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颦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了节目自身的魅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等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

在娱乐致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用自身经历的方式去“言传身教”，加上阅读文本本身的大众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朗读者》第一个引起高度共鸣的朗读者是翻译界大神许渊冲。人民日报微博安利了一个许先生的《朗读者》片段，转发两万多条。

纵然电视上体会到的文字之美不如阅读更深沉彻底，但在浮躁的时代里，《朗读者》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把观众拉回到文字上。朗读是美的，更美的是字句下面那些真挚的悲欢和浪漫，那才是永不过时的价值。这两档节目不就证明了吗？

（摘自“中青在线”2017年3月9日报道）

材料三：

当日，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的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高峰排队时长超过9个小时。这是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设置的一个环节，旨在让朗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朗读亭里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个摄像头，每位“朗读者”进门后对着麦克风就可以开始朗读自己心目中的好文章，限时3分钟。据悉，继上海图书馆之后，朗读亭还将出现在上海另外两到三个地点。

此前，中新网2月21日报道，当天，一座朗读亭现身杭州街头，浙江杭州不少市民在朗读亭前排队等候朗读诗歌、作品等。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上海报道）

材料一：

伴随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读书方式、阅读习惯有了很大改变，实体书店的发展受到不小冲击。相关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数字化阅读呈快速发展趋势，纸质阅读呈放缓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以新华书店为代表的老牌实体书店纷纷走上了转型之路。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实体书店或引进时尚的设计理念与元素，打造“高颜值”书店，成为“打卡圣地”；或在原有传统业务的基础上，通过“书店+”等方式打造复合式文化平台；或积极进军社区或乡镇等薄弱地带。在拥抱新技术、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实体书店的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变革与创新贯穿始终。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扶持力度，为实体书店转型发展创造新机遇。当前，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个性化、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增加。“碎片化”的网络阅读不可能满足所有公众的需求，文化氛围的熏陶是实体书店的独特优势。相关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图书销售网点同比增长4．3%，从业人员同比增长5．5%。一大批特色书店在各大城市兴起，规模不减反增。

书店不仅是文化体验场所，更是一座城市的“灯塔”，是广大读者的心灵“栖息地”。它的核心是书籍，对象是读者。在书店转型的过程中，过于追求“吸睛”“圈粉”“人气”，而忽略图书质量和服务，可谓本末倒置。这会导致能读的书越来越少，杂货商品越来越多；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游玩的人越来越多；读书活动越来越少，商业性活动越来越多。书店也就逐渐丧失了其本身的价值与内涵。

时代在变迁，变的是书店的形式，不变的是人们从阅读中获取精神慰藉的需求。“腹有诗书气自华”依旧是很多人的信念与追求。相较以前，读者越来越重视阅读时的体验。无论是老牌书店还是新兴特色书店，能否在满足读者日益精品化、差异化的阅读需求上做到极致，形成自己的读者群，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发展前景，毕竟书店既需要用“面子”吸引人，更需要靠“里子”留住人。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有删改)

材料二：

在电子阅读的冲击下，实体书店的生意日渐冷清。但近两年来，一批“高颜值”书店逆势而行，将看书与休闲相结合，掳获了一众文艺青年的心，并且凭借独特的设计风格成为网红打卡之处。

不过，随之而来的也是争议。有人认为，网红书店的“形式大于内容”，存在过度商业化的嫌疑。一些年轻人到网红书店也未必是买书，而更多是拍照留念。

这种担忧是多余的。一方面，网红书店只要不是喧宾夺主，为了确保书店能够有起码的盈利空间，开展一些复合型经营项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不应该被苛责。毕竟，对书店而言，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一些书店出售周边文创产品，定期组织线下读书沙龙、专家学者讲坛活动，或是举行亲子阅读活动等，让书店从单纯的卖书场所变成一种以读书为纽带的线下社交场所，这其实是对书店功能的延伸和拓展，一定程度上也是在重新定义“阅读”，这是过去的书店所不具有的。

事实上，在讲究吸引力和体验感的时代，一家书店人气，除了与书籍本身的质量有关，也与阅读氛围的营造有关，而这也是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城最大的区别之一。尽管实体书店不再景气，但是纸质书的销量依旧在增长，且国民综合阅读率也在继续上升。两者竞争“顾客”，靠价格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使阅读体验感和仪式感达到极致，才是正确的方向。

当然，网红书店仅有颜值是不够的。但凡成功的网红书店，它们在书籍选择、摆放以及其他服务上，都有自己的窍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专业性。如日本就有专门的书店“选书师”，他们结合书店环境选择书籍并进行摆放，并根据读者的阅读喜好，以最快的速度推荐读物，还能为读者一对一地制定阅读计划。

实体书店最红火的年代，恰恰也是信息相对匮乏的年代，人们接收的信息大多来自书本。而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阅读和接收信息的方式也在被重塑，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书店也必须保持“传统”的味道。作为书店生态多元化的一种体现，网红书店更有利于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给社会创造更多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空间，同时也为实体书店赢得生存空间。

（摘编自朱昌俊《注重阅读仪式感，网红书店胜出实属必然》）

材料三：

书店变网红，本质上是通过人际关系的网络营销将书店赋予更多的社交属性。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面对纸质出版行业的落寞、网络阅读习惯日渐养成，传统书店进行产业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从上海“光的空间”新华书店邀请国际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操刀设计，到北京三里屯三联韬奋书店积极探索24小时营业，书店纷纷“拼颜值”“秀演技”。

网红书店通过装修设计、综合服务、网络营销等手段吸引消费者，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吸引来的“消费者”转化成“读书人”。这不能仅依靠商业营销来解决，关键在于文化内涵的挖掘。只有在增加受众需求分析、专业服务和文化底蕴方面下足工夫，书店才能更好地满足公众旺盛的文化需求。

（摘编自王法治《网红书店不只是“打卡”》）

材料一：

2020年，“内卷”一词成为风靡一时的“时髦”词汇，入选《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的“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当下，这一概念已被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泛指这些领域中消耗性的、过度的竞争现象。

近日，知乎社区话题“怎样通俗易懂地解释内卷是什么意思”的访问流量已超过500万，回答超过1000条，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回答：一种情况是在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内部人浮于事，没有业务，员工在大量表面工作上浪费时间，呈现出一种低水平状态里循环往复的样貌。另一种情况是本来某团队每天工作八小时，准点下班，然而其中有一人因想多赚点钱，开始加班一小时。每月都能涨工资的梦想计划使得大家都开始效仿加班一小时、两小时，由此便诞生了所谓的“996”（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工作制。分析这两种情况，可以看出员工每天看似忙于复杂化、精细化的工作，实则没有带来工作效率的提升，更没有带来收入的大幅上涨。所以“忙而无用”“穷忙糊口”虽在形式上表现为青年群体在工作、学习等方面的一种生活样态，实质上却反映出青年群体面对自我价值实现、工作制度、社会环境等问题时所作出的妥协，表现了青年群体中低效率或无效率化的“内卷”特征。

有学者提出“过度竞争造成了产业内的生产能力大面积闲置，阻碍了稀缺经济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产业部门转移。”过度竞争影响了有效竞争的效率，打破了长期均衡的竞争格局，从而造成生产力严重过剩，经济效益低下，最终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青年“内卷化”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并具有“过度竞争化”的本质特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认为：“这群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正面临着普遍的困境：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筋疲力尽。”这句话戳中了无数大学生的泪点，道破了高校大学生的生存困境。青年大学生为追求短期功利的高绩点，而沦陷在无休止的竞争中。他们整天忙于各种竞赛、评比、实习、保研又或是出国，看似忙碌而充实，却无长远规划。总之，部分青年群体把自我需要的满足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宗旨与目标，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争抢式的努力之中。

青年“内卷”现象表现的是部分青年缺乏科学认知及理性思考，转而在网络世界中逃避社会现实，本质上是对主流精神文化的一种反叛与挑战。首先，因为青年群体的价值观还处于不稳定期，容易受到外界干扰而发生转变。部分青年追求一种通过否定他人来成全自己的优越感，表现出与追求真善美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价值取向。其次，另一部分青年群体由于受到时代条件、社会文化、经济结构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自我重复、自我内耗、无法向外拓展的状态，又或是因互相之间的比拼而遭到失败，表现出不思改变、不谋开拓的状态，与主流价值中的富有创造性、敢试敢为、敢于正视挫折绝缘。他们利用多媒体，通过语言、文字、图画、视频等表达集体焦虑的情绪。加之，青年群体由于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他们只能用自嘲、调侃的语言表达不满，这也是强压之下的一种反抗。

处在人生发展期与社会转型期叠合的新时代青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决定着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因此，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一方面要为青年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另一方面要增强青年的创造力和抗逆力，推进青年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内化，使其顺应新时代的召唤，扛起时代之重任。

（摘编自卢晓雯《壁垒与破壁：当代青年“内卷”现象的现实表征与规避之道》）

材料二：

在三十而立、成功学等思维模式的鞭策下，大家紧绷着，心累却不敢停，也因为害怕下坠，只能在抱怨内卷中继续内卷。而受够了在成功学指导下内卷的年轻人开始质疑“成功”的定义，接纳自己成为不一定要“冒尖”的普通人，也更乐于发现和欣赏细碎的日常生活。

正如作家弗洛克所说：“有意义的交谈、深思熟虑的思考、无拘无束的笑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少发生在单调乏味的工作之中。”让人松弛舒适的细碎日常与休闲不是放纵与偷懒，而应是生活之必需。

作家梁文道在谈话类节目《圆桌派》中曾说过：“农民的累，更多是体力上的劳累，不是被虚无感、空虚感驾驭的累。现在年轻人的累除了赚钱之外，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寻求什么。”

相反，也有人可以“007”（从0点到0点，每周工作7天）却不觉得卷，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赛道，即使累也乐在其中。清楚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的人，盘算过需要为此付出多少努力之后，更能做出自己的选择，而非随波逐流地内卷。

其实，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但在这个信息量庞杂的时代，很容易被外界的噪声淹没而迷失方向。拒绝噪声的影响，忠于内心的理想，健康地与这个世界连接，找到自己想要什么且坚定地付出行动，才是反卷之根本。

（摘自耗耗子《都在说反卷，你却还不知道为什么被卷》）