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余年来，作为我国独特的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在历经辉煌、困顿和沉寂的过程中，书院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英才的重任，如至今仍然“活着的书院”岳麓书院就是其中的典范。在新时代，书院的功能应定位于文化活动空间，是文化传承和蕴蓄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实现双创推动文化繁荣的活态化载体。

文化传承是书院存在的重要功能。优秀传统文化是全球化时代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我们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可以说，书院对我国教育、学术、建筑、藏书等事业的进步，对民风民俗的养成，对中华文明的传播都作出重大贡献。书院本身就是一种活的文化载体，受古代文化传统中以山水比德和隐士文化的影响，作为体验传统文化的基地和传承传统文化的空间，只有使之活态化地成为当今文化实践的场所，让学生的琅琅书声和文明礼仪教化激活书院的灵魂，成为区域文化高地，才是对它最好的利用和弘扬。过去是讲堂，现在是文化传承、文明守护、文化创新和文化价值传播的空间。

除了文化传承，独立自主的理性精神的蕴蓄应是书院存在的另一功能。书院的终极意义是给人以思想，教人们学会思考。儒家特别注重成人教化，个人立足于社会最重要的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书院的教育往往以此来展开，这是一种精神的启悟。中国文化追求知行合一，书院的特点之一就是求道与求学的统一，也就是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的统一。这种独立自主、理性批判精神，在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强国进程中格外值得重视。如岳麓书院就承载了湖湘文化精神的传统:经世致用、关怀现代、关心社会等等，王夫之、魏源等诸多彪炳史册的人物，都曾受到其思想和精神的浸润。

书院文化的复兴，不能止步于有形的物质层面的建筑，而要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使之成为令人向往的人文高地。它给予人们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需求，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启迪，一种适合当下又再现传统的生活。因此，书院文化的复兴不是打造多少个文化运营空间，而是一种生活品质和审美品味的塑造，它旨在提升当代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

(摘编自范玉刚《书院的文化传承及精神蕴蓄》，有删改)

古人在研究睡眠时，认为“能息心，自瞑目”，倡导“先睡心，后睡眼”。其实醒觉上也有个“醒眼”与“醒心”的问题。眼已睁开心还没醒，这不是真正的醒。医学上提倡醒后先养养神、醒醒心，尔后再睁眼下床，否则可能会出现视力模糊，还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

社会生活中，也有类似眼虽醒而心未醒的现象。比如，有的人见虎一毛而不见其斑、见树摇而不见风、见衣衫而不见人；有的人观事睹物分不清轻重与大小，甚至辨不清黑白与美丑；还有的人只能看近、看浅、看粗，不能看远、看深、看细。这些多是只用眼看、不用心看的缘故。

现代社会的千姿百态常让人眼花缭乱，错误的东西也往往披上时髦的外衣，打着进步的幌子，许多是非问题并不像“泾水清清渭水浑”。看问题光凭眼不靠心，很可能“成像”与“真相”出现偏差，做出错误判断。常有贪官狱中悔恨在位时“瞎了眼睛”，实际上根本的还在于“迷了心窍”。

孙思邈在其经典著作《千金方》中提出“息心”，讲究“半醉酒，独自宿，软枕头，暖盖足”。还有人认为，要“勿想杂念”。前者讲的侧重外在环境，后者说的是内心世界。其实，“醒心”又何尝不取决于生态之“清”、心灵之“净”呢?如今党风、政风、民风不断向好，“醒心”的外在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关键是作为个体需要打扫好心灵卫生，清除掉那些让人执迷不醒的私欲杂念。有了对人民的赤诚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利益的平常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反过来作用于环境，也就形成了“醒心”的良性互动。

点眼药水有助于眼醒，“喝墨水”有助于心醒。拥有智慧的心，才有明亮的眼。比如要学点政治，“政治乃众人之事”，一个关心政治、了解政治的人，才可能是一个心怀全局、登高望远的人；比如要懂点哲学，哲学是“聪明之学”，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那难免会看错人、做错事、走错道；比如要知点历史，历史是前人的“百科全书”，知往才懂得观来。有字无字之书读得越多，心灵越是清醒亮堂。

醒心，有时离不开旁人“叫醒”。人难免会遇到犯困打盹或闹铃不响的时候，领导、同事、家人等“推一推”“喊一喊”，帮助提个醒，可以避免“睡过头”。当然也有人不识好歹，你热心叫他醒，他反而冲你发火。越是这种情况，越表明需要人叫醒。这些年，要求党员干部习惯在监督下工作生活，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确实是严管中透着厚爱。同志之间都应有这样的“叫醒意识”，多提醒，多敲打，看似与人“过不去”，实则让他“过得硬”。

《大学》里讲，“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养一番“醒心”的功夫，方能耳聪目明，察细微、看本质、观大势。

(摘编自马洲兵《“醒眼”与“醒心”》

①历史上的文人雅集有很多，流传至今令人神往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东晋绍兴的“兰亭集”，另一个便是北宋汴京的“西园雅集”。西园是北宋驸马都尉王诜的宅第花园，这里“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苏轼《水龙吟》中“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的“西园”写的就是这里。宋神宗元丰年间，王洗曾邀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以及日本圆通大师等16位文人名士在此游园聚会。后来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米芾写了《西园雅集图记》，使“西园雅集”成为后人追捧摹绘的主题。马远、刘松年、赵孟頫、唐寅、丁观鹏等都曾画过《西园雅集图》。

②北宋之前的园林是权贵阶层财富与势力的象征，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北宋的文人园林走出了另一派风格，小园小山，便可达到老庄思想中逍遥游于物外的境界，成就了中国独特的园林美学。比如司马光的独乐园，“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橼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曰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蕃菱草为之尔”。然而这样的小园，却颇为世人欣慕，以此为题的诗文也风行于世。所谓构园必题名，司马光的园子名为“独乐”，体现了他的价值取向：“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框，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

③苏州的沧浪亭亦然。今天我们去参观沧浪亭，依然觉得这里一步一景移步换景，亭台水榭相得益彰，假山古木妙趣横生。不过我们最在意的也许还是它背后的故事。北宋庆历四年新政失败后，苏舜钦在汴京遭贬谪，翌年流寓吴中，见孙氏废园，以四万钱买入，在北面筑亭，名“沧浪亭”，取屈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他自号沧浪翁，作《沧浪亭记》，并常与欧阳修、梅尧臣等作诗唱酬往还，沧浪之名遂传播甚远。苏舜钦去世后，此园多次更换主人，元代时已废为僧居。明代归有光还写有《沧浪亭记》。但大家始终不忍其真正荒芜。1927年，沧浪亭已是荒芜塞径，吴郡画家吴子深慷慨出银，整修园林，历时年余，面貌得以恢复。如今，沧浪亭作为苏州最古老的园林，与狮子林、拙政园、留园一起列为苏州宋、元、明、清四大园林。2000年，沧浪亭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增补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④除了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北宋文人的造园热情随着他们的外放足迹在苏州、南京、济南、杭州等城市延续。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苏轼笔下的超然台、王安石笔下的半山园、范仲淹笔下的岳阳楼……这些古建筑都有与之相关的诗文典故流传，因而被后人分外珍惜，屡废屡建，成为今天仍能惠泽我们的文化遗产。

⑤宋代文人对于中国园林的影响是深远的。“亭中待月迎风，轩外花影移墙”，造园如作诗文。“远山无脚，远树无根，远舟无身”，这是画理，亦是造园之理。诗情画意的园林在宋代真正得到了发展。建筑学家曹汛在《中国造园艺术》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先后有三批人将诗情画意写入亭园：一批是山水田园派诗人、散文家，他们以诗文描绘自然之美，也以此主导园林建造；第二批是画士，他们崇尚具象之美，对园林进行精细的布局和摆设；最后一批人是职业造园匠师，在园林艺术形成后，将之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深耕细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本是造园的八字真言，但这个最高准则在后世逐渐被固化，文人园林的灵动也渐行渐远。

⑥今天我们感觉当代园林匠气较重、缺乏神韵，与古代名园不可比。也许造园的人需要多一些超然台上的超然、沧浪亭下的清旷、独乐园里的逍遥，才能造出具有诗情画意的园林。

（摘自《宋代文人园林的神韵：会心山水不在远》，《人民日报》2020年6月16日，有删改）

材料一：

在科幻的热潮下，关于科幻本质上属于小众还是大众的论争又起。在笔者看来，阅读科幻文学是一种小众喜好，而观赏科幻电影则属于大众消费。

先来看科幻文学。中国本土科幻经过百余年的艰辛努力，在杂志、图书等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但无奈的是，受众始终有限。在杂志领域，即便是科幻热潮下的 2014年，坚持了二十年的《新科幻》（原名《科幻大王》）宣告停刊，只剩下《科幻世界》茕茕独立。在图书领域，《三体》虽然获得极高评价，以瑰丽多姿的想象让世人折服，却只有 50 余万册的销量。对比武侠、言情、青春等类型小说动辄百万册的发行量，科幻文学只能算作小众喜好。反观科幻电影，国外科幻影视、动漫、游戏的引介，特别是美国好莱坞的科幻电影的流行，满足了大众对科幻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科幻电影市场。迄今为止，在中国位列电影票房榜前茅的多为科幻影片，例如《变形金刚 4》《复仇者联盟 2》《阿凡达》等。尽管专业影评人对此类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水平颇有微词，但大众的观影热情却持久而“任性”，乐此不疲地追赶着一场又一场的视觉盛宴。

（吕超《科幻文艺思潮下的冷思考》）

材料二：

2018 年科幻产业总产值情况

材料三：

作为一种能够以宇宙为空间尺度、以万物起源与终结为时间尺度的小说类型，科幻小说天然地具备史诗气质。“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出自田中芳树《银河英雄传说》中的名言，简洁形象地概括出了科幻小说拥有的广阔时空维度。它使科幻小说得以跨越个人、家庭乃至民族、国家的边界，想象整个人类种族的兴亡全景。

相比现实主义小说，科幻小说凭借现代科技的力量，获得了重述过去与铺演未来的可能，这使科幻小说在描绘历史画卷时，气势更为恢宏。科幻小说一方面将目光投向宇宙或世界的永恒，另一方面也始终牢牢把握着时代的精神。正是这种被达科·苏恩称为“现代科幻小说特有的史诗性”，使宏大叙事在长篇科幻小说中屡见不鲜，如艾萨克·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三部曲》、弗诺·文奇的《深渊上的火》、丹·西蒙斯的《海伯利安四部曲》等。当代中国的科幻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种为现实服务的创作。从 20世纪50年代初期直至 80年代，我国科幻小说的题材内容多局囿于生活生产中的问题解决，想象一些可预见的应用性小发明。即使一些将眼光投向太空的幻想，也是出于科学知识普及的目的。进入新时期后，尽管在一些作家的努力下，科幻小说创作与当时文学思潮接轨，文学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科幻小说仍未有效地建立起自身的文学特性，这使得一些小说虽将时空延展至千年之后、宇宙之间，却仍然因为缺少对历史本质的深入观照而缺乏宏大感。

除却广阔的时空维度，科幻小说独具的科学精神与科学美学，也让这一文学类型本身具有宏大的特质。王晋康说过，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科幻的美学因素。但文理分科导致的学科壁垒，使科学之美很难在文学中被表达出来，这就需要小说家兼具文学与科学两种素养。英国的阿瑟·克拉克就是这样的代表。他的《2001太空漫游》《与拉玛相会》等作品，用流畅、极具画面感的文字为读者描绘出外太空极致的理性之美。刘慈欣也在这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的《地球大炮》里穿越地心向太空发射的地球大炮，《流浪地球》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的地球发动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科技铸就的机器美学。 同样是充满力量感和惊奇感，但与自然山川河泽的雄浑壮美完全不同，这种美融合理性美、秩序美和逻辑美，冰冷、肃穆而崇高。

（节选自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①乡土文学是“五四”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收获最丰的领域。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沈从文，到40年代的赵树理、孙犁，再到六七十年代的柳青，以至80年代以后的汪曾祺、莫言……众多乡土小说家为文学史贡献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的乡土小说创作流派。

②而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乡土文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反映对象的乡村开始逐步萎缩。相应地，乡土文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源于生活，当现实生活层面的“乡土中国”日益转变为“城市中国”，乡土文学的末日是不是会随之而来?对此许多人是深表忧虑的、甚至直接给出了“乡土文学消失成必然”的断语。但我以为不必过虑，城市化并不会必然带来乡土文学的消亡。

③首先，对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乡土空间趋于萎缩的问题应理性看待。乡土中国的转型并不能随着乡变镇、县改市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住进楼房、“被市民化” 后的农民，离真正从思想意识上“市民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还会保留甚至影响到数代以后。乡土小说赖以存在的乡土空间的萎缩程度，可能并不像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悲观。

④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创作者一方得到佐证。许多写乡土小说的作家都自称是“农民”，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即便在进城多年，做了北大教授后也是如此。莫言也说自己的创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这类说法往往容易受到一些质疑，因为进城多年的他们早已远离农民生活，不再熟悉现实中的农民和乡村。“作为农民的写作” 是个伪命题，这种质疑或许会有一定道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来自乡土的“新城市人”要想完全摆脱乡土的灌注，彻底告别农民式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却也的确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土作家强调自己的写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又不完全是矫情或虚饰。

⑤其次，即便现实的乡土空间越来越狭小，也不意味着乡土文学就一定会走向衰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空间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乡土经验也越来越成为对城市人来说充满陌生化的经验。新兴的城市正在变得千城-一面，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审美疲劳。于是，在外出旅游时，越来越多的人会将与自然更加接近的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村寨游成为旅游新宠，体验农家乐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乡土世界虚拟文本的乡土文学也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会伴随着城市人对乡土的怀旧和对种乡村生活方式的追求，而长久地存在下去。

⑥现实层面也在对“城镇化”发展的单路向进行一些补充或修正。于是“乡村振兴”成为“城镇化”之外的另一条道路？“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佳乡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⑦在乡土正日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现代人旅游新宠和怀旧对象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乡土文学不会衰落和消亡。不但如此，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还可能会为乡土文学带来新的希望和发展契机。不过，在此过程中，乡土文学本身的转型恐怕也是无可避免的。只要通过自身的不断调整来适应变化中的现代人的乡土想象和审美需求，乡土文学必能找到源头活水，重新焕发出生机。

（摘编自史建国《乡村振兴与乡土文学的未来》）

材料一:

2684亿元! 11 月12日零时,这个巨大的数字出现在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天猫“双11”媒体中心的数据大屏上。2684亿元已超过2018年“双11”全天成交额。

在京东，“超越”同样是关键词。11日14时37分，“京东全球好物节”累计下单金额突破1794亿元，超过2018年同期。

在苏宁，1分钟，苏宁家电数码类产品销售破10亿元。截至11日12时，苏宁易购线上订单总量同比增长86%。

“双11”电商大促展现出了消费潜力释放的巨大空间,也显示着消费升级的强大动力。随着人、货、场关系的重构，强劲的新消费浪潮扑面而来。

(《经济日报》)

材料二:

“双11”电商大促，是对消费互联网包括物流、支付乃至供应链、生产制造、客户服务等一系列基础设施一年一度的大考，每一年的峰值成为下一年的常态，新技术不仅成为数字经济推陈出新的“土壤"，也成为释放内需潜力的支点。

物流是其中最鲜明的写照。今年截至11日下午4时33分，天猫“双11”物流订单量已经突破了10亿。菜鸟网络总裁万霖表示，应对物流“大考”，堆资源早已过时，现在的核心是如何利用数字化让整个物流网络进一步创新和升级。

在菜鸟，80余台智能化仓储机器人为“双11”提供服务，它们依靠二维码视觉惯性导航，自如地穿行在仓库中工作，比人工拣选效率提升两倍。新的物联网设备帮助快递仓里的库工们“鸟枪换炮"，在单量翻倍的情况下，出库时效可以缩短1.5天。

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钟鸿钧这样评价:“千亿订单和流量洪峰背后体现的是高度复杂又协调的操作系统，“双11” 电商大促展现的电商、支付、物流、云计算等多产业支撑体系的交叉融合和协同发展，已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引领发展的基础。”

(中国经济网)

材料三:

消费者想买什么，企业就造什么，两者高效对接，催生出海量商机，推动中国制造不断创新升级。有趣的创意产品、有料的高科技新品、有品的个性定制纷纷涌现，成就一片生机勃勃的市场蓝海。走在世界前列的电商经济，正在日益促使新消费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

满足海量消费需求，需要完善的产业能力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速推进，激发出更大的内需空间。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为百姓满足消费需求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撑。“双11”走过11年，中国市场也在不断进化，消费与供给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两个经济过程，而是通过互联网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依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将线上消费与现实生产连通，进而实现更精准的供需匹配，满足人们更加多样化的高品质消费需求。

数字化变革，让供需对接的效率极大提升。科技应用创新，为构建中国内需驱动型经济赋能。科技赋能消费的优势在中国日益凸显。今年的天猫“双11”订单峰值超54万笔/秒，中国自主研发的飞天云操作系统，成功支撑了这一全球最大规模的流量洪峰。“物流天眼”，移动闪付，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商品防伪溯源等创新应用,让交易更加便利和安全。未来，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智慧型零售，智能消费、绿色消费都将成为新趋势，助推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从两端施力，拉动消费，优化供给，不断激发消费潜能;从中间施策，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让供需对接更加便利精准……“双11”所折射的，是中国内需为经济带来的澎湃动力，体现出中国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市场”的深刻转型，彰显出中国市场的蓬勃生机和中国人驾驭发展的智慧与创新。

(新华国际时评)

杂剧的名称，唐时已经有了。李德裕在其所撰《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中述及南诏攻入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并说：成都华阴两县，被驱掠80人，其中有杂剧丈夫两人。这是杂剧名称见于记载之始。南诏进攻成都，在唐文宗太和三年，其时已是唐代晚期。文中所说“杂剧丈夫两人”，应是在成都演奏的伎工，则杂剧之兴当在其时之前。其盛行一时，则当在宋代。

北宋开封习于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词中有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时风气实是如此，杂剧也就不能不受影响。宋室南渡，临安成为都城，继续发展杂剧。南宋周密所撰《武林旧事》皆记临安城事，其末篇《官本杂剧段数》多至280种,可见一代盛况。临安北距建康不远，南朝陈时的旧音流传久远，临安其时也不能不受到波及。因此临安的杂剧虽仍保持当年开封正声，恐也难以避免受到陈时旧音的影响，因而会使杂剧的音调更为繁富而多变化。这一点前人似未多所道及。

金人南迁后，原来的中都开封为元代的大都所代替。流行于中都的杂剧转而流行于大都。由于金、元的倡导，杂剧到元代更有显著发展，达到高峰。杂剧名家辈出，不断汇集于大都，极一时之盛。钟嗣成《录鬼簿》中有详备的记载。

大都和中都皆在北方，因此杂剧由开封传来，难免带有北方的音调。据说当时用的是七声音阶，无入声，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这样虽合乎北方人的口味，却为南人所不习用，因而就出现了南曲。南曲用韵以南方语音为标准，可能就是以临安为中心的语音。据说当时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婉转，以箫笛伴奏，合于南人口味。这样柔缓婉转的声调，自然和北方的遒劲朴实的声调不能互相融合。但无论北曲或南曲，都未逸出杂剧的范畴。

元明之际有了传奇。传奇也属于杂剧，但它虽出于杂剧，却和杂剧有不同之处。杂剧皆为四折，出场人物虽不一，主唱却只有一个人。传奇则不限折数，也不限于一人独唱。早期传奇的作家就已不少，高明就是其中一位。高明于元时已有文名，明太祖很推许其书，他的《琵琶记》应该会在都城南京演出。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传奇仍在旧都继续传播演出，似未稍止。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震海内，南京也应该不会无人演出。传奇以南曲为主，也参用了一些北曲，因而也在当时的都城演出，成为北京城中的重要剧种。

明清之际改朝换代，而传奇并未因此而产生差异。传奇的盛行时期大致是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年间。清康熙时，洪昇撰《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齐名，当时有“南洪北孔”之称。《长生殿》曾在北京演出，据说轰动一时，这样的演出固然是由于洪昇的文名震世，但也显示出都城中人对传奇的爱好。

(摘编自史念海《古代音乐戏曲杂耍与古都文化》)

我们在欣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时，会感到蒙娜丽莎的微笑时有时无。对此，科学家们有不同的解释。

西班牙科学家奥特洛和帕布罗斯认为，这只是视觉误差所致，因为我们在注视她的时候，眼睛会向大脑输送不同的信息。他们是以人的眼睛视物的生理学和光学原理为依据的，这与美国科学家利文斯通的依据一样。但是，他们的具体解释则与利文斯通大相径庭。他们认为，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在向大脑传递不同的感觉信息或图像时，有时一种图像会掩盖或覆盖另一种图像，因而有时会看到蒙娜丽莎的微笑，有时却看不到。

他们让志愿者在不同的位置和角度欣赏蒙娜丽莎，并说出各自在不同位置和角度所看到的图像和蒙娜丽莎的笑容变化。在距离很远时，志愿者看到的图像很微小，也很难分清其面部表情。随着距离接近，画面变大，他们开始看到笑容，画像越大，笑容越容易看到。这表明中央视锥细胞与外围视杆细胞一样能向大脑传递笑容信息。这一解释与利文斯通的解释显然不同，因为利文斯通认为只有外围区的视杆细胞才能感受到蒙娜丽莎的微笑。

然后，西班牙研究人员决定通过眼睛对光线明暗程度的感受，也就是视锥细胞(感觉强光和彩色)和视杆细胞(感受弱光和黑白)的特点来观察蒙娜丽莎的微笑。研究人员让志愿者注视白色屏幕30秒后观赏画像，再注视黑色屏幕30秒后观赏画像。志愿者的感受是，他们在注视白色屏幕后更容易看到蒙娜丽莎的微笑。奥特洛和帕布罗斯认为，白屏减弱了视杆细胞的感光能力，才会让视锥细胞能够感知蒙娜丽莎的微笑。可见，视锥细胞能感知蒙娜丽莎的微笑，同时视杆细胞也可感觉到蒙娜丽莎的微笑。

美国眼科专家康茨韦奇和泰勒通过研究发现，从视网膜至视觉皮质之间路径上的干扰因素也会决定人们看到的是笑容还是其他的表情。如果蒙娜丽莎的嘴角边的视觉干扰增加，如同电视屏幕中的雪花现象，就会让蒙娜丽莎看起来是在笑，但是在其嘴角的影像干扰如果减小，蒙娜丽莎看起来似乎就比较悲伤。这说明，即使是科学的解释，也会有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