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跟西方近代有很大的不同。整体讲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念跟西方近代价值观相比，我们的特点叫做“责任先于自由”。中国人很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群，甚至对自然所负有的那一份责任。所谓责任，就是已经超越独立的个人，他的欲望、他的生存，他是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范围里提出的。在西方近代来讲，是突出个人、自己的要求来满足，天下大事不是我的责任，但是中国不一样。特别是从古代先秦讲的“士君子”，到汉代的”“士大夫”，有一个很突出的责任意识，就是对天下的责任心。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你为什么关心？因为你对它有一份责任心。汉代到宋代的士大夫，代表就是范仲淹，他提倡忧乐以天下为先，就是责任意识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义务先于权利”。近代西方社会非常强调个人的权利。但是在我们中国的思想里，特别是儒家思想里，是强调义务。仁义礼智信，含义非常广，其中也包括了义务。上世纪大儒学家梁漱溟在曹州做过的乡治运动的实践里的体会，就是中国人和人的关系，是强调义务为先，互相承担义务，这是中国人伦理的一个特色。所以今天讲中国人的伦理，就特别强调义务感。当然这个义务感，是个开放的序列。你对父母的孝、敬，是你对家中的父母兄弟应该尽的义务。同时这个义务，还从家庭可以放大到社区，到宗族（就是古代社区），再到郡县、国家、天下、宇宙。应该说，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是特别强调义务感，而不是伸张个人的权利。所以梁漱溟先生就说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父母有照顾小孩的义务，这在中国人讲是很自然的。

第三点是“群体高于个人”。中国文化讲以人为本，近代西方有一个阶段也是讲以人为本。古代世界三千年以前都是以神为本，公元前10世纪以后我们中国人就开始转向以人为本了，但是直到18世纪西方才从以神为本转为以人为本。那中国跟西方的人本主义有什么不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更多的是以个人为本，中国的以人为本是以群体为本，所以群体是高于个人的。当然群体对个人来讲，有不同的感受，要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中国人以天下为己任，很早就超越了小的地方局限性，成为大的天下情怀。如《论语》里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说“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是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中国人早就把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

第四点是“和谐高于冲突”。就文化史来看，人类的文化里充满了冲突，充满了斗争、流血。但是相较来讲，中国文化更强调人间的和谐。所以我们把和谐的“和”跟天人合一的“合”分开讲，以和为贵。西方的文化里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是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别人、宰制他者、占有对方。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但是在中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宗教战争。甚至我们说，两次世界大战，它的根源都在西方近代文化。从价值观来讲，中国古代“和”的理念，也体现在处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古代中国也有一些个皇帝到外面搞侵略，但是总体来讲这些皇帝的作为，在中国主流价值观中也是受到批判的。中国是以安土为先，所以从这一点跟西方的文化相比，我们是强调和谐高于冲突的。

（摘编自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加速迈向“碳中和”有难度也有后发优势

——访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教授

随着各国为了发展经济而消耗能源，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长，对地球生态系统形成威胁。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承诺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还要迅速减下去；到2060年前在实现温室气体深度减排的同时，还要采取植树造林、增加碳汇的方式，全部抵消剩余排放量，实现净零排放，这就是“碳中和”。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主要对策是什么？国家、部门和地方层面在制定“碳中和”路径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何建坤教授。

记者：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何建坤：欧盟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实现了“碳达峰”，美国则在2005年左右实现“碳达峰”，它们距离2050年实现“碳中和”大概有45年到70年的时间来过渡。此外，它们都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才实现“碳达峰”，经济呈内涵式发展，增速趋缓，可以很从容地推进经济发展与能源脱钩。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与发达国家相比时间大大缩短，减排的速度和力度要大得多。同时，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后期，未来经济增速仍有较高的预期，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发展阶段上要比发达国家来得早，因此难度明显更大。不过，我国也有后发优势——近10年来，全球范围内，风电、太阳能等领域的科技创新与发展日新月异，成本大大降低，使我们能够更迅速地实现能源和产业低碳转型。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大趋势下，经济、贸易、技术等国际规则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深度脱碳、零碳技术已成为科技发展前沿，谁掌握了先进技术，谁就具有明显的竞争力、拥有广阔的市场……这些都将激励着我们去抢占先机，获得优势。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有条件的地方具体指哪些？

何建坤：有条件率先在“十四五”期间实现“碳达峰”的，有这样两类地区：一类是深圳、上海等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因为经济转型领先，二氧化碳排放增长已非常缓慢，经努力有条件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另一类是我国西南部地区，可再生资源禀赋好，拥有丰富的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虽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是可以通过能源结构调整，即以新能源的增长来满足未来发展的需求，因此也可以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记者：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十四五”期间非常关键，需要采取哪些必要措施？

何建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即“十四五”期间要强化单位GDP能耗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双控指标。与此同时，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和优化。“十四五”期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可达到19%左右，非化石能源占比约达20%；要坚决控制煤炭消费量反弹，到“十四五”末实现煤炭消费稳定达峰并开始持续下降；在此基础上，“十五五”期间可努力实现石油消费量达峰，天然气消费增长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可由煤炭消费量下降带来的二氧化碳减排来抵消，从而保障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峰。

记者：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主要对策是什么？

何建坤：我国当前温室气体年排放量约为1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的73%，工业生产过程二氧化碳排放约占10%，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约为17%，而农林业吸收碳汇每年约增加8亿至10亿吨，仅相当于排放量的7%左右。未来，随着新增林地面积潜力减少，主要依靠加强林地管理增加森林蓄积量，到本世纪中叶，每年新增碳汇量将难以高于现有规模。因此，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主要依靠减排，特别是能源系统要实现自身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

记者：请您描述一下我们进入“碳中和”时代后的社会图景。

何建坤：进入“碳中和”时代，首先标志着人类的文明形态会发生改变。从工业文明过渡到生态文明，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那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再依赖地球的矿物资源，也不再破坏地球的环境，而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协调发展。

其次，人们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乃至财富观念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有钱了，你可以买大房子和高档车，这是财富的标志；将来，为了保护地球环境，物质消费会以低碳、绿色为价值导向，比如共享电动汽车就会替代私人小汽车而变为主流消费模式。

最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将促进生产方式的改变。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发布自己的“碳足迹”，制定“碳中和”目标——这也是企业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需要。当前，人类社会迫切需要一场自觉的革命，既有企业的自觉行动，也有公众的自觉参与，如此才能营造低碳发展的社会氛围，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总之，“碳中和”意味着一个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发展时代结束，一个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时代来临，一个全新的绿色发展时代开始。

（张蕾《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1日10版）

为党生活的人（节选）

[日本]小林多喜二^【注】

我渐渐地连去要交通费、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先是三天去一次，后来是一星期一次，再后来是十天一次，去咖啡馆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地方委员会、地区委员会以及工厂支部的工作都堆积在一起，有时一天要进行十二三次联络，早晨九点钟左右出去，一直要跑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回到住处，脖颈子硬得像一根棒子，脑袋像针刺似的发痛；好容易爬上了楼，就地趴在铺席上躺下了。最近这些日子以来，我简直就不能仰面躺下舒舒服服地睡觉了，由于过度的疲劳，大概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就像身体孱弱的孩子一样，只能趴在那儿睡觉。我想起我父亲在秋田种地时的情景，他从地里回来，常常连沾满泥巴的草鞋也来不及脱，跨进门槛就趴在铺席上睡起午觉。父亲不顾身子，拼命地干活。由于地租太重，那些满是石头磕子的“赖地”，村里人谁也不愿接手耕种，而父亲租种的比谁都多，想从这里多少捞一点收获，来填补一下生活。父亲就是这样把心脏搞坏了。——现在当我不能不趴着身子睡觉的时候，不由得不想到自己慢慢地跟父亲有点差不多了。但父亲不是去向地主抗议，要他们减轻地租，而是搞垮自己的身子，想靠拼命地干活来逃脱地主的剥削。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情况和父亲不一样了。虽然我跟自己唯一的母亲断绝了往来，弟弟妹妹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如今连跟笠原住在一起的生活也牺牲掉了，而且连自己的身子也快被工作拖垮了。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像我父亲那样由于被迫着要更好地为地主资本家服务，而恰恰是为了反对地主资本家。

现在就连各个季节也成了我为党而生活的一部分。四季的花草、风景、蓝天和阴雨，在我看来都不是孤立的。天一下雨，我就高兴。因为出去联络可以打伞，人家就不容易看到我的脸。我希望夏天快快地过去，倒并不是我讨厌夏天，而是因为夏天一来，衣服穿的少了，我那有特征的身段（让这种特征喂狗去吧！）会一下子让人家识别出来。冬天一到，我就想：“好啊！又多活了一年了！又可以干工作啦！”只是东京的冬天过于明朗，对工作不方便。——自从转入这样的生活以来，我对季节不是不关心，反而非常敏感起来，敏感到几乎过去根本没有想象过但这和前年在监狱里的时候，对季节的变化感到的那种特别的敏感，又有明显的不同。

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是自己被迫所过的生活不知不觉地造成的。本来在我还没有遭到警察追捕的时候，尽管那时已经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但还是有许多“自己的”生活。有时还和厂子里属于同一个工会的伙伴们（这个工会是社民党系统的反动工会，我是作为那里面的反对派在进行工作）在新宿、浅草之类的地方一边散步，一边聊闲话；虽然受到工厂支部严格的政治生活的限制，但是像合法生活中应有的“交际”，看看电影（最近我连是否有电影的存在都完全忘记了）以及饮食吃喝之类的事情，仍然占据了我相当的一部分生活。有时还由于这些个人生活而把支部的工作拖后了一两天；而且个人的荣誉心还不知不觉地在作怪，当可以提高自己荣誉的工作和支部的工作发生矛盾时，往往先着手干自己的工作。当然，这些毛病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得到了改正。但是作为一个党员，还不能说我是过着“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不过，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过错。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环境，主观上的努力总是有限的。当我的一切私人的来往都遭到隔绝，置身于党的工作以外的一切个人欲望都受到抑制的生活之中，我才体会到过去怎么努力清算也很难做到的事情，却出乎意料地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地做到了。过去需要花两三年的努力才能做到的事，现在缩短到两三个月就可以实现了。最初开始过这种新的生活的时候，就好像小时候和人比赛谁能钻到水里待的时间最长那样，也曾经感到过一种难以忍受的、说不出滋味的憋气。——当然啰，就是现在也不能说我已经经受了真正的困难的考验。喜欢引经据典的S，听我说要过“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他就说，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也不知道疲倦的人"。

最初我不太理解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这句话，可是当我一天不得不进行十二三次的联络时，我才懂得了这句话的含意。一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是阶级的生活。起码从我的本心来说，我是愿意接近于这样的生活。

……

快到月底了，看来工厂在三十号或三十一号就要实行解雇。

我们一向在传单和小报上号召必须要反对战争。如果工人们一旦因解雇而起来斗争，那就会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工人们会以“童话般的速度”，懂得为什么必须要反对战争。尤其是在制造军需品的工厂，可以引起目的性很明确的斗争。——现在首先必须要发起斗争。

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有删改）

【注】小林多喜二，日本共产党党员，革命作家。1933年2月20日，因内奸告密而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威武不屈，当日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岁。《为党生活的人》是他最后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共产党人在一个军需工厂秘密地鼓动工人进行反战斗争的故事。

刘毅字仲雄，东莱掖人。幼有孝行，少厉清节，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贵人望风惮之。侨居平阳，太守杜恕请为功曹，沙汰郡吏百余人，三魏称焉。为之语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隶都官从事，京邑肃然。毅将弹河南尹，司隶不许，曰：“攫兽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兽，又能杀鼠，何损于犬！”投传而去。武帝受禅，迁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谏官。咸宁初，转司隶校尉，纠正豪右，京师肃然。司部守令望风投印绶者甚众，时人以毅方之诸葛丰、盖宽饶。皇太子朝，鼓吹将入东掖门，毅以为不敬，止之于门外，奏劾保傅以下。诏赦之，然后得入。帝尝南郊，礼毕，喟然问毅曰：“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对曰：“可方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议切直无所曲挠为朝野之所式瞻尝散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请解斋妻子有过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辅。帝以毅清贫，赐钱三十万，日给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见许，以光禄大夫归第，门施行马，复赐钱百万。后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悬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于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共奏。由是毅遂为州都，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抚机惊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赠仪同三司，使者监护丧事。

（节选自《晋书·刘毅传》）

西山兰若试茶歌（节选）

刘禹锡

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

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觜。

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

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

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峭彻骨烦襟开。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1963年姚筱舟、朱践耳创作歌曲）

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曾经苦难才明白/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从小老师教我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几经风雨更懂得/跟着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在灿烂阳光下》是2011年专为十六大创作的歌曲，由集体作词。）

远望金山上那光芒照耀着四方/把人们的生活一点一点变得闪亮/一步一脚印/撸起袖子加油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十四五期间将会面临新的挑战/相信下份成绩单会更加地好看/从不会空喊梦想付诸实干/向前看一起见证更多奇迹实现/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百年只不过是考验/美好生活目标不断实现

（2021年建党百年主题MV《少年》主题曲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