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创作的“轻”与“重”

覃皓珺

当代文坛的广阔的研究视域中，通俗文学的创作始终是一块野蛮生长的“文化飞地”，介于传统的文学话语和当下的商业趣味，不可忽视亦难以言喻，评论界对其关注有加，但仍旧存在争议性与滞后性。所谓文学的“轻”与“重”，就我国通俗文学与纯文学而言，主要区别于题材、主题和读者群体三方面。通俗文学题材较为轻逸，突出幻想、情感、科幻等元素，有阅读的趣味性、商业性；读者群体较为广泛、传播形式渠道多样。而纯文学着重于现实主义和思想表达，主题较为深刻，同时文学性和思想性较强，发布渠道主要由纯文学期刊及出版社集册出版。然而“轻”与“重”是否真的难以兼顾，文学的类型究竟又由谁来断言？

事实上，即便通俗文学的畅销书作者们，其创作的目的虽与传统文学追求“经典化”的标准相距甚远，其文本的碎片化、趣味性和传媒属性也远胜于文学意义上的可读性，但却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与社会性讨论，其中必然有值得纯文学关注的关键元素。而我国通俗文学多年来缺乏经典性，也显然急需符合该类型自我突破的要素出现。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读者手中的读物，更是创造一个时代文化风尚之航标。由此而言，惟有回归作品和读者本身，才能理解孰轻孰重的本质。突破通俗文学与主流传统文学的创作壁垒，还需反观类型之“轻”与主题之“重”的讨论，寻求彼此调和与发展的契机。

通俗文学作品受欢迎的原因，显然并非语言上的艺术性和思想上的震撼力，而是真切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把握了具备时代共鸣的犀利具象。通俗文学的创作，对于时代的痛点和敏感点的捕捉至关重要，正是其“举重若轻”引发读者热捧的核心。如果说《平凡的世界》是当年“青春文学”的代表，今天一些青年作家笔下的“青春”却是如此模糊不清。以新生代作家而言，若一味的靠拢精英化的纯文学趣味，脱离对当下时代的心理把握与世情观察，显然只能模拟复刻出文学化的躯壳，而丧失了时代本真的灵魂。

当代作家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现场感和敏感性，以及由通俗文学中汲取素材和轻趣味的能力，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下尤为重要。青年作家群体的优势，在于对当代生活的文学化捕捉，兼具了新时代文学趣味和文学传统的平衡意识，现实经验不足调和于新锐的观察视角与澎湃的表达激情。大众渴望从文字中找寻力量，时代等待被文学激发共鸣，网络时代的科技焦虑、都市爱情的阶层落差、青春成长的现实困惑，诸多亟待被表现的时代症候等待被更多具备艺术性的手法开掘演绎。文学不是狭隘的由精英殿堂颁发认可的执照，人人皆可的创作与阅读需求的时代早已来临。如何将“轻素材”的“段子”和“情节”，提纯出指向文化层面的，锻造为具备文学性的作品，亦是当代创作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对于通俗文学的前路，时间自然会修剪这野蛮生长的枝丫，读者们也将给出最为客观的答案，中国通俗文学的疆界应看得更远、走得更远。

毫无疑问，优秀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并被大众广泛认同、反复阅读。最终决定作品是通俗还是精英的选择权，应交还于读者，而非出版商或评论家。事实上，文学自然没有孰轻孰重、孰优孰劣之分，创作也并非此消彼长、针锋相对的战役，然而文学创作不仅要注重艺术性和文学性，更要回归对读者的尊重、对文字的敬畏，拒绝读者、不接地气，终究会丧失了文学最根本的生长土壤与文化价值，所谓“轻”与“重”，归根结底指向的是对文学本身的反思，对当下时代与当今读者的责任感。

(摘编自《文艺报》)

《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在教育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对此，我们应始终保持必要的温情与敬意，善于汲取其中的智慧，让教育“归于自然”，回归教育真谛。

教育应以家为载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教从家始，“正家，而天下定矣”。家庭教育以孝道为核心，孝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起点，百善孝为先。孝道教育主要是通过家来完成的，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中国人的家是基于血缘的以尊亲为结构的共同体，家既是生活共同体，又是道德共同体。家既解决了“你是谁”的问题，又回答了“你从哪里来”的问题，还明辨了“你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中国古代教育主要是依托家这个共同体来完成的，通过家庭的人文教化来立德树人。家书、家风与家训等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形式。长辈通过家书把道德修养、人格风范等传授给子孙，教给孩子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否则就会受到家规惩罚。家风与家训构成了“道德共同体”。

中国古代的孝道教育中，祭祀之礼常常发挥着激发与唤醒人性之善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各种礼仪中，祭祀是最重要的活动。祖先崇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传统信仰，但是，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并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日常要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祭祖活动中“以文化人”的教育意义较为显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传统节日中的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都与祭祀有关。祭祀不仅寄托了对先人的怀念，同时也告诫今人饮水思源、珍惜生命、感思敬畏、不忘初心。祭祀活动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感恩教育与生命教育，这种教育形式虽然不能让孩子在当时就能够真正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底蕴，但是，为孩子以后健康成长播下了唤醒的种子。

教育要从童年读国学经典抓起。在中国古代社会，幼教被认为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教育阶段，即所谓的“童蒙养正”，也就是从童年开始，就要施以正确的教育。小孩刚出生时懵懵懂懂，理解能力低，中国古代教育就有养成的教育理念，让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诵读经典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蒙养教材对儿童身心健康都是非常有益的，文字简短，朗朗上口，容易记忆，是开启童蒙心灵的金钥匙。这就是先预埋待唤醒的种子，等到成人以后，这些早年记忆的东西就会被激发与唤醒，为孩子一生成长提供无尽的资源。

教育要寓于礼仪之中。礼是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撑。国学教育重在激励与唤醒，重视“习礼育人”。“礼”与“仪”联系在一起，无“仪”不成“礼”，仪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教化力量，礼仪教育的本质在于激励与唤醒。中国古代重视仪式感教育，礼仪教育是国学教育的主要内容，贯穿于人成长的主要阶段。礼仪教育是一种唤醒良知、激发潜能的生命教育与认同教育，它使人逐渐萌发敬畏感与责任感。中国传统节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传统节日是中国古代进行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

（摘编自龚艳青《汲取国学育人智慧》）

中国古典园林可以分为北方大型皇家园林和江南小型私家园林两大类型。前者如北京颐和园等，后者如苏州的拙政园狮子林等。前者气魄宏大，富丽堂皇；后者精巧别致，饶有情趣。总的来看，中国古典园林最突出的特点，是追求一种诗情画意的审美境界。

中国古典园林十分重视营造自然美和建筑美。一方面中国古典园林充分利用与创造自然美，几乎所有园中都有水池、假山、花草、树木等，呈现出一种小桥流水、荷花飘香的自然风光。如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的拙政园，进门后的一座假山，达到了明代造园家计成《园冶》中说“虽由人工，宛自天成”的效果。另一方面中国古典园林又非常注重建筑美，注意运用中华民族的建筑艺术形式，讲究形式的美感。

中国古典园林真正的精华与核心是它的文化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它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沃土，因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色彩，处处使人感受到悠久民族文化传统的氛围。作为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的狮子林，嵌有《听雨楼帖》等书条石刻60余方，镌有宋代四大名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法，以及文天祥的《梅花诗》等。中国文化传统强调情景交融，借景抒情，创造诗情画意的意境，古典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许多实例。中国传统园林将风景美、艺术美和文化美融为一体，因而更加富有魅力。

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里，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美学思想，颐和园就采用了借景、分景、隔景等多种艺术手法来创造空间美感。颐和园中的借景，是指站在颐和园长廊东头的鱼藻轩，向西望去，可以望见远处的西山群峰，尤其是建有宝塔的玉泉山，从而扩大了欣赏的范围。颐和园中的分景，是指贯通东西的长廊，将颐和园分成了北边的山区(万寿山)和南边的湖区(昆明湖)，使游人在其中游山玩水，收到步移景换的效果。颐和园中的隔景，是指颐和园中的谐趣园，是一个自成格局的江南园林风格的“园中之园”，从而使游人在颐和园这座北方大型皇家园林中，也能欣赏到南方小型私家园林的风光。园林的设计，常常突出幽深曲折的特点，许多园林在入口处都有一座假山或照壁，挡住游览者的视线，绝不让你对园中风景一览无余，还常常把全园分隔为若干个小园或景区，从而达到小中见大、变化多致的美学追求。整个园林的设计，有层次、有变化，虚实相生，曲折含蓄，咫尺山林，韵味无穷，风景时而开朗，时而隐蔽，犹如一幅逐步展开的画卷，让人回味无穷，颇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雅趣，在有限的环境中创造出无限的意境来。

正因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蕴藏着如此丰富的美学思想和历史文化内涵，因而它不仅能够给人们提供游憩玩赏的优美环境，而且能够陶冶人的情趣，丰富人的知识，使人们在娱乐休闲中增强审美能力，培养高尚情操。

(摘编自彭吉象《园林艺术》)

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

①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②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已是人尽皆知的常识。

③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④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等，却是自魏晋以降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对推动历代诗文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

⑤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

⑥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往往与人的主体性有关，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

⑦今人欣赏、赞颂松、竹、梅，固然也重风骨，但却赋予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且大多与革命者和革命精神有关，如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再如歌曲《红梅赞》，现代京剧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名曲。传统文化的表达意象，需要给予新的阐释，才能对今天的社会人群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也才能使这种意象所表达的文化精神，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提供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编·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旼，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产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点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岐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须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让文化遗产与生活相遇

陈凌

①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随着这个日子日益临近，各地纷纷推出线上活动，让观众在云端就能了解和体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②灿若星辰的文化瑰宝，是历史的丰碑，是珍贵的记忆。漫步“海上花园”鼓浪屿，我们不一定能想象当年繁盛一时的景象，但一定能在历史风貌建筑散发的闽南韵味、南洋气息和欧陆风情中，感受到中西文化的交融交汇；置身唐代名刹大雁塔，我们可能无法复原“雁塔诗会”的盛况，但一定能在西石门楣上的线刻殿堂图中，领略唐代的盛世辉煌;走近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鎏金铜蚕”，我们不一定能体验到汉代鎏金工艺的精湛，但一定能在汉代养蚕缫丝之繁盛的故事中，了解先人开辟丝绸之路的伟大壮举。放眼神州大地，人文胜迹总是满载历史，一墙一瓦都是文化，山水之中皆有故事。我们理应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③每一个文化遗产，既是历史生活的一个片段，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载体。时间无言，但它却会通过一个个文化遗产，铭刻下历史的文脉、民族的记忆。而凝结在文化遗产之中的文明底蕴，不仅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座，还为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深厚滋养。铭记历史沧桑，看见岁月留痕，方能更好延续文化根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让文化遗产“养在深闺人未识”，而应让其“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要保护好文化遗产，更应激活其内在的生命力。

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文化遗产既然是“遗产”，那也恰恰说明，它与现代生活是有距离的。如何缩小这一距离，让文化遗产不只是一件件静止的作品，而是活在当下、活在人们生活里的有生命物品，这也正是需要持续用力的地方。这些年来，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等节日热播，到创意视频“文物戏精大会”刷屏，再到《故宫日历》、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信笺等文创产品热销，这类文化现象也从侧面说明，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是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的重要方向，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

⑤最好的保护是成为日常所需。历史文化的滋养，既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历史回眸之中，也在可感、可知、可参与的日常生活之中。当博物馆“打卡”日益成为公众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当故宫开发的文创产品频频卖断货，当陕西剪纸、遂昌龙粽等非遗伴手礼受到顾客青睐，“活起来”的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有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文化遗产曾有辉煌的过去，也应该有闪光的现在，并且还应充满生机地走向未来。让文化遗产与生活相遇，让它们亲民而不再“高冷”，有趣但不失厚重，这恐怕是擦亮文化瑰宝的必经之路。

⑥值得高兴的是，遗产日期间，多家网络平台将联合举办“非遗购物节”。一边是古老的文化遗产，一边是新兴的互联网业态，非遗“触网”启示我们，文化遗产完全可以融入当代生活。而这，也正是“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6月12日）

近年来，多地加大力度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却在部分地区遭遇了“有戏没人看”“场馆没人去”的尴尬。戏剧的发展困境，一方面是因为其自身形式和内容过于陈旧、存在创新惰性、脱离时代文化审美，另一方面也因为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逐渐瓦解，进入城镇的青年群体相继转向了电影、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使得传统戏曲的受众群体不断萎缩，生存空间遭到了严重挤压。

戏剧融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为一体，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人、感染人，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戏剧不能没落，而要想让戏剧留住观众，还得在创作老百姓喜欢的作品上多下功夫。

(摘编自《传统戏曲困境还需创新求解》)

戏曲没有赢得青年学生关注的原因主要有：

“听不懂”。唱词中大量的方言、典故，舞台上特殊的时间、空间都会使平时毫无戏曲知识的青年学生感到一头雾水；对剧情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不甚了了，难以领会其中深层的意蕴，也导致他们丧失对戏曲的兴趣。

戏曲的程式化。程式所赖以生存的耽古守常的精神氛围和耽溺故旧的审美情趣，在青年观众身上已荡然无存，程式的刻板、教条很难适应现代化社会。

内容与现代生活太脱节。许多传统戏曲往往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与现代观众的审美期望相去甚远。

认为戏曲是老年人的专利。一个青年学生表示：“我对戏曲其实并不反感，只是感觉它太过时，如果说喜欢会被同学嘲笑老土。”

(摘编自“中国戏曲网”）

没有专业的剧场和舞台，却有独具特色的戏剧表演，行进在街道、咖啡屋、茶馆、书店或美食区，都能偶遇川剧变脸、古装小品、剧情再现、杂技魔术……

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可以看到，与之毗邻的特色文化街区散布着数十个小戏台，观众、游人摩肩接踵，人气、商气、财气异常火爆。

戏剧与特色街区结合，依托特色街区人文和“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通过创新剧目、创新演艺、创新运作等方式，推动戏剧在适应现代市场需求中得到传承与发展。

戏剧艺术表演与特色街区结合，主要以小景式演出为主，不拘形式、剧目、场地，采取多点位同步演出的方式进行，商业运营方免费提供演出服务，所有演出方均不收“门票”，观众和游客行走在街区随时都可驻足观看。

观众观看戏剧表演的同时，通过微信发图、发视频扩大宣传效应，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人气。看似“不花钱”的艺术表演，其实却延长了观众和游客在街区活动的时间，增加了周边商业项目的经济消费量，免费提供演出服务的商业运营方，通过整个街区效益的增加而得到了回报。

(摘编自《瞭望东方周刊》）

最近，“河南稀有剧种北京公益展演周”燃爆北京大舞台，多场大戏让北京观众过足了戏瘾。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近百万戏迷通过“戏缘”APP直播观看了演出盛况。

作为中国首个“互联网+戏曲”移动平台，“戏缘”上线两年多以来，已在全国建立300多个推广站，覆盖32个剧种，合作艺术家达280位，用户近300万。

目前，“戏缘”将戏迷、艺术家、媒体等资源整合互联，围绕戏曲打造全产业链，无论是中国首个戏曲电商平台“戏缘商城”，还是与旅游结合的“戏缘号”，都在不断激活戏曲的崭新传播模式。

“戏曲拥有隽永的艺术生命力与民族认同感。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互联时代如何赋予其强大的创造力，并与当下生活重拾交集。”黄俊棋说。

(摘编自《河南日报》）

明代文学的一个特色是集团林立，流派纷呈，标新立异，争讼不息。

明代以前，文人的结合往往是具有较多共同特点的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成，且围绕着一时的文学大家或权势人物组成一个圈子。明初，先后以文坛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和李东阳等台阁文人为核心，其他文人也以趣味相投，自相结合，或窗下切磋以攻文，或林下逍遥以娱老，各文人集团之间尚未形成相互攻评的风气。

成化、弘治以后，统治集团日渐腐败，词臣的文柄旁落，逐步由“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转变为“操之在下，其权在自立”的局面，也改变了原来台阁创作追求雍容典雅之风。而城市的发达，也有利于文人相对集中，并滋长着一种文酒风流、空疏不学的风气。文人们聚集在一起，往往只是在宴谈谑浪、此唱彼和，寻求情感上的沟通和文化上的满足。由于空疏不学，则入主者偏执一端，不可一世，批评他人，抹杀一切;出奴者，便一无定见，随波逐流，容易为时风所左右，为他人所笼络。以弘治、正德年间的前七子为代表，文士的集合改变了过去以兴趣相组合的模式，形成了以主张相结合的风气，这标志着名人流派观念的自觉。但往往由此而造成了“各立门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的局面。万历以后，国事日非，文人结社多指斥朝政，党同伐异，本来文艺性、学术性的团体渐渐打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如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团体复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因此，明代的文学团体，尽管标榜不同，或以地域分，或以社所名，或以时代称等，但究其性质，主要就是兴趣型、主张型、政治型三大类。当然，这也只是就大致的倾向而言,因为他们大都是一种松散的结合。

明代文学史上，特别受人注目的就是“主张型”的文学团体和他们所引起的文学争论。文学争论在分门立户、相互否定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暗暗地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文学的变通和发展。如针对前七子师法秦汉古文而积剽袭模拟之弊，唐宋派王慎中等在心学和文学通俗化的思潮影响下，提倡学习与明代语言差距较小的唐宋散文，自由地表达作者独立的主体精神，在作品中能见到“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但由于他们过于追求理正法严，不免失之于沉滞，不久就遭到了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反击。但这绝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唐宋派毕竟打破了“文必秦汉”的神话，为后来的公安派的崛起做好了准备，而且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后来也悄悄地肯定了归有光等人的文章，摒弃成见，会通众说，归于和平。这有力地证明了通过争论而取得的“双美”共识。

明代文人集团的林立和各种流派的纷争就这样既是现实创作的反映，又反过来推动了创作与流派的发展;既使作家更加自觉地追求和凸显流派的风神，又使各派的文风在相互交流、相互调剂的过程中沿着相反相成的规律不断演进。沿着这一方向，在以后的文学史上，文人们的集团意识和流派观念更加自觉，更加明确。

(摘编自《明代文学:众多的文学群体及文学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