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唐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用陈子昂的这两句诗来概括唐诗的地位恐怕再恰当不过。唐诗，她是中华文化的高峰，在这座高峰上涌现出了多少才华横溢的诗人、千古流传的名句；唐诗，她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文化遗产。

但是，当历史走到今天，唐诗正在面临一场危机，她的地位开始动摇，她的存在开始被人漠视，她的深沉难以被人理解……这危机来自全球化的文化威胁，来自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但是这威胁真正的可怖之处在于它的根源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自内而生——并不是西方人在消解唐诗的价值，而是炎黄子孙自己在疏离自己的文化。唐诗面临的挑战不是让陌生的西方人接受她，而是让所有的中国人理解她。

为什么我们还要读唐诗？也许翻开李元洛先生的《穿越唐诗宋词》可以找到最好的解答。唐诗让我们体会到中华文字的精致奥妙，让我们不再因枯燥的语文测验而磨灭对于祖国文字的灵感，让我们真正地体验语文学习的精髓——而这些常常能让我们更积极而轻松地面对考试；同时作为一个站在文明冲突交界处的青少年，唐诗更让我们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培养自己的文化认同感。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试想有哪种文字可以用如此简约的方式体现语言和修辞的力量？美国诗人庞德曾经翻译过《长干行》，但是“青梅竹马”到了他的笔下、到了英文的表达中却完全失去了意味。唐诗的一字一句或是捻断数茎须的炼词之果，或是随兴而至的天才之作。

唐代才华横溢、魅力四射的诗人实在是不胜枚举，这里我需要特别地说一说李白与杜甫。李白是诗人中的天才，令后人感叹难以模仿、难以企及，而李元洛先生则让我们从另一角度去读李白，那就是他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不汲汲于名利、不戚戚于富贵，这是远远超过诗才诗艺的更高的境界。再看杜甫吧，沉郁顿挫的诗句、忧国忧民的情思、悲悯苍生的胸襟，都已化为了那个时代最深沉的底蕴。在这沉郁、忧思、悲悯之中，杜甫从孤舟中陨落，落入了那条埋葬屈原的河流，同他的先人一样化为了永恒的精神。

感谢李元洛先生的书，让我重新认识唐诗。对我来说，这是一次中华文化的寻根之旅，一次民族瑰宝的重新挖掘。唐诗的力量是饱满的，唐诗的魅力是多元的，唐诗的价值是永恒的。他用了一种怅望的目光，站在现实的一头向千秋之前的唐朝远眺，这眺望中有的是对那个文化鼎盛时期的憧憬，是对当今现实社会的批判。但这种怅望的价值究竟何在?是不是我们要像唐人那样生活才能重回真正的民族文化的顶峰，才能真正让我们达到文化追求的极致？当然不是。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需要的。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文化，今天的一根柳枝恐怕已不能表达那种离别的依依之情，交通的方便也让我们不再要像李白那样徒步游走，今天的我们有属于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只是在这个时候，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我们需要一种精神，即对经典文化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先秦文化的发源地

诗三百，谓之天籁，谓之诗源。《诗经》中的“周南”、“召南”大多数篇章是反映汉水流域的诗篇，在“雅”和“颂”中，有不少内容也与汉水流域有关。

“沔彼流水，朝宗其海”，“江汉浮浮”，“江汉汤汤”这就是诗经中描写的伟大汉江。《汉广》唱道：“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是有文字记录以来第一首汉江情歌，其景其情，与那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异曲同工。《诗经》中还有《南有嘉鱼》《早麓》《四月》《江汉》《常武》《沔水》等吟及汉江。可见公论汉江是《诗经》产生地之一是有根据的。

汉江孕育了《诗经》，也是《楚辞》的发源地。2300年前，屈原谏阻楚怀王赴“武关之会”，被无端流放汉水之北。屈原一生有过两次流放，第一次在汉北，第二次在湘江流域，正是这两次流放，造就了中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在流放汉北期间，创作了《天问》《九章》等伟大诗篇。在《九章·抽思》一篇中，他忧愤地唱道：“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屈原曾经流放在鄀城一带，都在今宜城东部，公元前504年楚鄢郢为吴所破，楚都被迫迁至鄀。屈原在迷茫中来到鄀城的“先王庙及公卿祠堂”，仰见庙堂中有“天地山川神灵”以及“古贤圣怪物行事”的壁画，由此引发了诗人的万般伤痛和不尽疑端，挥笔写下了包含170多个问题的奇诗《天问》。从《楚辞·渔父》一诗中，可以看出，屈原早在第一次流放汉江时，就有了投江的想法。诗中屈原和渔父有一段对话，渔父认出在江边行吟的屈原，于是问道：“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屈原回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当屈原表示不愿与世间恶物同流合污，为保持己之皓白宁肯投江葬于鱼腹时，渔父莞尔而笑乃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沧浪之水特指汉江中游这一段。《书·禹贡》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由此可以说明，《渔父》一诗形成于汉水之滨，时间大约是屈原即将被迁逐江南的前夕。渔父的歌词意思大概为：汉江水清的时候可以洗我的头巾，水浊的时候可以洗我的脚。潜台词则是让屈原顺其自然，没有必要去投江自尽。可以看出这个“渔夫”绝非等闲之辈，不是天上神仙，也是世间高人。也许屈原正是听从了渔父的劝告，才未当即投入汉江自尽，而是忍辱负重，南下潇湘，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放生涯。由此，才有了《离骚》《九歌》等伟大的诗篇的诞生。

在屈原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夏水”，如《哀郢》中：“遵江夏以流亡”，“过夏首而西浮兮”，“背夏浦而西思兮”，“江与夏不可涉”等。古之夏水即汉水。屈原在《思美人》一篇中有“指嶓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这里的嶓冢，同样是指汉江。嶓冢即嶓冢山，汉水的发源地。

“楚辞”是战国时代南方楚地出现的一种新的诗体，同时也指伟大诗人屈原和后来其他作家用这种诗体写的一些诗，还指把这些诗选辑而成的一部诗集。在《楚辞》中，并非只有屈原才写到汉水，宋玉和王逸同为汉水之滨的宜城人，他们也是《楚辞》的主要作者。宋玉在《楚辞》中有《九辩》和《招魂》二篇。宋玉作为屈原文学的继承人，实现了由楚辞向楚赋的转变，创作了《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等，成为中国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王逸还是《楚辞章句》的作者。王逸在《楚辞·九思》中写道：“周徘徊兮汉渚，求水神兮灵兮。”第一句写的是屈原流放汉水之滨，第二句写的是求汉水女神显灵。宋玉和王逸继承了屈原“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创作精髓，发扬和光大了楚文化和汉水文化。

（选自《文化襄阳》，有删改）

理学的形成可以说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然而到了近现代，理学竟然成为最为人诟病的文化传统。宋代理学家们提倡的“节孝”观念，其实并不是他们首创的。至少从汉代以来，国家政府都曾经对社会上的节孝行为进行过表彰和奖励。到了宋代，一方面，政府基本上延续了历代政府对旌表节孝的重视；另一方面，理学家们为强调士大夫应注重气节的道德标准，对“节孝”观也做出了更明确的表述。然而直至宋元时期，国家政府对于旌表节孝的行为，更多的是停留在倡导个案“典型”的层面上。有学者把明代以前到明代的旌表贞节行为的演变过程，形象地描述为“由典范到规范”。典范是由倡导所致的，而成为规范则必须要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化设计来加以保障和推行。明代在固定的审核标准下，对来自全国各地大量的旌表案件，予以定期、集体和分类处理，从而形成了明代旌表节孝的制度化、规律化和等级化，乃至演变至激烈化的特质。

与这种制度政策相伴而行的是以朱熹为核心的理学成为明代政府所认可、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范本，这就促使明朝的许多士大夫从理学的角度来诠释和欣赏政府的旌表节孝制度。这样，明政府所推崇的节孝行为，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政策，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道德的教化行为。在制度与教化的双重作用下，明清时期的节孝行为，越来越出现违反人性的激烈化特质。《儒林外史》中所描述的父亲眼看着女儿自尽殉夫并大赞“死得好”的故事，在明清两代的文献中并不罕见。在朱熹悟道、传道的福建地区，清代竟有胁迫寡妇殉节的风气。

“孝道”本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但是经过明清时期的制度化推进之后，也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泛政治化的极端道路。在上层统治者眼里，孝道的体现就是臣下的“死忠”，所谓“以孝治天下”，实际上就是令天下服从一尊。就一般士庶之家而言，争取“孝行”的褒奖可以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正因如此，为博得孝名而导致明清时期惨无人道的“割股疗亲”行为盛行，显然也是政府对于“节孝”制度化与教化灌输的后果。

宋代理学所倡导的“节孝”，更多的是强调士人自身的道德气节与行为准则，而到了明清时期，经过专制政府的制度化、规范化之后，传统的“节孝”观被引入激烈化的歧途。特别是随着明清时期皇权专制体制的强化和官僚阶层奴庸化的加剧，朱子及理学家们所提倡的勇于坚持士人气节的义理观，基本上成了政治上的一种“摆设”。而某些部分被强调而形成制度化的诸如“贞节”“孝道”等观念，则根据统治者的需求而经过了新的改造和诠释。正因如此，对宋代朱子及其他理学家们所倡导的“义理”“气节”等命题所蕴含的道德价值，我们应重视并加以继承。

（摘编自陈支平《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