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里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伴生的社会动荡、国内战争、外敌入侵，世界上很多辉煌一时的伟大文明就此覆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提出，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自然灾害的频仍直接相关。而后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古埃及文明、两河领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瘟疫的暴发，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及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迅速瓦解。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仍，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作“韧”的精神。这种“韧”的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安然渡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统国家出现的前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各抒己见，提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种种方案，形成了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百宝箱”。其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敛、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东亚“儒学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庄子》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当今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加速、高度紧张的时代。在高速的社会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暴发，使我们能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回顾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敛的另一面。

实际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一种“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地聚居而发生，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而近三百年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对自然的征服、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的时期。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不要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能够纠正“生态扩张主义”的偏失。

(摘编自王学典《从战疫看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

材料一：

云冈石窟是一部北魏王朝的断代史，它以一座山的雕刻将拓跋鲜卑的发展盛衰刻录在山崖峭壁上，每一座洞窟都是一段历史的铭记，每一尊佛像都是瞬间的回想。要探究北魏，不到云冈来是不行的。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王朝的鼎盛时期，把北魏的诸多文化元素包容其中。北魏历史上因有“太武灭佛”和“文成复法”的历史事件，才有了云冈石窟的开凿。当然，佛教的发展与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必要条件。文成帝和平元年(460)，由高僧昙曜主持，①在武州山“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的“昙曜五窟”(16-20窟)，是为“太祖以下五帝”而雕琢出来自“如帝身”的大石佛，体现了“人神合一”“帝佛合一”“政教合一” 的政治主张；第5、6窟的开凿以及“二佛并坐”形象在石窟的大量出现，都隐秘地体现了北魏王朝政治和宫闱斗争的背景。第38窟“幢倒伎”的杂技浮雕，精彩再现了北魏时期民间百戏的高超技艺，让我们看到当时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状态。第61窟中房屋和城门的整体结构造型，第 9 窟中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式样，第12窟东西壁层檐下的“人”字型和“狮子"型斗拱，以及石窟中浮雕的塔、台阶、屋字等建筑形制的雕刻，都以实物形式记录了北魏平城时期的建筑原貌。②难怪梁思成先生在考察完云冈石窟后感慨：“在云冈石窟，我们得见六朝遗物……。” 被称作“音乐窟”的第12窟，形象地展示了北魏时代乐器、乐队、舞蹈等，成为艺界研究北朝音乐、舞蹈历史的实证。

云冈石窟融雕塑、绘画、题记、碑刻、建筑、文物等为一体，是研究北魏王朝独一无二的实物资料，③是静态的、无声的 DV。云冈石窟以宗教石刻的形式，折射出北魏王朝的政治斗争、社会发展、民俗风情。云冈石窟是研究北魏历史文化的博物馆，是一部石刻的《魏书》。

（取材于《刻在石头上的北魏王朝》，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石窟艺术最早要推北魏洞窟。在北魏时期，从云冈早期的威严庄重到龙门、敦煌，特别是麦积山时期的秀骨清像、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那种神采奕奕、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形成中国雕塑艺术理想美的高峰。

跟长期分裂和战祸连绵的南北朝相应对的，是隋唐的统一和较长时间的和平和稳定。与此相适应，在艺术领域内，从北周、隋开始，雕塑的面容和体态开始明显地变化，经初唐继续发展，到盛唐确立而成熟。

秀骨清相、婉雅俊逸明显消退，隋塑的方面大耳、短颈粗体、朴达拙重是过渡特征，到唐代，便以健康丰满的形态出现了。与那种超凡绝尘、充满不可言说的智慧和精神性不同，唐代雕塑代之以更多的人情味和亲切感。佛像变得更慈祥和蔼，关怀现世，似乎极愿接近世间，帮助人们，是作为管辖世事、可向之请求的权威主宰而存在着。

儒家思想渗进了佛堂，唐窟不再有草庐、洞穴的残迹，而是舒适的房间。菩萨不再向前倾斜，而是安安稳稳地坐着或站着。更重要的是，不再是概括性极大、含义不可捉摸、分化不明显的三佛或一佛二菩萨，而是分工更为确定，各有不同职能，地位也非常明确的一铺佛像或一组菩萨。这里比以前远为确定的形态展示出与各种统治功能、职责相适应的神情面相和体貌姿式。本尊的严肃祥和，阿难的朴实温顺，迦叶的沉重认真，菩萨的文静矜持，天王的威武强壮，力士的凶猛暴烈，或展示力量，或表现仁慈，或显映天真作为虔诚的范本，或露出饱历沧桑作为可信赖的引导。这样，形象更具体化、世俗化；精神性减低，理想更分化，不只是那含义甚多而捉摸不定的神秘微笑了。自南北朝以来，儒佛道互相攻讦辩论之后，在唐代便逐渐协调共存。而宗教服务于政治、伦常的儒家思想终于渗入佛教。在艺术上，唐代佛教雕塑中，温柔敦厚关心世事的神情笑貌和君君臣臣各有职守的统治秩序，充分表现了宗教与儒家的同化合流。这里的佛堂是具体而微的天上的李唐王朝、封建的中华佛国。它的整个艺术从属和服务于这一点。它的雕塑具有这样一种不离人间又高出于人间，高出人间又接近人间的典型特征。

（取材于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材料三：

莫高窟、龙门石窟的营造与兴建，都与北魏王朝和云冈石窟有着不解之缘。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千米处的鸣沙山断崖上，又名“千佛洞”。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迄今保存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多种类型洞窟735个，其中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为492座。壁画面积约 5000平方米，彩塑 2400 余身，唐宋木构窟檐5座。1900年，于藏经洞(今编号第17窟)内发现西晋至宋代经、史、子、集各类文书及绘画作品5万余件。

在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492座洞窟中，北魏窟占了32座。在这些洞窟中，无论造像题材的选择还是雕刻绘画的表现方式，无论是造像组合还是佛龛布局均可找到云冈模式及北魏造像艺术的影子，特别是西魏洞窟中流行的“秀骨清像”似乎让我们回到了塞北。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南郊12千米处的伊河两岸。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大量修建寺院、佛塔，并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依山开窟造像，创建龙门石窟。经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雕凿断断续续达400年之久。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北魏洞窟约占30％，唐代占60％，其他朝代仅占10％左右。龙门石窟是历代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云冈石窟造像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逐渐变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这些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坚劲质朴。北魏晚期人们崇尚俊秀，因面“秀骨清像”成为一时的艺术风格。

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北魏分裂的35年间，是龙门开窟雕造佛像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大都集中在龙门的西山上，其中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十几个大中型洞窟。开凿最早的是古阳洞，比较著名的是药方洞，药方洞因其洞窟内刻有140余方古代的药方而得名。这些药方比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还要早。北魏王朝在洛阳龙门开窟造像活动的终结以宾阳中洞的停工为标志。

龙门石窟是继云冈石窟后又一座由皇家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寺，是云冈样式的继承与发展。

（取材于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材料一：

“嫦娥五号”探测器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4个部分组成。“嫦娥五号”发射的困难主要在于4个方面：月球轨道的交会对接、月面采样、月面起飞和高速返回。成功落月后，它将在月球表面采集约2公斤重的月面土壤等样本，然后封装放进着陆器的上升段。随后，轨道器携带返回器点火飞向地球，在进入大气层前分离，轨道器脱离于太空中，返回器将降落在内蒙古境内。

（《经济日报：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

材料二：

北京时间12月2日4时53分，探月工程嫦娥五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完成了月球钻取采样及封装。

探测器于12月1日23时许成功着陆月面后，开展了太阳翼展开、机构解锁等相关准备工作。目前，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正按计划进行表取采样。嫦娥五号探测器自动采样任务采用表钻结合、多点采样的方式，设计了钻具钻取和机械臂表取两种“挖土”模式。

（《北京日报：嫦娥五号探测器完成月球钻取采样及封装》）

材料三：

北京时间12月6日5时42分，嫦娥五号上升器成功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交会对接，并于6时12分将样品容器安全转移至返回器中。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据介绍，从嫦娥五号上升器进入环月飞行轨道开始，通过远程导引和近程自主控制，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逐步靠近上升器，以抱爪的方式捕获上升器，完成交会对接。

专家表示，此次交会对接是在距离地球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轨道实施，受制于月地返回窗口、热控、能源等约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要精确预测两个航天器在月球轨道上飞行的位置和速度，达到交会对接所需的精度，对地面测控系统和导航控制技术都提出了很高要求。进入交会对接过程的近程自主控制阶段，只能由航天器上的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智能自主完成，技术难度很大。

（人民日报：《我国首次实现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嫦娥五号将择机返回地球》）

材料四：

12月6日12时35分，嫦娥五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与上升器成功分离，进入环月等待阶段，准备择机返回地球。按计划，嫦娥五号将于12月中下旬返回地球。

在我国历次探月任务中，从月球轨道上回到地球则是第一次。当嫦娥五号轨道器携返回器由月球向地球呼啸而来，在接近地球大约5000公里高度时会将返回器释放出来。随后返回器将独自以每秒约11公里的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比从近地轨道返回地面的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要快得多。

为了解决减速难题，科技人员设计了半弹道跳跃式返回的办法。当返回器进入地球大气层后，经过减速，将再次跳出大气层，随后再进行第二次进入大气层。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返回器速度就将从十几公里每秒降低到七点几公里每秒，从而达到安全降落地面的目的。

（人民日报：《科技自立自强·逐梦深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举措及时应对，有效遏制了疫情进一步蔓延，充分保障了中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其优异表现凸显了中国人权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与西方人权理念多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不同的是，中国人的人权认知具有强烈的家庭观念特征。在中国人看来，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关系网络中，而家庭是中国人最为重要的归属。在家庭生活中，每个人对于家庭其他成员都具有相应的义务与责任，父母有抚育子女的责任，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强烈的家庭责任观念影响了中国人对权利的理解。中国文化对家庭责任的强调，要求每个人都应珍视自己的生命权，贸然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会被认为是没有责任感、不成熟的表现。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多数中国人都能够自觉地佩戴口罩并居家隔离。而欧美国家疫情大范围暴发后，大量民众仍然不顾紧张的疫情形势外出聚会游玩。政府即便发布了禁足令，仍无法阻拦民众冒险外出。西方社会对个体自由的过度追求给疫情防治带来了巨大困难。

西方人权理念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欲望的正当性，认为人作为一个自然人就应当享有各种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人权。西方人权文化将人理解为“欲望的主体”，其一大弊病在于容易忽视人类内在的道德潜能，也容易导致权利的无限膨胀与滥用。相比之下，中国人习惯于从道德视角理解人与权利。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生命权固然是每个人都珍视的重要权利，但人不仅有生物性的一面，还具有超越性的一面，中国文化不主张将人权绝对化。中国文化强调人的道德超越性，受此影响，在面对大灾大难时，中国人总能迸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与“不避义死”的无私奉献精神。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以共产党员为先锋的数万名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火速赶往疫情第一线，广大社区工作者、基层干部、志愿者、快递小哥等，放弃节假日休息，坚守工作岗位……这种超越个体权利考量的无私奉献精神，为我们汇聚了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强大力量。

西方人权理念强调个人独立与个人自治，将个体与国家关系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对抗关系。政府偏向承担消极的“尊重”义务和事后的“保护”义务，缺少更加积极的措施为人的发展创造适宜条件，不可避免造成人权理念与实践的背离。英国在疫情初期所推出的“群体免疫”政策便是典型，这对民众生命健康权造成极大侵害。在中国人看来，西方社会过度强调政府的消极不作为，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权能，在危急时刻反倒使人权无法得到充分实现。面对疫情，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将公民生命健康权作为第一位的基本人权予以保障，尽最大能力让每个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

此次疫情，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西方人权文化所存在的诸多弊病，而中国人权文化对个体责任的强调，对权利义务相平衡的追求，对两类人权协调推进的重视，无疑是对现代西方人权文化的重要中和与超越，在疫情防控中得到了积极展现。

(摘编自尚海明《疫情治理凸显中西人权文化差异》)

材料一：

一网友无意中发现，自己在某网站经常预订的酒店房间价格在380 -400元之间，而用朋友的账号查看时，同一房间的价格只有300元左右。老客户看到的价格居然高于新客户！该网友认为自己遇到了大数据“杀熟”。

大数据“杀熟”行为，经济学上称为“价格歧视”，指同样的商品或服务，在不同的市场面对不同的顾客，采用差异化定价。这与生活中常见的套票、学生票等“差别定价”不同。“差别定价”时，商家的标准是公开透明的，消费者会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主动“对号入座”，本质上增加信息供给，促进了市场交易。而大数据“杀熟”却是有意放大信息不对称，利用企业数据、定价规则上的信息优势，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攫取更多的利润。

大数据“杀熟”的基础是大量的消费行为数据，主要来自消费者在相关平台的行为记录。当我们使用 APP时，我们的大部分行为都在被实时获取，变成一个个小标签，这些标签中，除了性别、地区、是否使用苹果手机等基本信息之外，还有你浏览了什么商品、看了多久、价位如何等等。平台根据这些给用户“画像”，对用户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于是，那些不起眼的小标签，有可能最终成了商家算计我们的利器。

要知道，消费者贡献数据，默认数字平台使用相关数据，其初衷是为了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即期望由此获得更安全、更有效、更便捷、更个性化的服务。而平台企业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杀熟”式差异定价，显然是一种对数据的滥用以及对社会信任的破坏，实质上可视为一种欺诈行为。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国家监管层面已经开始在互联网领域推出了反垄断法，进一步厘清用户数据使用范围权限，明确数据使用权利义务，建立更完备的法律保护体系。同时完善群众举报渠道，使用数据追溯技术，对违背诚信原则者，加大处罚力度。

（摘编自顾彦《你又被大数据“杀熟”了？》）

材料二：

打开叫车软件，目的地里赫然有家庭住址；使用搜索引擎，能自动补全脑中想打的字；浏览网页时，弹窗也总是推荐别处看过的商品……在大数据的算法面前，人的生活轨迹变得没有秘密可言。作为工具的电脑、手机，反过来像是盯着我们的眼睛，让不少人有种说不出的不自在。全面数字化的今天，个人隐私的形态和观念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如果说传统意义上，保险柜、房屋构成的物理空间就能守护我们的秘密，那么现代意义上的隐私，却可以转化为数据，借助一根网钱、一个路由器传遍各个角落。隐私是从个人生活过渡到社会生活的缓冲地带、安全阀门，一旦失去保护，不仅会扰乱日常生活，甚至可能让社会治理顾此失彼。经常会接到各类推销电话，对方甚至连你的爱好和近况都了如指掌，让人不堪其扰更不寒而栗。一些电信诈骗案，甚至酿成社会悲剧。

然而，为了生活便利让渡出一部分个人信息，可能是信息社会必然出现的发展形态。无论是分享经济，还是云计算，方便你我生活的经济形态和先进技术，恰恰都是建立在信息和数据的广泛共享之上。换句话讲，也只有将我们的生活细节数字化、虚拟化，更多优质的服务才能实现。比如，出行信息能够为城市交通的合理规划提供依据，对手机应用的评价能够帮助开发者提升用户体验，甚至我们发布的周边信息、分享的位置，还能成为公安部门追查犯罪活动的线索。可以想象，当物联网时代到来，我们将不得不让渡出更多的周边信息，以享受更高效便捷的生活。

就发展趋势看，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将成为玻璃房间中的摆件，我们需要以更合理的策略来保护个人的隐私尊严和生活场景的舒适度。首要的就是，不能以“授权”使用的方式让隐私保护变成一句空话。尽管心知每一次搜索、每一次用户注册、每一次账号关联，都有可能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他人窥探之下，但大多数人除了随着人流一起登上信息化列车，没有更好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讲，保护个人隐私既不能靠简单授权来约束，也不能停留在事后惩罚、追责的粗放思维中，而要在全社会范围实现对个人信息的精细化管理。一方面，这需要法律为个人信息的使用设定底线、细化规则。最新通过的民法总则首次写入了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在实践中还要通过“负面清单”等制度，一步步构建起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掌握海量用户数据的政府机构、企业和社会团体，也应该用好新的技术手段，减少个人信息的不必要曝光，同时建立可追溯的信息保护责任链条，防止信息泄露无从查起。

我们身处的大数据时代，就生活便捷而言是最好的时代，从隐私保护角度看可能是最坏的时代。无论如何，虚拟化、数字化、信息化已经在重塑日常生活的形态，我们只能不断升级“杀毒软件”，捍卫自己的生活。只要保持清醒，坚持扬长避短，相信我们能在信息玻璃屋上建立起属于这个时代的生活安全感。

（摘编自彭飞《大数据时代，隐私不能粗放管理》）

材料一：

挖掘非遗的市场价值，获得直观的商业转化，需要培养非遗的爱好者和创新者，即促进“注意力经济”向用户黏度更高的“粉丝经济”发展。在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语境中，拥有一定规模的忠诚粉丝群体，不仅意味着内容产品拥有了几何式扩散的渠道与动力，更意味着创作主体自身具有足够的变现能力与市场价值。

作为互联网与“4G+”时代特有的传播方式，短视频可以跨时空、跨地域向用户传播非遗文化，嫁接传统与现代，将非遗文化用新的方式还原到互联网用户的日常生活中。

抖音平台非遗传承人账号及粉丝、获赞数据

（说明：数据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12日）

短视频对于非遗的复活不只在于技艺的复现，更强调文化传承人所具有的匠人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通过在生活层面展示和理解非遗，引起了当代观众的情感共鸣和热烈讨论。大众对于非遗类短视频的交流互动，营造出信息、情感、精神共享的场域，满足了人们的归属感和民族身份认同感，极大地促进了非遗在短视频平台的传播。

（摘自朱烨青、王云庆《流量赋能：非遗在抖音平台的传播》，《人文天下》2020年第19期）

材料二：

数字技术的融入，将使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展现形式、传输手段等都发生极大变化。在具体将数字技术应用到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过程中，需借助信息技术手段科学改变文化的载体，并积极丰富非遗保护手段，使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得到广泛的宣传、有效的传承、完整的保护。一方面，可利用扫描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对传统非遗作品进行数字化转化。以数字的形式对其进行保存与传输，更好地存储传统载体。尤其在作品展示与宣传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利用数字版本或信息化手段，避免传统载体的损坏或丢失，从而达到高效保护的作用。另一方面，相关地区可积极创建数字化虚拟博物馆，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对经典故事进行编排与讲述。无论是信息记录、数字化处理还是建立虚拟遗产概念，都应从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视角出发，设计非遗保护手段或措施。

（摘自蒋卫刚《数字技术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应用》，《青年时代》2020年第26期）

材料三：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两部文化遗产基本法，到有关遗产保护利用创新的一系列特定领域的专项发展条例、指导意见、管理办法，我国形成了各种专项政策和法律法规互补兼容、相互推进的制度化网络，构建了文物保护利用、非遗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创新三条主线的保障体系，为高效率、高质量的遗产保护发展事业提供了制度支撑。

我国的遗产保护发展实践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遗产的概念、范畴和价值的理解日益开放包容，遗产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充实。我们所理解的文化遗产已经超越“架子上的文物”和静态的遗址、建筑的传统范畴，走向更宽泛意义上的包括景观空间、生活方式在内的“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不断深化，“大遗产”发展思维更加成熟稳健。

我国的遗产保护发展并非局限于单一的专业领域实践探索，而是融入国家和民族的总体性、时代性的战略部署。国家宏观设计越来越突显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地位，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进一步强化与遗产领域的交集和互动。多重国家政策的交织共力、相互呼应，体现了遗产保护发展的“大战略”理念。

（摘自林秀琴《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智慧》，《光明日报》2020年12月6日）

材料一：

传记文学古已有之，最初属于史学的领域，有“史传文学”之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很多人认为始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篇章。20世纪30年代，我国传记文学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此，梁启超、胡适功勋卓著。前者推动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重视塑造民族性格，后者倡导传记文学的创作，“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英雄传记、革命回忆录得到了蓬勃发展，作品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给人以震撼与激励。“文革”十年，传记文学发展缓慢，但仍有作家坚持写作，一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传记主题的开掘。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行进脚步，传记文学创作也开启新进程。社会思想解放，文化趋向多元，传记作家发扬现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记录真实的生活，表现中国社会发展中典型人物个性的丰富与复杂，创作数量大增。据统计，1949年至1983年国内出版各类人物传记图书共计3400多部，而1984年至1990年则出版了3700多部。1990年，我国进入转轨换型的市场经济社会，传记文学创作热点不断，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多样化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传主都有作家写，一个作家写多部传记，一个传主拥有多部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传记文学在题材内容开掘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以及更早的现代传记文学30年。同时，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成立，促进传记文学研究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研究人才辈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丰硕喜人。

当代传记作家创作热情高涨，记录改革开放的步履，讴歌体现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为时代立传、为国家立传、为人民立传，真实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故事。

（取材于全展、李炳银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传记发展到当代，早已突破“生者不立传”的传统，涌现出大量为尚健在者立传修谱的作品。同时，传记的庄严神圣感被淡化，除了具有杰出成就的伟人、名人为书写对象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与风尚的寻常百姓也进入传记作品，立传成为普通人可享受的一种文化待遇。传记文学内涵和外延扩展，可以立传的人物对象越来越宽泛，可以立传的对象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当今的传记文学已从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为城市、江河湖海、大桥道路、沙漠绿洲立传，为一切自然有机体、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展历程、有自身来龙去脉的事物立传。如《我的天堂》描写苏州改革开放历史，《大江魂》为长江立传，《大国重器》为中国火箭军作传，这些新传记的传主是城市、江河、部队等“泛生命体”，细致深入地展现了具体事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考据考证详尽准确，具有鲜明的传记作品特色。

传记文学繁荣发展，学者们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上世纪初我国现代传记的发展，与对国民精神的改造与培养有着密切的关联，传记家们多为学者，大都心怀社会责任意识来推动传记事业。当前，学者传记是当代传记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形式之一。学者写传聚焦传主的生平故事与思想人格，彰显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叙述笔墨又常带感情与温度，具有精神厚度与智性品质。

当下，传记文学发展处于黄金时代，但在传记日益走向通俗化的趋势下，一些传记作品有“隐恶”“虚美”的表现。维护传记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家们应在守正基础上创新，“不虚美，不隐恶”，努力挖掘探究，艺术地塑造传主形象，创作优秀的传记作品。

（取材于李朝全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中医药强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调和致中”，这些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核。中医药还提倡“三因制宜、辨证论治”，“固本培元、壮筋续骨”，更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原创的医学科学，从宏观、系统角度揭示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深深地融入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健康文化和实践，成为人们治病祛疾、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重要手段。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屡经天灾、战乱和瘟疫，却能一次次转危为安，人口不断增加、文明得以传承，中医药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医药在不断汲取世界文明成果、丰富发展自己的同时，也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在明清时代就传遍世界。《本草纲目》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达尔文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抗疟药物“青蒿素”的发明，拯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摘编自《<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

材料二：

图1：2014—2018年中国药品流通行业中成药类销售总额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图2：2014—2018年中国中药饮片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据介绍，中医在新冠肺炎救治过程中优势明显，尤其是对于轻症病人，能提高治愈率等，现已形成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和中西医结合的“中国方案”，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药方。

2019年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今年2月，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外宣布，通过对214名患者的临床救治，中医药的治愈率达90%以上。中国对中医药的有效利用，使海外媒体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讨论热度显著提升。

法国新欧洲集团董事长陈翔介绍说，法国侨界通过“云诊所+中成药”解决了很多华人对病情的疑问，通过中药有效降低了轻症转重症的发生率，好几位患有轻症新冠肺炎的华人患者都痊愈了，中医成为法国华人新冠疫情防控的一大亮点，中医在海外抗疫中做出了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中医药在海外要进入医院抗疫却并不容易。在一些国家，医药法律尚未承认中医药的地位，目前中药汤剂还无法在医院内使用，国内捐赠的中药多用于华人社区和医护人员的预防性用药。据悉，连花清瘟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一是国际注册，目前只在少数国家注册，各国对中药产品的注册要求各不相同，制约了连花清瘟在全球的上市推广；二是国际物流，由于疫情影响，国际物流通道不畅，影响了药品的全球市场覆盖。

这种情况出现，既有观念文化差异影响，也有不同国家之间法律法规的限制。中医药走向世界，可以从中成药开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包括中医药的振兴。国际舞台上中医药能体现出我国的文化自信。作为媒体，既要增强媒体的使命感，做好中医药发展的记录者；同时增强媒体的认同感，做好中医药发展的推动者。

（摘编自《国际舞台上中医药身手不凡》，《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