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厄尔尼诺今年真的会来吗？

①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大部海温，在今年5月份和常年平均值相比偏高0.5摄氏度以上，“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且未来有可能形成中等强度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

②“厄尔尼诺，简单来说是一个气候现象，它是发生在热带太平洋，海温异常增暖的现象，大范围热带太平洋增暖，会造成全球气候的变化。”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郑飞说。

③郑飞指出，从监测公报来看，今年5月份已经进入到一个厄尔尼诺状态，在热带中东太平洋地区，平均海温相比常年平均值，超过了0.5摄氏度，但是这个状态要维持3个月以上，才认定它是真正发生了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④“如果从5月份开始到7月份，这三个月一直维持在正的0.5度以上的平均海温，可能到7月底的时候会认为发生了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如果7月份海温掉下来、8月份又升上去，又要从8月份重新开始算了，之前5、6月份增加的海温就不算了。”郑飞说。

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丁一汇院士指出，今年会不会发生厄尔尼诺事件，还要看7月的平均海温，目前认为有80%的可能性厄尔尼诺会继续发生，从大多数模式预测的结果来说，还是比较倾向于7月份基本上能够发生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

⑥“通常厄尔尼诺年，世界各地灾害不一样，几家欢乐几家愁。”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郑大玮说。

⑦“从更长远来看，今年的厄尔尼诺的意义不在于今年，而在于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会不会扭转全球变暖的停顿和趋缓的趋势，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丁一汇说。

⑧农业部有关负责人分析指出，多年研究数据表明，发生厄尔尼诺现象时，秋季我国南方可能出现低温阴雨，北方可能出现秋旱，东北初霜冻时间可能提前，不利于南方中晚稻和北方秋粮丰收。

⑨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国际最新统计，厄尔尼诺发生时，大概要造成玉米、春小麦、冬小麦、水稻等世界四大农作物减产2%左右。对于可能遭遇的厄尔尼诺事件对农业的影响，要高度重视、有所准备，但也不应过分惊慌。

⑩郑大玮指出，从历史上看，厄尔尼诺年对于北方的玉米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目前像华北南部偏西一点，旱像露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到盛夏、秋季有可能发生干旱。目前来看，黄淮地区，首先是把夏玉米抢时间尽快种上去，并抓紧适时中耕。东北地区有可能发生冷害，要采取促早熟的措施，如适当地增加磷肥、控制氮肥等。

⑾对于南方地区，要注意对洪涝早做准备，提前疏通田间排水系统。要有蓄洪准备，提前进行人员疏散转移，做好补偿。充分利用蓄滞洪区和上游的水库蓄水、拦洪，必要时要牺牲局部、保全大局。针对很多湖泊已用于养殖的现实情况，要早有预案准备，确保能够及时发挥湖泊的调蓄功能，减轻损失。

（选自《科技日报》，有删改）

文学在社会中承担何种职能？它的功能和意义如何？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恰恰意味着文学的功能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妨将广义的文学缩小到叙事文学的范围内来专门加以观察。

小说在西方18、19世纪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仅仅是个文学史特例，它并非历来如此。事实上，从《荷马史诗》一直到18世纪初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或小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与音乐和绘画一样，文学长期以来一直蛰伏于宗教和权贵的巨大阴影之下。

同时，文学的社会性内容也受到一定的压抑，对世俗生活的记录或对个人经验的描述尚未成为文学的重要使命。不论是埃斯库罗斯，还是索福克勒斯，他们作品中个人经验的呈现和表述都是在神话的结构下展开的，同时与集体和社会的经验难以区分。悲剧的发生总是与不可知的命运、必然性以及上帝的存在纠缠在一起。在中世纪，薄伽丘和乔叟的写作表明悲剧中的上帝形象开始向世俗显贵人物转移。按照雷蒙·威廉斯的描述，悲剧的重点已经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与苦难”转向世俗社会的“成功与失败”，而“命运越来越多地指涉世俗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对上帝的信仰仍然主宰着悲剧的最终和解。而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文学对于世俗经验的描述的比重进一步加强，悲剧发生的动力从命运的逻辑和上帝的意志变成了个人选择性的行动，特别是这种行动在道德上的过失和瑕疵。

从文学的功能方面来看，它与宗教一样，都是超越现实的伟大的激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的局限性，使人们在欲望受到挫折时，在遭遇生活中的巨大不幸或失败时，希望能从文学中找到解释和安慰，因此文学中就有了超越现实的创作。只不过，这种超越往往是象征性的，是作为一种代偿的机制而出现的，不可能获得理性的证明。和宗教活动一样，超越的途径是一种想象性的和解与欲望的满足，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在西方悲剧常见的形式中，威胁的解除和欲望的满足都由于最后上帝的出现或暴力政权的更迭而获得解决。

在阿拉伯著名的《一千零一夜》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代偿性安慰机制的重要性。在假托谢赫拉扎德讲述的故事中，不管主人公的经历和遭遇如何充满凶险，曾经出现过怎样的挫折、失败和幻灭，到最后，绝大部分结尾总是以和解结束。在中国古代的叙事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夸父逐日的结果显然是悲剧性的，但夸父被烧死之前所投出的手杖却变成了一个森林，因此这种失败未尝不可以被描述为一次胜利。

问世于17世纪的《聊斋志异》为我们考察这种超越机制提供了一个范本。为什么《聊斋志异》会出现在中国的北方，而非江南，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陈寅恪的解释是：《聊斋志异》的出现是社会环境压抑的结果，从而假托于狐女灵怪，对自身的经验和欲望进行宣泄、超越。而在晚明时期的江浙地区，由于地方丝织品经济所造成的社会繁荣，特别是当时社会名流生活风习的政治性空间已有了相当自由度，文人雅士已经可以在世俗社会中与那些“狐女”（比如柳如是等人）自由往来，不必像蒲松龄那样假托于梦幻了。

18世纪末，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开始在欧洲诞生，由于宗教的衰弱和资产阶级的日益强大，为了化解日益粗鄙化、程序化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危机，文学开始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其功能在两个方面被加以强调：作为一种宗教替代品的价值系统，作为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安慰剂和黏合剂。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启蒙运动的深入，文学从一种神秘的经验开始转变为一个“科学化”的、可以被我们充分认知的知识领域。

发轫于18世纪末的欧洲文学变革，与其说是对文学功能的重新发现，还不如说是对文学的强行“征用”。而中国近现代小说革命和文学革命则毫无疑问受到这一变革的影响，尽管两者之间的出发点、具体进程和后果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文学作用的过分强调。小说这样一个形式，从“街谈巷议”的微末小技，一跃而成为关乎民族、国家存亡的关键。

（摘编自格非《文学的邀约》）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作为民族历史文化遗存，在漫长的岁月传承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例如本来是象征驱除侵害人类生活的力量与因素的仪式，在反复举行之后，就变得别有意味了。端午节就是例子。为避萌动的邪气，需沐浴兰草汤、采药、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这一人类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所有的节日都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清明节扫墓祭拜，是追念自家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通过人的行为方式流传下来的。但这些节日能够作为民族文化的物化形式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更依赖文学书写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和描写，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乃至只要提到某个节日，人们就会立即联想到某一首诗词或某一篇文章。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可以说，历代有关传统节日的文学作品，装点了传统节日，强化了民族的集体记忆，牢牢绾结起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里值得珍存的部分。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其结果是提高了人类掌握对象世界和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贪恋于高速交通工具和钢筋水泥的森林，就难以驻足花前月下，感受自然之美，以至于再好酒的人，也领略不到李白的诗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妙处。科学的去魅，使人类心灵里的形象世界日益干瘪无味。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就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变得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节日体系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毕光明《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