，接受外来影响最为显著，是秦汉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对此，近代学者一致认为，北方游牧文化对唐诗的题材、风格、审美取向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北方游牧文化扩大了唐人的视野，培养了唐人的英雄主义情怀，为唐诗提供了大量鲜活的题材，空前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内容。

(摘编自高建新《北方游牧文化浸染下的唐诗》)

有一些科学家不同意“演习说”。他们指出，游戏行为并不限于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同样需要。他们举出不少成年动物游戏的例子。对于成年动物来说，不存在用游戏来演习生活的需要。他们还指出，有些动物的游戏与生存适应毫无关系，例如河马喜欢玩从水下吹起浮在水面上的树叶的游戏，渡鸦喜欢玩从雪坡上滑下的游戏等。这些科学家认为，动物游戏是为了“自我娱乐”，而“自我娱乐”是动物天性的表现，正像捕食、遥避敌害、繁殖行为等是动物的天性一样。越是进化程度高、智力发达的动物，这种“自我娱乐”的天性越强。游戏正是这种自我娱乐的集中表现。通过自得其乐的游戏，动物紧张的自然竞争生活得到某种调剂和补偿，它们在生理上、心理上容易保持平衡，从而得到一定的自我安抚和自我保护。因而，不仅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需要游戏。以上假说可以称为“自娱说”。

不久前，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生理学家汉斯·特贝、哈佛大学社会生物学家斯塔·阿特曼等提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假说——“学习说”。他们认为，游戏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习行为。特贝曾经在卡那里群岛上研究黑猩猩的学习行为。他发现，如果给黑猩猩一根棍子，它们就会用棍子做出各种游戏行为：会用棍子互相赶来赶去，像人们赶鸭子似的；也会用棍子去取挂着的食物。经历过这种游戏的黑猩猩，在今后生活中容易学会使用棍子。同样，“捉迷藏”和追逐游戏，也使动物学会利用有利地形保护自己的本领。游戏的实践性强，能产生直接的效果反馈，对锻炼动物的速度、敏捷、躲藏能力、争斗能力和利用环境的能力很有效。游戏向动物提供了大量机会，使它们能把自身的各种天赋技能和复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巧妙地结合起来，因而无论对幼小动物还是成年动物，游戏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学习行为。

在当今时代，文学发展面临诸多不利或有利条件。

就不利条件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不管我们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接受，文学的日趋边缘化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极为复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化和资讯的日益发达，原先属于文学的天然权利正在逐步丧失。从文学的教育功能来看，社会教化的责任主要由小学、中学以及高等院校来承担；从文学描述、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来看，现代媒体早已取代文学，成为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信息终端；而从娱乐功能方面来说，文学也已经有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那就是当今社会形形色色的娱乐和文化工业体系。举例来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读小说还是日常生活中首屈一指的文化娱乐和消遣方式，而在今天，我们的业余时间大多为看电视、旅游、玩电子游戏、上互联网等娱乐方式所占据。

虽然文学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但我们无需为此感到担忧和悲观。因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学从来都是一项既非重要亦非不重要的事业。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之所以会对文学在往昔的辉煌念念不忘，完全是因为文学黄金时代的出现。这里所说的“黄金时代”，指的是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差不多两百年的文学发展时期。在这个时间段中，由于现代小说的兴起，文学的声望和影响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然而，这个黄金时代在文学整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只不过是一个特例。也许会有人问，这个黄金时代怎么会突然出现，又很快消失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按照伊格尔顿在《英国文学的起源》中的说法，文学之所以会忽然变得重要，首先是源于西方宗教的衰落，其次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人的异化和情感分裂。人们把文学视为治愈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良药。而在近代的中国，为了启蒙大众，抵御外侮、挽救危亡，文学的作用和功能也被大大强化了。众所周知，梁启超在《论文学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把小说的作用归结为“熏、浸、刺、提”四个方面，并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在于小说不发达，而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亦着眼于对社会的启蒙和疗救。

伴随着文学黄金时代出现的是一系列文学制度、写作机制、文学观念的重新确立。比如说，现代版权法的产生，从根本上规定了作者对作品的所有权，使得文学的商品属性凸显出来，原本无利可图的文学作品可以进入市场流通，文学作者终于可以获得合法和稳定的报酬。这也反过来刺激了写作和文学作品的出版。再比如说，由于大学设立了文学专业，也使得原先处于“业余状态”且多少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文学，成为一门科学。20世纪的文学理论空前繁荣，精彩纷呈，而文学的科学化始终是其重要内核。

不管怎么说，到了今天，文学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并未衰落，它实际上不过是重新回到了常态化的状态之中。如今的社会上，充斥着“文学已死”一类的悲叹，对于这种看法，我们无需理会。其实，“文学已死”这类声音，早在15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文学在今天依然活得好好的。

（摘编自格非等主编的《文学写作》，有删改）

今天，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文学，正凝聚起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作家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与时代同行，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文学评论家也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个时候，用“中国派”来强调文学评论家的文化身份、立场站位和思想意识，更能触及文学评论的根本。

说到文学评论的“中国派”，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是不是还有一个“西方派”。回答是肯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评论家读西方理论就更普遍、更深入。读来读去，一些人就读成了“西方派”评论家，另一些人则成为“中国派”评论家。前者容易当，留个学，读些书，接受个思想体系就可以了。后者不容易当，光留学读书不行，还得读懂中国经济社会这部大书。所以现在中国文学评论家群体里，总体态势还是前者多，后者少。

做一个中国文学评论家确实很难，难就难在读懂中国这部大书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一条披荆斩棘的艰难之路。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受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因此这部书很难读，可是越难读、越读不懂，才越要去读。一个中国的文学评论家，必须要有读中国大书的文化自觉、责任担当和意志品质。对文学评论家来说，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才能认识把握中国文学的基本规律，才能准确把握文学的基本关系，也就是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能有这样的思想站位，文学评论的许多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其实，在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时代，文学基本关系有时很脆弱，不时会出现被模糊被动摇被颠覆的风险。基本关系不稳固，文学发展就会出问题，基本关系变了，文学的本质也就变了。挑战文学基本关系大都靠文学思想、文学评论。比如，用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文明冲突论来否定或妖魔化中国革命历史，否定或妖魔化新中国和改革开放，从而图谋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和性质。比如过分宣扬西方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并渗透到中国的文学观里，深度影响文学意识形态。比如用金钱和市场绑架文学，把文学变成金钱的奴隶。比如用西方的文学思想和体系来建立文学标准，引导中国文学向“西化”渐变等。对文学基本关系的挑战日益严峻，使得中国文学评论建设十分紧迫，这也在考验中国文学评论家的责任担当意识和攻坚克难的意志。

文学评论家的作用不言而喻。19世纪俄国历史转折时期，既有一大批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这样伟大的作家，也产生了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样伟大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共同开辟了俄罗斯影响世界的文学时代。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力量正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我们需要产生伟大的中国作家，也需要产生伟大的中国文学评论家。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愿景，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中国自己的文学评论家，才有中国文学评论的未来。

（摘编自张陵《做文学评论“中国派”》）

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的规则体系。在道德规则体系中,道德基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一个人认同社会共同体普遍信奉的道德基准,并习惯于遵守和践行这个道德基准,他就具备了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基本德行。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二是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用来评判和确认一个人的基本德行。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耕自然经济是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父子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从生到死生活在一起的熟人圈子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风俗习惯制约着人们的绝大部分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孝”被确立为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其中着眼于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彰显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回答了人们处理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基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

中国古代文人以诗书入画，于山水、花鸟等自然物象中寄兴托志、抒情达意，自王维，经苏轼、赵孟頫、董其昌诸先贤，成文人画一脉，传至当代，不断开创写意新境。文人画讲究笔墨情趣和诗书画印综合修养的传统、画格简淡的境界追求，以及崇尚和谐仁爱的审美理想，在当下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赵孟頫的“作画贵有古意”，和韩愈的散文中“文以载道”的复古理论其实是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说，赵孟頫是南宋院体向元代文人画过渡的一个桥梁，这也是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性之所在。赵孟頫为什么提出画要有“古意”？他说，画无古意，百病丛生。画无古意，虽工无益，这一切的根源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尚朴的理念。

尚朴即主张俭朴，是不拘泥于外象的一种文化追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凡所有象皆是虚妄——眼睛所看到的象，都是会时刻变化的幻象，因此要追逐内在的真实，追逐宇宙真理，追逐人的真性情。说到底，就是追逐“大道”。“道”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失道则病，得道则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绘画莫不如此。

绘画必须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也就是尊道而行。所以，赵孟頫提出“书画同源”，这里的“同源”就是同一道源，书画都是从大道而来，这就是文人画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找到事物本源的大道，便占有了整个宇宙。这就是中国的哲学。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化中，让我们从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找到它最积极的力量。

要从文化的本源看待文化精神和审美。审美的根源是什么？是文化。文化的根源是什么？是众生的根本利益。凡是符合众生根本利益的文化，就是正确的文化，就有正能量。利益有眼前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之分。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应该找到符合众生、符合全人类根本利益的文化，而从这样的文化生发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审美。

《淮南子》有记载，东方有君子之国，《山海经》亦云其人好让不争。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建立和谐世界、世界大同的一颗种子，一颗文化种子、尚朴的种子。我们不是不重视经济，但我们不追求奢华；我们不是没有竞争，我们的竞争是争之以理的君子之争。《淮南子》的“君子之国”比《老子》“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还要高。老子的理念是独善其身，是出世的，《淮南子》讲的好让不争的君子之国，却可以适用于整个世界。就像习总书记所说，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国与国之间携手共商未来，这样还会有战争吗？这岂不是人民的福祉？我们对经济发展的态度，也是在道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大自然，而不是无限制地追求。这就是东方人的适可而止、中庸之道。

中国文人画的特点恰恰就在于此，核心就在于此。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系，我们要尊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乃至为世界创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选自《文人画的现实意义》，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