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植物考古属于科技考古范畴，而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研究分支，考古学又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考古学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田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绝大多教可以在自然科学里找到本源。田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两大支柱——地层学和类型学就是如此：地层学源自地学，类型学源自生物学。所以说，现代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深刻的自然科学烙印。而科技考古又是考古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一个研究分支，包括植物考古在内的科技考古与自然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科技考古都属于跨学科研究领域。如果用一句话来界定科技考古，科技考古就是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解决和回答考古学的问题，自然科学是手段，考古学是目的。

植物考古为什么属于考古学？这是由它的研究目的决定的。界定一个研究领域的学科属性首先要考虑其研究目的，植物考古的研究目的是认识和了解古代人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

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不仅是植物考古的最终研究目标，也是现代考古学的研究目的。

20世纪60年代以前，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古代文化的时空框架。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了“新考古学”运动。随着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一些欧美考古学者开始不满足局限于如此具体的考古学研究目标，提出应该进一步探讨古代人类的行为和生活，例如古人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如何生产劳作的，如何相互交往的，如何适应和认知自然界的，等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另外，他们还提出在考古学文化谱系建立之后应该进一步探索这些相互衔接的考古学文化是如何发生演变的，为何要发生变化，即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所以“新考古学”运动后来也被称作“过程考古学”。经过数十年的激烈争辩和实践检验，这些新观点逐渐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并最终成了现今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既然植物考古也是将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的终极目标，当然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畴。

植物考古和其他考古分支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对象。植物考古的研究对象是考古发现的与古代人类生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植物遗存。所谓直接相关就是指那些被人类利用的植物，包括食物、燃料、建筑材料、工具、用具等；所谓间接相关是指那些虽然对人类没有利用价值，但却间接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植物，比如依附在人工环境的各种杂草。

植物是有机物质，长期埋藏于土壤中会腐朽消失，这是植物遗存与其他文化遗物的不同之处，所以不是所有与古代人类生活相关的植物都能够长期保存在文化堆积中，并最终成为植物遗存被考古学者发现，有幸能够长期埋藏在考古遗址文化堆积中的植物遗存分为植物大遗存和植物微小遗存，植物大遗存分为三个类别：炭化植物遗存、特殊保存条件下的非炭化植物遗存、木材碎块和炭化末屑。植物微小遗存也分为三个类别，即孢粉，植硅体和淀粉粒。

（摘编自赵志军《植物考古概述》第一部分“什么是植物考古”）

材料二：

有关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例如，当时在干燥的埃及古墓中曾发现过脱水植物遗存，在瑞士古代胡边遗址中发现了长期被水浸泡的植物遗存等等。但是，这些植物遗存的出土完全是偶然，主要是特殊的埋藏环境为植物遗存的保存提供了条件。另外，当时对这些植物遗存的研究完全是由植物学家独立进行的，其研究结果仅限于对植物种属的鉴定，基本上没有涉及与人类文化的关系，所以这些发现和研究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植物考古学。

20世纪40年代初，在植物学的研究中出现了新的概念，称作“人文植物学”，专门探讨植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植物学的新概念立即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一些比较敏感的，思路开阔的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如果能够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古代植物遗存，然后再探讨古代人类与古代植物的关系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于是，一些考古学家就开始试图通过考古发掘主动地寻找古代植物，邀请植物学家参与考古项目，并与植物学家共同对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研究。但是，当时还是没有找到一种通过考古发掘获取植物遗存的有效方法，他们的发现依然是靠运气，比较系统的植物遗存资料主要还是表源于那些位于干燥地区的遗址或长期被水浸泡的遗址。

20世纪60年代，浮选法应运而生，浮选法的应用有效地解决了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如何发现和获取古代植物遗存这一难题，丰富了考古资料，极大地扩展了考古学研究的内容。继续由田野考古学家兼营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于是，一些考古学者在植物学家们的帮助和培训下，或者一些植物学者在考古学家的帮助和培训下，开始专门从事研究古代植物遗存及其与古代人类文化的相互关系，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有关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于是，植物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中的一个新的研究分支逐步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摘编自赵志军《植物考古学讲稿》第一部分“植物考古学简史”）

材料一：

从微信读书、网易云阅读到咪咕阅读，在各类应用软件的推动下，数字阅读正深入人们的生活，“一屏万卷”成为现实。而随着5G商用牌照的发放，VR（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数字阅读的应用场景和用户体验将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未来，数字阅读发展将驶入“快速路”，赢得更多用户。

“一屏万卷”成为现实：作为全媒体时代新型的阅读方式，数字阅读扩展了书的样态和文字传播的介质，也丰富了人们的阅读体验和精神文化生活。《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下文简称《白皮书》）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阅读整体市场规模达254.5亿元，同比增长19.6%，仍处于较快增长期。其中，大众阅读市场规模占比逾九成，是产业发展主导力量。从投资市场上看，2018年数字阅读产业的融资数量共57笔，融资金额呈现上涨趋势，达70.3亿元，这表明数字阅读产业依然受到资本市场青睐，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如今，手机应用商店里的各类数字阅读软件层出不穷，也给予用户更多的读书选择。摆脱了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人们都能通过一方屏幕阅读。

“听书”成时髦方式：近年来，不少精品网络文学被改编成影视剧和电影，影视剧和电影的走红又带动了网络文学落地，纸质书籍陆续出版。优质的数字阅读内容还走入了海外读者的视线中。目前，有超过500部网络文学作品被翻译“出海”。海外中国网络文学网站日活跃用户超50万人，日均访问量超过500万人次。在各方积极推动下，中国的学术类、知识类、文献类数据库进入世界各国政府公立图书馆和知名大学图书馆，国内知识见闻平台推出3门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线上课程。

数字阅读产品质量的提升，也刺激了读者的付费意愿。据《白皮书》统计，2016至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的电子书付费意愿持续提升，2018年达到66.4%。其中，有68.7%的电子书用户愿意付费在20元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付费阅读产品中，音频内容尤其受读者欢迎，“听书”成了一种时髦方式。

5G让数字阅读更有趣：人工智能、VR、AR（增强现实）、5G等技术的发展，使数字阅读的空间和场景得到极大拓展。未来，5G万物互联的特性将使“万物皆可为媒体”，车联网、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都可能成为阅读的载体，各种终端阅读设备之间也能实现无缝切换。5G高速度、低延时、大容量的特性将开发更多体验场景，令用户的沉浸感更强。

人工智能技术也有望助力听书市场高速成长。随着语音合成、情景识别等AI技术日趋成熟，听书节目甚至一切语音播报信息都能得到整合，从而实现智能匹配与处理。这意味着，用户在聆听文章朗读时能够选择自己的声音偏好。这样一来，有声内容的成本降低，产品数量会快速增加。更好的用户体验将带动中国新兴阅读市场，特别是听书市场的规模化发展。

[摘自《中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达254.5亿驶入高速“车道”》，《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e阅读，让生活更美好”，这是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的主题。会上发布的《2018年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也用一串串数据证实了“e阅读”是如何深入生活的：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已达4.3亿，人均数字阅读量为12.4本，人均单次阅读时长已达71.3分钟。回顾历年数据，每一项数据都在增长，数字阅读一派快速发展势头，令全民阅读与数字中国建设的成就愈发清晰。

从校园到机关，从企业到军营，从城市到农村，如今，又从线上到线下，共建书香中国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与期待。2014年至2019年，全民阅读已经6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期间，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已经在全国范围广泛深入开展，河南、深圳等地出台了促进全民阅读的法规条例，北京、浙江、广东等10余个省份将全民阅读从4月读书月延伸至全年，全民阅读已进入常态化、法制化，形成长效机制。于是，书店成了“打卡圣地”，书籍被称为“旅行伴侣”，阅读已是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

自2017年起，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开始发布“中国青年阅读指数”，今年的阅读指数显示，青年用户继续以高时长高频率“霸屏”数字阅读，青年对哲学及社会科学的阅读需求十分旺盛，这一现象既让人欣喜，又标识出了发展数字阅读的责任，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为青年提供更多更好的数字阅读产品，方能让书香中国更加馥郁。

（摘自《数字阅读让书香中国更加馥郁》）

材料三：

中国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相遇，会碰撞出崭新文化产品，带来丰富别样的文化体验。新技术手段已经深入影响文化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方式，催生文化生产新业态、新生态。例如，2018年用户已超4亿的中国网络文学，成为影视文学最大来源，且受到海外读者追捧。另一方面，“网生代”文化消费行为与审美趣味也不同于前代人，喜欢在更多元互动的沉浸场景中获得体验。文化创造者要利用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营造虚拟场景，丰富充实传统文化空间，创造出可广泛共享的产品，为公众提供沉浸式的文化参与体验。

发掘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要注重把典型化提炼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产品塑型结合作为目标，创造出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受人欢迎的“网红”产品。目前，不少地区注重地方文化资源IP（知识财产）化，多样化数字内容带来丰富文化体验，也为地方品牌推广提供网络传播抓手。走得更远的是，将虚拟内容与实体经营结合，通过创造一个特定IP，借助完整链条开发实现多样态文化产品运营。比如日本多年来通过对“初音未来”这个虚拟角色的运营，经实现个人演唱会、游戏、唱片、实体店持续经营运作，成为数字技术创造IP形象进而实现实体化发展的经典个案。虚拟人物造就真实体验，数字科技助推文化传播，前景可期。

（摘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