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包括文学文化在内的各项事业发展的崭新历史坐标。对于文学来说，如何认识新时代之“新”的丰富内涵，如何认识“新时代”与“中国故事”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理论课题。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深刻认识“时代”之新变与“中国”之恒常之间的辩证关系。刘勰的《文心雕龙》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提出了文学与时俱进的特点。文学既存在于“时代”的变量中，也必存在于“民族文化”的常量中。对我们来说，这个常量就是“中国”。不能把握住时代的变量，文学就会在日新月异的新经验面前惊慌失措、孤芳自赏而故步自封，为时代所淘汰；不能把握住民族文化的常量，文学就会在瞬息万变的新事物面前方寸大乱、随波逐流而丧失初心，丢失了来路和根据地。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新生活、新技术和新矛盾正在打破原有的文学想象。越来越多的人们，乐于寻找新的文学观念装置，来显影新时代的文学之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在趋时以应新变之余，也要守望来路以寻民族文化之根。对于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来说，“中国”不仅是当下的，也是历史的；不仅是变动不居的，也是具有坚韧根性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时代巨浪召唤定海神针。让我们在时代之巨变中始终成为我们的正是“中国”这一份精神共同体的认同。只有不断将新时代中国故事编织进并充实于“中国”浩浩荡荡的精神河流中，才能更有效地“以中国为方法”，在中国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中诠释“新时代”的独特风采。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历史地呈现中国的丰富和纵深。历史地呈现“新时代”，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时间的连续性上表现流变；历史地表现中国，则意味着既要站在“新时代”观照历史，又要引几千年中国文化河流以灌溉“新时代”的精神园地，使“历史”成为照亮新时代的重要精神资源。我们不提供一个西方视野中的景观中国，我们必须提供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综合的中国。我们不但要阐释中国传统的浩荡江河，也要阐释这种传统江河的丰富构成。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精神，不应把传统作为一种僵硬的知识，而应讲透传统背后的幽微，触摸知识背后的人心。在这方面，李敬泽的《小春秋》《咏而归》等作品就提供了书写中国传统独特而有效的路径。而张定浩、黄德海等批评家，近年也深入到中国历史的腹地，去重新阐释中国复杂的文化精神。这种从中国表情到历史化的中国精神的对照和辩证，无疑也是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有益探索。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还涉及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问题。无论是时代之新变还是中国之辽阔，都决定了其催生的经验必有驳杂含混及尚未获得充分理性观照的特点。因此，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述发生在当下时代、当下中国的故事，而是要在形形色色的中国表情和来来往往的中国经验中由偶然抵达必然，有机地融合偶然与必然，从而提炼、捕捉和定格真正具有内在性的“新时代中国精神”。这既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现实主义的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前景蒙上前所未有的阴霾。许多方面都还处在粗糙满足阶段的中国，应该确立什么发展目标？为此，笔者提出把“健康”作为社会发展目标。健康不仅是个体状态，更重要的是社会状态。没有社会健康，个体健康就没有依托和意义。“健康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在新形势下的升华。

健康是相对疾患而言的，人类罹病原因有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因素。传统社会中，贫穷是罹病的主要社会原因，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情况逐渐倒置。现代社会高度融合，如果风气不正，便很难抵制国内外精神污染，体质健康也无法保证。改革开放后蔓延的艾滋病等许多恶疾，如果主要归结于贫穷，是完全说不过去的。相反，普遍高发的心脑瘀塞、恶性肿瘤等致命疾患，不少就被称为“富贵病”。青少年的衰弱，与呵护过头有关。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揭露了游戏泛滥所带来的人生痴迷和沉沦，该病已经浸染到穷乡僻壤。

促进社会健康发展，首先要保证物质文化的健康性质。目前显性的生态破坏在道义上已无容身之地，而建设项目对原生自然的冲击却在上扬。为了改善民生和增强国防，必须要力推技术开发，但即使是重大项目，也应当尽量减小代价。坚决制止对城市规模的盲目追求，留下足够的自然空间。高技术应按风险的可测、可控、可逆原则做应用选择，高风险技术以国家掌握为限。应当警惕：在社会大面上过分采用智能技术，会导致体力脑力倒退！

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其次要保证行为文化的健康性质。《本草纲目》早有野生动物毒性的记载，现代野味食用不能归咎传统文化，而是与猎奇炫富心理被商家利用相关。生态文明已成国本，用它可以规范全部消费行为。文明是从知耻开始的。如果为寻求刺激而不懂收敛，是向动物倒退。倒退的危害可能超过动物，以致山河暴殓与灾祸横生。

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再次要保证制度文化的健康性质。制度的优势，在疫病抗击中已得到再次显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凡人只要经历过这场瘟疫都会明白：一个凝心聚力的中央政权，对全体国民的安危存亡是何等关键！但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体制只能在前进中完善。完善制度文化，需要重视系统的负反馈机制，建设性意见属于负反馈信息，它有助消减信息输出偏差，促使系统稳定。

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最后要保证精神文化的健康性质。健康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人的本质力量价值，本质力量的价值在自觉掌握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为所当为而不是为所欲为。现代国家的魅力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大学的灵魂在于一个朝气蓬勃的学术氛围。历史经验证明，缺乏内生动力，制度约束只能化为创新思想的桎梏。史上“科学救国”主张虽有局限，但的确造就了几代品学兼优的学术脊梁。

总之，把“健康”作为社会发展目标，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均有开创意义。

（摘编自欧阳志远《健康发展目标论》2020.09.08）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材料一：

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习惯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合村并居中“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复制，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

材料二：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远。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