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最近一段时间，四川、湖北、新疆等多地的文旅局局长们，纷纷扮相出镜，为家乡代言、为旅游助力，不少人也成为“网红局长”，可谓“火出了圈”。

从办公室到镜头前，文旅局长们的“躬身入局”，引发不小关注。认为接地气的有之，认为有创意的有之，认为真代言的有之；当然，质疑质量不高、扮相不好、身份不妥的也有之。毋庸置疑的是，经由“网红局长”们介绍的地方，知名度大增、好感度提升，吸引不少人的目光。文旅局长的“出圈”，是一种充满创新意识的探索和尝试，不妨给予更多包容与鼓励。

“网红局长”的创意之举，展示了特色文旅资源，迈出了成功的重要一步。下一步的关键是，各地既要重宣介、抢占流量高地，又要重质量、做好服务保障。只有当广大游客深入其中、身临其境，感受到真实如一的文旅体验，才是文旅宣传与文旅发展的共赢。因此，做好前端的“出圈”工作，做好后端的“品控”工作，环环相扣、品质支撑，才能真正赢得好口碑。

换个角度看，文旅局长们愿意、敢于跨界代言，也是工作意识的一次转变和突破。这是从创意到参与，从设计到出品的全新尝试。这种放下身段的融入，展现了敢于尝试的担当和胆量。在互联网日益渗入生活的今天，广大干部触网用网、能干会干，尽量把网络流量转化为发展红利，既收获实效又锤炼能力，何尝不是应时代所需、赶时代潮流。带着情怀、站在风口上的干事、作为，会激励更多人参与进来。

当然，创新需有度。对广大干部来说，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在做好本职工作、履行职责使命的基础上，合理合情的探索创新不失为有益的尝试。同时，专业的事不妨交给专业的团队，力争通过激活优质资源实现突围跃升。把有意思的事做得有意义，以好思路拓宽好出路，需要齐众心、汇众力、聚众智。

善用新媒体新技术，注重意识转变、思路调整，创造性开展工作，是对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要求和期待。相信由文旅局长们的“出圈”开始，可以带动更多党员干部俯下身、沉下心，不畏难、做实事，尊规律、出创意，以创新求变的努力、真抓实干的精气神真正造福于民、助力发展。

（摘编自人民网《文旅局长“出圈”以好思路拓宽好出路》）

材料二

近日，由西安大唐不夜城景区推出的“盛唐密盒”表演火爆异常。该表演由两位扮演“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工作人员出题，并随机挑选游客上台参与答题。“房谋杜断”组合配合默契、谈吐风趣，与游客的互动更是“爆梗”不断。从历史典故到诗词歌赋，从加减乘除到脑筋急转弯……两位穿越而来的唐朝名仕，化身“接梗小能手”，“演艺十体验”的表演形式令人耳目一新、欲罢不能。

伴随着“盛唐密盒”的爆火，大唐不夜城成功打造出新IP，西安引起更多人的打卡兴趣。

单纯从制作成本来看，“盛唐密盒”可以说微乎其微，但在流量密码的加持之下，“盛唐密盒”的出圈之路越走越远。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其中融合了时下非常火爆的脱口秀形式，更在于将历史文化知识娓娓道来，通过“房谋杜断”组合，赋予传统文化更新的时代表达，为沉浸式演艺增添了文化的气息。

作为典型的引擎经济、流量型经济，文旅产业不仅能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能延长产业链条、带动区域经济的综合发展。近年来，文旅消费者越来越看重品质化、特色化的旅游体验，文旅市场也因此进入创意制胜的时代。在此过程中，尤需警惕“买椟还珠”式营销——如果说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是精巧的木匣，文化内核才是其中熠熠生辉的宝珠，这恰恰是最珍贵，而又最容易被忽略的内容。

从董宇辉持续受到关注，到“绝望的文盲”遭受群嘲，文化属性在文娱类产业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的生命力是持久而强大的，依托于文化内核，现代的文艺表现形式可以流露出厚重的历史韵味，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盲盒，也能展现出寓教于乐的功能。反之，如果失去了文化内核，红极一时的营销创意很容易昙花一现。

前一段时间，各地文旅局长纷纷披挂上阵，虽然一时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但多数地区最终都归于沉寂。究其原因，同质化的“内卷”很容易使人审美疲劳，如果没有持续稳定的旅游产品支撑，无论旅游局长多么卖力，终究无法持续保持热度。

创意无限的年代，所谓“出圈”更多需要个性化表达来完成，而基于文化内核的个性化表达，首先就建立在充分调动本地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成功路径无法简单复制，以“盛唐密盒”的走红为观照，如何发掘本地文化资源、发挥独特文化优势，值得思考和借鉴。

（摘编自《“盛唐密盒”爆火，卷文旅局长不如卷文化内核》）

材料三

后疫情时代，文化旅游市场将会是什么样？一切围绕“沉浸式体验”为目标。沉浸式文化旅游消费是未来的主旋律，旅游演艺是沉浸体验的重要IP内容。

完全投入情境当中，注意力专注，过滤掉所有不相关的知觉，即进入沉浸状态。沉浸体验是一种正向的、积极的心理体验，它会让个体参与活动时获得很大的愉悦感，从而促使个体反复进行同样的活动而不会厌倦。2018年是“沉浸式旅游”的井喷年，疫情后将持续升温变成常态，应用场景也从城市转战旅游景区，成为文旅项目吸引人气的新选择。

互联网技术崛起，旅游产业也将迎来体验化的新时代。近几年来，新科技在舞台上的应用，打造出观众体验的沉浸环境，不单在空间上对正统旅游演艺做出了突破，更是从故事文本、观演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美学追求。

以人为本，用“沉浸体验十旅游演艺”的运营，实现综合价值叠加是对消费者的最大尊重。一处景区、一条文化商业街区，无论大小，重要的都不是体量而是文化，而文化是根源于景区与城市的特定基因。这种独特基因的挖掘、绘制、捆绑和再现，即是形成特色的快捷通道。一处景区、一条文化商业街区更新运营本质就是满足于服务这个城市市民与游客幸福生活日益变化和增长的需求，是幸福沉浸的生活工程。

当文化和商业发生碰撞，观赏游览与沉浸式体验交融应该是一场唯美的交响乐章。城市是琴弦、文化是乐谱、运营是弹奏，沉浸就是触动心灵升华的翅膀。

（摘编自《后疫情时代，沉浸式文旅“爆火”后应该如何运营？》）

材料一：

2015年以来，国产动漫《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接连登陆大银幕，改变了中国电影市场中好莱坞动漫、日本动漫独领风骚的现状。“国漫”的亮眼表现离不开鲜明的国风内核：以中国传统文学文本为母题，对其加以现代阐释和改编，从而生成既传统又现代的全新中国风文化IP。这些IP由于其融汇古今的全新中国风格切中其生存体验和审美经验，备受Z世代追捧。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电影在人物设定、价值理念等方面都没有完全遵照某一神话母本，而是对其进行具有现代特征改编。面对命运的捉弄，哪吒在绝望中呼喊出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一具有鲜明个人主义色彩的口号切中了Z世代强烈的自我意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青年群体津津乐道的网络流行语。《哪吒》的结局也并非经典模式当中弱者战胜强者、正义战胜邪恶，而是“灵珠”与“魔珠”携手实现保护苍生与救赎自我的使命，其背后隐含的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以及阴阳互生的哲学观念。《哪吒》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而超越了流行文化的窠臼，让作品具有了“余衍层”，兴味蕴藉、发人深思。

国漫的异军突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时代精神的召唤与显现。国漫电影也并非书写时代心灵的唯一形式，近年来借助B站、抖音等以短视频UP主为特色的社交平台，汉服、古筝、田园生活等古风文化成为Z世代最喜爱的“民族风”。但古风并非Z世代初创，远有五四时期的武侠电影，近有金庸、古龙、梁羽生，除此之外还有各类历史、古装或穿越题材的文艺作品。它们与Z世代古风文化共享着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看似相近，但在媒介特性和文化逻辑上却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Z世代古风文化的视觉性特征。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风格的视觉元素不再是叙事的附属而存在，而是成为主导。

Z世代迷恋古风文化，但不再局限于江湖里的侠客故事，而是更钟情于古风视觉符号的审美化呈现。古风文化从叙事到展现的转变背后，是媒介环境的转型。Z世代生长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取代了文字成为文化生产和传播的主导媒介，视觉性远比故事性更能吸引观众，忘掉故事、记住画面，这是古风文化形态转变的社会动因。同时，与文字相比，图像娱乐性有余而深刻性不足。不过近期的古风文化现象让我们看到，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Z世代习惯于互动式和参与式的传播方式，互动和参与过程中不仅能够深化情感，还会产生无数的超链接文本，这些文本纵横交错，成为密集的文化网络，在多个维度上丰富他们的知识体系，从而避免读图带来的浅薄化问题。

对于Z世代来说，古风视觉符号系统并非终结而是开始，承载着中国古典审美的古风视觉文化，不仅能够唤起Z世代的文化记忆和民族认同，而且能够生成超文本，与众多文本发生链接，进一步加深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情感，如此生成的文化闭环，也正是越来越多青年成为民族文化“自来水”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刘润坤、张慧瑜《古风国漫“破圈”：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文汇报》2021年11月03日）

材料二：

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流行文化和时尚文化往往都是标准化的社会生产所主导的，大量标准化和同质化的产品都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以同样的形态展现在橱窗面前。古风文化实际上是对文化产品工业化和流水线化的抵制。具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希望获得有特点的文化产品或者是艺术表达形式，各式各样的古风文化产品也就应运而生。但是古风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商业化和复刻化的过程中，当流行文化与商业化结合在一起时，古风文化从最初给人眼前一亮，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大量同质化的产品。丧失了其创新性和创造性，也不利于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这直接关系到古风文化能否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工业化、标准化、商业化的生产过程中，如何保持古风文化的独特性是一个需要思考的话题。

古风文化的发展要避免三个误区：一是不能过分夸大古风文化在文化传承和文化接续中的作用。古风文化尽管容易被普通民众所感知，其所涵盖的内容也只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中的沧海一粟，仅凭古风文化一己之力，恐怕还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和文化接续。二是古风文化产品要避免粗制滥造问题。古风文化从小众走向大众过程中必然有市场运作和商业化的推动，成为商家牟利的手段，引发了模仿、复刻的风潮，却因为文化的同源性难以被定义为抄袭，进而引发粗制滥造和炒作的现象，不利于古风文化的发展。三是古风文化产品不能过度依赖“粉丝经济”。古风文化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依然集中在粉丝圈内，“粉丝经济”是支撑古风文化的关键消费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粉丝经济”的后果会导致依赖古风文化形成的趣群化群体越来越集中，反而不利于其发展。

此外，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也可充分利用古风文化流行的契机，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古风文化的流行在改变文化断裂上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但作为文化传承、文化接续、文化输出的工具和产品，尚显不足。因此，培养和挖掘古风文化的优秀创造者，需要政府、社会和平台共同努力。

（摘编自田丰《古风文化的特征及其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