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于东亚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而伴随着农耕族群所建政权的出现，最迟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下观”和“族群观”。

囿于对周围地理环境的认知和对皇权的崇拜，中国古人将东亚区域称为“天下”。“天下”的范围随着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水平而扩展，“天下”也有理想化和现实化的差别。《诗经﹒小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对理想化“天下”的描述，而史书中常出现的“大赦天下”，说的是现实化的“天下”，即皇帝政令可以实施的范围。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对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描述“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可以视为当今学者对中国古人理想中“天下”范围的现实理解，多民族主权国家中国就是在这一辽阔区域内自然凝聚形成的。

“天下”有理想和现实之分，“天下”的人群相应也有“夏”“夷”之别。较早创建政权的中原农耕族群，很早就看到了自然环境对人群凝聚的影响，并有了“五方之民”的族群划分，《礼记·王制》就记载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最早对不同族群的认识，这种认识明显有别于基于种族而来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划分的标准不是相貌、肤色等人种特征，而是生产生活方式，划分的标准属于文化的范畴。

“五方之民”随着秦汉王朝的“大一统”及对农耕族群的凝聚和整合，演变为“夏”“夷”两大群体。在两大群体划分的基础上，司马迁在《史记·西域传》中将西域的众多族群分为农耕和游牧，很明显是以中原地区被称为“汉”的族群与草原地区被称为“匈奴”的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别为标准划分的。民国时期的地理学者胡焕庸以瑷珲和腾冲为两端，将中华大地上的人口分布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胡焕庸线虽然和司马迁的划分不完全吻合，但基本上也可以将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分为农耕和游牧两大群体。

回顾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和所建政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人对族群的认识对处理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朝各代奉行的“因俗而治”“用夏变夷”“以夷制夷”等政策都基于这些认识，同时这些认识也为不同族群之间的凝聚和交融、中华民族初步实现的凝聚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无论是称为“夏”“夷”，还是称为“农耕”“游牧”，在中华大地上互动的这两大族群的事迹几乎占据了古籍记载的绝大部分，它们不仅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化，成为共同的缔造者，同时也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祖先。

(摘编自李大龙《自然凝聚：多民族中国形成轨迹的理论解读》)

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大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大体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

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

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但人究竟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在美国旅行的人，如果只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觉。新英伦，纽约（新约克）是著名的；伦敦、莫斯科等地名在美国地图上都找得到。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普通的情形是在血缘关系之外去建立商业基础。在我们乡土社会中，有专门作贸易活动的街集。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寄籍在血缘性地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