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无论作为文学意象，还是作为文化现象，鲲鹏都是自由翱翔于天地之间的象征，成为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其实，鲲鹏诞生时，并没有这种诗意的内涵。众所周知，这一意象出自《庄子·逍遥游》。然而，《逍遥游》中的鲲鹏并不能真正地自由翱翔，它之所以能飞上九万里高空，乃因为“风斯在下”，依赖于外部条件——狂风，即庄子所说的“有所待”。

②鲲鹏意象的内涵转换，始于魏晋。魏晋文人一面不能忘怀世俗，一面又要追求任诞逍遥。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打破了心灵的平衡。只好通过将庄学世俗化的方式，寻求安顿身心的法门。介于现实与自由之间翱翔飞举的大鹏，也就成为当时文人的心理寄托对象。通过对鲲鹏的哲学内涵世俗化、意象内涵诗意化的转换，试图重构已被打破的心理平衡。

③哲学内涵的世俗化，始于郭象。其《庄子·逍遥游注》说：“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所有事物只要顺乎本性，称乎所能，且又符合各自差异的本性(性分)，就是一种逍遥，鲲鹏斥鹄在逍遥这一点上，没有差别。庄子所言之“有待”，是溺于现实；“无待”，是超然物外，而在郭象的哲学中却获得了统一。于是，本来“有待”的鲲鹏，也就成为“无待”的自由逍遥的象征了。

④意象内涵的诗意化，始于嵇康。其《卜疑集》说：“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文中“大鹏于南溟”是与“人间之委曲”相对立的意象，在这里大鹏摆脱了“有待”羁缚，成为一种超越世俗的自由象征。后来，阮修创作了文学史上第一篇《大鹏赞》：“苍苍大鹏，诞自北溟。假精灵鳞，神化以生。如云之翼，如山之形。海运水击，扶摇上征。”借助鲲鹏意象，表达自由、高远、超然的人生襟怀和自由精神，成为魏晋风度的一种诗意展示。

⑤到了唐代，鲲鹏形象发生了质的变化。李白创造的大鹏形象也成为盛唐气象的审美呈现。如果说《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还保留着庄子鲲鹏意象的痕迹，那么他所创作的《大鹏赋》则彻底改造了《逍遥游》中“有所待”的鲲鹏意象。“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何其雄健；“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又是何等自由逍遥!在此，鲲鹏由“有所待”才能展翅高翔的文学意象，转化为绝对自由、搏击万里的文学意象，创造出一个具有崭新内涵的审美意象。自此之后，鲲鹏也就成为自由翱翔的象征了。

⑥鲲鹏意象内涵的转换，是文本接受的必然结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复堂词话》)，是中国文本接受的一种独特方式。后代的大鹏意象，就庄子《逍遥游》的本意来说，是“误读”；就文学创作来说，则是审美创造。鲲鹏意象的变化，正是通过对原始文本意象的有意识的“误读”，在积极接受的过程中，创造出内涵全新的审美意象，也因此使鲲鹏成为中国文学中最具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意象，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襟怀、理想的象征。

(摘编自刘运好《鲲鹏意象的“误读”》)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鲲鹏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因为具有诗意的内涵而成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B．鲲鹏意象的内涵转换始于魏晋时代以庄学世俗化的方式寻求安顿身心法门的文人。

C．鲲鹏在庄子笔下是“有所待”的文学意象，在李白笔下则是绝对自由的文学意象。

D．鲲鹏成为内涵全新的审美意象是在对原始文本意象的有意识“误读”下创造出来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以时间顺序阐述了鲲鹏意象的起源、内涵转化、质的变化，到成为中国文学中最具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意象。

B．文章的②③④段在论证结构上属于递进关系，其中③④段分别从世俗化和诗意化两个层面论证鲲鹏意象的内涵转换。

C．文章第⑥段是对前面内容的一种因果分析，分析了鲲鹏意象是如何变化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D．文章大量运用举例和引用的论证方法，来证明历史上鲲鹏意象的内涵发生着变化，这样更显得论证过程真实可信。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鲲鹏意象在《逍遥游》中能高飞九万里，但因为还要依赖外部条件——风，算不上真正的自由翱翔。

B．阮修的《大鹏赞》和李白的《大鹏赋》两文中的大鹏意象分别是魏晋风度的诗意展示和盛唐气象的审美呈现。

C．魏晋文人通过将鲲鹏意象进行内涵转化使之成为了当时文人的心理寄托对象，重构了已被打破的心理平衡。

D．后代的大鹏意象与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意象在内涵上并不-致，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这是一种审美创造。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死亡哲学区别于西方死亡哲学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它特别注重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取向。与海德格尔和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突出地强调死亡的个体性或本已性不同，中国哲学家比较注重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取向，曾先后提出过“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等著名的死亡哲学命题。

诚然，孔子也关注死亡的自然属性，他不仅发出过“逝者如斯”的感慨，而且《论语》还有“死生有命”的说法。然而，他更为关注的是死亡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取向。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杀身成仁”这一死亡哲学命题，强调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为什么应当为了“成仁”而不惜“杀身”呢?这是因为，在孔子看来，惟有“仁”这个范畴才充分地表达了“人”的本质规定性，才使人成其为人，使君子成其为君子。他在《论语》中反复强调“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想告诉人们，离开了“仁”讲“修身”，只是徒讲形式而已，其结果不是不得要领，就是培养出“小人儒”或“伪君子”。而这归根到底又是因为惟有“仁”这种美德才充分地表达了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人的社会属性。孔子的“仁”，按照朱熹的说法，内蕴着两个层面：一为“忠”，二为“恕”。曾子所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即是谓此。但是，孔子所谓“忠”，无非是“尽己为人”，所谓“恕”，无非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在孔子这里，“人”绝对不是克尔凯廓尔的“孤独个体”，而是一种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主体，自我与他我的关系，因而也不是那种“我——他”关系，而是一种“我——你”关系。其实，孔子讲“仁者，爱人”，所强调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不难看出，孔子所赞赏的这种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乃至身家性命的仁者风骨正是基于他对人生和死亡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刻体悟之上的。

与孔子讲“杀身成仁”不同，孟子强调“舍生取义”。孟子并不轻生，他在《尽心章句上》强调说：“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在《离娄章句下》中更进一步强调说：“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以为在可以不死的情况下随意死去便有失“大勇”。在他看来，人之欲求生，一如口之欲求美味、目之欲求美色、耳之欲求好听的声音、鼻子欲求芳香的气味、四肢欲求舒适安逸的环境一样，都是人之本性之所好，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在人的欲求对象中，究竟有无高于“生”的东西。孟子认为，义就是高于“生”的东西，是比生更值得欲求的东西。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他提出了“舍生取义”的死亡哲学命题，这样，孟子就把“义”提升到了生死抉择至上标准和唯一准绳的高度。

孟子的“舍生取义”虽然有别于孔子的“ 杀身成仁”，但不是同后者相对立的东西。“义”，从字面上看来，虽然无非是礼仪、适宜、道理诸义，但在孟子这里所要表达的却是“仁”的一个更深层面的内容。孟子突出地强调了“义”在“仁”的生成过程中的能动性品格和内驱力地位。孟子不仅同孔子一样，认为君子和圣贤必须具有仁德，而且还进一步深层次地探讨了仁德的成因问题。

(摘编自段德智《中国哲学家论死亡》)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死亡哲学和西方死亡哲学的不同点就在于是否注重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取向。

B．孔子关注死亡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取向，因此提出了“杀身成仁”这一死亡哲学命题。

C．孔子把“仁”的内涵分为“忠”“恕”，充分地表达了“人”的本质规定性。

D．着眼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基于“我——他” 的关系，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通过对比论证，肯定了孔孟的观点，否定了某些西方哲学家强调死亡的个体性或本己性的观点。

B．文章在论证中以大量篇幅阐述了“仁”和“义”这两个标准，彰显了儒家有关的死亡哲学的立场。

C．文章结构清晰，采用“总—分—总”结构，先阐明中心论点，然后逐层分析，最后总结了孟子对死亡哲学命题的发展。

D．文章认为孔孟都重视死亡的价值，都特别关注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取向，都认为有高于生命自身价值的社会价值存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和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虽然提出“杀身成仁”这一命题，但并非无视死亡的自然属性，因此有“逝者如斯”的感慨。

B．“仁”这种美德充分地表达了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人的社会属性，离开了“仁”讲“修身”，结果就只能培养“小人儒”或“伪君子”。

C．孟子认为，人的求生欲望是人之常情，他不赞同人在可以不死的情况下随意死去。

D．孟子和孔子都认为君子和圣贤必须具有仁德，孟子还探讨了仁德的成因问题，比孔子更深一层。

【推荐3】阅读以下文字，完成各题

我们可以将小说中的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扁平人物也称为类型人物，有时也叫漫画人物。其最纯粹的形式是基于某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塑造而成的；当其中包含的要素超过一种时，我们得到的就是一条趋向圆形的弧线了。真正的扁平人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比如：“我永远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说这话的是米考伯太太——她说她绝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她说到做到。当小说中其他的因素跟她发生碰撞时，她所拥有的这种人生就会从边缘、从因碰撞产生的火花中发射出道道光芒。扁平人物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不论他们何时登场，都极易辨识——被读者的情感之眼认出，视觉的眼睛只不过注意到一个特定名字的再次出现。当作者想集中全部力量于一击时他们最是便当，扁平人物对他会非常有用，因为他们从不需浪费笔墨再做介绍，他们从不会跑掉，不必被大家关注着做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一出场就能带出他们特有的气氛——他们是些事先定制的发光的小圆盘，随便放在哪儿都成，绝对令人满意。

第二大优势是，他们事后很容易被读者记牢。他们能一成不变地留在读者的记忆中，因为他们绝不会因环境的不同而更易，这使他们在回顾中具有了一种令人舒心的特质，甚至使他们在创造他们的小说已然湮没无闻后仍被人牢记不忘。我们都希望书本能经久长存，成为我们的庇护所，希望书中的居民经久不变，而扁平人物正是因此取得了他们的合法性。不过，眼睛一直严厉地盯着日常生活的批评家们一一对于这种表现生活的方式却很不耐烦。他们认为，如果维多利亚女王没办法概括在一句话里，那米考伯太太凭什么就可以这么做？然而一部复杂的小说经常既需要圆形人物，也缺不得扁平人物，这两者相互磨合的结果会更加接近真实的人生。狄更斯的人物几乎全都扁平，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可结果却给人一种深度人性的绝妙感觉。

我们必须承认，扁平人物在自身成就上是无法与圆形人物匹敌的，让我们转到圆形人物身上来吧，我们先去一趟《曼斯菲尔德庄园》，看一看跟巴儿狗一道坐在沙发上的伯特伦夫人。她的套话是“我脾气虽好，可是绝对经不得劳累”，而且对这一原则一直坚守不渝。可一场祸事在结尾处不期而至。她两个女儿都处境堪虞——朱丽亚私奔了；玛利亚因为婚姻不幸福也跟着情人跑了。伯特伦夫人该如何自处？“伯特伦夫人没有深刻的思想”，这正是她的一贯作为。“但是在托马斯爵士的引导下，（她）对一切重要的方面都形成了正确的看法。”托马斯爵士的指导推动着这位贵妇人获得了独立和并非出自本愿的道德感。“因此她明白这件事的严重程度。”这正是道德的最强音——非常斩截，水到渠成。后来又跟上一个巧妙无比的渐弱音，通过否定的形式出现。她“既不要求芬妮劝解，也不想自欺欺人，掩饰它的罪愁和耻辱”。那句套话再次显形，因为她一直以来确实照她一贯的原则尽量对麻烦视而不见，也确实要求芬妮劝解她该如何自处；十年以来芬妮的全部职责也就在此了。作者的措词虽以否定的形式出之，却提醒我们想到肯定的方面，她惯常的精神状态亦由此再次历历在目，单凭一个简单的句子，她就先是被吹成一个圆形人物，然后又打回扁平的原形。

简·奥斯丁的笔法何等神妙！寥寥数语，她就大大拓展了伯特伦夫人的形象。简·奥斯丁尽管给她的人物贴上“理智”“傲慢”“情感”“偏见”的标签，可他们绝不局限于这些品性限定的范围。检验一个人物是否圆形的标准，是看它能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让我们感到意外。如果它从不让我们感到意外，它就是扁的。圆形人物的生活宽广无限，变化多端——自然是限定在书页中的生活。小说家有时单独利用它们，更经常的则是结合以其他种类的人物，来成就其实现真实生活的抱负，并使作品中的人类与作品的其他方面和谐共处。

（摘编自B.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有删改）

1．下列关于“扁平人物”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扁平人物”又称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是从单一的观念、品质出发塑造出来的，其特点常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B．“扁平人物”会因与小说中其他因素的碰撞而发出道道光芒，并让读者在回顾他们时感到愉悦，久久不忘。

C．一些批评家以日常生活为比照来审视小说中的“扁平人物”，认为他们既非真实可信，也难以理想地表现生活。

D．狄更斯是利用“扁平人物”的高手，在复杂小说中用“扁平人物”就能再现真实人生，让读者产生深度人性的艺术感受。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福斯特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伯伦特夫人的例证说明，“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之间并没有截然的鸿沟。

B．“扁平人物”能吸引读者的情感之眼，圆形人物的生活宽广无限、变化多端：两者相互磨合，更接近真实人生。

C．“圆形人物”性格的丰满变化远胜于“扁平人物”，但作家不必要将所有人物都塑造成“圆形”。

D．“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都是作家创造出来的，有了这两类人物，就构成了完整的小说世界。

3．下列更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第二段观点的一项是（       ）

A．普鲁斯特笔下的帕尔玛公爵夫人能以一句话概括出来，那就是：“我必须特别小心待人友善。”她除了特别小心之外什么都不做。

B．《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夫人就像摩尔·弗兰德斯一样拥有一本专门讲她的小说，其形象可以得到进一步拓展，可以无拘无束地爱干嘛干嘛。

C．把对《伊万·哈灵顿》中的伯爵夫人与蓓基的记忆作比较，我们只记得伯爵夫人的外形及围绕这个形象的那个公式，她是个典型的扁平人物，蓓基却是圆的。

D．《兰默摩尔的新娘》中的凯莱布·巴尔德斯通，不论做什么，去哪里，不论说了什么谎，打破了什么样的盘子，一切的目的都在于隐瞒他主人家的贫困。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在SARS已经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人们对SARS的来源有过很多的猜测，实验室也被列为怀疑对象。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研究员陈继明告诉《中国科学报》，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SARS病毒是人为制造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彻底排除人为制造的可能。“首先，有不少实验室，包括美国、欧洲或中国数十家实验室，能够人为制造多种危害极大的病毒，而且人为制造这些病毒不需要特殊材料和设施设备，费用也很少。”他说。

一些科学不端、不察行为，甚至有组织的科学不端、不察行为，屡见不鲜，这也导致人们对现今很多新发的传染性疾病有越来越多怀疑。“比如2009年导致全球流感大流行的病毒，就被人们怀疑是人为制造的,”陈继明说，“这是因为至今未发现这个基因组上看似猪的病毒确实来自猪群的实际证据。而且这个病毒的‘父亲’和‘母亲’历来分居在欧亚和北美两处，至今也没有发现它们在‘同居’的迹象，那么它们生下这个‘孽子’的概率应该很小。”

此外，有不少危害极大的病毒，包括埃博拉病毒、SARS病毒、尼帕病毒，能够在人群中快速传播H5N1亚型的禽流感病毒，以及1918年引起全球数千万人死亡的、对人有神经毒性的H1N1亚型流感病毒等，都被一些实验室复制出来了；这类行为已经遭受诸多人士的广泛关注，甚至谴责。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所长曹务春表示，在2004年实验室感染事件发生后，有人就说SARS是源于实验室泄漏。“我与一位长期研究SARS冠状病毒的英国专家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人造病毒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SARS病毒是RNA病毒类中基因组最大的病毒，现在的技术水平很难操控。”曹务春说。

俄罗斯的一些专家则认为SARS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较大。因为，SARS来无影去无踪，不符合一般的传染病流行规律。一般的传染病流行，在大的流行风波发生后总会再经历一个小的流行风波，也就是说总会持续几年。SARS显然不是这样。从这一点看，SARS病毒不太像自然发生的病毒。

（摘编自《SARS溯源猜想》，中国科学报2013年4月12日，有删改）

材料二：

衡量一种传染病的影响，一个粗糙的思路是考虑两个维度：毒力和传播力。前者衡量的是如果一个人一旦患上该传染病，症状的严重程度；后者衡量的是一个人有多大概率会得上这种疾病。

新冠病毒肺炎的毒力目前有一些粗糙的估计。在最初患病住院的40多人当中，病死率高达15，重症监护的比例超过30，都已经超过了SARS的水平。但是如果综合考虑更多症状轻微的患者的话，综合病死率目前在3左右，远低于SARS（10）和MERS（35）的水平。

而关于这种病毒的传播力，有一个相对简便的定量指标，叫基本传染指数（R0），代表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条件下，一个感染者平均而言能够传染给几个人。可想而知，R0越大则意味着传播力越强，如果R0小于1，则意味着这个疾病会慢慢自我消亡。作为对比，这里列举了几个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传染病的传播力数据：麻疹（12-18），天花（3.5-7），流感（2-4），SARS（2-5）。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病毒肺炎在1月23日给出过一个粗糙的估计在1.4-2.5之间，也就是说它的传播力远不如SARS。

（摘编自新华网《新型冠状病毒的来龙去脉》2020年1月29日，有删改）

材料三：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敬畏生命的精妙论述。例如，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等。这些观点，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德国哲学家施韦泽提出：“中国伦理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成就。较之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中国思想都走在了前面……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他认为中国的伦理学者早就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例如，他指出孟子以感人的语言表达了对动物的同情，列子认为动物心理和人类心理的差别并不很大，杨朱反对动物只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而存在的偏见，《太上感应篇》提到了《月令》“毋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的要求。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施韦泽明确提出敬畏生命的概念，他基于欧洲传统思想认为道德关系只限于人类自身，把动物、植物等生命形态置之度外的缺陷，认为世界不仅是过程，而且是生命，倡导一种对所有生命都承担起责任的伦理学。因此把“敬畏生命”作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是可行的。

……

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人民已经充分动员起来，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正在取得积极成效。特别是广大医护人员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成为阻击疫情的中坚力量，也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而从当代生命伦理学体系构建的角度看来，这也是一个从敬畏生命到敬佑生命的深化、丰富和发展过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攸关全体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时刻，伦理学工作者要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在事上磨炼”，把“敬畏生命”的信念落实为“敬佑生命”的行动，向面对重大传染病威胁义无反顾、舍己救人的医护人员学习，团结一心、排除干扰，直至最终战胜疫情。

（摘编自《新冠肺炎疫情的生命伦理学思考》，《光明日报》2020年02月17日15版，作者陈泽环，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很多新发的传染病导致人们怀疑一些科学不端、不察行为，SARS等病毒被实验室复制出来的行为受到关注和谴责。

B．因为SARS病毒不符合一般传染病流行规律，没有在消失后再次流行，所以俄罗斯一些科学家证实了它来自实验室。

C．毒力和传播力是衡量一种传染病影响的两个维度，据此分析，新冠病毒肺炎在传播力这个维度上远低于SARS。

D．孟子、列子、施韦泽等认为人应该敬畏生命，同时人应该承担起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黄帝内经》、《月令》等典籍也有此观点。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对于SARS病毒是否源于实验室泄漏，英国、俄罗斯专家存在较大分歧，英国专家认为现在的技术水平还很难制造出来类似病毒。

B．基本传染指数是一个判断病毒传播力相对简便的定量指标，因此在抗击新冠病毒肺炎时可以采取外力干预的办法降低R0指数。

C．2009年导致全球流感大流行的病毒，被人们怀疑是人为制造的，原因是有人存在科学不端、不察行为，人为制造病毒成本不高。

D．施韦泽在综合中国古代伦理观念和欧洲传统思想缺陷的基础上，提出要敬畏生命，倡导一种对所有生命都承担起责任的伦理学。

3．下列对材料论证的相关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在论述“SARS病毒是否是人为制造的”看法时，运用了例证、引证、比喻论证的方法，观点鲜明,论据充分。

B．材料一引用陈继明的说法来证明至今未发现基因组上看似猪的病毒确实来自猪群，这一说法备受诸多人士的广泛关注。

C．材料三以全国人民打响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作为事例，来论证全国上下要团结一心、排除干扰，最终战胜疫情。

D．三则材料尽管文体特征、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主要围绕“传染病毒与疫情”展开，为人类应对病毒及疫情指明方向。

4．假如要论证“人类不可能人为制造类似于SARS的传染病病毒”这一观点，你能从上面材料中找到哪些论据？请简要说明。
5．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人类怎样才能应对流行病毒。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所谓文化，通常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它的价值系统。而文化自信则是指一个民族基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积极肯定、自觉珍惜而形成的一种对其坚守、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取向。文化自信就其内涵而言，包含两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文化类型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二是作为这种文化类型的文化主体的文化性格。这就是说，文化自信是一种文化类型的精神特质和文化主体的担当性格的有机统一。

当然，作为统一的中华文化，它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同一种文化类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合规律性发展的文化之链，但是它又存在着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客体与主体的不同方面、不同内容和不同性质的区分。因此，我们要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就必须对这一概念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整体把握和理性对待。否则，就可能在所谓文化自信、繁荣文化的旗号下造成混乱。

那么，继承与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不能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呢？这涉及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它自身的文化特质问题。事实上，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质就是“自信”，它是一种具有高度自信精神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它最初萌生时的神话传说中，就是以自信、自强为精神特质的。人们所熟悉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等，不就充满了一种发奋而自信的精神吗？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精神理性化、理论化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荀子则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这些不正充满了一种一往无前的担当而自信的精神吗？宋儒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清时期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无不是充满了一种无畏而自信的精神。

如果说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我们的着眼点要放在坚定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上，那么它的落脚点和目标指向就应该放在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具有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上。人是文化的主体，又是文化的创造者。离开了作为主体的人，就无所谓文化，而任何优秀的文化也只能是海市蜃楼。因此，培养和造就具有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才是我们要着实下功夫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唐凯麟《如何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

材料二：

《解放日报》副刊《朝花周刊》记者就“中国文化自信”这一主题专访了原文化部长、作家王蒙，以下为访谈节选。

朝花周刊：您为什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时代话题？

王蒙：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活的传统，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我们的文化自信，包括了对自己文化更新转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包括了适应全球大势、进行最佳选择与为我所用、不忘初心又谋求发展的能力。

文化的高低分野，不仅代表着公民的个人素质，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因此，不论有多么困难，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课题。

朝花周刊：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它和世界先进文化可否对接？

王蒙：中国文化有一种适应的能力，有一种变化发展的能力，既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有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能力。也许，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古老，甚至也看到了中华文化的不够用，但是我们还看到了中华文化的适应性，它有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有汲取和消化外来影响的能力。

现在我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国家有了巨大的发展，因为对国家前途已经有了自信，所以才有了文化自信。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传统文化中积极、优秀的方面的自信，包含了我们对自己发展模式的自信，也包含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汲取能力、选择能力、消化能力、调整能力、本土化能力以及识别能力、分析能力的自信。我们的文化不是一个脆弱的文化，不是手指头一捅就破一个窟窿的、捉襟见肘、岌岌可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一个能够和世界对话和打交道、能够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拒绝任何外来有益影响的文化。

朝花周刊：在全球化时代里，该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又怎样才能使中华文化始终焕发光彩？

王蒙：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见证，更是今天中华民族固本开新的精神动力。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着我们的民族传统，有些人陷入到了深深的文化焦虑中。这种时候，更需要文化自信、文化定力，更要勇于与善于实现引领、整合、包容、平衡与进一步提升，以优秀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为主心骨，积极构建生气勃勃、富有创新活力，又能够满足人民多方面精神需要的多彩多姿的文化生态格局。

我们中华民族确实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这不是“老大帝国”的狂妄自大，这是建立在转化与变革的举世瞩目、发展与创新的累累硕果之上的坚实自信。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加坦然地面对困难，化解矛盾。我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自信，我们创造的业绩使我们能够自信。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由内而外的自信，是有定力的自信，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自信，是面向世界的自信。我们要以文化自信、文化复兴，托起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创造我们的文化辉煌，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专访王蒙：中国文化自信，是从善如流的自信》）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只有对“中华文化”这一概念有清晰明确的整体把握并理性对待，才能有效提升文化自信。

B．材料一从文化特质和文化主体两个方面，分析了当下我国文化和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的关系。

C．中华文化的适应性，主要体现在对自身文化的调整与更新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消化两个方面。

D．两则材料都以“文化自信”为话题，前者侧重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后者侧重更新与发展。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提升文化自信的关键，是深入到传统文化中，研究神话传说、儒学学说等体现出来的自信的文化特质。

B．坚定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的着眼点。

C．中国传统文化不仅现在能对接世界先进文化，还能在未来焕发光彩，这与其强大的适应性特质有关。

D．两则材料对防范可能出现的虚假文化自信、繁荣文化的乱象和消除某些人的文化焦虑具有现实意义。

3．根据材料内容，下列各项中不属于文化自信表现的一项是（     ）

A．2021年河南春晚舞蹈《唐宫夜宴》以隋唐歌舞人俑为原型，融合现代科技手段，完美呈现大唐盛世，获得空前好评。

B．近年不断有人提议在原址重建圆明园，再现这一“万园之园”杰出精美的建筑景群，重现昔日盛世繁华与荣光。

C．李子柒在社交平台分享田园风光和美食制作的视频，向世界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让无数外国人爱上了中国。

D．许渊冲致力于翻译事业，将《论语》《诗经》《楚辞》《西厢记》等经典作品翻译成英文和法文，获得海内外高度认可。

4．作为文化主体，青年学生面对展藏文物、古代作品等文化载体时，应当怎样做才能真正提升文化自信？请结合材料，提出你的建议。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干支创制刍议

干支，天干地支，中国古代纪年、月、日、时之法也。

天干地支以纪年、月、日、时的传说，所从来远矣。《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四》有云：“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润余。”对“考定星历”一说，《系本》及《律历志》作如此索引：“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更早的战国时史官所撰的《世本》记黄帝以迄春秋时的历史，有“容成作历，大桡作甲子”，大桡，黄帝之臣也，以作甲子，亦若仓颉为黄帝之臣也，以制文字一样，不过是个代号式的人物，天干地支的创制也同样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一点，我赞成郭沫若《释支干》中所云：十天干纯属十进位记数法的观念衍化，其中多半是殷人所创制，大抵其文其事皆出自然发生，而无丝毫神秘，及外来之痕迹。我想，在夏、商之时，中国十进位记数法已使用相当纯熟。据考古学之发现，中国在山顶洞人生活的年代，已开始了十进位记数之法，距今竟是三万年之遥。中国人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不仅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等。大数学家吴文俊先生在《吴文俊论数学机械化》一书中作如是说，这真是石破天惊之高论，因为人们如果不知道逢十进一，加上每个数码既有其自身的绝对值，又有其所在位数的十进制的值，那么我可以猜想，至今人类跨不进数码化的时代。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个字，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构成数的世界，是殷人最初以60日为周期纪日，而这种干支配合用以纪年，是殷人后期纪年至美至善的创制。10和12是60的两个公约数，60是它们最小的公倍数，有了这样的十进位记数系统，加上60循环的干支表（我们在《甲骨文合编》中看到了一篇编号为37986的卜骨，上面刻有完整无缺的干支表，起于甲子，止于癸亥，正好是一轮甲子），我们中国的历史理应比任何国家的历史记载得更清晰。

夏代的天干为帝王名的有孔甲和癸（桀），而商代的天干为帝王名的几乎是全部，从商汤之子太丁到商的亡帝辛（纣）无一例外用天干为帝号，足见天干十字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于中国人心目中的至尊地位。而且我们可以断言，天干的产生早于地支，准确地说（不是“大桡作甲子”式的传说）以天干地支纪年应是殷商后期、周初之后的事，而最准确的纪年应该是公元前841年庚申共和元年。李学勤先生等一批卓越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正将中国之准确纪年向前推移，这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学术上的大事。

（节选自《新华文摘》2010年第3期范曾《干支与生肖的迷雾》）

1．从原文看，下列关于“干支创制”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与仓颉造字一样，干支是黄帝之臣大桡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创制出来的。

B．干支的创制，人们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其起源与我国古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C．天干与地支的创制都纯属夏、商之时已使用相当纯熟的十进位记数法的观念衍化。

D．干支的创制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样，也是中国人对全人类的最伟大贡献之一。

2．下列表述与原文意思相符的一项是（     ）

A．因为有十进位记数系统，再加上60循环的干支表，所以中国的历史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事实上都比任何国家记载得更清晰。

B．天干的产生早于地交，地位也尊于地支，而干支配合用以纪日又早于干支配合以纪年。

C．天干十字在商代人心目中拥有至尊的地位，几乎所有的帝王都以之为名，用为帝号。

D．中国最准确的纪年是公元前841年庚申共和元年，这是李学勤先生等人推断出来的。

3．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下列各句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

A．殷人所创制的干支表可谓至美至善，说明殷人已懂得并运用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等数学知识。

B．十进位记数之法是人类进入数码化时代的重要基石，没有山顶洞人发明的十进位记数之法，人类至今还跨不进数码化的时代。

C．已知2010年是干支纪年的庚寅年，那么可推断出北京奥运会召开的2008年是干支纪年的壬辰年。

D．屈原在《离骚》开篇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自报生辰，这里便运用了干支来纪日。

【推荐1】汉服，顾名思义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服饰之一，一些古籍资料显示，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源自黄帝制冕服，定型于周朝，并在汉朝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

在古代，服饰不仅仅是蔽体之用，而且是包括衣、冠、发式、鞋等的一整套礼仪体系。汉民族传统服饰的总体风格偏向于凝重、古朴、典雅，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束腰，用绳带系结，常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所谓“交领”，是指衣服左右前襟重叠，两边相交成领；“右衽” ，就是上衣前襟左边长、右边短，衣服前襟向右掩，这一服饰的诞生，体现的是中国古人泰然自若、宽厚仁爱、与世无争的民族性格和人生境界，从某种程度看也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汉服爱好者之间互称“同袍”， 这一称呼也与《诗经》相关。《诗经·秦风·无衣》有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里所说的“袍”透露了当时汉服的材质，也就是麻絮。麻布衣是当时汉服的主流。

据记载，在先秦时期，葛、皮毛、蚕丝等都是主要的服装材料。葛多为平民百姓制衣所用，以麻布为主要衣着材料的庶民，被称为“布衣”。而皮毛、蚕丝等多为王公贵族所用。动物毛皮是人类最早采用的服装材料之一，《诗经·秦风·终南》就有记载：“君子至止，锦衣狐裘。”其他先秦文献里也有羊，狐、虎、狼、黑貂等毛皮做裘服的记载。

春秋时期，古代服饰就已有“绿衣黄裳”，服装有了色彩，也表示染色工艺已有较高的水平。《诗经》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谈及交领和青色上衣；“缟衣綦巾”“缟衣茹意”等诗句也可看到衣服的多色系。缟是白色的绢，綦巾是指浅绿色的头巾，茹意是茜草，通过染色可以变成红色。在当时，服饰已出现红、黄、蓝、绿、白等多种颜色，贵族尤其崇尚朱红色。

先人在特殊场合对服装有特别的要求。比如，正式场合中，贵族身穿与其地位相符的服装来彰显身份，同时表达对彼此的尊重。在《诗经·小雅·采菽》中描写了天子赏赐诸侯的场景——“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玄衮”指的是绣有龙纹的黑色礼服，“黼”指黑白相间的花纹。在当时，“皮弁服” 也是古代最早的朝服。这种朝服一般用兽皮制成，多用兽骨和玉石来装饰。“缁衣” 也是古代用黑色帛做的一种朝服。

秦代之前，服饰就形成了“深衣”汉服体系。之后，各个朝代根据时代和社会的特点，形成了有各自风格的服饰。

（摘编自彭薇《古代服饰文化“知多少”》）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汉服作为汉民族的传统服饰，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服饰之一。

B．汉民族传统服饰的总体风格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C．汉服爱好者之间互称的“同袍”，即《诗经》中人们穿的麻絮衣服。

D．古代贵族在特殊场合的服饰既有彰显身份的需要，也有尊重彼此的考量。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开头指出汉服别称和历史渊源，突出了汉服历史悠久。

B．文章基于民族性格、人生境界的角度分析了汉服的风格特点。

C．文章引用《诗经》的相关诗词，是为了说明古代服饰相关知识。

D．文章指出古人衣着风格、服饰特点与礼仪，体现了作者的研究深度。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代服饰的范畴广泛，衣、冠、发式、鞋等形成了一套礼仪体系。

B．葛、皮毛、蚕丝等成为古代主要的服装材料是因为他们制作简单。

C．春秋时期，红、黄、蓝等多色系的服饰反映了当时较高的染色工艺水平。

D．古代服饰的政治与礼仪功能反映了古代较高的文明水平和思想水平。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学是国学吗？

什么是国学？照我的看法：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所以一般的诗文写作，不应该包括在国学的范畴之内，那是另外的功夫。写诗，写文章，这不是国学。古文念得好，现代的文章就能写好。没有古文的功底，现代的文章也写不好。诗本身就是一种修养。但古人还会问他背后的“学”好不好，学问怎么样。所以古人把诗看成学的别体，不看成学的本身。诗就是你的“学”，对不对？不一定对。当然，学问好，诗的格调也会不同。有人也会写诗，平仄韵律对仗，一点挑不出毛病，可是背后没有学问，没有德范的支撑，就索然无味。缺了这两条，诗的价值就降低了。我称赞范曾先生的诗，是因为他的学问根底好。我们两个讲得来，是因为他的诗背后的东西，能和我相通。

诗分唐宋。唐诗阔大，各种流派，边塞也好，山水也好，写实也好，浪漫也好。可是，到了宋代，诗与唐代完全不同风格了。所以有人说，唐后无诗。这话对不对？唐后无唐诗，但是有宋诗。宋代的诗开了中国诗学的新生面。苏东坡、黄庭坚的诗，也是前无古人。还有诗余做补充。宋代的词又开出另外的新局，大家辈出。宋代的诗，与禅宗有相当的结合。无禅就无宋诗。唐那样的阔大，已经打开那样大的局面，而宋诗又开出一个新格局来，它与思想更好地结合，跟宋代思想最高的点、宋代理学相表里。宋代理学根本的贡献，在于它不单是对孔孟的继承，还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也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成为宋代理学。它吸收了各家的思想，形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观，一个大的思想汇流。这是宋代思想的大格局。

判断诗的好坏，跟学连在一起。有学问的诗跟无学之诗，是完全不同的。有学问的诗，味道深远，有学问衬底，故深。所以陆游讲，功夫在诗外，主要是学问。学问的累积如何，决定了诗的基本面貌。

《诗经》里的诗，和后来的文人诗歌写作，不能同日而语。《诗经》经过孔子的删订，温柔敦厚思无邪，有大公大德存在。中国过去的大学者的文集，一般都是把“学”，比如解《易》，解《语》、《孟》，研究《诗经》的传注，放在文集的前头，末编才是自己的诗文。过去很少有大学者不会写诗的，这是中国学问的一个传统。当然有的写得好，也有写得不够好。但是诗文和“学”的轻重不一样。他们一般都不把诗文看成“学”。

《诗经》是“六经”之一，是中国人文的源头，它的博大渊雅，是后来任何一个单独个人无法达到的。它不仅是儒家的基本经典，也是中国学术的基本经典。不管是李白和杜甫的诗，还是苏东坡和黄山谷的诗，它们都不能叫“经”。区别就在这里。《诗经》所以被称为“经”，是因为它涵养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礼仪德范、精神价值，是一部中国人自我修身的教材。古人蒙学开始，一般先念《诗经》，绝不是先念唐诗、宋诗。即使到了明朝清朝，也是如此。李白、杜甫、苏东坡，词曲，白话小说，是自己偷偷念的书。《诗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渊薮，是诗学的源头。我们不能说，杜甫、李白是中国文化的渊薮。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流裔。诸子百家、四部的学问，都是“六经”的流裔，诗文更是流裔的流裔了。

（摘自刘梦溪《国学与诗学》，有删改）

1．关于“学”与“诗”的表述与原文意思一致的一项是（     ）

A．古人把诗看成学的别体，不看成学的本身。诗就是“学”的说法不一定正确, 但诗会因“学”显出不同。

B．古今的大家，诗好实质就是因为学问好。骨子里没有学问，也就没有德范的支撑，当然诗就索然无味。

C．作者称赞范曾先生的诗，是因为范曾先生的学问根底好，还因为他的诗背后的东西，能和作者相通。

D．写诗、写文章，不是国学。由此可见《诗经》中的诗因为不属于国学范畴，所以不能被作为国学看待。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一开篇就清晰地提出作者观点，通过对唐宋诗和《诗经》的分析，论证了诗学不是国学的观点。

B．文章第三段论述唐诗的阔大和宋诗的大格局，旨在突出唐宋诗歌在历史中的巨大成就和重要地位。

C．文章采用对比论证，把《诗经》和李白、杜甫的诗歌作比较，证明《诗经》是人文源头和基本“经典”。

D．文章既有专业冷峻的理论分析，又有通俗化形象化的阐释，如“白话小说是自己偷偷念的书”就是形象化的阐释。

3．下列对原文的分析和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宋代的诗开了中国诗学的新生面，苏东坡、黄庭坚的诗，也是前无古人。宋代的词，又开出另外的新局，出了很多大家。

B．过去的大学者的文集，一般都是把“学”放在文集的前头，末编才是自己的诗文。这表明古代诗文和“学”的轻重不一样。

C．诸子百家、四部都是“六经”的流裔，诗文更是流裔的流裔，可见诗学的文学成就和价值比不上国学。

D．《诗经》里的诗篇经过孔子的删订，温柔敦厚思无邪，有大公大德存在。和后来的文人诗歌写作，不能同日而语。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在文艺创作领域，人们对数据背后规律的探寻，早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就已开始，比如，电影行业对票房、排片率、上座率等数据的关注但直到互联网大数据出现，在线文艺作品最后的“黑匣子”才真正打开，如今，所有观影数据、用户交互数据、播放表现、演员等构成一个庞大的数据系统，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量化成一些固定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用户面貌，已经广泛为采买、制作投资、宣发和播放各个环节提供参考。

比如，“选角”是大数据应用的一大场景，大数据算法可通过舆情数据提炼出网友对演员的评价标签，计算演员和候选角色的标签相关性，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的扮演者就是由大数据参与推荐的。除了选角，大数据还能指导剪辑。观众对视频的观看反应，比如何时拖动视频进度条快进等等，都会纳入监测范围，从而让制作者对观众喜好判断有据可依。而在重大体育赛事中，机器甚至可以智能生成精彩短视频（如进球瞬间），直接成为内容生产的一环。此外，在“千人千面”的分发机制下，不同用户在视频平台看到的首页是不同的。就算是看到同一内容，其封面图和推荐文案也可能是量身定制。

大数据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到底有多大？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将大数据描述为文艺创作的“爆款炼金术”。用数据说话，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节目反馈“不确定性”，提升“爆款”命中率。另一种观点则将大数据置于艺术家“创意”“灵感”的对立面，认为技术探索在文艺创作者的智慧面前显得虚妄。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文艺作品具有特殊属性，用大数据描绘它的难度远高于一般商品，但否认科技与艺术在当下深度融合的趋势同样不可取。事实上，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超高清显示等新技术无一不在深刻影响文艺发展。

因此，应合理认识大数据在文艺创作中的参考价值，善于利用而不是一味追捧。通过分析数据，有助于了解观众喜好和习惯，认识当下艺术潮流创作方向，从而为创作提供参考。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应用，甚至可以将人力解放出来，使创作者得以腾出更多精力，投入到不可替代的精神创造中去。

但大数据提供的参考仍然是有限的，观众浅层的娱乐需求容易归纳，更深层次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却不易探究。“爆款”没有标准计算公式，一部文艺精品诞生依靠的是艰苦创造和不断创新。如果本末倒置，以为集纳了大数据推荐的流行元素和吸睛话题就高枕无忧，没有在打磨作品上下足够功夫，是不可能创作出优秀作品的。此外，对大数据的过度依赖，容易带来统一标准趋向下的跟风与同化，使作品缺乏艺术个性和创新。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例，如果单凭大数据监测，“诗词”算不上热门元素但节目传达出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与质感，仍使它赢得观众喜爱，节目的模式创新和创作者的文化坚持才是作品的核心竞争力。

大数据不能取代人的创作，但它可以在文艺创作生产各个环节提供有益参考，赋能更多好作品。

(摘编自《善用大数据，赋能好作品》，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早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探寻各种大数据背后的一些规律了。

B．分发内容相同，封面图和推存文案也可能不同，形成了“千人千面”的分发机制。

C．技术探索在文艺创作者的智慧面前井非虚妄，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是大趋势。

D．大数据无法取代创作，但能为文之创作者提供参考，从而产生更多的优秀作品。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首段对比了互联网大数据出现前后人们对数据关注度的变化，为后文的论述张本。

B．文章重视举例论证，比如对大数据应用场景的介绍中，就分别列举事例加以证明。

C．文章论证严谨，如文章第三自然段中分析了两种截然相反但又都失之偏颇的观点。

D．文章分析辩证，既强调了大数据的重要作用，也指出了不能一切完全依赖大数据。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反映用户面貌并广泛为采买、制作、投资、宣发和播放各个环节提供参考的固定指标，是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量化而成的。

B．《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的扮演者是大数据依据网友对演员的评价标签，计算演员与候选角色的标签相关性推荐确定的。

C．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超高清显示等新技术无一不在深刻影响文艺发展，但用大数据描绘文艺的难度远高于一般商品。

D．《中国诗词大会》凭借传达出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与质感，赢得观众喜爱，但单凭大数据监测，“诗词”并不是热门元素。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小说叙述故事有一个视角的问题。小说的视角有点像电影的镜头，但又不完全相同。电影的镜头局限在内眼所能见的范围之内，而小说的视角却要灵活自由得多。

作者像无所不知的上帝，可以知道除了当事人本人以外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的隐秘，可以知道人物和事件的过去和将来，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可以作出小说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作出的判断，这就是全知角度。《碾玉观音》中有段文字，说“郭立是关西人，朴直，却不知军令状如何胡乱勒得”。郭立的性格品德和此刻的内心活动，是作品中的人物所不能看到的，只有作者才能进行介绍。全知视角可以把真实生活中没有人能够知道的东西讲述出来，作者的确方便和自由，然而却带来一个可信性的问题。清代著名学者纪昀曾就这一点责难过全知视角：“令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

限知视角更接近电影镜头，它的视野受到一定限制，叙事者放弃全知的权利，只是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视野观察事物。《三国志演义》温酒斩华雄那一段使用的就是限知视角。叙述者通过众诸侯的眼睛描述联军帅部帐幕里发生的事情，关羽、袁绍、公孙瓒、袁术和曹操等人的动作和语言都是帐幕中诸侯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关羽出帐后的厮杀场面却看不见。“听得寨外鼓声大震，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却欲探听，鸾钤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描述的都是帐中诸侯耳闻目睹的事情。

作者不能自由进入处在被观察地位人物的内心世界，但作为观察主体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却可以披露无遗。《红楼梦》“诉肺腑心迷活宝玉”怡红院中宝玉因史湘云说“经济”一事与她险些翻脸，是林黛玉在窗外所见所闻，观察主体是林黛玉。而“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我虽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这一段恰似林黛玉为“我”的第一人称叙述，可以自由地表白自己的心迹，却不可以去写被观察的人物如宝玉、湘云和袭人的内心活动。

叙事者可以不断变换由小说人物承担的观察主体，来实现全方位多侧面的描叙。《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进府，一开始的观察主体是林黛玉，借她之眼介绍宁国府、荣国府的豪门气象和费府中的各等人物。行文往下，观察主体就转移到众人身上，“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这样的限知视角叙述，作者似乎完全隐退了，他把叙述的任务委托给情节中的角色。限知视角的优长之处，就在它更接近真实的生活，极大限度地遮掩了小说叙述的人为性。

西方小说出现限知视角的叙事模式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般认为肇因于福楼拜、列夫·托尔斯泰、詹姆士等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受了西方影响才出现这种叙事模式，实在是有点数典忘祖。

（摘编自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的视角比电影镜头灵活自由得多，其原因就在于小说可以采用全知角度。

B．在全知角度条件下，作者可以自由方便地进行叙述，因而带来可信性问题，遭人责难。

C．限知角度条件下，叙事者放弃全知权利，观察主体是小说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人物。

D．在真实性上进行比较，限知角度优于全知角度，它极大限度地避免了小说的人为性。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展开论证，在逻辑上也是逐层递进的。

B．文章主要采用例证法，以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材料为例进行论证，同时兼顾中西方文学间的比较。

C．文章引用学者纪昀的责难言论，目的是论证全知角度在可信性上存在问题这一观点。

D．文章后四段采用并列式结构，从多方面论述限知角度，包括它的特点、使用、优势和与西方小说的比较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如果《三国志演义》温酒斩华雄那一段写到关羽出帐后的厮杀场面，那就违背了限知角度的原则。

B．《红楼梦》“诉肺腑心迷活宝玉”中，林黛玉是观察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披露无遗。

C．尽管全知视角存在一个可信性的问题，但因为小说是一种虚构的艺术，因此，全知视角在小说创作中的使用有其合理性。

D．限知角度出现在中国文学中的时间远早于西方文学，中国人不应数典忘祖，而应充分保有文化自信。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殷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时间约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现存的殷商文学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直接传承于今的第一手的殷商文学文献，即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第二类是经过后世传抄，但是早在春秋以前就已经被时人所认可的殷商文献；第三类是在周汉时代的历史文献中记载下来的有关殷商时代的遗诗遗文、神话传说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首先是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它们不仅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而且已经具有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词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的文学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发现。商代重要的文献资料还有“书”。《左传》中，对《尚书∙盘庚》多有引用，如：“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以此可知，殷商时代记载日常政治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文献应该是这些典、册和书。现存的《盘庚》一篇完全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证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三者共同呈现了殷商文学的书写形态。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有了自己的成熟的文字载体。

文学史可以有多种断代方法，但无论如何，从口传时代进入文字时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飞跃。和后世文学相比，殷商文学的内容虽然还远不够丰富，文体形式也相对简单，但是它却展示了作为书写形态的早期文学的基本特征，为周代以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商代以前是中国文学的传说时代，商代以后是中国文学的文字书写时代。这就是商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开创意义。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甲骨文具有最重要的文字载体意义。它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而且具有相当的叙事条理与文例程式，因而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

B．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时代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铭文篇幅短小，大多数只有几个字，其中包括很多合体字，这些字都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

C．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比，“册”与“典”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因为它们记载了日常政治文化生活中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

D．“书”和“册”“典”一样，也是商代更为重要的文献资料。留存至今的《尚书∙盘庚》，就是其中最有力的证明。

2．下列理解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传承于今的殷商文学文献，有直接保留下来的，也有经过后世传抄或历史文献中记载下来的，只要真实可信，都具有宝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B．典型的甲骨卜辞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大部分，它具有完整的叙事结构，词汇丰富，语言简洁，属于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C．甲骨文与铜器铭文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是一致的，但由于书写工具、书写方式和记述功能的不同，两者又具有不同的文字特征。

D．《多士》《盘庚》均出自《尚书》，《多士》记录了周公训斥殷商旧臣的情形，《盘庚》则被《左传》多次引用，二者都属于殷商文学的珍贵史料。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殷商文学的历史是由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共同构建的，除了各自独立的意义，它们之间还可相互发明、相互印证。

B．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记载中的典册文献，三者共同呈现了殷商文学的书写形态，它们使中国文学有了自己成熟的文字载体的标志。

C．殷商文学虽然内容与文体形式都相对简单，但却展示了我国书面形态的早期文学的基本特征，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D．殷商王朝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是因为它实现了人类历史的一次飞跃，将中国文学从口传时代带入了文字时代。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源自《周易》的“阴阳”观念，对中国文化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作为两性文化的观念符号，与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相联系，而且还以一种更加潜在、更加抽象、同时也更加隐蔽的方式铸造着整个民族的“思维结构”，从而制约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提起“阴阳”，人们常常会归因于某种后起的学术流派，譬如战国至汉代的阴阳、五行学家；人们又常常会联想起一些巫术、迷信的东西，例如流传至今的风水、命相之类。然而这类归因和联想都只是停留在极为表面的层次上。在中国古代思想的演变过程中，“阴阳”学说的发展确乎与阴阳五行学家的宣传与推广有关；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衍生过程中，“阴阳”观念的运用也确实导致了大量封建迷信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希望透过现象而发现本质、透过迷信而发现科学的话，我们就应该看到，“阴阳”的现实基础，远比阴阳五行学派的存在更为深远；“阴阳”的学术价值，远比占卜、算卦之类的行为更加深刻。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思维结构是“阴阳”，那么，西方传统的思维结构则是“因果”。在许多现代人眼里，仿佛只有“因果”才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有力杠杆，而“阴阳”则只能导致迷信。其实，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思维结构”，无论“因果”还是“阴阳”，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具有真理或科学的意义，而一旦超出了特定的阈限，则都有可能将真理发展为谬误、将科学演变为迷信。关于前者，康德在其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曾经指出，作为诸悟性范畴之一的“因果”，只适用于经验的“现象界”，而一旦超出了这一有限的范围，便必然会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不仅如此，他还承认，运用“因果”之类的悟性范畴，虽然可以研究包括星体运行在内的物理世界，但对于解释类似毛毛虫这样最最简单的生命现象，却无能为力。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一直未对“阴阳”的使用能力及适用范围做出明确的分析和科学的限定，而是把它当成一种百病皆医的万宝囊，所以才牵强附会出许多迷信和谬误，以致于使人们对“阴阳”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也产生了怀疑，这便是现代人普遍重“因果”而轻“阴阳”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同重“因果”的西方人一样，重“阴阳”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也曾有过惊人的建树，如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框架的《黄帝内经》一书就已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与西医的病理学说完全不同。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古代之科学与文化的独特意义。

一些敏感的西方学者已开始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例如，荣格就曾指出：“我们的科学立基于因果论上，而我们都认为因果原理是万古不易的真理。……然而，《易经》一书所表现的中国思想，似乎专着眼于机会率。我们认为是偶然性的，中国人却极为关心。而我们所崇拜的因果论，他们似乎不屑一顾。”其实，荣格在这里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的确，由《易经》所引发出来的中国传统的思维结构与西方人大相径庭，对于西方人所奉若神明的“因果论”我们的古人并不那么重视。然而，由《易经》所引发出来的思维结构并非“机会率”而是“阴阳率”；因而，中国古人所注重的不是事物发展的“偶然性”而是其“辩证性”。

（摘编自陈炎《文明呓语》）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作为一种传统观念，中国古代的“阴阳”有着极为隐蔽、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

B．作者认为阴阳五行学家和巫术、迷信对“阴阳”观念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C．中国的“阴阳”不如西方的“因果”是因为现代人普遍重“因果”而轻“阴阳”。

D．“阴阳”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了西方学者荣格的认同。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阴阳”观念在中国有着重要意义。

B．文章第二段将“阴阳”与“阴阳五行学派”进行对比，强调前者更有现实基础。

C．文章引述西方学者的说法来论证，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也有力地支撑了观点。

D．文章多次否定并分析了一些错误的看法，充分体现了这篇学术文章的思辨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古代占卜、算卦之类的行为以及流传至今的风水、命相之类虽然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仍是封建迷信的东西。

B．只有“因果”才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有力杠杆，而“阴阳”则只能导致迷信。这种看法是某些人的一种偏见。

C．运用“阴阳”来解释类似毛毛虫这样最最简单的生命现象，可以弥补运用“因果”之类的悟性范畴的不足。

D．中国古代医书《黄帝内经》建立了与西医完全不同的病理学说，体现了中国“阴阳”与西方“因果”的思维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